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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头鸟”一词,很多大型辞书都收录了。1936年版《辞海》“九头鸟”条云:“①九头鸟亦名苍鸆。②今喻狡猾之人为九头鸟。”1979年修订本《辞源》(第一册)“九头鸟”条云:“传说中的妖鸟。后也以九头鸟比喻奸诈狡猾的人。”1986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九头鸟”条云:“①传说中的不祥怪鸟。常用以比喻奸猾的人。②鬼车鸟的别名。”台湾三民书局民国七十四年出版的《大辞典》“九头鸟”条云:“1.不祥的鸟。有九头。一名苍鸆。2.比喻狡猾的人。”从以上几部大型辞书的释义来看,“九头鸟”是一种传说中的不祥怪鸟,后来用以比喻奸诈狡猾的人。显然,当用“九头鸟”来比喻人时,是含贬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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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初以“九头鸟”来比喻人时,是含褒义的。《太平广记》二九六载有张君房《脞说》:
隋董慎为冥府追为右曹从事,仍辟常州秀才张审通管记。慎令为判,申天府。有黄衫人持天符云,所申不当。慎大怒,呼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审通遂再判之。后有天符来云,甚允当。慎喜,命左右割去耳肉,令一小儿擘为耳,安于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可乎?”审通复活。后数日,觉额痒,湧出一耳,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
由此可见,人们最初是以“九头鸟”来比喻“三耳秀才”这类聪俊的人,是含褒义的,所以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的《辞源》(正续编合订本)“九头鸟”条解释说:“盖时人以九头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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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后,“九头鸟”用来比喻湖北人,所包含的感情色彩也由褒义转为贬义。明代的湖北江陵人张居正,为了整顿朝政,就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如推行“一条鞭法”。《孟子·离娄上》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改革必然会得罪保守派,触犯一些豪强巨室、贪官污吏。那些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权贵憎恨张居正,于是咒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台湾学者余远媒写的《九头鸟歌》说:“只有鄂人张居正,忧君忧国心如捣。隆庆年间初入阁,有心尽把污尘扫… …为此与人结怨多,被人诅咒九头鸟。”自张居正之后,人们常把湖北人与不祥之鸟“九头鸟”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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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人们由过去的揶揄与嘲讽变成了某种褒意。”[1]159从此,“九头鸟”被赋予新的含义。有的企业和产品以“九头鸟”冠名,有的报刊以“九头鸟”作为专栏,有的网络以“九头鸟”命名,甚至有的人以“九头鸟”为号。人们不再把“九头鸟”看作妖鸟、不祥之鸟,而是把“九头鸟”看作吉祥之鸟、智慧之鸟。以“九头鸟”喻人也不再含有贬义,而是含有褒义。1999年版《辞海》“九头鸟”条云:“亦名`苍鸆'、`鬼车',古代传说中的不祥怪鸟。后演化为迷信故事。”已没有原来的“今喻狡猾之人为九头鸟”这一义项。总之,“九头鸟”一词的理性义和比喻义是处于不断演变中的,所包含的感情色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褒义到贬义再到褒义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又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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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头鸟”并非生来就是妖鸟、不祥之鸟。关于“九头鸟”的记载,最早见于《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这里描述的“九头鸟”只是一种外形奇特的鸟,并没有妖气、邪气。“九头鸟”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九凤”。《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据历史考证,楚人有崇拜凤凰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习俗,并且喜欢数字“九”。“楚人崇凤又崇九,他们很自然会将凤凰想象成一个九头神鸟,这大约就是九头鸟的`祖先'——— `九凤'的来历。”[2]作为楚人崇拜的图腾,“九凤”是一种吉祥的鸟。所以,人们最初以“九头鸟”来比喻聪俊的人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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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政治因素导致了“九头鸟”形象的异化。楚国曾经“问鼎中原”,与周王室抗争。《左传·僖公四年》记载“尔贡包茅不入”,是说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昭王南征而不复”,是指周昭王征楚,结果死在汉水。随着楚国的灭亡,“九凤”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祥之鸟“九头鸟”,也叫“鬼车”、“鬼鸟”、“鬼车鸟”等。也就是说,楚人的图腾就被践踏和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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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流传的过程中,“九头鸟”的形象受到其他恶鸟的同化。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鬼车,俗称九头鸟,陆长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鸟。世传此鸟昔有十头,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 …淳间,李寿翁守长沙日暮募人捕得之。身圆如箕,十脰环簇,其九有头,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三·鬼车鸟》:“鬼车状如鸺鹠,而大者翼广丈许,昼盲夜瞭,见火光辄堕。”由此可见,“鬼车鸟”原本为“十头”、“身圆如箕”、“状如鸺鹠,而大者翼广丈许”,由于“为犬噬其一”而与真正的“九头鸟”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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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还有语音方面的原因。依据《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九”的上古音为幽部见纽,拟音为[ｋǐｕ];中古音为有韵见纽,拟音为[ｋǐ ｕ][3]415。“鬼”的上古音为微部见纽,拟音为[ｋǐｗ ｉ];中古音为尾韵见纽,拟音为[ｋǐｗ ｉ][3]67。可见,在上古和中古,“九”和“鬼”的读音是很相近的。正因为如此,古代“九”和“鬼”可通用。《史记·殷本纪》:“(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在现代粤方言中,“九”与“狗”的读音
相同,声母仍保留着古音[ｋ],与“鬼”同声母。“九”和“鬼”的读音相近便容易产生讹变,使得“九凤”或“九头鸟”讹变
为“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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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从根本上讲,人们对事物的褒贬态度,决定着指称该事物的语言符号的评价意义和褒贬色彩。”与湖北人相联系的“九头鸟”不应该是恶鸟、妖鸟的形象。“九”原本是一个美好的数字。《说文·九部》:“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广雅·释诂四》:“九,究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九”是“三”的倍数,是最大的阳数,常用来表示多数、极数。鸟有九头,反倒可视为智慧的象征。的确,“唯楚有才”,地处昔日楚国腹地的湖北,从古到今,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如同群星闪耀在历史的夜空。那种认为湖北人只是狡猾之人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是谁也不愿接受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九头鸟”作为智慧之鸟的形象将会日趋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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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头鸟”又称“鬼鸟”,也可见其端倪。因为在古代,“九”“鬼”是可以通用的。如《史记》中的《殷本纪》与《鲁仲连邹阳列传》都记载商封王以九侯、鄂侯、文王为三公,但同一件事在《礼记》与《战国策》中“九侯”则作“鬼侯”。从神性的九凤,易名为妖性的“鬼鸟”或“鬼车”,即以“鬼”代“九”,恰好与九头鸟由神演化为妖的坎坷命运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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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凤本是吉祥神鸟,但后世文献中的九头鸟,不仅名称怪异,而且妖气十足,概而言之,其劣性恶习如下。一是滴血降灾,摄人魂魄。唐人刘殉《岭表录异》云:“鬼车,爱入人家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点血儿衣,取人小儿。”二是形象怪异,性情乖庆。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这样描述九头鸟“身圆如箕,十腹环簇,其九有头,其一独无,
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腹(腹,即脖子)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竞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三是食人指甲,窥人隐私。据说九头鸟喜欢趁黑夜偷吃人们剪下的指甲,以便据此窥测人们的隐私,因而不少地方尤其是荆楚一带民间有夜间忌剪指甲的习俗。四是现身示灾,哀鸣示祸。《隋书.五行志》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后齐孝昭帝即位之后,有雄飞上御座。中大同元年,又有鸟止于后园,其色赤,形似鸭,而有九头,其年帝崩。”不仅九头鸟的出现为不祥之兆,而且若谁有灾祸,九头鸟就落在谁家屋顶上鸣啼,据《岭表录异》卷中记载:宋代景定年间,皇上染疾。某日,忽然有一只九头鸟泞立在皇宫门外的捣衣石上哀鸣啾啾,当晚皇帝就驾崩了。九头鸟既然是灾星兼恶魔,人们对它的态度自然就不会友好了。南朝梁人宗懊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当时楚地风俗:“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糙床打户,挟狗耳,灭灯烛以攘之。”真可谓谈之令人色变,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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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周武王死后,其子年幼,由弟周公旦摄政,七年后,周公还政于长大成人的侄儿,是为周成王。当时有按臣进谗言,说周公久怀篡位之心。年轻的成王信以为真,欲加害于周公,周公被迫逃往楚国去了。后来周成王从周公的一份祭天祷祠上,发现周公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这才后悔自己的轻信和鲁莽,于是杀了进谗言者,把周公从楚国接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楚之间关系应该很紧张,否则周公是不会逃到楚国去“政治避难”的,因为如周楚关系融洽,楚国必然会将其“引渡”回周。历史上,周、楚的确是长期交恶。周昭王率军南征荆楚,竟死于汉水之中,成为异乡之鬼,周人对楚人之忌恨可想而知。比较神话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神,在它的敌对民族那里必然会被说成妖。像埃及大神沙特(Sat),在希伯来人《圣经》中就变成了恶魔撤旦。我国东夷部族之神蛋尤,在华夏族那里便成了铜头铁额、飞沙走石的怪物。由于周公曾避难于楚,对楚人崇拜的九凤神必然谙之甚切,或许还遭受过屈辱。因此,周人将楚人的九凤图腾说成妖怪,并编出天狗断其一首的故事,完全符合比较神话学的上述基本原理,至于是周公本人确历其事,还是民间传说附会于周公身上,那倒是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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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长期僻居关中的秦国,最后终于剪灭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六雄,统一了全中国。秦国奉行专断的文化政策,唯我独尊,这对楚文化传统的传播显然不利,所以自《山海经》之后,作为楚人图腾的九头凤的形象便销声匿迹了,而作为鸟妖的九头鸟形象,则在全国广为流传。流风所及,包括荆楚在内,对“鬼鸟”即九头鸟吠犬驱赶,己相沿成俗了。然而,当九头鸟以妖怪形象风行全国时,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却从楚地蜕变出来,并迅速传播开去。这就是从姑获鸟中变异出来的羽衣仙女的故事,鲁迅《古小说钩沉》中辑有这个故事。编故事者显然有意摒弃了“九头”的怪诞形象,以淡化人们对滴血降灾的鸟怪的记忆,并打破了一般人心目中“鬼鸟”或“鬼车”是不祥之物的心理定势,以“衣毛为飞鸟,脱衣为女人”的奇特幻想,寄之以凡人与仙女配婚、男耕女织的美好愿望,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真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以致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升华起来,成为中国民间故事中一个十分流行的母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据陈建宪先生研究,最早记载羽衣仙女故事的,是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郭璞的《玄中记》和北魏哪道元的《水经注.江水》。而上述文献记载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恰好在故楚地—湖北阳新与江西豫章一带,这应当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很可能是楚人后裔对九头凤形象回归的深情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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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很多外地人来到湖北以后对于湖北人有一个既定的印象，觉得湖北人粗俗、粗暴，其实很多湖北人还是很好的，其实在我看来武汉人确实有说话大声、粗暴、语气急躁不耐烦等等特点，这是大部分武汉人的共性，但是其实他们说话和做事都是没有坏意的，而且湖北人大多都是很善良的，而不是后来“九头鸟”延伸出来的狡诈、老奸巨猾的性格特点。
   某些普通百性眼里的九头鸟是狡诈好斗的典型。个中缘由,很可能与刘基有关。刘基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他写了一本叫作((郁离子》的书,书中讲了这么一则寓言:“孽摇之虚有鸟焉,一身而九头,得食则八头相争,呀然而相衔,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说的是有一只九头鸟,因九个头相互争抢食物而啄得头破血流。难道这九个头就丝毫没有想到,无论哪个头吃的食,不都进到一个肚子里去了吗?何必自相残杀呢?刘基编这则寓言的本意是讽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间的内耗,并不一定有贬损讥讽湖北人的意思。至于后来人们把湖北人比作好勾心斗角的九头鸟,很可能是曲解了刘基的原意。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或许是因为在元末农民起义三大领袖人物陈友谅、徐寿辉、朱元璋当中,就有两位是湖北人,即陈友谅是湖北仙桃人,徐寿辉是湖北罗田人,以至于人们在长期的口耳相传之中,时空错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把刘基的寓言同张居正选巡按的故事混为一谈,把刘基对某些农民起义领袖的今日中l习论坛·2009年第2一3期·总第50一51期讥讽同人们对九个巡按的赞赏搅在一起。事实上,二者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褒贬也径渭分明,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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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有句方言叫做“不服唑（zuo）”，感觉和这个“不服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