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ology at Cambridge”，这个标题是从剑桥大学的一个专门网页上转引的。上面的介绍很简短，但仅从其中提到的弗雷泽、布朗以及利奇、杰克·古迪等人的大名，就足以表明它的重要性了。作为名著《金枝》的作者，弗雷泽在现代中国，从文学界到社科界几乎无人不知；布朗和利奇在人类学界是转折性人物，布朗于20世纪前半叶到过中国，对现代中国的人类学创建起过作用，他与马林诺夫斯基一道，被视为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最后一位古迪与我们的文学人类学关系密切，在口传与书写方面颇有建树。
果不其然，人类学在剑桥还有另一道大门，或曰另一个传统：生物人类学，Th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其关注的领域十分宽广，从灵长类的行为到人类进化与遗传再到人口生物学和生态学以及旧石器考古和进化人类学（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沿着这条与达尔文紧密相关的传统，该系所属的机构“人类进化研究中心”今年特别主办了有关达尔文与人类学的另一个系列讲座。该系列以“文化、性和选择”为题，内容涉及很广，从《亚洲不同语族的遗传差异》、《从采猎到农耕：人口与自然选择的影响》到《精子的竞争和选择》和《人类的肤色、健康与性选择》等，丰富多样，而且与其作为邻居的剑桥社会人类学系形成鲜明对比和遥相呼应。
在对系列的宗旨阐释里，这样写道：
“In addition to publishing his fundamental ideas on natural selection, Charles Darwin also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role of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s well as writing extensively on how human behavior itself could have evolved. This series will explore how far Darwin’s insights are still being explo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