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书
(1936.8-2011.10.14)
广东平远人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功臣”,2011年10月14日在广州去世，75岁
今年11月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将迎来该系复办30年的纪念日，作为复办功臣之一的杨鹤书自然非常期盼这一天的到来。然而造化弄人，2011年10月14日，杨鹤书在广州逝世，享年75岁，无法亲自见证他亲手参与重建的中大人类学系走过30年岁月。继吴宏聪、高华年之后，杨鹤书的去世让中山大学自今年8月份以来再痛失一宝。
在中国，要谈人类学，就不能不提中山大学。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大学就是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1928年，在学者傅斯年、顾颉刚、容肇祖、杨成志、钟敬文等的推动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编印了《民俗》周刊，这一时期，人类学研究更多地被结合到民俗学活动中；1931年，中山大学增设社会学系，系主任胡体乾就开始讲授人类学课程；1948年，在杨成志教授的努力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正式创立，在职教师有杨成志的学生梁钊韬等。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1958年以来，人类学、民族学因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成为禁区。
“文革”结束后，梁钊韬就开始为人类学的重建奔走呼吁。1966年至1977年，杨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见习研究员。1977年5月，杨鹤书按照导师梁钊韬的意愿回到家乡广东，在广州市博物馆工作；1978年7月起，才到中山大学任讲师。而杨鹤书成为“复办功臣”,也是因为导师梁钊韬的提议。在那个时候，复办人类学系是整个中国的大事，尽管有人对杨鹤书的资格产生质疑，但导师梁钊韬却写了好几页的手稿，极力举荐杨鹤书。
1979年，按照梁钊韬的要求，杨鹤书回到中山大学不久，便写出民族学概论的7章提纲，后梁钊韬、陈启新（梁钊韬培养的另一位研究生）又补充了3章，共10章，最后成书时是11章。杨鹤书和陈启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讲义，开了课，并后来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国民族学概论》。1978年，杨鹤书与梁钊韬、陈启新等人带着准备编写民族学的提纲，上京征求意见，以求获得复系支持。杨鹤书曾撰文回忆，半个月时间内，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一听说他们要搞民族学，不少人都心有余悸。
就是在这样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山大学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国民族学概论》讲义，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民族学教材。该书的出版，被有关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梁钊韬在写给杨鹤书的信中说道，这本书的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是大家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直至1981年，停办30多年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才重新恢复，成为共和国第一个人类学系。
杨鹤书1936年8月生于广东省平远县。1957年9月，他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全村人一起凑足了4块钱供他读书。4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临别时，揣着父老乡亲的“情意”,杨鹤书一下子跪在全村人面前，以表谢意。
杨鹤书在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的人类学家梁钊韬，长期从事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客家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澳、粤、琼、闽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客家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他历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民族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广州文史研究馆员。在中大任教期间，杨鹤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民族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宗教社会学等课程。40岁出头时，杨鹤书便是一头银发，白到无一黑丝，这也成为他独特的标志。
1961年，杨鹤书与妻子陈淑濂相识，从相识到永久分隔的50年中，二人感情甚是深厚，“从未红过脸”.1984年，杨鹤书患上心肌梗塞，从此，他每天都需吞下一大碗药，27年来，天天如此，很是自觉。“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活下去。” 作为丈夫、父亲和老师的他，还有一大堆责任不能放下。不幸的是，今年年初，与杨鹤书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陈淑濂离世，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没了老伴，杨鹤书药也不愿吃，病了也不愿往医院跑，还时不时地说：“我一生所有事情都完成了。”
作者：李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