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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高文惠】“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审视帝国叙述和神话制造 [打印本页]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11-17 15:52 标题: 【高文惠】“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审视帝国叙述和神话制造

“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审视帝国叙述和神话制造

高文惠

　　从根本上说来，后殖民写作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细审殖民关系并与之进行对抗。虽然说帝国话语与殖民话语在语义上并不完全等同，但在后殖民文化批评和后殖民文学研究中，这二者却是密切关联，很多时候是被混同使用的。

　　帝国的叙述，作为殖民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比军事殖民?经济殖民更重要的文化殖民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此，戴安娜·布莱顿总结道:“在整个殖民主义领域，欧洲人的文本和他们的小说，犹如他们的枪一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博埃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殖民化的过程就是用生命?用资产，而首先是用意义来进行的一场赌博和试验。”②毋庸置疑，帝国要通过强力来占有殖民地的土地和财富，但同时他们的霸权，“也是通过无以数计的文化形式，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才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③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帝国越来越倚重于文化的层面。在各种形式的帝国叙述的共同作用下，殖民者借助各种话语策略创造了一个帝国的白色神话。罗兰·巴特说过，神话(以及使神话得以长期存在的东西)能够不断繁衍自身④。神话的制造从来都不是没有目的的，牛津英语辞典对神话的定义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以使社会秩序或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合理化。”汉瑞·图道尔(Henry Tudor)认为:“我们在一个神话中发现的世界的观点总是一个实践的观点。它的目标是提倡一种行动的方向，或使对存在的实践的状况的接受合理化。”⑤罗兰·巴特则直接称神话为“隐蔽的说客”。欧洲的帝国神话的目的性尤为明显，它的核心内容不外乎是建立一个中心与边缘的隔断的空间，安置宗主国的主人和附属国的臣民，使西方人对异域空间和文化的侵犯合理化?合法化，甚至是崇高化。

　　对于南非来说，这个帝国的神话既是波及全球的抽象的欧洲帝国的寓言，又有具体的指向:即阿非利肯人的建构起来的使阿非利肯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合理化的民族神话(这一民族神话依然是以种族?肤色为基础的帝国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地域化的体现)。二〇〇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指控这一由官方历史保存和讲述的神话，称它“是一个由为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政治服务的历史学家所选择的过去的碎片组成的大厦，这些碎片被放在一起，是为了支持一个特定的政治群体，并使这一群体的行为合理化”⑥。库切清醒地认识到帝国神话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实质，在多部作品中审视这一神话制造的过程，揭示帝国叙述的权力话语功能，以达到最终解构帝国的白色神话的目的。其中，库切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黄昏的大地》⑦中的“雅各布·库切的叙述”部分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黄昏的大地》的叙述由两个部分组成:“越南计划”和“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两个故事分享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揭示殖民权力的操作和帝国神话的制造过程及其对人的心理和思维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两个貌似不相干的故事被连接在了一起，放在了同一文本之中。“越南计划”通过对因参与意在在文化上征服越南人的“越南计划”而导致自我崩溃的美国公民道恩的叙述的追踪，揭示了媒介在帝国意识形态制造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则通过对从南非早期书面文学中就开始流行的旅行叙述的戏仿，矛头直指阿非利肯人的民族主义的白色神话。

　　在后殖民文化理论家们看来，欧洲人的旅行叙述帮助了殖民化的进程。为了贸易和获取异域国家的财富，欧洲人深入亚洲?非洲和美洲大陆的神秘的腹地进行探索，在旅行途中和回来以后，记录下并向自己的同胞汇报所见所闻，他们的记录?回忆录和报道又激起了西方地质学家?人种学家和探险家们对陌生的土地的兴趣，这种兴趣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殖民征服。欧洲人来到异域的世界，见到的都是与他们自己的形象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们所谓的真实的记录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做的主观描述，是自己意识和欲望的投影。这种投影式的旅行叙述便于携带欧洲的文化阐释，在帝国的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和填充，“在一而再地反复使用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认识和理解其他国度的既定程式”⑧，众多欧洲作家和文本都推动了这种“隐喻的漫游”，虽然旅游的地域千差万别，但意义却在不断重复自身，这些有着惊人相似性的文本因而成了西方的文化象征，能够激发帝国的潜能，成为帝国神话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表面形式来看，“雅各布·库切的叙述”是一部十八世纪阿非利肯人探险家深入南非腹地的探险回忆录，它以盛行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关于开普地区的探险家们的旅行叙述为基础，容纳了旅行叙述的几乎所有程式和象征结构。获取象牙，是这次探险的直接动力。像所有的旅行叙事一样，雅各布的旅途充满威胁，这威胁既来自不熟悉的地貌，也来自遭遇的非洲土著那令人不安的难以捉摸。然而这种威胁都最终被帝国的“探险英雄”所克服，枪是征服的主要物质介体，西方的“进取心和努力”则被雅各布视为保障远征成功的精神力量，基督教则是探险者的主要精神武器。雅各布明确提出，基督教是“将我们与霍屯都人分开的一个深沟。我们是基督徒，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他们也变成了基督徒，但他们的基督教是一个空洞的词。他们知道被施洗礼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他们并不愚蠢，他们知道当他们指责你错待一个基督徒时，他们会赢得同情。另外，是一个基督徒或异教徒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会愉快地唱你的圣歌，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用你的食物填满自己的肚子来度过星期天的剩余时光”。基督教作为差异的根源，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征服的力量: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身份(与之对照的，是异教的?劣等的?野蛮的?肮脏的?懒惰的?不负责任的土著)给了阿非利肯人的优越感以意识形态的基础，同时也在欧洲人的殖民侵略与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征服和消灭之间画上了等号，从而使阿非利肯人的白色帝国的殖民事业合理化甚至神圣化。雅各布既是基督教意识的产品，又有意识地把基督教当作征服的精神工具来使用。他将自己视为上帝意志的体现者和命令的执行者，甚至幻想自己就是上帝自身，他向哄抢他的烟草的Namaqua人传教，俨然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的掠夺和征服的行程伴随着他的哲学玄想:他将一只兔子的死亡视作拯救的逻辑，“因为不管他是在那儿活着还是正在进入死亡的客体世界，我都满意;或者他正在我的里面活着，不会在我里面死去，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曾经恨过自己的肉体，肉体不会杀死自身，每一个自杀都是从牺牲者那儿发出的对谋杀者的另一的宣称。这只兔子的死亡是我的形而上学的肉，就像他的肉体是我的狗的肉食一样。”雅各布的意思是说，哪怕一只兔子的死亡都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上帝有权决定每一个自己创造的生命的生死。在这一拯救逻辑之下，雅各布把被他屠杀的霍屯督人的死亡也看作是上帝的安排，“他们死于一阵恐惧的风暴，什么都不理解。他们是智力受限和存在受限的人。他们在我将他们逐出我的头脑中的那一天死亡”。雅各布在这里偷偷地将殖民者和上帝进行了置换，这一置换掩盖了殖民掠夺的暴力和屠杀的血腥。因为这一置换只是在白人探险者自己头脑里发生的事情，握着枪的手是实实在在的殖民者的手，基督教明显是欧洲侵入者获得权威性所利用的一件工具。

　　欧洲的旅行家们惯于用文字重现自己的行程路线，其用意是将自己的历史插入被探索的大地，将他们发现新大陆的日期定为这块大陆历史纪元的开始，仿佛这块大陆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才存在，之前的历史则被抹杀。这既是对异域土地时间的剥夺，也是对其空间的吞噬。雅各布的叙述也加入了这一对殖民地时空进行占有的象征体系:他认真记录每天的行程，为每一处到达的地方命名，描绘那里的地形地貌，为每一个发现的非洲的物种搜索欧洲分类学中的种类所属，以已知的知识去包容未知，以欧洲去覆盖非洲。然而异域的土地毕竟充满了太多的未知，欧洲的知识没有广博到对之进行完全的阐释，欧洲的力量也没有强大到使之完全驯服，对此尴尬，欧洲人的做法是让自己不能理解?不能拉入自己的殖民阐释体系的?不驯服的?于己不利的东西消失:因为想象中的主人自我的完整性在霍屯督人的村庄受到了破坏，雅各布干脆杀死破坏他的权威的所有霍屯督人，包括背叛了他的四名仆人，将村庄一把火烧掉，将它夷为平地，让它从地球上消失。对自己的这一行为，雅各布的意图很明确:“如果霍屯督人包含了一个巨大的快乐的世界，这一世界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无法穿透的不可理解的世界，对于这一世界，我们必须或者予以回避，这是在逃避我们的使命，或者将其清除。”

　　雅各布的叙述显示了他控制?书写异域历史的需要，明显属于为制造民族主义白色神话服务的欧洲旅行叙述的文本系列，这种加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模仿。雅各布在组织自己的叙述的时候，在他的面前存在着众多的历史文本以供参照，当然这种参照在他的叙述中是要隐藏起来的，但是有时还是会跳出叙述的表层:当他在远征途中第一次遇见一群霍屯督人(雅各布称他们为野生的霍屯督人，以与他那些被驯服了的霍屯督仆人相区别)时，雅各布意识到他的奇遇会有许多种可能，他的头脑中出现了许多纷乱杂陈的意象，这些意象都是来自不同的旅行叙述作品的陈词滥调，在众多可能性中，雅各布镇静地考虑自己可能采取的路线:

　　在心里我平静地追踪无休无止的内部冒险的不同的道路:遵循的次序，内部的争论(反抗?屈服?)，手下转动他们的眼球，节制的言词，平静，快速的行进，隐藏的峡谷，宿营，灰胡子的酋长，奇怪的人群，欢迎的话，紧张的声调，和平!烟草!火器的展示，敬畏的咕哝，礼物，报复的男巫，庆祝，过量供应，黄昏，被挫败的谋杀，黎明，再见，滚动的车轮，遵循的秩序，内部的争论，转动的眼球，紧张的手指，射击，痛苦，突击，炮火，匆忙的离开，追逐的游牧部落，向河流行进的一批人，遵循的次序，内部的争论，漫不经心地扔出的刺中要害的长矛，逃跑的手下，通过肛门的圆篙，在野蛮人营地中的仪式的肢解，喂给狗的四肢，给第一个妻子的生殖器……”

　　这段描述至少包含了四种欧洲旅游者与土著遭遇时的完整的情节，这些可能的情节都是来自欧洲的旅行叙述，库切对各种各样的旅行叙述所作的镶嵌混成使雅各布的沉思成为“白色写作”的一个缩影。这些叙述将被沉默化的土著居民强行嵌入欧洲人的话语，因而完全是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浪漫化的虚构，阿兰·卡迪讷(Allan Gardiner)指出，“殖民话语的这一方面并非源自对真实的殖民经验的再现，而是源自(欧洲的)公共象征秩序”⑨。很明显，雅各布对这些旅行叙述中的程式化的情节的搜寻，也是为了建构起现实的殖民秩序和帝国的权威神话，他的叙述自觉地进入了殖民话语的象征结构。

　　谁在言说决定着谁掌握着权力，在这一意义上，“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就是一次阿非利肯人的权力运作，雅各布的叙述有没有可信性?作为文本话语的真正编织者，库切的回答是否定的。库切在“雅各布的叙述”中，模仿欧洲的旅游叙述模式及其象征结构，用意不是为了支持和添加，而是为了削弱乃至颠覆帝国的话语霸权，他的模仿是反讽性的。雅各布虽然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可靠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但他却无法摆脱是他在控制着叙述的事实。雅各布对话语的操控?对叙述的选择主要通过他的自我表演而显示出来，但是重复的技巧，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雅各布·库切的叙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重复，首先表现在文本内部情节的重复上。最显见的?也是最能引发研究者兴趣的重复，是关于唯一跟随着雅各布离开霍屯督村庄的仆人——克拉沃的死亡的叙述。一种描述是在主仆二人穿越“大河”时，克拉沃被急流冲走，淹死了;另一种描述是穿越大河以后，克拉沃患上重病，雅各布就将克拉沃抛弃在一个山洞里，独自离开了。卡拉弗尔(Gallagher)指出，“对克拉沃死亡的不同描述不仅是强调叙述的虚构性的装置，而且正如彼德·柯诺克斯-肖所说，它的‘意图在于警告我们:唯一的见证者可以轻易篡改对自我表现有关的事实’。作为全能的历史的记录者，雅各布可以以任何他喜欢的方式建构历史，我们在他的叙述权力面前是无助的”⑨。的确，由于克拉沃的死亡事件是由雅各布告诉大家的(其实整个探险过程都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只能知道他选择告诉我们的故事”⑩。在两种描述中，克拉沃的死亡似乎都没有雅各布的责任，反倒突出了仆人对主人的忠诚和主人对仆人的高贵的友谊，尤其是两人在山洞里分手的场景的描述，令人感动:“我为他做了必须的所有事情。我设置了防风篱，我收集了柴火和我所能认识的所有可以使用的植物。‘再见，主人。’他说，他哭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步履艰难地走开了，他挥手告别。”雅各布抛弃克拉沃，据雅各布自己所说，是出自理智的衡量，因为如果和克拉沃在一起耽误行程，意味着两个人的死亡，但如果自己先行离开，可以尽快到家，再找人来救克拉沃，这一计划本身无可厚非，但耐人寻味的是，此后，克拉沃便在雅各布的叙述中消失了，叙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雅各布去兑现那种“西方的诺言”，而且，在离开了克拉沃之后，雅各布的情绪突变，由依依不舍的别情转变为从“七天的观察的眼睛和倾听的耳朵”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的酣畅，这种情绪的突转不符合常理，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雅各布隐藏了什么，而这些被隐藏的东西肯定是对自我的形象和白色民族主义事业不利的。

　　重复，在更深的层次上，还表现在文本独特的叙述结构上。“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文本的汇编，它包括了四个叙述层面

一)雅各布·库切对旅程的第一人称自述;(二)“雅各布·库切的叙述”的编辑者S.J.库切所作的序言(在文本中被安排为编后记);(三)一个附录:由官方出具的关于雅各布·库切的旅行的具结书;(四)“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和S.J.库切演讲的英文翻译者(“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原为荷兰语文本，S.J.库切的演讲则原为阿非利肯语文本)?作为作者的J.M.库切对“雅各布·库切的叙述”的再编辑。

　　作为阿非利肯人的历史学家和雅各布的叙述的编辑者，S.J.库切的阿非利肯人民族主义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编后记(在阿非利肯语的翻译本中，这是一个前言)中，S.J.库切将雅各布视为民族英雄，他认为雅各布对南非大陆深处的探险，一方面是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阿非利肯人的剥夺和限制的反抗，是在为阿非利肯人创造一个摆脱英国人控制的未来;另一方面也是在实现上帝给予的特选子民的特殊使命，占有非洲，让非洲的异教徒臣服。他提出南非土著居民的衰落是“天真的必要的损失”，“这一想法可以让我们舒适一些”。除了对雅各布远征的价值?意义和相关的记载的详细分析之外，S.J.库切还对雅各布对大陆深处的覆盖和重新命名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他还提及了雅各布在纳马科人村庄的短暂居留?归家的旅程和在汉德里克·豪普(Hendric Hop)队长率领下的第二次远征，但只是一带而过，按照S.J.库切的说法，是因为尽管这些经历“充满事件，却是与历史没有关系的事情。人对未来的插入是历史，所有其余的事情，像路边的延误，折返的路等等，属于在夜晚的壁炉边讲述的轶事”。很多研究者指出，S.J.库切的这篇介绍中出现了许多不准确的?误导性的参考，这揭示了像S.J.库切这样的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再生产仅仅是一种伪造和虚构，背后隐藏的是帝国的意识形态。

　　作为作者和翻译者的J.M.库切，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忠实于原著?站在中立立场上的翻译者，而是S.J.库切的对抗者。他通过文本间的冷嘲和对历史资料的增删，颠覆性地对S.J.库切的产品进行了再生产，揭示了S.J.库切的编辑所隐含的帝国意识形态和白色神话的制造过程。库切在“译者前言”中就指出，“现在的文本是对‘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和我的父亲的前言的完整翻译，前者是荷兰语，后者是阿非利肯语。我自作主张地把我父亲的前言以编后记的形式放在了文本的后面。在附录中，我又加入了官方在一七六〇年所作的雅各布的具结书的翻译。如果没有这些变化的话，我在文本中制造的唯一的变化是重新采用了两三个我父亲的编辑本中所删去的段落……”“雅各布·库切的具结书”，是一七六〇年在好望角的城堡里记录下来的，是一种官方的历史报告，它详细地记载了旅游的时间?沿途发现的自然资源和几次与土著居民的和平的遭遇。克诺科斯-肖等研究者认为，超出这一记录之外的部分或者是一种虚构，或者是一种蓄意的破坏[11]。库切将它放在附录的位置，用意就在于以它作为参照进行对比，显示出S.J.库切的编辑和自己的再编辑到底省略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这些增删又说明了什么。与具结书相比，“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中最明显的改变是对遗弃?背叛和第二次复仇之旅的改写和增加:具结书中提到雅各布在返回时“被他的仆人所遗弃，但没有受到前面提到的纳马科人的干扰……”“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中，除了描述了仆人的背叛以外，还影射了雅各布对老仆克拉沃的遗弃，在纳马科村庄里，雅各布的想象的西方自我的完整性受到了威胁，为了恢复这种被毁坏了的完整性，雅各布发动了第二次的复仇之旅，血洗纳马科人的村庄。恰恰是这种改写，再加上叙述声音背后的J.M.库切的冷嘲热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欧洲人的权力的游戏。

　　S.J.库切的评论和J.M.库切的翻译都是对具结书的阐释，前者对历史的阐释为雅各布的探险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之进入帝国的叙述和白色神话制造的进程;后者的改写则显示了对白色民族主义的批判倾向，因而是对S.J.库切所代表的帝国叙述的对抗。这种对抗是隐在的，除了译者前言以外，库切并没有在叙述中出现，他只是让文本形式的自治自身来揭示帝国叙述和白色民族主义神话的虚构性。

　　综上所述，在“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中，库切通过对欧洲帝国的旅行叙述的戏仿，有效地展示了帝国的权威被制造的过程，颠覆了阿非利肯人的白色民族主义神话。“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以文本政治的形式参与了后殖民语境中的当代南非的文化解殖事业，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高文惠，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山东德州学院副教授。

　　① 戴安娜·布莱顿，海伦·蒂芬.西印度群岛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比较[J].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编撰，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后殖民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90.

　　②③⑧ 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 盛宁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14，14，19.

　　④ 转引自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396.

　　⑤ Tudor， Henry. Political Myth[M]. New York; Praeger， 1972，124.

　　⑥ Coetzee， J.M. “listening to the Afrikaners.” Rev. of Waiting; The Whites of South Africa， by Vincent Crapanzano[J].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4 April 1985;3，28.

　　⑦ 本论文引用作品原文均出自J.M.Coetzee.Dusklands[M].London.vintage.2004.

　　⑨ Gardiner， Allan. “J.M.Coetzee’s Dusklands; Colonial Encounters of the Robinsonian Kind.”[J].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27.2(1987); 181.

　　⑩ Susan Vanzanten Gallagher. A Story of South Africa; J. M. Coetzee’s Fiction in Context[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6，67.

　　[11] David Attwell. J. 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M].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45.

(本文刊于《名作欣赏(下半月)》 2007年第05期)

来源：期刊杂志欣赏网

http://qkzz.net/magazine/1006-0189B/2007/05/1033645.htm

[ 本帖最后由马衣努于 2009-11-25 16: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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