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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叙写方式好，从生活点滴说起，易读性强。

但说“田野笔记”有点牵强，民俗随笔更恰当吧？

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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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9 03:21:02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岳永逸（民俗学者）

　　七年前，因应传统节日热，打车前往前门参加过一次应景的端午文化座谈会。在出租车上，与司机闲聊起京城现在的端午节。作为老北京人的司机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有啥意思？过节就只剩下吃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吃的东西还都是在超市买的。”我打断了他的抱怨，问道：“那你小时候有啥好玩的？”“我们小时候，当然有啦！癞蛤蟆，你知道吧？端午节，我们会三三两两地往护城河捉癞蛤蟆，再挤它的酥。老北京有句俗话，‘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现在北京城哪儿还有蛤蟆？没了吧！……”

　　这位司机并非全是神侃。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蝎子、蛇、蜈蚣、壁虎/蜘蛛和癞蛤蟆并称五毒，并老早就与端午节捆绑在了一起，所谓“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但是， 与其他四毒相较，蛤蟆在端午运数更糟。

　　早在汉代就有“蟾蜍辟兵”的说法。蛤蟆做药用是过去国人共有的常识。在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中，有五月捉蛤蟆制药的记载。后来，不少地区都有端午捉蛤蟆之俗，主要是在端午这天收蛤蟆，刺取其沫，制作中药蟾酥。在杭州，过去人们还给小孩子吃蛤蟆，以求消火清凉、夏无疮疖。这一土法在去年福建乡野还有人实践，导致孩子中毒，被权威的央视“探秘”。

　　这些在旧京都有实践，而且绝不仅仅止于和我闲聊的出租司机这样的“野孩子”。

　　明人的《长安客话》有载，太医院的御医们就会在端午这天派遣人到南海捕捉蛤蟆挤酥，再将其合药制成紫金锭。一年，干这活的人是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大张声势地列队前往。官方带头捉蛤蟆延续到清代。王士祯的《居易录》说，“今端阳节，中官犹于端门鬻内造紫金锭，是其遗制也”。在续上述事迹的同时，《闾史掇遗》还专门提及有人只刺蛤蟆一只眼睛的善行，云：“……以针刺其双眉，蟾多死。吾乡朱公儒为院使，俾两眉止刺其一，蟾虽被刺得活，后遂因之。”

　　上行下效也好，下行上效也好，五六十年前的京城小孩端午捉蛤蟆玩应该是真实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穷苦些，还有蛐蛐等不少伸手可及的活物相伴。自然，在人们的记忆中，是过去的日子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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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0 03:20:45  新京报

　　【田野笔记】

　　至今，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种种理论都有着话语霸权。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周公解梦”却沦落到跑江湖卖艺的地步，一本正经也常常作为笑谈。就我所知，史上最会解梦的应该是风流皇帝李隆基喜欢的弄臣黄幡绰了。

　　□岳永逸（民俗学者）

　　在玄宗逃命蜀地时，黄幡绰被安禄山所俘，经常为安禄山圆梦说好话。说梦见衣袖长的安禄山要“垂拱而治”，梦见殿中槅倒的安禄山正在“革故从新”。等到黄幡绰重归旧主时，有人就以他为安禄山解梦为由告他不忠。机警的黄幡绰再将安禄山之梦反解，说他早就知道安禄山必败，自己当时那样说只是为了活下来，盼着重见天颜，云：“逆贼梦衣袖长，是出手不得也。又梦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

　　我也常常做梦，但终未找人解过。去年冬日，偶做一梦，梦见了年逾六旬的堂姐得了癌症。堂姐是烈士遗孤，却从未享受过相关的待遇。伯父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中献身了，堂姐是爷爷奶奶抚养大的。收到遗物的祖父悲痛万分，将所有的遗物和证件烧得干干净净。因为没有了凭证，爷爷奶奶和堂姐的“政策”都未落实。因为年龄相差悬殊，很少与堂姐相处，也不常联系。奇怪的是，我却突然梦见她了，还是梦见她得了癌症。原本不以为然，过了数日还是忍不住给家人打了电话求证。结果，堂姐真的得了癌症。医院下了最后通牒，宫颈癌晚期，最多残喘半年。自此，一直心有戚戚焉。

　　今年三月回到故里，专程探望了没有化疗，只是痛得厉害时打打点滴，止止痛的堂姐。天气尚阴冷，堂姐家正在使匠人“割木头”——做棺材。在五六十年前的北京、上海，棺材也都是常见之物，还有专门的棺材铺。虽然出川之前，时常目睹早早准备好的“寿棺”，但这却是第一次目睹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堂姐现场监督匠人为自己做棺材。老家是山区，木材不缺，做棺材也总是挑上好的木料。体面的棺材讲究一块木料做成的整底、整盖。结果，在我见到堂姐时，满脸笑容，爽朗的她说：“我们买的好料，匠人把料砍多了，棺材给我做小了！”

　　堂姐没上过学，也不信天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她为何能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坦然面对死亡？忽地想到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人们六十寿诞时的“合木”仪式。即，过六十大寿的老人当天要在自己的寿木——棺材中躺躺。千百年来，对于堂姐这样的老农民而言，死亡如同出生一样，是不需要考虑，也不用考虑的，面对就是。这是今天将生死都隔离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城里人怎么也不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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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1 03:20:38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岳永逸(民俗学者)

　　1933年2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照。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午餐是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吃的，同桌的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萧伯纳、蔡元培、宋庆龄等。“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是鲁迅戏谑自己的“矮小”，也是近百年来大多数国人都熟悉的鲁迅惯有的“幽默”!

　　或者是悲天悯人，或者是上了年岁受伤太多而有的绝望与虚妄，也或者仅仅是写作习惯，鲁迅的幽默不乏尖刻、老到，但都是成人式的。其实，中国人的幽默还有不同的种类。

　　天喜是邻居老白的儿子，五岁有余。令小区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发型。那是他姥姥打造的，仅脑门留了一撮头发的光头，与白净的方脸和乌黑的眼珠相互映衬，很是可爱。在我的眼里，中国人惯有的求健康平安的常见乳名和发型，再加之聪颖、顽劣，天喜多少都有些张乐平笔下“三毛”的风采，只不过是喜庆味十足的现代版。

　　一天，与他们父子俩在大巴上相遇，我习惯性地逗起了小家伙：

　　“天喜，我是谁呀?”

　　“你是我爸爸!”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我心中窃喜，老白也微微一笑。接着，我又指着老白问道：

　　“那他是谁呀?”

　　“他是你爸爸!”他还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嗓音清脆如玉。

　　说完了，小家伙看也没看我和老白一眼，继续摆弄自己手中的变形金刚。我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老白也笑了起来，“这小家伙，满嘴胡说!”

　　天喜这天的即兴创作我讲给了许多人，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他无意中的作品，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惊喜，暗藏机关，却不露痕迹，浑然天成。天喜的幽默是可爱的，可爱在于作为大人的我们把自己想得太聪明。嘲笑“智者”、“强者”也是民间口头叙事惯有的幽默，弱女子、呆女婿最后都让聪明人无言以对、仓皇逃遁，说着灰太狼“我一定会回来的”之类的废话。儿时，老家有这样的故事：

　　先后到了渡口的武秀才和文秀才要过河，但船家要再等一人才肯摆渡。正当时，一丰乳肥臀的村妇姗姗走来。船家也忘了自己劳动人民身份，起了戏谑之心，要三人说出句尾“尖尖”、“圆圆”的韵语，说不出的人要付所有人的船钱并帮着摆渡一天。文、武秀才会心一笑，连声说好。略微迟疑，妇人也点头同意。沾沾自喜的武秀才抢先说：“我箭儿尖尖，弓儿圆圆，一箭中个武状元。”文秀才摇头晃脑地说：“我笔儿尖尖，墨儿圆圆，一篇文章中个文状元。”当三个老爷垂涎三尺地直勾勾盯着这个丰腴美妇时，她微微一笑，脆声说道：“我奶嘴儿尖尖，肚儿圆圆，一胎生三子，文武二状元，老三没出息，只好去划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