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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的培养与研究生教育的期待 ——孙庆忠教授在学院研究生导师培训会上的讲话(09.10) [打印本页]

作者: 凉爽的夏天    时间: 2019-9-10 18:37     标题: 人的培养与研究生教育的期待 ——孙庆忠教授在学院研究生导师培训会上的讲话(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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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庆忠教授是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1997届毕业生,师从乌丙安先生。前不久,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导师培训会上,他深情地回忆了在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求学时的情景以及乌丙安先生对他的影响。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特转发此文,怀念乌丙安先生。


浓情九月,恩师难忘


各位老师下午好!
      在今天的培训会上由我来作发言是非常不合适的。6月25日,惠芳老师给我打电话,“命令”我在会上做一个发言。放下电话那一刻间,我细数了2003年到农大工作以来的研究生培养情况。2004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生,15年间带了十位学生。2010年我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到目前为止只毕业1名学生,还有4位在读。应该讲,虽然我的研究生培养谈不上失败,但是离成功实在是相去甚远,因此面对学院如此抬爱,我自己心里非常不安。同时,我也很清楚自己没有其他的能力可以为学院做点什么贡献,安排一次发言,谈点心得还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便答应了。我记得当时跟惠芳老师说,我自己培养学生没什么可圈可点的,但是我导师培养我的往事却历历在目,所以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就谈谈我导师对我的培养吧。

      在我这一辈人中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三位导师在不同阶段的教诲,不仅影响到了我对学问、对生活的诸多看法,甚至影响到了我整个生命的节奏。因此,才有今天的机缘,让我和朋友们一起交流我导师培养我的过程,和那些散落在我记忆中永远都不会淡忘的往事。

      让我先把时间拉回到25年前的硕士阶段,那时我在辽宁大学跟随乌丙安先生学习民俗学。我老师1929年生人,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先生攻读民间文艺专业研究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期被下放到乡村改造了九年零三个月,回到辽大的讲台时他已经年过半百。在其后的30年间,他撰写了十部专著和百余篇论文,被誉为“中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很高兴他来农大做过三次讲座,还受叶敬忠院长的邀请,在这个报告厅专门讲过一次。多年之后老爷子提起这件事,还非常感谢叶老师,感谢农大在他80多岁成为“80后”的时候,还能够在这里讲一讲他所倾情的“非遗”保护工作。乌先生去年7月11日在德国去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已数不清多少次想念他了。

      应该讲,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民俗学的滋养全都来源于我的导师,他确立了我对学科认识的底色。他对我的影响在哪里?除了他在课堂上随意洒落的精彩妙语,让我二十几年之后依旧记忆犹新之外,我们师生之间曾经有过一个故事,就是上他的课,我竟然有过打盹睡觉的经历,这是1994年的事情。

      我们这一届辽宁大学总共招收了76名研究生,而我们民俗学专业就占了7个名额。在民俗研究中心上课时,我们围着他,满心期待,说是着迷也不为过,那简直就是研究生期间最幸福的时刻。老师的讲述如此精彩,为什么还睡觉呢?2006年他受文化部之邀来北京参加一个“非遗”的会议,我们师生在安徽大厦见面,我重提了这件令我愧疚的往事。我说:“12年前在您的课堂上我曾打盹,您还轻叩桌台叫了我的名字。也许这件事您早就忘记了,但我一定要告诉老师我那次瞌睡的原因。因为第二天有您的课,头一天晚上竟然兴奋得一宿未眠!”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老师好像有点意外,他没有想到我对多年前的课堂还有这般记忆。我之所以这样讲,没有半点玄虚之意,我读研究生的日子,是在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再体味到的兴奋中度过的。每一门课、每一堂课,都那么值得盼望。在学期间,乌先生为我们讲授4门课,其中《民俗学原理》他讲了180个学时。他的课堂简直就是艺术的殿堂,说唱就唱,说跳就跳,平淡的日常生活在他的讲述中浸透着满满的人生智慧。多年之后,当我自己的课堂略有心得并沉浸其中时,只要想到乌先生,就会瞬间平息我所有兴奋的情绪,那点因上课而带来的得意和满足,一刻间削减到零。这就是老师对我的深度影响,他让我领会过课堂教学至高至美的境界。作为一位老师,他带给我的是“美”。我沉醉其中,也希望自己的课堂也能有点老师的影子。因此,如果我的课堂上缺乏了一份人文学科基本的美感,我会觉得对不住我的老师,也愧对我的学生。我从1995年开始回到母校沈阳师范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和“中国民俗学”,24年间从未间断下乡,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的课堂能够因为我自己的体验和我个人的采录而变得丰富多彩,像我老师当年影响我一样,让我的学生感悟生活之美。

      而今,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是他带给我的那份美依然可以瞬间占据我整个心灵,想到他的时候,我还会久久无法平静,尽情地享受着他把知识之美转换成对日常生活智慧的传达,就好像重新回归了他的课堂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觉得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如我这般幸运。我在农大工作的16年间,每一届学生的“民俗学”课堂,我都会在备课、讲课和课后不止一次想到我的老师。我也因此觉得如果老师的学术思想可以因我的课堂而再度复活,这就是为师者最大的幸福。每一年,无论是在下乡还是授课的过程中,我总觉得我的老师一直跟我有一种神秘的关联。尽管他去世了,但是有一种奇妙的近乎于奇特的感受,那就是你明明知道今生再也不能相见,但却始终能感受到他的精神与你同在。这是老师所传递的最高的人生境界,我已充分体会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哪个老师能比他更幸福。来到农大之后,我极力地倡导开设《民俗学》课程,如今已经16年了。我觉得不论是学什么专业,最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

      1998年,我到中山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我的导师是黄淑娉先生,她是1930年生人,1947年在燕京大学接受教育,1952年毕业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她曾参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而后多年为林耀华先生做学术助手,是那一代学人当中出类拔萃的女学者。她1978年开始招硕士研究生,1987年调入中山大学肩负起传承南派人类学的使命,直到75岁才退休告别讲台。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女博导,她对学术研究的激情、她的严谨与自律,这些导师所具备的品性,都令我高山仰止、终身受益。她为学的时间很长,但门下的学生只有7名硕士和7位博士。我很幸运能跟她学习,让我拥有了读书的高峰体验,让我对学问充满了敬畏之心。

      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这一届只招收我一个国内的学生,4门专业课是我老师一个人讲的。每每回首学习的过程,感动就会充溢心头。老师总会提前5分钟开门,总是在马丁堂铃声响起之后说“今天课就上到这儿”。在我的记忆中,4门课没有一堂课提前过一分钟下课。在4小时的课程中,她会让我汇报3个小时,这是一周读书的心得。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没有第二个人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也正是在她的催促之下,我这三年的学习读了六年的书。上第一次课的时候,老师拿给我一摞手写的书单,总共有89本。我说“老师,我三年要读这么多书吗?”她说“这是这学期这门课的书单,不必全读,但是我指定的你一定要读”。一个学期下来之后,我读了32本书,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学的认识从此有了一个基点。当然,这门课老师给我最大的冲击在于,她要求我读的每一本书她都与我同步阅读,她的讲授分享总能引导我急切地去看下一本书。年近七旬的老师如此这般,我哪里敢有半点偷懒。因此,每周向老师汇报读书所得之后,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孙,这周的书读得不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

      在我读博士期间,还有一件事令我刻骨铭心。1998年中山大学招收166位博士生,导师在培养学生的各环节都拥有自主权。那时候,提交给研究生院的专业课成绩单只要有导师签字就可以了。因为跨专业,每门课的书都看不过来,文章没有时间写,也不会写,便请求老师先给成绩,以便在规定的日期内上交成绩单。老师说“我没有看到你的文章怎么给成绩呢”,于是就在盖有研究生院章的单子上写下三个字“待审核”。我的4门课有3门待遇如此,她用行动教会了我应该如何对待学问,如何对待培养学生的每一个细节。新学期补交作业之后,我急切地盼望老师的回音。第三天的下午,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里取成绩单。中山大学的校园布局中区是教学区,东区是学生区,西区是教工住宅区,从东区到西区要走15分钟左右。老师给我两门课的成绩都是85分,虽然与我期待的“优秀”有落差,但是我没有怨言,我不敢,因为她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说话不说一句废话,写文章不写一个错字,这是她与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等前辈学者一起工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等我拿着成绩单回到宿舍的时候,老师又打来电话说:“小孙,我想改变一下成绩,因为不能仅仅看你最后交给我的这份作业,还要考虑到你一个学期的学习态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决定把两门课的成绩由85分改到86分。”我说:“能获得老师这样的评价我已经很满足了,成绩就不用改了。”她说:“如果你现在不来的话,我就去你宿舍找你。”我拿着85分的成绩单跑到她家时,刀片、笔和一把尺子已经在桌子上摆好,她用刀片刮过之后,把两个85分改成86分。

      这件事情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难道只差一分吗?但事实上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为学、做事的态度,是老师对学生的最用心的评价。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学者的自律,是为师者对自己的要求。我来农大之后,几乎每一年在研究生课堂上都会讲这个故事,也因此与90分相比,我的学生们可能更愿意将86分看作是孙老师对他们最高的评价。

      如果说乌先生教给我的是“美”,那么黄先生教给我的是“真”;如果说乌先生的神情与妙语让我终身难忘的话,那么黄先生的严谨与自律让我目睹了导师的最高境界。老人家已经90岁了,每次和她视频时候,她总是在手机的屏幕里带着微笑看着我,好像话语越来越少,但是我看到的却依旧是那个游走于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的女人类学家,目光坚定,一如当年。

      对我来说,每一年我不知道会多少次想到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田野调查的时候。今年1月我和学生去云南宁蒗摩梭人村落生活的半个月,以及刚刚在云南绿春哈尼族村寨调研的20天,我总会在某一个瞬间想到我的老师,那一刻间好像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讲述1954年她跟随林耀华先生在彝族地区调研的种种经历,以及在数月劳顿后走铁索桥、过金沙江时的独特心境。去年8月和今年1月,我曾两度去小凉山摩梭人村寨,当车走到金沙江畔的时候,我特地说要停一停。那一刻间我不是为了欣赏金沙江峡谷的壮美,只为能够在60多年之后与我老师在同一个地方,在精神上还能有一次相遇。

      我们调查的摩梭人村寨,上世纪30年代有李霖灿先生的足迹,50年代和80年代有詹承绪与和发源两位先生的采访记录,他们进村路上的时间以月、以周计算,而今我们从丽江出发仅用12个小时。虽然也是舟车劳顿,但与前辈学者的探究之路相比,真是不值一提。想到我老师在西南走过13个民族聚落,想到那么多留有她文字印记的村寨,我就会心生仰望之情。今天我能够因为农大研究农村发展的缘故,有机会重走老师走过的路,于我而言这种幸福感一直洋溢心头。

      我们刚刚驻扎的哈尼村寨,一个行政村有9个寨子,从一个寨子走到最远的另一个小寨子,单程需要3个小时,来回6个小时,中间访谈2个小时。我的学生问我,“老师你能走动吗?”我说“能”。因为我的身后总有一双眼睛,那是我老师在看着我,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是幸运的,是幸福的,就在于始终有老师以最温和的目光看着我,在告诉我生活本该如此。

      在村里调研的时候,有的学生会说这里生活很苦,农民的节奏难以适应。每当这个时候,我还是会想到我的老师,想到20年前她给我上课时讲到她在黔东南做调研的小事。她说早晨五点钟就醒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木头房子的天花板。为什么不动?怕自己的脚步声影响主人的休息,只有透过不隔音的楼板听到主人起身的声音时,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什么呢?看似平常,传达的却是对乡民的尊重。她对自己的这份自律,对做学问的这份要求,是我们这一辈学者最缺少的。我多希望自己能在生活里不时地体味这些看似琐碎却极具深意的往事,也是一个老师对于学生产生深度影响的往事!

      今年我在云南调研的时候,我的学生说:“老师,他年之后我们再来云南调研的时候,不仅仅会想到李霖灿先生、詹承绪、和发源先生,也会想到黄淑娉先生和您!”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已老去,而你们却依然能够记挂这片土地,记挂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以及做学者、为人师所秉持的精神理念,也算有了一份遥远的回响。”这是我的第二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2001年我博士毕业之后,一心想着要做两方面的研究:一个是要做历史地理的研究,第二个就是想进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我发现人类学研究向宽度和深度拓展,这两个领域是必要的,对我个人来说更是急切的。我对心理学的研究涉猎太少,我想在人类学看似表层的民族志背后,去挖掘更深厚的个人和群体的文化心理,也因此和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结下了师生之缘,走进了她的民族性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老师东渡日本,在东京大学研修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这是她研究中国人的起点,在其后的30多年里,对人的关切、对中国现代化之人格力量的探寻,贯穿其学术历程。

      在人民大学期间,正好是2001年申奥成功,9月初,在我跟老师见面的第一堂课上,她说:“小孙,一个时机到来了。申奥的成功对于中国人整个的精神走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人文奥运这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民族性提升的契机。”也是在同一时期,她提出一个命题——“中国人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心理学”。在她看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不把中国人的心理问题解决,我们的21世纪是可怕的,人性的邪恶将会不断彰显。今天新世纪悄然间走过了将近2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就如魔咒一样被她言中。所以我在每一年的“社会心理学专题”的课堂上,都会自然地想到我这位三个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今,她也已经84岁了。我的专题课上有一讲是固定的,“心灵环保: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心理基础”,是讲给我学生的,更是献给我老师的。

      回首博士后的两年,老师给我的深度影响是她的社会关怀,她希望能够寻找一种路径去破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对老师心生的敬爱之情,主要是源于她真心真情的责任和使命。这份使命意识也总是不断地催促着我,跳出自己去看一个群体、看中国社会心态的整体走势。我的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却如20年前一样,关注中国人心理的改变,求解中国社会心态的平衡机制到底在哪里?我每一次下乡,她都是一个粉丝级的追踪者,她会问我今年假期去哪里,别忘了给她发照片,要告诉她那里的农民今天生活的怎样。所以,一想到她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这辈子我的肩膀太窄,我的能力太弱,我能为社会做的工作太少。在今年6月我们举办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青年研修班上,在结业仪式的讲话里,我问乡村青年,我们的生命和乡村建设有关吗?当然有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村庄,我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走过的每一个田野点,不就是今天乡土中国的写照吗?当我们自己这样追问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个人的命运和整个乡土中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没有一刻间游离。我也在问自己,孙庆忠你所做的事情和中国教育有关吗?当然有关。因为你的每一次授课都是中国教育的一部分,都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和作为一个导师的精神品质。因此,每一堂课能不能成为改变自己,继而提高学生生命质量的有效路径;能不能让我们在这简单的叙事当中,在思想跃动过程中,还能够浅浅地感知到一份生命的质感,这是我一直追问的教育教学问题。

      今天利用这个培训的机会,重温了三位导师对我的教诲,与各位分享了我从中体会到的“人性之美”和“为学之美”。他们虽然从事的专业不同,个性差异极大,但是却从精神深处传递出了共同的理念——学者的高贵品质和为人师的信念与素养。回顾自己在农大工作的日子,比照我的老师为培养后辈所付出的心血,我知道“导师”这个名号对我有多么的重,有时甚至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在我们社会学系建系20周年的时候,当学生对每一位老师做口述采访的时候,我曾用三个词形容过老师的处境——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表面上看,做老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当你赋予这个身份特别的意义时,这个称号真的重如泰山。庆幸的是,我的三位老师都用他们的言行阐释了为师之道,都用自己的行动现身说法,告诉我如何做一个最好的老师。回过头说,乌先生对我的影响是“美”,他的神情和妙语让我记忆犹新;黄先生带给我的是“真”,她的严谨和自律令我刻骨铭心;沙先生带给我的是“善”,她的责任和使命让我懂得学者的社会担当。尽管我都做不到,但我知道做一个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到这里吧,超时了十分钟,非常抱歉!

教师节快乐!

(图文转自公众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2mYJswxo1jNDpc-t7Mf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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