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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5月特刊：创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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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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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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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5月特刊：创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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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5月特刊：创四川
创四川
026 古蜀国 故乡还是他乡？
033 南迁：古蜀人的背影
037 蜀道何曾难
042 秦代蜀地百年移民潮
诗四川 酒四川
046 万古李杜诗
049 千年酒四川
052 苏轼出川——一个四川人和他改写的中国性格
新四川
060 明末清初：死亡与新生
064 上四川去
070 生根：直把他乡作故乡
078 寻访明代移民后裔
080 会馆：移民的精神家园
084 四川菜，中国味
088 谁是四川人？
092 寻根：乡关何处
096 一个人，一条船，一座城
100 出川：一出夔门天地宽
105 移民之子与中国命运——近代四川杰出移民后裔群相
四川与中国
114 绝地图存：从成都到钓鱼城
120 保路：四川人的家与国
126 求生到重生：红军的四川之路
130 四川何以救中国
136 蒋介石与四川的血泪因缘
138 血铸川军
144 赖以“民生”救苍生
149 天下盐，天下粮——危亡时刻的蜀与天下
156 发现李庄
161 “三线”之子
168 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
172 四川精神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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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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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0
创四川
震不死的四川精神——汶川5.12大地震周年祭
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所有同胞，今天，请允许我们在此默哀、垂泪。默哀，为当日的亡魂徘徊;垂泪，为当日的山川破碎。
默哀之后，请允许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将你们纪念——那就是暂停哭泣，露出坚毅，勃发四川精神，致力故土复兴。
你们将在天堂看见这一切：废墟成为田园，悬湖摆脱危险;牧牛重新倘佯乡间，倒塌楼舍再度修建;全新学校平地拔起，朗朗读书声直接天际;区域经济元气正在复苏，城乡淤塞血脉就要打通;有手者皆能自食其力，有力者终将鞺鞳前行。人们将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
你们将在四川看见这一切：活下来的老人，老有所依，他们的笑容，如跨越崖边伸展的青松;活下来的爱人，找到新的温暖，他们的笑容，比春天更明媚;活下来的孩子，在阳光下尽情跳跃，他们的笑容，价值连城。大地上的伤痛渐渐淡去，那些血痕也在时光中隐没踪迹。我们已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
我们正走出伤心，走出阴影，重建被地震破坏的物质家园，也重建被灾难摧残的精神家园。我们无坚不摧且所向披靡，闪闪发光且酣畅淋漓。因为我们是四川人，因为我们有四川精神!——“一个四川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他的四川精神不可战胜!”
或问，四川精神如何形成?孕于山川，育自历史。或问，四川精神内蕴若何?曰雄奇，曰血性，曰敢为天下先，曰自由与人文，曰宽容与坚忍。
四川精神是雄奇。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古蜀，素有“四塞之国”之称，居然出现了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与中原文明截然不同且分庭抗礼的上古文明。不可谓不奇!秦汉后，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唐代数度成为皇帝避难之所，在南宋末年成为抗元最激烈地区，在清初吸纳了数百万移民而浴火重生，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国大后方并付出极大牺牲。不可谓不雄!
四川精神是血性。1945年10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说：“四川人民对正面战场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直到抗战终止，四川征兵302.5万多人。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人总数在300万以上……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石以上……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据何应钦统计，抗战八年，川军主打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其伤亡64万余人，惨烈为全国之冠!这就是四川人的血性，每逢救亡图存之际，必锐身赴难，虽万千劫吾往矣!
四川精神是敢为天下先。从数千年前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从未动摇。古蜀人开拓的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最早将中国的名称“China”传到西方。在近代，四川保路运动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邓小平、朱德、刘伯承、陈毅。在改革开放初期，四川广汉向阳人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乡村建制，向阳也被称作“中国第一乡”。同在此期，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四川诞生……这就是四川人的精神，我命在我不在天，一鞭能著天下先!
四川精神是自由与人文。鹤鸣山是道教发祥地，青城山是道教名山，四川人常多道家思想，名士风度，道法自然，人尚自由。四川又处于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文化交融地区，人文风貌更显摇曳多姿。学者段渝称，四川的人文历史呈“水库”特征，即不断向外“流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流入”高文化人才。一出夔门，四川人总是惊采绝艳，平地崛起，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宋代的三苏，近代的郭沫若、巴金;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成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学伟业，代表当推唐代的杜甫，宋代的陆游。如此自由流动的人文“水库”，使得四川人文精神既保持独立形态，又不断更新、升级，始终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主要骨干之一。
四川精神是宽容与坚忍。古语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即是说四川在历史上常受“非人待遇”，譬如秦惠王灭蜀屠城、魏晋南北朝时川陕之间的战乱、南宋时金、蒙屡攻四川、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川及清军在川之荼毒。然而，四川从未一蹶不振，每每浴血重生，回归天府之国，再成西南重镇。学者葛剑雄认为，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四川的自然条件。四川地区水源充沛，都江堰的自流灌溉造就四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加上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完全能自给有余。此外，封闭的地形地势也使四川较易防御外来入侵，保持相对安定，或成为稳定后方。二是外来移民。四川历史上有七次显著的移民。长距离的迁移不仅使移民获得新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找到生存空间，也使移民群体本身优胜劣汰。最终在迁入地成功定居并繁殖绵延的，都是体力、智力上的强者。而在移民与土著的混合中，宽容、坚忍的精神油然而生——当吸纳外来血脉及文化时，川人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在抵抗强敌时，川人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忍。
凭着四川精神中的血性、人文、宽容与坚忍，我们相信，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的精神、物质上的舛害，定能修复;那些绽放的伤口，必可愈合;那些悲伤的心，不再结冰;那些为亲人彻夜痛哭的眼，也终将映出圆月。我们终将复兴故土，告慰亡魂——以蜀人之名，凭四川精神!因为我们是四川人，因为我们有震不死的四川精神——血性、人文、宽容与坚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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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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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0
古蜀国 故乡还是他乡?
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
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广汉鸭子河畔鳞次栉比的砖厂冒出一团团黑烟，飘荡在天空中。就在这天，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金杖等大量珍贵文物。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国就此呈现，即为三星堆。
2001年，成都苏坡乡金沙村传来消息，那里又发现了大量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这个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金沙与三星堆显示出了强烈的联系，他们就如同父与子，一脉相承。
不过，这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奇怪的一对父子了，它们诡异的青铜器不仅在中国找不到原型，就连世界上都找不到同类，有人甚至将其想象为外星人的杰作。
三星堆、金沙的发现，大抵还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西南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列传》，就是对西南邛人、滇人、夜郎、僰人、叟人等部族的统称，可见当时中原史官的心态;唐代诗人李白面对古蜀，尚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慨。在这些观点面前，三星堆、金沙就格外引人注目——谁是它的主人?它究竟根植于四川本土，还是从他乡迁徙而来?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渐渐揭示，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蜀地对于他们而言，自是故乡，但其文化底色上，也一遍遍涂抹着他乡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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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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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1
羌人南迁：第一缕文明曙光
关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史书一直语焉不详，惟有一个个上古传说，暗示其皇家血脉。传说炎帝姜姓，为西羌牧羊人。黄帝入蜀，迎娶西陵国国王之女嫘祖，成了蜀人的乘龙快婿，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中原，西陵国与黄帝部落，也在婚媾关系的前提下，联合在一起。黄帝与嫘祖的长子玄嚣生在“江水”边，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次子昌意生在“若水”畔，也就是雅垄江畔。
继三皇五帝之后的，则是大禹，“禹兴于西羌”，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一块叫“石纽”的巨石中。帝舜时代，一场大洪水肆虐了整个中国，大禹率领部落走出成都平原，治理了滔天洪水，并开创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
传说时代的古史已经难辨真伪，而考古学上，古蜀第一缕文明之光，并不如后人想象在三星堆或是金沙，它来自一个叫宝墩的古老文化。自1995年以来，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遗址、大邑高山镇遗址和紫竹遗址、郫县古城7座古城。
伴随宝墩文化出现，成都平原也产生了诸多变化。此前的成都平原并未发现古城的痕迹，宝墩文化的几处遗址已经出现城墙，为典型的夯土结构，面积最大的是新津宝墩遗址，城墙周长3200米，宽约25米、高5米，面积有6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商朝附属国的都城：盘龙城面积仅有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
宝墩人以狩猎为主，传统农业尚未启蒙，遗址出土了数十件石箭镞;陶器也在此时出现，迄今为止，宝墩共出土了千余陶器，有小平地罐、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等类型。学者段渝认为，宝墩遗址的出现，暗示着成都平原已经进入酋邦社会。
1998年，成都市考古队对郫县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古城中央，有一个大型房屋遗址——白色的碎石圈成一个长方形，中间等距离分布着5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代表5个祭台。这里是宝墩人的神庙，它预示着宝墩人已经有了图腾崇拜与信仰，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标志。
宝墩文化是后人能在成都平原寻找到的最古老章节，距今大约4500-3700年，而在此之前，成都平原并未发现文明的痕迹，宝墩文化可能是一个外来部落。
这个猜测数年后即被证实。2000年，四川茂县营盘山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露面，遗址出土陶器与宝墩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如同针线一般把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与长江上游的马家窑串连起来。
在四川羌寨，流传着一首叫《羌戈大战》的古老史诗，史诗出自羌族释比的经文之中，讲述了祖先迁徙的历史：他们(羌人)由西北高原南下，翻过许多大山，终于来到岷江上游。他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但是，这一带却住着高颧骨、短尾巴、身体健壮的戈基人，他们个头不大性情却很凶猛，互相争夺牧场，双方经常发生战争。
《羌戈大战》是羌人的创世史诗，描述了羌人从西北高原向岷江上游乃至成都平原的迁徙过程，戈基人(可能是一个氐族部落)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远古时代，整个中国西部，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古羌人从甘青草原到岷江，再从岷江迁徙到成都平原，如同一幅卷轴画，随着历史的演进，慢慢拉开。
传说这支羌人的首领，便是古蜀第一位蜀王蚕丛，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纵目面具，也被看成族人对他的追忆。这也是古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这一次迁徙，给成都平原带来了陶器、古城，乃至图腾崇拜，成都平原由混沌迈入了新石器时代，从荒诞不羁的神话传说，回到了人间。
有缗氏逃亡：青铜铸造技术传来
人们常说的三星堆，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从文化上分析，曾经有过三种文化或文明在三星堆交汇：1期的宝墩文化，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2、3期三星堆文明;4期则已经跟金沙早期接轨。也就是说，宝墩人的最后一次迁徙，来到了三星堆。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转变，是从一些文物的剧变开始的。1987年一个傍晚，几个砖厂工人在广汉一个叫仓包包的地方，发现了两块镶嵌着绿松石的铜饰牌，同时出土的还有矛、斧、钺等玉石礼器。历史上，铜饰牌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物，在中国，只有二里头出土过类似的铜牌。
自1986年开始，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全面发掘，一种叫盉的陶器屡有出土，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陶盉有三只袋形大足作为底座，一侧有柄，中国文明史上，盉的发明，要归到二里头人名下，他们仿制鸡、鸟的形态，创造出这种特殊的陶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这是只正视的眼睛。而这只眼睛的符号，却大量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中。所谓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夏文化。
从年代上说，二里头在前，三星堆在后，它们的联系是不可能通过交往而相互影响，惟一的途径是传承。而在古代，这种传承又多以部族迁徙为基础。或许可以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有一支人群，从二里头出发，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可以引出一段远古传说。
夏朝末年，今山东金乡一带，有个部落叫有缗氏。他们与夏朝国君有联姻关系。《左传》记载，夏朝太康失位后，后缗的儿子少康最终复兴夏朝，可见其战功赫赫。
《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为了炫耀威力，命令诸侯率本国军队在有仍氏国盟会。有缗氏国君一向对夏桀的暴政不满，在盟会中途愤然归国。夏桀看竟然有人敢公然违背他的意思，亲率大军征讨有缗氏。有缗氏终于招架不住，四处逃散。《楚辞·天问》和《汉书》中都留下了记载。而有缗氏最终迁徙到何方，悬而未解。
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孙华认为，二里头与三星堆文明可能与有缗氏有关，有缗氏战败后，先逃亡到河南一带，站稳脚跟后，陆续向陕西、成都平原迁徙。这也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具有如此之多相似性的原因——这些逃亡的有缗氏即便是两手空空而来，他们掌握的制作工艺、审美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必定会在文物中有相似的体现。
夏人其时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而远古时代，部族往往将青铜铸造技术视为珍宝，是断然不会外传的。有缗氏的迁徙，是古蜀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这支流亡的夏朝贵族，给蜀地带来了陶盉、铜饰牌，带来了王朝血脉，乃至青铜文明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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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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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1
蜀人与商：战争与和平
商代的三星堆古国，正处盛年。这个生机勃勃的文明，拥有着庞大的领土与强大的国力，他们为了争夺附属国、水源、土地、矿藏，很快与中原一带的商朝兵戎相见。
关于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有如下论断：“三星堆是方国”，“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古蜀与商朝，都是各霸一方的方国，相互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历史上，商朝人曾经如此布置自己的防御体系：中心是京畿重地殷，最外面是臣服的异族，异族与京畿之间则是诸侯的领土。臣服于商的附属国颇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等。让商朝人烦恼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却独立于他们的防御体系之外。蜀国并非商的附属国，甲骨文中迄今也没有“蜀方”的记载。
商王朝的国家大事由商王与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共同决定，尔后写在甲骨文上，当作国家机密封存起来。殷墟发现后，商朝的国家机密也在尘封的档案中被发掘出来，学者发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频频出现在甲骨文中，不过，有蜀人的地方，却往往意味着战争。
“登人征蜀”;“丁卯卜，王敦缶于蜀”;这两句甲骨文，记载了蜀与商的两场战役。“登”的意思是征集兵员，商王已纠结兵力准备讨伐蜀人;缶是今山西永济一带的缶人部落，蜀人与缶人曾经联合抗商，缶人不幸战败，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商王对此颇为在意，最后连自己也御驾亲征了。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遥，况且蜀道艰险，商朝人出兵伐蜀，颇为困难。且劳师袭远，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商人伐蜀记载虽多，却少见商朝人炫耀胜利，反倒是深入腹地的他们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县出土了8件青铜器和13件兵器，青铜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样。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贵族，青铜器是蜀人缴获商朝人的战利品。这两个不幸的贵族可能早已在蜀国丢了性命。
战不能胜，从商朝中期开始，商朝人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他们对蜀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在这样的友好旗帜下，商朝巫师时常“至蜀有事”，到蜀地举行祭祀仪式;蜀人还曾经答应给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的意思是弓箭手;商王在宗庙中秘密占卜，也常常帮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将获丰收。
商朝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影响着古蜀人，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颇为神秘，不少青铜器与商朝如出一辙，如青铜尊、青铜罍等等，应该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制作的;而三星堆的玉戈、玉瑗在安阳殷墟都能找到原型，可见三星堆传承着中原地区的玉石祭祀体系。
早在3000多年前，极富探索意识的古蜀人已经走出成都平原，积极与外界交流，建立了与黄河文明的联系，从浩瀚的商文明中吸取了诸多精华，却又自成一体。
与古羌人、有缗氏的迁徙带给成都平原的剧变比起来，殷商文明则在战争与和平的间隙流传到蜀地，给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注入了中原文明的基因。这也使得三星堆古国在保留了它天马行空的幻想的同时，却又加入了殷商文明的大气与磅礴。
金沙：巴人入侵还是杜宇复国?
似乎在一夜之间，三星堆人偏好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尖底陶器，诸如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大量出土。尖底陶器是早期巴人使用的典型风格，这种陶器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巴人的到来，历史上的巴人素来以剽悍善战闻名于世，战争与死亡，追寻着这个好战的部落。
商代末年，巴人忽然做出了一个令世人备感意外的举动，他们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土地，转而向三峡、川东一带举族西迁，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巴人的举动刺痛了古蜀国当权者，然而，三星堆古国的财富被过分堆砌到了神坛之上，孱弱的军队不但未能教训越过国界的巴人，反而吹响了三星堆古国走向衰弱的号角。考古学家猜测，一部分巴人转而向成都平原进发，老态龙钟的三星堆古国再也经不起刀光剑影的洗礼，古蜀国破，古蜀人也踏上了迁徙之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亡国，与赫赫有名的牧野之战有关。商朝末年，商王纣昏聩无能，崇信奸臣，残害忠良，迷恋女色。岐山周原一带的周人最早起事，响应者有八百诸侯，蜀王鱼凫也派兵参战，古蜀国精锐征战在外，国力空虚，被敌人偷袭得手。率兵灭蜀的正是杜宇，在子民拥戴下，杜宇自封为蜀王，是为望帝。金沙遗址发现后，不少学者猜测，金沙就是杜宇的国度，金沙遗址年代在商末周初，这正是杜宇的活动年代。
2007年12月，我曾与云南省昭通市文管所所长游有山到鲁甸县野石村考察这里的古遗址，鲁甸野石遗址出土了大量“鸟头形”陶器，与三星堆鸟头形陶器几乎如出一辙。游有山说，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朱提是昭通古称，古代是濮人地盘，濮在上古，族系繁多，多伴水而居，故又有百濮之称。蜀王杜宇部落，可能正是一个来自昭通的濮人部落。
杜宇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了农耕文化。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蜀王鱼凫时代，古蜀人尚以渔猎与畜牧为主，农业经济并不占太大比重。《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而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三星堆遗址中红烧土里有很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可能是粟、皮大麦之类，可见当时的旱作农业已经颇为发达，成都平原就在此时完成了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究竟是巴人来到成都平原，还是杜宇以战争取代了鱼凫，传说时代的古史，真伪莫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金沙古国继承了三星堆诸多基因，比如青铜雕像、金面具、玉戈等等;而随着巴人或者杜宇部落的进入，古蜀国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颇具代表性的变化，便是祭坛与宫殿的出现。
成都驷马桥外，曾经有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0米的土台，为四方三层型，形制很像一个去顶的金字塔，形制、结构与1983年发现的上海福泉山祭坛大体一致，应该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国家祭坛。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羊子山土台建筑工程的问题。他认为，羊子山土台“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估计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万平方米以上。若征发2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
成都十二桥遗址曾出土过一些残长5米的木构件和一些残长12米的地梁，从这些巨大的零件看来，这里或许曾经屹立着一所高大宏伟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上，金沙与羊子山、宫殿遗址同属于十二桥文化，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同一古国的产物。
规模宏大的祭坛、宫殿暗示着古国的实力，它们的出现，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大统一政权的支持。《华阳国志》记载，古蜀国“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在陕西汉中附近，熊耳、灵关靠近云南。在古代，疆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砝码。杜宇也好，巴人也罢，三星堆国亡之后，他们的迁徙建立起一个更为恢弘的古蜀国。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也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迸发。
鳖灵治水：楚文化进入成都平原
杜宇晚年，洪水再次肆虐成都平原，《蜀王本纪》记载，三峡一带的鳖灵部落，为了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被杜宇委任为相，治理洪水，“蜀得陆处”，又成了人民康乐、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鳖灵最终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是为丛帝。开明王朝传位12代，统治古蜀国300多年，公元前316年，秦军由金牛道入蜀，蜀亡。
随着鳖灵的进入，楚文化也悄然进入成都平原。2000年7月29日，成都商业街发现了一处长30米，宽21米的船棺合葬群，最长的一具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历史上的船棺安葬的风俗，是从荆楚一带发源并流传到全国的。而自春秋以后，水田在成都平原大为盛行，平原的低洼之地此时被大量运用起来，成为旱作农业的必要补充，而荆楚之地，却有着悠久的水田开垦历史。鳖灵的逃亡其实是一个部落的迁徙，楚人的耕作技术、丧葬习俗无疑会随之带到成都平原。
李白有感于古蜀历史的扑朔迷离，三星堆、金沙遗址也往往被视为外星人的文明。而在我看来，古蜀国是不同时期的文明在成都平原的产物，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的巫师与军队、杜宇、鳖灵部落是它流动的基因，迁徙或许带来了短暂的动荡与征战，然而，几乎每一次迁徙，都给成都平原创造了新的契机，成都平原也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全国的迁徙者与逃亡者。
如果将眼光触及四川历史，秦灭蜀后，强迁六国豪强入蜀;两晋流民入蜀就食;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稳固的政权吸引着中原仕子、百姓远道而来;清代“湖广填四川”，两湖、两广、浙江、江苏、陕西等地百姓纷纷入川，以及抗战年间的高校内迁、建国后的三线建设。今天，当我们追溯成都平原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时，那些曾经匆忙的背影，那些曾经给成都平原带来光荣与梦想的背影，那些流淌着四川血液的背影，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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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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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2
南迁：古蜀人的背影
公元前316年，秦朝踏灭蜀国，留下金沙、三星堆这样灿烂文明的部族何去何从?大部分蜀人从蜀国的臣民变成了秦国的百姓，这批人的生命、生活、迁徙，已经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无从追索，但他们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代一代的民族融合和迁徙中，和来自各地的移民一起塑造了如今的川人。而另一支队伍，却在数千里外的南国被发现踪迹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开明王朝遂亡，蜀王、太子、相国、太傅相继被杀。秦人伐蜀的目的在于将其作为大后方，为逐鹿中原提供充足的粮草与兵源。战争一结束，秦军即进驻成都，蜀人群龙无首，从蜀国的臣民变成了秦国的百姓。只有蜀王子安阳王带领一支残部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一延续就是大半个世纪。
2004年9月，一批越南考古学家走进三星堆“寻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比较越南长睛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相似性。三星堆遗址精美的出土文物，让越南考古学家惊异不已，他们认为，从文物上分析，三星堆与越南无疑颇有渊源，史前蜀人的南迁，可能由来非虚。
交趾：蜀人南迁路线
从成都南下云南，乃至越南交趾，南方丝绸之路是最为便捷的古道，其路线是出成都至雅安，越大相岭至汉源，再逾小相岭至泸沽、会理，经云南昆明、楚雄，从晋宁至通海，循盘龙江(清水河)直抵交趾。古道早在商周年间便已开通，成为沟通中国与异域一条重要通道。2007年11月，我参加“探秘三星堆 寻访南丝路”科考活动，一路上，安阳王的背影几乎如影随行，出人意料的是，远迁越南前，安阳王与秦朝可能还有过一次大决战。
上世纪70年代，荥经严道古城附近发现了一批军事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巴蜀式兵器与一种奇怪的铜质印章。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铜戈、铜矛、铜剑，上面雕刻着虎的头颅、蛇的尾巴;印章上则雕刻着令人费解的图案：手持利刃的武士，张开的手，鲜红的心脏。
在四川考古发掘中，这种印章屡有出土，考古学上称为“巴蜀印章”，迄今四川出土的“巴蜀印章”总共有百方，单荥经一地就出土有70余方。有学者提出，这些印章其实是臣服于蜀的各部族首领的徽记，是安阳王分发给各部族的信物。古蜀国破后，蜀人停留在荥经俟机复国，各部族亦在荥经汇合，准备与秦人的决战。
荥经北接成都平原，东、南、西三面被海拔达三、四千米的牦牛山、瓦屋山和邛崃山环绕，南下便是邛人、笮人等部落地盘，安阳王选择在这里决战，应该是一个颇为合理的决定。不过，秦人的强大已超出了古蜀人的想象，决战以惨败告终，安阳王继续南迁，那些部族首领也在这场大决战中，或降或亡。
于是，公元前316年，灵关道出现了一支行色匆匆的迁徙队伍，他们之中，有丢盔弃甲的士兵，有惊惶失措的官吏，还有尚未来得及脱下巫袍的巫师，衣衫褴褛、扶老携幼的百姓尾随其后。他们身后，隐约还能听到刀剑碰撞的声响以及悠长的号角声。《交州外域记》记载下了这次壮观的迁徙，“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候，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
汉源小堡乡团结村发现过一批战国土坑墓，墓中出土了柳叶剑、刀等巴蜀式青铜器;而在南丝路沿途的越西、西昌、盐源、昭觉、会理等地，都有蜀式器物与巴蜀土坑墓发现。大、小相岭以南历来是“西南夷”部落地盘，并非蜀人势力范围，数目众多的文物似乎暗示着安阳王极有可能顺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交趾，沿途的墓葬与青铜器，令安阳王的迁徙路线，逐渐清晰起来。
瓯雒国：异国故乡
长晴遗址位于越南北部，长期以来一直被考古界认定是瓯雒国都城。在这座被认为是古蜀文明延续的遗址中，又一个三星堆彷佛降临了。长晴遗址出土了一些的牙璋，这是古人的祭祀用品，同样的牙璋在三星堆都能找到原型。这种联系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东山文化的陶器盖、玉璧、玉璋、陶豆、玉戈、铜瑗，都显示了与三星堆强烈的联系。
2005年2月与12月，受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邀请，四川考古研究院先后派遣两个考古队到越南进行考古发掘，以考察古蜀文明与越南东山文化的联系，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不少在四川都能找到“娘家”。历史上的开明王朝盛行船棺葬，成都十二桥船棺葬一度被认为是蜀王的家族墓葬，而在越南海防、朱芹、朱山、越溪等地却屡有船棺出土，只不过年代稍晚，大约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之际，墓中出土的铜斤、环首铜削、铜拍在四川都能找到原型。而这里正是史前瓯雒国的疆域。
从年代上说，古蜀文明在前，越南冯元、东山文化在后，它们的关系自然不会是相互交流而产生的，唯一的途径便是传承。一个民族不会使用其他民族的陶器、青铜器，除非他们有某种传承关系，也就是说，越南东山文化可能继承了古蜀文明的一些传统。考古学家发现，在瓯雒国，祭祀仍然是一项重要内容，虽然赶不上古蜀国的奢华与繁荣，却拥有着相同的模式。
显而易见，安阳王的迁徙队伍除了3万军队外，几乎囊括了古蜀文明的各个方面，在这支队伍中，有专司祭祀的巫师，有负责筑城的工人，有制造青铜器的工人，他们带来了古蜀文明最精华的部分，与其说是蜀人的迁徙，还不如说是古蜀文明的一次有去无回的出访，交趾的面目由此改变。
历史上的瓯雒国定都螺城，螺城筑于越裳，广千丈盘旋如螺形，又名思龙城。裸国在交趾附近，“男女裸体，不以为羞”，可能是当时一个土著部落，裸国曾经与瓯雒国相邻，除此之外，瓯雒国旁边还有文朗国和南越王赵佗的割据势力。史载交趾先属雒人，后属瓯雒国，最后归赵佗所有。安阳王其时已经占据了交趾和邻近的九真，人口约20万，却一直试图扩大疆域。
神弩：离乡的战士
三万蜀人把他们的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战争中，人生却不曾厚待他们，历史也永远的遗忘了他们，甚至连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也在若干年后，重新灭亡。
有关瓯雒国的战争，一直跟神弩联系在一起，传说有只神龟在瓯雒国居住了三年，临行时，神龟脱其爪化为神弩。《越史略》则采用了另一个说法：皋通造柳弩一张，“十放，教军万人。”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认为，安阳王来自蜀地，跟雒人作战，可能暂时处于优势。千弩齐发，一放杀三百人或有可能，皋通也只不过是瓯雒国一个善于治弩的大臣。
相反，雒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射猎采集阶段，“射生为活，吞噬昆虫”，在强大的蜀人军队面前，雒人很块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领土，不得不迁徙到更加荒凉的地区。神弩也让南越王赵佗吃尽了苦头，“一发杀三百人”，越军闻之丧胆;到了宋初，《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更把神弩的威力夸大，“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杀三万人”。
攻占交趾不久，安阳王又吞并文朗国，这场战争同样没有花费古蜀人太多的时间，从那以后，雄伟的都城，先进的文明，锐不可当的军队，一个新的古蜀王国在交趾冉冉升起。考古学家更倾向于把战争看成文明之间的碰撞，在早期蜀人刚到达交趾时，这种文明的碰撞引发的战争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安阳王和南越王之间的战争则一直持续到瓯雒国灭。早期占据优势的情况终究短暂，在与中原文明的对抗中，蜀人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始皇三十七年，赵佗率大军侵瓯雒国，安阳王以灵弩防御，击退佗军。赵佗见以武力胜不了安阳王，使了个心计，派遣儿子赵仲向安阳王之女媚珠求婚。赵仲婚后引诱媚珠偷看神弩，趁机毁坏，失去了神弩的安阳王再无招架之力，秦二世二年，赵佗再次来攻，瓯雒国遂灭。
这把决定了瓯雒国命运的神弩，终究只是一个传说而已。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迅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公元前316年，秦人的坚兵利甲让蜀人尝到了亡国的苦楚，尔后，中原文明的发展速度超乎了蜀人的想象，在南越王赵佗势如潮水的进攻面前，古蜀人再次完败。
安阳王灭国后，有关古蜀的历史归于平静，只有它的传说被纳入历史。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触摸它，仅仅可以从它的故事和传说中看到古老和荒凉之美，从某种程度上说，安阳王和瓯雒国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秦国军队锋利的刀剑割断了它的动脉，此后，它一直苟言残喘，直至灭亡。
有学者认为，瓯雒国还不是蜀国的终点，国破以后，他们迁徙的脚步就没有停过，在比交趾还要遥远的西卷和西屠，蜀人又相继建立起他们的国度，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的唐朝。究竟什么地方，才是蜀人南迁的终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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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2
千年酒四川
蜀中的酒不但让蜀人陶醉，更令外人解愁，因为酒，他乡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故乡。固守西南的川人，精神中的那一份放旷，正是在酒里浸泡出来的
蜀人好酒，造就了性格中的豪侠之气。而在中国文化中，诗酒文章往往相提并论。“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为李白所“画”的这幅肖像画，固然可以挑剔出这位诗人纵饮不羁和游戏人生的意味，但若没有酒，便没有了天马行空的浪漫，李白便死了。
诗人们的描述，千载之下，仍然令人如入醉乡。诗人张籍描写了酒肆林立的成都：“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在成都流连的李白一定也在那些酒店里喝得酩酊入梦，梦中还有一位当垆的美女出没。诗人李商隐干脆就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为成都的享乐主义盖上了千年不褪的印章。
东坡先生就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心了然。……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近有余。”所谓“书到读透处，酒于微醺时”，这才是真正会喝之人。
北宋的苏子美，和唐初的陈子昂一样都是梓州人，他年轻时住在老丈人家，常常夜间豪饮，老丈人有些吃不消，也很奇怪，派了一个佣人悄悄观察。一晚，看苏姑爷在书房里，取出一册《汉书》，翻到《张良传》，一旁放着酒。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不中，便激动地用力在桌上一拍，大声说道：“击之不中，可惜!可惜!”说完，斟酒一碗，一饮而尽。一会读到张良对刘邦说：“臣始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时，苏子美双手抚摸桌子，自言自语道：“君臣相遇，其难如此。”于是又斟酒一碗，一饮而尽。老丈人听了佣人的汇报，高兴地说：“有这样的下酒菜，每日斗酒，不多不多。”以《汉书》下酒，直通蜀人狂傲的精神深处。
蜀人不但好酒，而且善酿。《华阳国志》中说，“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意即为：好米酿好酒啊，可以奉养我的爹娘!看着美酒汩汩流出，酒香飘散于湿润的空气之中。
蜀中美酒，连皇帝也难以抵御，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一天，唐德宗李适专门召开一次特别的廷议。郑重其事地面谕朝臣，要他们讨论是否要将剑南道绵竹的“剑南烧春”上贡。
绵竹在四川盆地西北部，是历史上有名的川酒发祥地之一，2003年4月到2004年11月，考古学家对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发掘，证实了绵竹酿酒业的千年历史延续。在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规模宏大、生产要素齐全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酿酒作坊群，而且还发现了宋代堆积层。
绵竹在宋代生产的酒名“蜜酒”或“鹅黄”。苏轼被贬官到黄州之时，一位老相识、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到黄州看望苏轼，与他同游赤壁，饮酒赋诗。杨世昌将蜜酒的酿造法送与苏轼，苏轼十分高兴，作了《蜜酒歌》回赠。在诗前小序中他写道：“西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方，作此歌以遗之。”他赞美蜜酒：“三日开瓮香满城”。我们从他的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位政治失意、家人离散的词人“欢饮达旦”以至于要“把酒问青天”。他还写过一篇《酒经》从制饼曲到酿造，无不备述。固守西南边陲的川人，精神中的那一份放旷，正是在酒里浸泡出来的。
元人陶宗仪《说郛》引《成都古今记》云，成都有“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当然，每月的专业市集都离不开酒，而十月举行的酒市，大概就是一年一度的酒的交易会和评酒会。据费著《岁月纪丽谱》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游乐免不了要饮酒助兴，史载宋代成都每年仅游宴一项增加的榷酤(酒税)之利应达“千万贯有奇”。
蜀中的另一名酒是郫县的郫筒甜酒，用天然竹筒代替酒器，甜美清冽，从唐代一直流传到清代。陆游在四川为官八年，回到故乡绍兴之后，念念不忘喝郫筒酒那种沁入深心的感觉：“未死旧游如可继，典衣犹拟醉郫筒”。直到清代，袁枚《随园食单》里的美酒座次里，郫筒甜酒仍位列第三。数千里之外的袁枚，写下了他喝了一筒郫筒酒之后的感受：“郫筒酒清冽彻底，饮之如梨汁蔗浆，不知其为酒也。”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诗人陆游写下了这首《剑门道中遇雨》，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从军的豪情壮志消磨在了酒肆和歌院之中，难道只是为了骑着驴子，踱进剑门，做一个消闲的诗人吗?“锦江烟火，卓女烧春浓美”，成都的老百姓只要养家，过安稳的生活：杨柳青青酒店门，阿郎吹火妾开樽。千金卖得文章去，不记当年犊鼻褌。
蜀中的酒不但让蜀人陶醉，更令外人解愁，因为酒，他乡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故乡。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寄居四川的诗圣杜甫，连呼“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其豪饮之状，竟也不在李白之下。这位谨严的诗人，不知道是不是在蜀中成为了一个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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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3
苏轼出川
一个四川人和他改写的中国性格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未满20周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陪伴下，离开家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一路上，他们走出剑门、翻越秦岭、经过关中后，继续向着东京汴梁跋涉而来。在苏轼的一生沉浮中，这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它却属于一个伟大时代渐渐开始时的紧密一环。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未满20周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陪伴下，离开家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一路上，他们走出剑门、翻越秦岭、经过关中后，继续向着东京汴梁跋涉而来。
时节虽然已是四五月份，但在北方的崤山地区，偶尔还会有寒冷如冬的景象。这一天，父子三人在路过陕县二陵道的时候，寒风冷峭，纷纷洒落的白雪覆盖了崎岖不平的山道，使得路径难辨。他们乘坐的大马，被盖在雪下的乱石绊倒在地，折断了蹄脖，痛苦地呻吟着，不久死去。苏氏父子只好徒步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向晚时分，他们投宿在渑池山间一家寺院。那一晚给初出远门的苏氏兄弟留下美好的回忆，寺里的老和尚不仅盛情款待了这三位远道而来的过客，而且在客人临走之时，还将寺内仅有的毛驴赠送给他们。苏氏兄弟感动之余，便做诗题写在寺院的墙壁上。然后，父子三人乘着毛驴在融化的雪地里离开渑池，向东而来。
在苏轼的一生沉浮中，这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它却属于一个伟大时代渐渐开始时紧密的一环。
唯蜀有才
即便不论苏家的诗书传统，历史上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等这些“奇瑰磊落”的人物，也都是从那块隐藏于西南一隅的神奇土地上走出去的。这些走出四川的学人，所取得的成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最顶尖的：司马相如是汉赋写得最好的，扬雄是汉代最为博学多才的作家学者，慷慨高蹈的陈子昂唤醒了唐诗的风骨，李白是唐诗作得最好的两人之一，而另一人晚年也入川了。于是，早在东汉，班固就已在感叹四川“文章冠天下”了。
而孕育出这些人才的四川，却悬隔四海、远离中原，也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理上天然内向，而通往外界的水路、陆路都是那么凶险，极易造成四川的封闭与独守，我们却又看到它在文化上竟是那么开放。这是一些颇为费解的问题。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四川地理的内向，客观上为川人出川带来重重阻隔，但在心理上却激发了川人“走出夔门”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激烈的反弹，一种义无返顾的跨越。古蜀先民为了开拓视野，从未停息过蜀道的开辟，这一传统，也为后世川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闯荡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四川从不畏惧与外界的交流，但在古代，往往是中原王朝最为强大的时候，它们的影响才能波及西蜀。因而当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打通入川的蜀道时，四川所吸收到的也往往是最为浩荡充沛的元气。这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中原最优秀的文化往往浩然长存，并与当地的血统不断交汇融合。这也许是为什么四川的人才常以气象“大”而著称的原因吧。
李白出川之后，四川再次选择了沉寂，仿佛故意以漫长的积蓄，而等待下一次的爆发。果然，北宋1037年，四川倾其厚积300年的元气开始了又一次造化，而这一次它选择了眉州，选择了苏轼。
眉山钟秀
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人若诞生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么他往往能得益于天地间丰沛的灵秀之气的滋养。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年底，当苏轼诞生的时候，他所降临的人间，便是这样一个清秀美丽的地方。当时，眉州虽然不大、但依然舒适别致。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路旁的荷花盛开，香气弥漫。像四川其它很多地方一样，这里山川秀美、景色迷人。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这样描写苏轼的故乡眉州：“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这样的山水足够滋养出元气十足的性灵了吧。
当苏轼长到八九岁时，眉州的山间水上已经留下了他弱小的身影。他都是带着更小的弟弟苏辙一起玩耍，有山可登，有水可游，哥哥总是提着衣服先到。碰上不能过去的地方，小苏轼先是怅然很久，等到“翩然独往”时，则“逍遥泉石之上”，采撷林花，摘拾涧中的野果，渴了就喝一口溪水，见到的还以为是个神仙。
以后，在天庆观、在连鳌山栖云寺、在三峰山、在实相寺、在青神山唤鱼池上，苏轼登山临水、诵诗读书，他慢慢长大了。
清秀山水很容易使得年轻的苏轼陶冶出诗意的情操，而父亲也开始亲自教诲两个儿子，此外，苏家本有家学渊源。根据其家后来所修的族谱，眉山苏氏的始祖乃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苏味道，而与其并名的另一位诗人杜审言则是后来诗圣杜甫的祖父。唐之后，中原动乱，蜀中相对安定，大姓家族仍保持了士族旧习，虽政治特权不再，“但文化上的优越性、经术传家的传统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还不衰息。”
随着两兄弟年龄的不断增长，苏轼、苏辙也日益展现出卓异不凡的才学天分。于是，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带上苏轼、苏辙两个儿子，拿着朋友张方平写给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介绍信，就上京赶考去了。
佛老情缘
如果说雄奇灵秀的山水赋予了苏轼诗人的性灵，那么古代四川浓郁的宗教气息则在另外一些方面影响到这个眉州人的气质。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她成为各种宗教扎根繁盛的理想之地，正如晋代葛洪《神仙传》中所言：张陵“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依法修炼。”川人李白也曾在诗中感叹：“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与中原文化重礼、荆楚文化重巫不同，巴人重鬼，而古蜀则是重仙。“仙国”正是古蜀的特色“魂为心灵，魄为体灵”，蜀人对灵魂的思考开始得很早，但它不是悲观、厌世的，而是乐观、幻化而浪漫的。在蜀人早期的浪漫想象里，蚕丛鱼凫的传说，望帝魂化杜鹃的梦幻都反映出这种“仙国”色彩。因而在汉代，道教在形式上最早从四川发源;唐代，四川的道士更是因“能以精诚致魂魄”而天下闻名。
在苏轼的家乡，佛家的影响也同样显著。在离眉山不远处，便是佛教圣地峨眉山，及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可见当地敬佛之盛。而佛学界素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说法，又可见四川佛教水平之高。
这样的环境，使得苏轼从小便跟佛老结下了情缘。时人惠洪《冷斋夜话》引了苏轼一句话讲：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曾梦到一个身体颀长且一只眼睛失明的僧人，前来投宿，于是第二天便产下了苏轼。
如果说用这样的记载来解释苏轼的佛缘不免有些夸诞的话，那么苏轼从小与道家的接触则是具体实在的。苏轼八岁的时候入小学，便是在天庆观跟随张易简道士学习三年，在道观内跟随一个道士完成童子业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年同学中，还有一位叫陈太初的道童，常与苏轼一起讨论周易，后来学成得道，在元祐末年尸解飞升了。
后来，大概不能学习做诗的缘故，苏轼离开了天庆观。十三岁时，兄弟两人便跟着父亲学起了圣人经济的文章，终没有进一步被仙山佛国所诱惑。但我们知道，几十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正是借以佛老思想才实现了自我生命的一次超越，也使得儒、释、道第一次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史上这一成就时，除了宋代文化的成熟，它的实现是不是也应该与苏轼很小就已被古蜀的佛道气息所启蒙出的慧根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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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出剑阁
第一次出川的时候，苏轼还未满20周岁，而苏辙也仅仅是个18岁的少年。但父亲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两兄弟出川进京以“骋其逸力”了，这固然与二人年纪轻轻就展示出天才的禀赋有关。另一方面，熟知蜀地风物的苏洵，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虽然“天下之地，险固沃美无如蜀者”，但安逸的环境又极易使得“人性骄侈”、“嗜利而好荡”。父亲也不愿让那紧紧包裹着巴蜀大地的崇山峻岭再禁锢儿子们的前程了。
出川的道路自古都是凶险的。从蜀中到京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陆路，一条水路。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的一些山谷，到达汉中，然后东折;水路即沿长江出三峡，到荆州一带后换陆路北上。
1056年，苏氏父子三人经由成都北上、西出剑门，走的便是陆路。几百年前，这条路的艰险被另一位走出四川的天才诗人这样描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山高回日，深渊万仞，古木藤蔓遮天蔽日，不但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没法攀援……其实走水路，要经过举世闻名的三峡，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逊色。
四川之地本身的地理特征，也形成蜀中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对此，王水照先生《苏轼评传》中写道：“五代前蜀、后蜀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行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
此时，遥远的京师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庆历新政”。在宋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下，力排靡丽空洞的西昆之气，一种新的风尚正在逐渐形成。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而这恰恰是与苏洵的学识、文章、性气相符合的。”(《苏轼评传》)于是，这就不难想像苏氏父子名动京师的景象了。
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但母亲突然在家乡去世，父子三人急忙赶回故乡奔丧。按照朝廷律令，苏东坡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月，在此期间，他和妻子王弗过着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生活。
此后，1066年4月，苏东坡还回过一次四川，他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和弟弟辞去官职全身缟素护送灵柩回乡。这次苏东坡在峨眉山外的故里再次服孝两年零三个月，他在父母的墓旁盖了一座小庙，种了三千棵松树。服孝期满后不久，苏氏兄弟北上剑门从陆路返回汴梁，从此再没有回过故里。
黄州突围
元丰二年(1079年)，声名显赫、又屡屡指摘新政弊端的苏轼，终于让那些借新法谋己利的当权者无法忍受了。于是当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使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诗语讥讽朝廷，神宗随即下令将苏轼下御史台审理。7月28日，刚刚上任知州不久的苏轼就被逮捕系往京城去了，时人这样形容当日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12月底，“乌台诗案”结案，苏轼被贬到黄州。出狱后，他被人押着，远离了家眷，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荒凉的小镇，临时寓居在一座残破的寺庙定慧院内。每日三餐，随僧人一同吃一些粗淡饭菜，“惊魂未定，心境孤寂”。白天的时候，苏轼多数会闭着房门，很少见客，偶尔做一些打扫的差事。到了晚上，每每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他辄乘着月光，逍遥散步在江边、竹林或海棠树下。
如果说20年前雪泥鸿爪的比喻，是认为身世飘渺不定，人生“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 苏轼深深感到身随朝廷差遣而不能自主、不能安定的通苦。那么，这里孤怀寂寞、不被理解、而又“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虽然依旧没有找到栖息的场所，但却多了几分主体的意识，毕竟开始自己主动地寻找栖息的场所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进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首先“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开始像当地的百姓一样亲自耕田。由于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的东边，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反映在写作上，他之前的尖锐、紧张与愤怒，全都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苏东坡传》说：“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
在这人生的低谷时期，他常常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境界大进。他在一个春水共长天一色的山坡上修筑了著名的雪堂，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作品。一天，他给友人写信说：“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也。何必回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不必害乡愁之苦了，因为故乡已被他化入到本性之中。
从此，在大地上吟啸徐行的东坡居士，便成了苏轼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它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正因此，《苏轼评传》说：“在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铸造者孔子和庄子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铸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天涯归来
在黄州四年后，苏轼又离开了。此后十几年，宦途上依旧是波诡云谲，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外任地方，他都积极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虽“无求于君”，但也尽心尽力、“实无负吏民”。
61岁那年，苏东坡被贬居海南，仍然坦然自处，他自己酿酒、种菜，“认为其味胜过粱肉”;在菜园里还种上药草，不仅自己调理，还施与别人治病。那时候，苏东坡常以圣人自比，因为他确信领悟了人的生存价值。正是这次贬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位思想和文学都进入炉火纯青境界的文化巨人。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在遥远的海南岛，已准备终老天涯的苏轼，接到了朝廷恩准其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的告命。于是，六月初，苏轼离开了已居住三年的儋州，并在二十日的夜晚渡过琼州海峡，踏上了北还的路途。渡海之后，他先是在雷州半岛盘桓一月，然后奉命继续北上。这是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就像是一只春天归来的大雁，从南到北，一路奔波，不遑起居。每到一处，他寻访旧友、凭吊故人，然后又要起身到下一个地方。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当时朝廷已任命他为四川一家寺庙的管理者，让他回老家养老。但他最终与他走出的故乡失之交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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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3
明末清初：死亡与新生
曾创造了三星堆、金沙等可与中原文明分庭抗礼的上古文明的四川，曾孕育出李白、苏轼等一代墨客骚人的中古四川，在明末清初迎来其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一页。古老的四川在乱世中奄奄一息，新的四川就在这废墟上，在外来移民的输血中重焕生机
自史前文明到秦汉，历隋唐、五代而至两宋的漫长岁月里，古代四川曾书写下许多辉煌的篇章。“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然而，这世外桃源般红尘之地，却在元灭宋时江河日下。昔日繁荣风光不复再现，长达五十年的宋元战争，毁灭了四川的生机，“土著之姓十亡七八”。饱受摧残的昔日天府还来不及休养生息，元气初复，历史的指针已指向明末清初。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四川，处在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图景中。曾经娇艳丰腴的天府之国，到此翻成满目疮痍，枯骨对泣。
人祸
明末战乱四起，永宁(今叙永一带)土司围攻成都，张献忠五次入川，清军入川与农民军、残明军展开混战，后又有吴三桂从滇攻蜀。各种武装势力为争夺成都、争夺四川进行反复生死拼杀。为后人记述最多，争议也最大的则是“张献忠屠川”。诸多血腥、残忍的野史记载恕不多引，我们先看正史。《清史稿·食货志》称“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则称，张献忠入川，“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说张献忠杀戮川人达6亿这个数字，来自毛奇龄的《后鉴录》，显然并不靠谱——当时四川人最多不过600万人而已，即使全中国的人口，也远不达6亿。有后人称“六万万”是“六百万”之误，仍说不通，杀6百万即是将当时的四川人全部杀光，这是不可能的。
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具体数字。但他并非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罪魁，更不可能将四川人几乎全杀光。一个有力证据是，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就战死，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始击败各抗清势力而平定四川。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攻伐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清廷任命的四川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下川东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或杀到只剩野史传说的8万人，清军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平川。
在我看来，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史实并非完全虚构，但一定有夸大。清政府对明末清初历史文献的删存或捏造，是造成“张献忠屠川神话”的最大原因。“七杀碑”便是上佳例子。清廷删存的野史中，有记载张献忠曾在屠杀之地立一杀气腾腾的“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然而，后来在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重口味”。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事实上，不论清军或残明军队，都是荼毒百姓之好手。富顺人杨洪基所作《蜀难纪实》说，残明军队“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牵率而西。凡贼杀戮之余，恣其掳掠……故民虽免于兵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在张献忠殁后，杨展据嘉定，马应试据泸州，曾英部将余大海、李占春据涪州，都是贪乱乐祸之辈，川内生民“孑遗落落，值其蹂躏，呼天罔应，入地无门。”而受招安入杨展营的合州土豪李调燮，绰号“万人坟”。他每当军粮匮乏，就发兵捕百姓，谓之人粮。凡拿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瘠瘦，乃付士兵，烹宰俱按整猪羊法。真是触目惊心，史所骇闻。
残明军队灭后，四川迎来短暂休养生息，但吴三桂之乱旋起，四川再受荼毒。传教士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己有复生的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盗寇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共同肆虐之结果。张献忠是其中“贡献”卓著的一股恶势力，但不是唯一罪魁。
天灾
在明末清初，绞杀四川人民的除了战乱之人祸外，还有天灾——瘟疫、饥馑与虎患。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虎患也大扰蜀土，“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炊烟，又“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芜麓”，到了成都，则“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康熙《成都府志》也说，其时“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多年战乱与自然灾害横行，最终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末四川人口有600余万，到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前，只有60余万，十口仅存其一，创下有史以来四川人口最低记录。
社会既被大幅破坏，经济也难存元气。明末清初的四川，以农业、盐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经过多年丧乱，人口锐减，农业也被深度破坏，许多地方有可耕之地，而无耕地之民。加上大旱、瘟疫等自然灾害，不少侥幸草间独活的“可耕之民”也无力耕种，使本就衰败的农业雪上加霜。盐业方面，也是一片残破气象。顺治初年，四川巡按赵班玺入蜀受事，亲见“一切盐场政务荒废已极”，“井圮灶废”，“百不存一”。顺治十七年，四川巡按、御史张所志视察自流井发现，战乱前大小盐井共计492眼，经过数十年丧乱后，各盐井共坍塞458眼，占原盐井数的93.09%，遭到毁灭性破坏。
要言之，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均遭到极大破坏，需要休养生息，百废待兴。然而，仅仅依靠本土残存人口，要恢复天府之国的风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恰在此时，湖广间的冗余人口正在溢出，他们亟需一方肥沃的土地来耕种开拓，繁衍生息。于是，剩水残山、奄奄一息的四川，就要吸纳那些规模空前的新鲜血液，因之重焕生机，也从此拐入奇异而美妙的历史新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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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4
上四川去
两三百年前，一个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强烈呼声，流传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上四川”，这改变的不仅仅是移民们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更有整个四川的命运
1720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一个叫钟宏予的农民，面临一生最重要的抉择。
他的祖父是个仗义疏财的乡绅，“应酬日繁”，“仁者不富”，家资消耗很快。
在“地狭人稠”的闽粤，有限的田产是不会生长的蛋糕，子孙越多，能分得的块头越小。到了钟宏予这一辈，有三个弟弟的他，不到四十岁就生了四个儿子，并且，又赶上“时粤大饥”，钟家日渐萧条。
在年迈的母亲看来，坐在屋子里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得走出去。身为长子，钟宏予理应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族人公认他“志洁行方”;比之弟弟们，他家里的人多——也就意味着，他家有外出谋生的富余人丁，以及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于是，这一年，母亲三次命令他：上四川去!
此前22年，也就是1698年，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一个叫汤万景的农民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后人描述，汤“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他将求生的目光投向了四川。
四川——时间再往前，康熙九年(1670年)，什邡知县李若璋到任时，看见“人民稀少，景物荒凉，蜀中止草屋数椽，城窟存虎豹之迹”;康熙十九年(1680年)，乐至知县王大贵任职时仍“无官舍，寄居城西关外报国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南溪知县王大骐就任时，“目击凋残，心焉凄恻”……类似记载在四川地方志里俯拾皆是。这些从京师来的官员很难相信，诗书中的天府之国，现实里竟如此残败。
其实，早从元朝灭宋的战争开始，四川的繁荣就开始衰萎。明末清初，永宁土司、张献忠、清军、“摇黄”、吴三桂等势力，为争夺成都、争夺四川拼死砍杀，直杀得巴蜀之地“靡有孑遗”，加之自然灾害和瘟疫，许多州县“十室九空”，耕地大量荒芜，不仅有“虎食人”的现象，更有“人相食”的记录。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户籍清理结果表明，四川总人口仅约8万人，而纳税的人丁额仅1.6万，与东南省区的一个县相当，以至于需要从外省拨银支持四川地方财政。
战乱还未平定，清政府就招徕本籍逃散人口回四川垦荒，但收效微乎其微。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巡抚张德地请求朝廷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入川。此后，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除了宣布“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之外，还准许移民子弟以平等资格参加科考。
广袤土地以及强大的政策引力，与外省困苦百姓谋生的冲动交织，清朝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开始了。由于入川的人口中，毗邻巴蜀的湖广(湖南、湖北)人占大多数，后来的历史学者将这场延续一百余年的省际大迁徙称为“湖广填四川”。
处于长江上游、雄踞西部的四川，对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来说，自然需要“上”去。如同钟宏予和汤万景面临的抉择那样，两三百年前，流传这些地方的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最强呼声之一，便是“上四川去!”
启程之前
长乐县有一个周氏家族，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朝万历年间做四川大竹知县，卸任回到家乡后，“面传佳话于梓里”，大肆宣传四川的肥美。受这一信息的影响，周家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周家28个成员先后上川，分别定居四川27个府州县。
不知道钟母是否也听过这段“佳话”。事实上，像周遵公一样，因从政、经商、从军或者逃荒，不少外省人到过四川。到了清初，当人们谋求生存往外拓展的时候，先辈们的经历成了可靠的抉择依据。
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分析了移民上川的原因，一是风传四川“矿土本宽，米多贱价”;其二，又有一些“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
无论是先辈的启发，还是掮客的鼓动，都只是间接信息。一些家庭为求稳妥甚至派人亲往四川考察。福建人魏成美就是其中一个。康熙年间，他带着弟弟游遍了川西平原上富饶的温江、新繁、什邡等地，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心志不觉大悦”，而在内江县的治地汉安，他参观了三百多个手工作坊之后，“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
美好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可是，让一个安土重迁的农民，下定决心离开亲友和故土并非易事。一首客家情歌表达了情人的悲欢：“情郎一心上四川，坐上盐船去建安。宁舍金银千千万，怎舍情郎离开我。”
母亲三次命令钟宏予上川，但他“哭泣不忍别”，母亲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为何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说到这个份上，钟宏予只好答应马上准备。
上四川去，不是说走就走的，移民需要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田产等信息，经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很多移民在四川并无亲戚，再则“路票”办理过程又很长。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一旦上路，就意味着可能终生与亲友诀别，所以闽粤移民尤其是客家人，往往会在行囊里装进一些“特殊物品”：族谱，祖骸和画像。长乐县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一个叫曾顺裔的人，就背着祖母朱氏的骨骸入川。
远距离迁移最重要的准备，是凑齐路费。有的召集族人集资，有的变卖田地房产，而钟家“无从储备”。儿子怯怯地问，没有盘缠，怎么办?钟宏予回答说，“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
1698年，汤万景经过抉择之后，“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亲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 1720年，钟宏予携带三个儿子，和堂兄弟一行15人，拜别祖宗、母亲和其他族人，踏上了入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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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4
咸蛋和扁担
漫漫旅途，最理想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当然是骑马乘车，但这样的入川方式只有极少人能享受。对于大多数没有马匹的移民，要想徒步将家庭成员中的老弱病残携带入川，只有靠肩挑背驮了。农家常用的翘扁担，以及竹箩筐、竹椅子，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
钟宏予的老乡，广东长乐县的李文元和妻子张氏，带着双亲和两个幼子上川，“行路维艰”，两个幼子由张氏的胞兄挑着走，他对路人开玩笑说，“我肩日月矣”。这样肩挑日月的景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经常可见。
扁担最主要还是用来挑运行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长乐的另一个老乡，年仅20岁的戴焕祥，每日肩挑80多斤的行李，走了整整两个月才入川。
“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这是从麻城入川的郑家家谱上的记载的实例，事实上，这也是移民路途饮食的普遍写照。
从湖南上川的农民汤万景，其后人说他，“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咸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其实，关于“盐蛋的传说”的四川民间广为流传。
清代有个叫严如■的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踏访，他看见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著名四川作家李■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八世祖先李述明于清初上川，沿途靠贩卖布匹兼行医赚路费。而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靠一身力气过日子的普通农民来说，只有帮助别人肩挑背驮，打工干活，维持路上生计。
有的移民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甚至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行囊告罄”，无奈，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走到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
钟宏予一行人走到湖南浏阳时，他的路费便用完了。有人提议，大伙都停下来，等他筹款。“切勿切勿”，钟宏予咬牙说，“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
事实上，除了少量的商贾大族之外，大多数的移民，与困窘的钟宏予并无两样。对于移民途中的艰辛，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作了推测性的描述：“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类，势必为沟中之瘠矣。”
钟宏予没有跟随大队伍前行。他有一个舅舅，早年移居浏阳，见面后，舅舅提出借他路费。可钟宏予说，“甥上川万里迢遥，顺则回粤省母，可还舅钱;不顺则不知下落。舅虽慷慨，甥恐无还，冥中受害，万不敢用。”他看出当地的人“皆游手好闲”，“若果能出力，无有不挣钱者”。
面临各种艰难险阻，移民们的进取欲望让人惊叹。雍正十一年(1733年)九月九日，广东龙川县一批结队而行的移民，遭到官府阻拦，他们在一份《往川人民告贴》中称，“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家立业，发迹兴旺，各带盘缠，携带妻子地下兄弟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不知和故，官府要把绝我们生路，不许前去。……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若到江西隔省拦阻我们，我等腰拼死齐拌一死。……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晚年的钟宏予没有说自己的“心肠”，只是淡淡地交代，住在舅舅家的两间空房里，他“遂奋力斩荆披棘”，当了三年樵夫，“珠积寸累”，才凑够途中所需的盘缠，于雍正元年(1723)年，带着家人从浏阳继续西行。
上川之路
钟宏予是怎样从广东长乐到湖南浏阳的，从浏阳上川的路线如何，总共走了多长的路，后人已无从得知确切数据。在钟氏族谱中，有的地方说他“苦经驿路三千”，有说“以七千里之遥，迁居蜀简”，还有说“八千道路迢迢”。
事实上，由于上川的始发地、目的地不同，行进路线也各有差别。但历史学者们研究分析，南方各省移民上川，普遍走水路和陆地两条主要途径：水路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上到夔门;陆路由闽粤入江西，取道湖北、湖南或贵州入川。
从宋代开始，长江水路正式设水驿，历元、明两代，长江水路驿站的设置和管理日趋完善。早在元末明初，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迁移浪潮，移民大多出自于湖北，尤其是鄂东北的黄州府和麻城县一带地方，他们过荆门至宜昌入三峡，溯江到夔门。到了清初，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入川时也多取这条传统的水路，如清人所说，“楚人入川者，必由二水(长江、汉江)溯流而上”。
由鄂西进入四川，是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小道，是从湖北房县、竹山顺着堵水西行，越大巴山，沿大宁河南下而入夔州。清人严如■，在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见到的“流民”，就是从条道入川的移民。
移民到了湘西之后，或者取道与之接壤的鄂湘黔结合部的各种路径，向川东迁移;或者经沅州这个枢纽，进入贵州西部，由遵义北上，进入川黔大道。到遵义后又有两个选择：一条直接北上，经过桐梓、綦江进入永川一带，另一条路线是经过习水、赤水到泸州。
虽然关于钟宏予的上川之路的记载非常粗略，不过，他的长乐老乡，一个叫曾顺裔的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家迁徙到四川资州后，其6世孙曾建章撰写《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资州程途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曾顺裔的上川路线：
长乐县——嘉应州(150里)——平远县(150里)——筠门岭(150里)(江西界)——会昌县(150水程)——赣州府(240里)——泰和县(160里)——吉安府(140里起旱)——分宜县(180里)——袁州府(80里)——萍乡里(100里水程)——湘潭(240里)(湖南界)——长沙(120里)——沅江(180里)——常德府(180里起旱)——慈利县(280里)——永定县(180里)——来凤县(360里)(湖北界)——黔江县(180里四川界)——玉山镇(180里)——彭水县(300里水程)——羊角嘴(300里)——涪州(300里起旱)——永川县(150里)——荣昌县(120里)——隆昌县(120里)——内江县(120里)——资州(现资中县，90里)
曾顺裔沿途共跨越6省，是名副其实的跨省大迁徙，途中经过的主要州县地名共29个，其中水站14个、陆站15个。诚如《程途记》的末尾声明，“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治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许多移民的族谱证明，这条路线，正是闽、粤、赣、湘等南方移民上川的主要通道之一。
从浏阳出发后，钟宏予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抵达当夜，只能借宿在碾坊石墩上。三年的艰辛旅途终于熬过去了，这一年除夕，钟宏予特地蒸了一笼广东老家的点心——黄■，并郑重地穿上完婚时父亲送他的衣帽，祭祀祖先。
据载，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仅有9万人口，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已达到948.9万，饱受战争荼毒的巴蜀之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来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持续一百多年的移民潮，后来由于四川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以及政府的控制，乾隆中期之后便开始消退了。
到了乾隆中期，迁居简州的钟宏予通过“三次买业”，逐渐繁衍为拥有六房子孙的“巨族”。为了“追宗荐祖”，这个家族在钟本人的带领下，先后三次开展口述家史的活动，后人将其整理成《入川履历》存入家谱。
“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汤万景的一个后人，在1947年，曾如此描写先祖入川后的垦荒情形。他的名字叫汤道耕，笔名艾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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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5
四川菜 中国味
古典川菜在宋末式微，并在明末战乱中灰飞烟灭。移民的到来，给宛如废墟的四川大地注入了新鲜血脉。川菜，也随之浴火重生
“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菜，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人，或至少你想做什么人。” 莫里哀笔下的一个小人物的这句话颇有决定论的意味。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似乎四川人和辣椒天生就该捆绑在一起——没有辣椒，怎么能称为“川菜呢”?事实上，很难说李白苏轼吃到的川菜跟今日川菜有什么一致之处。李苏时代的川菜早已消失在一场场战乱里，而今天人们看到的川菜，形成于“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时期。
古典川菜
说起来，川菜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战国以前，巴蜀地区就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近几十年，四川出土了大量用于生活饮宴的食器，其中青铜礼器的工艺水平相当高，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川菜的面貌几经变化，人们已经难以从史料中辨析出它最初的模样。
即便我们知道川菜中很早便使用食用茱萸、花椒、姜等辛辣调料，却无法想象《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所载古四川“臭恶犹美”是怎样一种奇特的口味。魏文帝曹丕《与朝臣诏》中说“蜀人作食，喜着饴蜜”，今天的四川恐怕也难以接受。
我们只知道，东汉时巴蜀烹饪已成较为成熟。1981年5月，四川忠县出土的东汉墓葬中，就出现了“庖厨俑”。他头戴配花高帽，一手执刀，一手拿肉，身前摆满了牛头、猪头、鸡、鸭、龟、鱼、腊肠、蔬菜、瓜果、饺子等。对古代四川人来说，吃饭无疑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生前享受了美食，死后也不忘带一个好厨子到地下陪伴自己。晋人常璩《华阳国志》里总结出川菜的六字箴言：“尚滋味、好辛香”。说明当时四川菜肴在重视强烈味感调料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带有刺激性的辛辣香味。
研究者愚人在《川菜发展史的断裂及其背景》中判断：“古典川菜肇始于东汉末与魏晋之交时期，定型同时达到高峰是在北宋时期，定型过程几乎花费了一千年时间。”饮食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表征。四川地区从两汉到两宋，经济文化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前列，饮食文化也随之发达起来。
杜甫曾由衷赞美：“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业余烹调爱好者，浙江人陆游长期在四川为官，唐安的薏米，新津的韭黄，彭山的烧鳖，成都的蒸鸡，新都的蔬菜，让他多年后还念念不忘。“东来坐阅七寒暑，未尝举箸忘吾蜀”。陆游的《剑南诗稿》谈到四川饮食的竟达50多首，可见川菜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断裂与移民
然而，由于南宋末蒙古军队对四川的入侵，四川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人口从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年)的1290万减少到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的16.5万，大批人民和世族逃亡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到明后期的万历六年(1578 年)，四川人口才恢复到310万。经济可以在战后迅速复兴，而文化却无法快速复原。
四川元气未恢，又遭明末清初战乱。杀戳，灭绝了人口，也切断了文化乃至习性的传承。灭绝性的屠杀之后，谁还有可能传承那些精细复杂的菜谱呢?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菜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遭到灭顶之灾。历千年繁育始达到鼎峰的古典川菜就这样在战乱中断裂了。
清初以后，清政府组织了对四川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这场历时百年的人口大迁徙，不仅为满目疮痍的四川输送来新鲜的血脉和勃勃生机，也为新川菜的孕育带来了契机。
辣椒
据说，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军中，有一位来自福建省汀州永定县姓陈的小伙子，在随移民大军的入蜀途中，他赖以充饥的胡豆进川后受到盆地潮气的侵蚀，很快发霉，不能食用。这点豆子是他仅剩的口粮了。他思来想去，把生了霉的胡豆置于田埂晾晒，后又以鲜海椒拌而食之，竟发现它色鲜味美。这个偶然的举动催生了川菜中最有名的调料：豆瓣。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其中涉及了对川菜来说至关重要的调料：辣椒。
16世纪下半叶，辣椒以观赏植物的身份进入中国。在1591成书的《遵生八笺》中，称之为“番椒”
浙江是中国最早引入辣椒的省份。不过江浙人似乎并没有喜欢上辣椒刺激口腔的火热味道。在富庶繁华的江南水乡，人们更喜欢细腻鲜甜的滋味。辣椒进入湖南后才适逢其会，据说“海椒”一词便出自湖南，意思是它由海路进入中国。相比之下，贵州或许是中国最先普遍食辣的省份，贵州自古缺盐，当地人以辣代咸，田霁的《黔书》中对此有刻薄地描述，“当其(盐)匮也，代之以狗椒(辣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只诳夫舌耳，非正味也。”辣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于各地流传繁衍。
而对于当初的四川移民们来说，无论是蜀中道路的艰难，还是开垦荒地的劳苦，还有拉纤过滩的凶险，都需要一种更加有效的东西保证精神的旺足，于是顺理成章，带着天时地利人和，辣椒入川了。
乾隆14年(1749)在成都郊区大邑县的县志中，第一次出现了有关辣椒的记载：“荤菜类：秦椒，又名海椒。”这种结实鲜红的植物不择地力，到嘉庆年间，在四川金堂、华阳、温江、崇宁、射洪、洪雅、成都、江安、南溪、郫县、夹江、犍为等县志及汉州、资州州志中都有了辣椒记载，证明它在川人的饮食中地位日重。
辣椒进入四川，是饮食史上一次惊艳的相遇。当辣椒的辣味第一次刺激了四川人味蕾、嘴的神经末梢时，心跳开始加速、唾液或汗液分泌增加、肠胃加倍“工作”，内啡肽大量释放。这种让四川人倍感兴奋，有如古巴蜀人的灵魂附体，“辣椒”很快成为了四川人的最爱。
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四川食用辣椒开始普遍起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记载：“惟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辣椒从此就成为川菜最主要的材料和最鲜明的印记。
流行味道
2005年，香港著名演员、导演午马在四川省罗江县拍了一部名叫《天下第一宴》的电影。电影里讲了一个关于川菜的绝世秘方，记载在一本叫《醒园录》的奇书里，这个秘方使满汉全席相形见绌。虽然这部电影票房惨败，那个名叫“回锅宴”的秘方也纯属子虚乌有，但《醒园录》这本书却真的存在。
四川罗江人李化楠在宦游浙江时，细心收集了浙江家厨与主妇的烹调经验，后来他的儿子李调元将之整理刻版，这就是《醒园录》。它详细记载了烹调的原料选择和烹调的各个程序，有38种烹调方法，对后世川菜的技艺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这本书面对的是中下层，高端川菜则是由另外一批人补充完善的。
这批人也是外省入川的，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味蕾久经训练。和入川求生、烹饪技艺简单粗糙的移民不同，他们不会因为入川而让自己的生活的品质有所下降。外地入川官员大多带着自己的家厨。家厨为川菜最有名的贡献，莫过于清同治时期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家厨创造的“宫保鸡丁”。
对川菜影响颇大还有两位地方官。一位是四川首位警察总办周善培，另一位1905年任四川警察总办的贺伦夔。他们两人都钟爱成都一家名为“正兴园”的饭店。咸丰十一年(1861年)，满人关正兴在成都开了“正兴园”，拉开了现代川菜崛起的序幕。它主要从事高档北方味菜肴，如烧烤、鱼翅、海参，也兼做满汉全席。周善培祖籍江浙，他喜爱江浙名菜，在他的指导下，“正兴园”创制出浙式风格蕴含川式味道的名肴，如芋头丸子、酿大青椒、茄皮鳝鱼、鳝黄银杏、八宝锅蒸等。其中的酿大青椒，是用大灯笼海椒挖空内瓤，填入掺绍兴黄酒的鲜虾肉馅，江浙鲜甜口味中略带辣味。这些菜肴被业内称作“周派”。贺伦夔人称“贺油大”，他推介入园的是北方名菜，与周善培的南方风味交相辉映。
“正兴园”对川菜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出了像蓝光鉴这样在近现代川菜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师。在半个多世纪里，名厨辈出，先有戚乐斋、贵宝书、周志成、游炳全，继这里有蓝光鉴、谢海全、张海清、李春廷等。清宣统三年正兴园歇业后，他们各自开设饭店，昔日的名菜随之开枝散叶。
而川菜与外地菜肴的融合还在继续。上个世纪30年代，各地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纷纷涌入成都，外省馆子陆续在成都出现，当时成都可谓名店如云。枕江楼、味之腴、静宁饭店、颐之时、小雅、努力餐、朵颐等，各具特色;名菜更是层出不穷：醉虾、大蒜鲢鱼、东坡肘子、葱烧鱼、红烧舌掌、蒜泥肥肠、豆泥汤……川菜一跃而居四大菜系之首。
而草根川菜的发展也恰如其时：1909年回锅肉出现在傅崇矩编撰的《成都通览》里，川式火锅不再是苦力的食物，躲避战火的达官贵人们一边抹汗一边从锅里夹毛肚。而那些著名四川小吃：肥肠粉、夫妻肺片、川北凉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越过长长的时间轴，古老的川菜奇迹一般地复苏重生了，它从每一道菜、每一道工艺到每一种佐料都有迹可遁，交织着时间积淀的厚重和灵光一闪的轻逸。我们在1983年的菜单上发现了水煮鱼，2000年出现了香辣蟹。同样我们无法预料川菜会有怎样的发展，因为它总是不断变化着的，四川人在这方面总会给你惊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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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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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5
谁是四川人?
四川盆地是他们共同的生存空间，共同的血缘和文化将他们粘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四川人
谁是四川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四川人”的概念说起。从概念上来讲，四川人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作为群体概念，由若干不同的四川人所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具有地域文化精神的文化共同体;其二是作为具象概念，有具有自然生命特征、社会习俗和文化意识的独立的文化个体。
作为群体概念的四川人，是以共同的居住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而形成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共同的居住地域——四川盆地为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生存空间，而要使他们彼此粘合在一起，还得有两个因素：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是“物质”的“黏合剂”的话，那么，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就是“精神”的“化合物”。
纵观四川历史，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秦汉、宋明、清代三个不同的阶段。
秦汉：巴蜀同俗
秦汉时期，中原移民大举进入四川盆地，为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巨变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巴蜀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汇，使巴蜀地域文化纳入中华文化圈，呈现出基本涵化于中原文化的格局。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众多民族，以一定地缘、血缘和文化为纽带，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群体——巴蜀。
东汉史家班固敏锐地观察到，巴蜀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进而在《汉书》中第一次用“与巴蜀同俗”五个字来加以概括。这表明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巴人和蜀人，已经以其共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人，一个文化共同体已经在四川盆地初步形成，从而宣告了中国南北“一方人”已经独立于中原舞台之上。
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以“四川”命名的行政建置，因而它还不是以“四川人”名号登场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对这一地域独特文化心理和居民群体性格的塑造。当然，要改变以巴蜀作为这一文化共同体代号的习惯称谓，还必须等到一个完整、清晰的四川人的概念产生以后。而完整、清晰的四川人概念的问世，则是以四川行政区划作为前提的。
宋明：“他是四川人”
众所周知，上古时巴蜀先民共同居住的那个地域，在秦时被设置为巴郡、蜀郡，汉代叫益州，唐代改为剑南道，后分为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在唐玄宗以前的行政区划，只有东、西两川，故简称“两川”。 唐玄宗时对此区划作了调整，有了剑南西川道、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的设置(山南西道辖今陕南、川北地区，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这样，便有了“三川”的简称。到了公元1001年宋真宗即位后，又在益(成都)、梓(三台)、利(汉中)州三州之外，新置了夔州(今重庆奉节)，于是，这一行政区划在宋代便被称为“川峡四路”，后来就简称为“四川”。这就是“四川”的来源。
稳定的四川政区的形成，为长期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域、并已经形成为一个共同文化体的正式得名创造了条件。据个人目前所及，“四川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1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金军攻占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俘虏了三十多名“博通经术者”的太学生，“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河、福建”。为了区分他们，书中将其称呼为“四川人”及“两河人”。北宋合称河北、河东地区为“两河”，相当今山西与河北中、南部一带，它与“四川”都是属于地域概念。《三朝北盟会编》根据其所在地域，将他们分别称为“四川人”和“两河人”，这大概是沿用当时习惯的称谓。所不同的是，“四川人”所居住的行政区划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且区域内早已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所以，当“四川人”冠在它头上的时候，预示着一个稳定的地域群体犹如瓜熟蒂落般诞生了。而“两河人”却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此后不再以地域群体现身。
对于居住在四川盆地的这一文化共同体来说，四川人既是自称，同时也是他称。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将“四川人”与“两河人”并列的行文判断，这里的“四川人”属于他称。后来到了明代，在文献资料中“四川人”既有自称的含义，也有他称的含义。例如《明宪宗实录》卷11记载，明英宗天顺八年十一月丁巳(1464年12月6日)那天，有一位名叫孙敬的兵部给事中官员在朝堂之上启奏道：“臣等俱四川人，见本处地(方)盗贼生发，攻掠州县，民居惊惶，不(能)安事业。”此处的“四川人”当系自称。而在《徐霞客游记》中，这位旅行家在贵阳远郊的水车坝发现，有许多“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他于是“饭于川人旅肆”。此处的“川人”即“四川人”。因为，他随即提到在贵州当官的川人就有：巡按君冯士晋、普安游击李芳先，他们均为“四川人”。这里的“四川人” 显然又是作为他称出现的。
秦汉之后的巴蜀地区，因为战乱曾经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如在从东汉末到西晋，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均有大批北方人迁居巴蜀。而元末明初则开启了江淮移民的入川潮流，尤其是大批湖广移民迁居巴蜀。
迁川移民不仅将各自原乡的文化带进巴蜀，进一步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同时又发挥了移民文化的创造精神，进一步加深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积淀，从根本上遏阻了自秦汉以来以秦陇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巴蜀的影响，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结构，从而融铸成一种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新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川人的他称与自称出现了。这正好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认同，宣告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名实相副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四川人正式形成。
清代：川人的自我认同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清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湖广移民源源不断进入四川的基础上，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西以及岭南的广东、福建等省人民也随之加入进来。由于这一时期巴蜀“土著稀少”，所剩无几，各省移民的陆续涌入，使得四川各州县人口数量、省籍构成与社会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外省移民在四川定居，并成为四川社会主体成分，于是，一个“五方杂处，未免各俗其俗”(嘉庆《达县志》卷19)的移民社会揭开了序幕。
外省移民定居日久，不断被融入当地社会之中，移民社会逐渐为土著社会所取代。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整个四川社会结构和组织，如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地缘的会馆组织等都处在重建之中。在四川地域社会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彼此将都面临着一个重新调整关系，建构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任务。经过若干代人的融合，地方社会中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合逐渐削弱，移民与原籍地的关系逐渐淡化;居民认同当地，自认为是当地人;“客居日久，婚媾互通”(民国《大足县志》卷3);“五方杂处，习尚不同，久之而默化潜移，服其教不异其俗”(民国《三台县志》卷25)。
共同文化要素的形成是四川地域认同在移民中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表现。四川地理差异较大，各地认同的情况不尽相同，难以一概而论。一般说来，移民后裔文化趋同的步伐大致在清嘉庆以后明显加快。例如在达县，“咸、同以前，语言尚异，后渐混而为土音矣”(民国《达县志》卷9)。从语音混同的指标上也可反映出，咸丰、同治以后，在一些地方移民的文化认同已近完成。这样，经过长时期的文化交流、碰撞与吸纳，以清初湖广为主体的移民与四川的土著居民，到这时都被通通投进一个由四川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混合打制而成的大熔炉里，再加上因“血浆粘合剂”和“文化化合物”的“揉合”“粘连”，于是，他们便构成为被那个时代称之为“四川人”的人了。有的专家估计，这一过程据恐怕到了20世纪初，大部分清初移民才正式认同于“四川人”的身份。这应该就是经历多次演变之后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最后定型版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见证，“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实在是从最近的源头认识现当代社会的生动教材。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曾经以北朝的胡汉之分为例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要。”本文据此对四川人群体概念所作的上述解构，其意图也正在强调，不应仅仅以血统或基因作为依据，而应将文化因素，即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心理等因素一并加进去考虑。只有这样，“谁是四川人”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求解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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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6
绝地图存：从成都到钓鱼城
四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治世，挤出的是茶叶，是丝绸，是财富，是人才，是诗情画意。在乱世，这块海绵输送的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血脉，是对异族最坚决的抵抗。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铁骑横扫亚欧，覆灭各国，最多只需二十余年，征服这个盆地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甚至在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后，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坚决抵抗。农历10月18日，四川制置司驻地成都。虽已秋意渐浓，却丝毫不减这座“繁盛与京师同”的“西南大都会”的热闹与繁华。虽然南宋与蒙古人的战争已全面爆发，但过惯了富足安乐生活的成都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临近。
事情一开始显得有些荒诞。当一支约三百人的骑兵部队出现在城北驷马桥时，没有人对他们的出现表示惊讶——成都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尽管这些骑兵的服装迥异于大宋官军，官吏们“犹晏然”地处理着日常的事务，“居民皆纵观”。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城。突然，有人惊叫：“蒙古人!他们是蒙古人”。街市顿时大乱，市民如梦方醒，四散奔逃，有人自发地抓起身边的长棍短棒，追打起那些察觉不妙后开始驰突起来的蒙古骑兵，更有一些居民搬出自家的桌椅板凳，设置路障，试图围堵敌人。蒙古铁骑虽然素以凶悍著称，但面对“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支区区三百人的队伍只有仓皇逃窜。这是成都人第一次与蒙古军队短兵相接。
兵祸
对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来说，蒙古人在成都出现的消息无异晴天霹雳。因为17日他才接到蒙军攻破阆中的密报，谁知刚过一天，蒙军先头部队竟已抵达成都。照此速度，其主力到达，就在旦夕之间，而他的手中只有区区七百名维持治安的牌手、衙兵。早在宋蒙开战不久，丁黼就多次上疏告急，又遣子赴京求援，然而援军却迟迟不见。
在此前一年，朝廷和蒙古人终于撕破了脸。窝阔台调集各路蒙古大军，远征四方。一路西征，进攻东欧，一路攻高丽，另一路，便是剑指南宋。而四川，则成为窝阔台首要必得之地。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江山险固：北有秦岭屏障，威逼咸阳，可堪东征北讨;东有三峡天险，控扼长江，实为吴楚门户。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江山险固，退可凭险据守，进能高屋建瓴，筑席卷东南之势。“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历史上的秦灭楚，西晋吞东吴，隋灭陈，无不先取四川，借长江之水东下。
对中原王朝来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是一把高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又多了自东而来。西南，便成为天然的大后方。同时，中国西南边陲没有特别强劲的敌手。从两汉到两宋，除东晋南北朝那一段兵连祸结的岁月外，四川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之一，在战乱时能接收大量难民，并具备作为稳固后方，长期支持战争的实力。唐时，每当中原王朝遭到战乱威胁，中央政权首选逃亡之地便是四川。玄宗“幸蜀”后，又有德宗、僖宗“幸蜀”(唐德宗逃亡山南西道首府梁州，当时属蜀)。唐僖宗为躲避黄巢进逼而逃离京师，跑到四川后转忧为喜，因为蜀中繁华，“可资赏赐不绝”。凭借川中的富庶和各地进献，僖宗组织起对黄巢的反扑，四年后重返京师。在宋元战争爆发前，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却贡献了南宋三分之一的财税和军粮。
现在，南宋是否也能如唐时绝地逢生呢?宋室南渡偏安东南后，由于北方尽失，整个西面防务唯有仰赖川陕四路居于上游，依托秦岭拱卫。丢掉四川，于南宋而言，不仅顿失府库，而且门户洞开，长江天险也将变得毫无价值。一句话，蜀在则国存，蜀亡则国灭。
蒙古人自然也知道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从四川进军，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金国覆灭后，河、淮之间形成了大片无人区。蒙古不善水战，也不敢冒给养困难的危险南下。1234年，李实献策窝阔台，“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真德秀行状》)。
其实，四川并非全无准备、束手待毙。此前一个世纪，宋、金对峙，为了扼阻金兵以关中为后盾，越过秦岭，南宋把四川边防重心放在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深入蜀边的三个险关上，即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为固守三关，南宋又设5州，作为外围防线。这道蜀边防线，在宋、金战争之初曾有效保障了四川内郡的安全，然而，经过1206年吴曦叛宋投金以及1219年金军再次攻破大散诸关后，蜀边关隘摧毁殆尽。真值“关隘疏鲁，旧来备御去处未暇尽修，而损之又损”(魏了翁《鹤山集》卷37《黄制置壬辰书》)时，蒙古人来了，来得比金人更加凶悍狂暴。
窝阔台先一个个拔除南宋分布在蜀边的据点，然后于1236年8月率50万大军攻蜀。宋军在阳平关与蒙军展开大战，大败，蜀地门户顿开。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吶率残军逃向四川内郡，一些守将纷纷弃官逃跑。一时间，潼(今三台)、遂(今遂宁)、顺庆(今南充)“皆无守臣”。蒙古人剑指四川首府——成都。
成都两百多年未经兵火，“师少堞怀”，无险可守，俨然蒙军盘中餐点。丁黼望穿秋水也没有盼来朝廷的援军，更雪上加霜的是，赵彦吶与丁黼素来不睦，蒙古挥兵成都时，他早率军退往夔门(今奉节)，成都遂成孤城。
城破
当时的四川，是个多么让人骄傲的地方。这里有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有世界最早的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院，出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谪仙人的赞歌言犹在耳，蒙古的铁骑已至城下。
19日夜，蒙军西路统帅阔端率领的十万大军进抵城下。丁黼的心里一定悲凉而绝望。他谢绝了幕僚让他效仿其他官吏出逃的建议，决心与城市共存亡。是夜，丁黼亲帅将士，乘夜出城劫营。无奈众寡太过悬殊——劫营不成，丁黼阵亡于激战之中。丁黼死后，制置司参议王翊继续组织抵抗，但由于城防年久失修，百姓缺乏军事素养，24日，成都城破，王翊自杀殉国。
面对惊恐的百姓，无穷的财富，阔端的命令只有两个字：“火杀”。蒙军驱赶城中居民，以五十人为一批，集中杀戮，为保证杀死，又对尸体逐一补刺。蒙军将成都在两个半世纪的和平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焚掠一空，并很快撤出这座已沦为地狱的死城。后来，宋将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赵■《史母程氏传》，载《全蜀艺文志》卷51下)。
这一年，攻陷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深入四川内部郡县大肆抄掠。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经过这次蹂躏，四川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然而，这仅仅是一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此后的四十余年里，蒙(元)军队不断在这片土地上进行野蛮的杀戮、掠夺和破坏。四川也在此进入历史的拐点，由此急转直下，再不复“繁华盛丽天下无”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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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6
喘息
从这次掠劫开始，四川的主体与经济中心，沦为了宋蒙双方反复拉锯与争夺的地区，由于蒙军采取的是纯破坏性策略，不占有土地，只屠杀毁城，四川已经失去了对南宋的“府库”作用。然而，南宋却万万不能失去四川，即便南宋能够长期控制的地区，仅是嘉定、神臂城(泸州)、重庆、钓鱼城(合州)、万州、夔州一线所防卫的川南、川东局部地区，但这是四川最后的底本，是南宋的西大门。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了四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改过去“轻蜀”，认为无蜀亦可立国的方略，决定以“保蜀”、“救蜀”为要务(《宋史全文》卷32)。
四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治世，挤出的是茶叶，是丝绸，是财富，是人才，是诗情画意，在乱世，这块海绵输送的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血脉，是对异族最坚决的抵抗。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铁骑横扫亚欧，覆灭各国，最多只需二十余年，征服这个盆地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甚至在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后，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坚决抵抗。
劫后余生的人们明白，只有抵抗，才能免遭“火杀”。唯一称得上幸运的，是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卒，到1251年6月蒙哥即位，这10年间，蒙古内部纷争不休，无暇主动部署对宋战争，南宋由此获得喘息之机。
1243年春，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任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入蜀主政。四川盆地多方山丘陵，河道弯曲，常形成两面或三面环水的突出部高地。余■利用这种易守难攻，不利蒙古骑兵展开的地形，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在1243-1251年的八年里，余■领导四川军民修建、扩建了20座山城。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各城“皆因山为垒，星罗棋布”(《宋史·余■传》)，四周多为峭壁，山顶平阔，有田土可耕，林木可用，水源充足，易于长期坚守。平原、浅丘上的府州治所，也大都被搬入山城，比如成都府就被迁入云顶城(今金堂县云顶山)，泸州被迁入神臂城。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著名的钓鱼城。
1243年，余■采纳冉■、冉璞兄弟建议，筑钓鱼城，移合州州治、石照县治于其中。此城位于渠江、嘉陵江、涪江汇合处的高山上，三面环水，高出周边山丘三百余米，地势险要。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山周围有大量耕地，水源丰富，可供长期坚守。1254年王坚知合州后，将城防修建得更加坚固，并召集流散，实行屯垦、练武，不断加强战备，当时城内守军有四、五千人，军民共两万左右，最多时甚至集中了十余万军民。
一旦战事爆发，各山城间相互协调、配合、支援，避免各自为战，被敌军各个击破。这种整体配合作战的方式屡奏奇效。1252年的嘉定会战，余■就是依托嘉定的山城防御体系，将蒙古军队的进攻堵死在坚城之下，然后调集全蜀精锐，主动出击，大破蒙军。蒙军在撤退过程中，又先后在云顶城、苦竹隘、剑门关等地遭到宋军有组织的阻击。
就是这一道防线，阻挠蒙古铁骑数十年。蒙军在这些成体系的山城面前付出了惨痛的损失，只好步步为营、逐城攻打，一城一地地慢慢蚕食，而这势必旷日持久、代价高昂。这场惨烈而漫长的拉锯战，绝响便是“上帝折鞭处”——钓鱼城。
钓鱼城
1258年蒙军第二次大举攻宋，4万人分三道入蜀，主力就是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的西路军。蒙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直扑钓鱼城。
起初，蒙哥并不希望硬攻钓鱼城。他派出南宋降臣晋国宝前去招降，哪知钓鱼城守军干脆一刀宰了晋国宝。招降不成，蒙军对钓鱼城展开了轮番攻打，并多次组织精兵悍将强攻。4月24日，蒙军一度登上了西北城头，但在宋军的拼死反击下被打退。蒙军虽于六月初三战三捷，击溃了吕文德所率进援钓鱼城的宋军，但却始终无法破城。蒙军前锋大将汪德臣不得已于夜间组织死士偷袭，被王坚率军击退。天亮后，心有不甘的汪德臣冒险单骑来到城下，向王坚喊话劝降，王坚回他以飞石，汪被飞石击中，旋即不治而亡。
这时，蒙军久攻不克，又逢酷暑，将士水土不服，军中疾疫流行，战斗力大减。而宋军的抵御丝毫未见颓势，为了表明粮草充足，钓鱼城守军甚至故意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鲜鱼和百余张蒸面饼抛射给蒙军。为侦察城内虚实，蒙军又建“桥楼”了望，但了望者刚爬至高处，就遭宋军炮击，正在现场督战的蒙哥也“为炮风所震，因成疾”(无名氏《钓鱼城记》，万历《合州志》卷1)，并于7月死于金剑山温汤峡。当时，西征两河流域的旭烈兀，已经洗劫了巴格达，占领了叙利亚，正要进军北非，听闻蒙哥死讯，立即撤军回蒙，进攻南宋湖北鄂州(今武昌)城的忽必烈，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也纷纷撤调主力军回蒙古高原。蒙古贵族间展开了争夺大汗宗主之位的长期战争，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从此出现转折，走向颓势。蒙哥的死地钓鱼城，也由此延续宋祚20年，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被西方世界称作“上帝折鞭处”。
直到21年后，蒙古人才真正得到钓鱼城——但不是靠武力攻下的。那时南宋朝廷已覆灭了两年，钓鱼城已是孤城，守将王立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请降于元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李德辉。四川这块海绵，至此挤干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尾声
从1231年蒙古军队首次侵扰川边，到1279年钓鱼城陷落，宋蒙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这次战争持续时间之长，双方投入力量之大，伤亡人口之多，反复争夺之激烈，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不多见。
四川军民的顽强抵抗招致了蒙军的大量报复性屠杀。“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 彭、汉、简、池、水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4)，特别是在若干争战激烈地区，蒙古军更是屠戮惨重。“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除战火的破坏、蒙军的屠戮，还有长期战事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粮食严重短缺，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食人的惨剧。四川人口锐减，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统计，嘉定16年(1223年)川峡四路在籍人口数为 660万左右，可到了元代，四川行省在籍人口数下降为61万人，何况这还是元世祖至元27年(1290年)的数据。最为残酷的，是战争造成文化资源的损失，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四川历时千年建立的文化基础，“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亦成明日黄花。
自宋末元初战乱之后，四川在历史上长期失去了原本的重要地位。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路”中利州东路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这样一来，即便将来四川经济力量恢复，也无法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再度反元。在军事地位日益降低的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上，四川也丧失了它曾经的显赫地位。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最好的丝、茶产品。
四川由此成为中国一个普通的行省。然而，这片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地，在废墟之下，默默地收蕴力量，积蓄元气。她宽厚而坚忍，直到近700年后抗日战争打响，中华民族再度面临存亡之际。古老的四川再度以大后方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再度成为绝地——绝处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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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7
四川何以救中国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享夏夜凉风。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始于1937年7月7日那个午夜。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既是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一个转折，它改变了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侮的历史。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民族终于再一次以强者姿态站立在世界面前。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人们对这样的结果还没有预知。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然享受这个和煦的夏夜，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可以说，没有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中国的抗战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
战略
从抗日战争的前后演进来看，西南大后方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中国抗战的方略、现实条件、战局进展密切关联。
事实上，对中日之战的爆发，国人早有预料。1922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根据对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态势的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还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开战之后，中国应采取持久战方针，在中西部地区构筑防线。他说，“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这是国人对中日战争的较早认识。蒋百里的观点被国民党高层接纳，并被李宗仁发展为指导国民政府抗战的“焦土抗战”政策。所谓“焦土抗战”，李宗仁曾撰文阐述，一是指“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指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消耗战，而非速决战。蒋介石也在诸多场合表示，中日开战后，要想求取胜利，中国军队只能采取“积小胜而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方略。
如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确立了对日抗战所采取的方针战略。但持久战的进行，需要具备安全稳固，可以为战争消耗提供支持的坚强后方。尽管抗战方针早已确立，但国民政府在选择后方基地问题上却颇多转折。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多集中于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些区域也是国外势力渗透最多的所在。一旦战事发生，这些城市将最先受到威胁。因此，民国政府西移势在必行，最初，选择的目标被设定为西北区域。
西北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办公，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反抗的根据地。
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
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 年10 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 年1 月，派薛岳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央化”。
后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 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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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9 15:28
天下盐，天下粮
危亡时刻的蜀与天下
尽管有人称“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川粮安天下”，但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但凡正常年景，四川的盐和粮食产量从来不是全国第一。然而，偏偏就是这个平常不被天下所重视的西部省份，却曾经几度担当起“拯救天下”的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盐，天下粮”。
川盐济天下
1888年，当中国沿海的近代化工业尚在蹒跚学步时，一位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学者走进了川南丘陵深处的自流井和贡井地区。在那里他看到的是一座“异乎寻常的丘陵城镇”——“十英里外就看到的许多高耸的木制天车不仅遍布这个城镇中心部分，而且逶迤几英里延伸到了乡村。”
弗吉尔·哈特仔细考察了这座古老的工业重镇，当他发现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自贡盐工们竟然能够凿出深度超过1000米的盐井时，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钦佩之情。他称赞自贡的盐井超过了“他们建造长城和运河的潜力”，要知道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美国直到1859年才钻出一口21.69米的浅井，而他们使用的却是先进的旋转钻井技术和大功率的蒸汽机。
仅仅利用手工工业就能创造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令弗吉尔·哈特赞叹不已，但他并不知道，他看到的这个市镇并非其最为鼎盛的时期，反而是因为刚刚拯救了一场帝国的灾难而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川盐救急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在此之前，由于实行盐业专卖，由江苏盐城沿海生产的淮盐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淮盐的断绝，不但令长江中下游六省250个州县饱受盐荒所困，而且原本丰厚的盐税也随之全无，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此时，咸丰皇帝想到了川盐。以自贡为中心的川盐以往只能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以及湖北的鹤峰、来凤等八个县销售，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要比淮盐小的多。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川盐能替代淮盐来解决困局吗?尽管有些无奈，但在形势的逼迫下，一项被称做“川盐济楚”的救急性政策还是出台了。
当年5月，户部发文，“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这还是川盐第一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仅仅撕开的一条缝隙，就令自贡盐商们看到了无限的机会。
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也就是在“川盐济楚”时期，自贡盐商每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其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受益的何止是盐商，“川盐济楚”历时26年，在26年期间，四川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运送的食盐达八十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一，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淮盐反扑
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两淮盐商立即动员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恢复淮盐在湘鄂两省的垄断地位。两江总督曾国藩即上书朝廷，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要求恢复旧制。
尽管自贡盐商也多方呼吁，反对淮盐重回楚岸。但是，两淮盐商向来都是清朝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堪称清王朝的“大金库”，因而，无论清朝皇帝还是封疆大吏都不敢得罪。1871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盐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1876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川淮楚岸之争以四川盐商的彻底失败告终。
销量将近川盐半数的楚岸失守，川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朝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封禁，井场烧户再遭重创，一时间“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曾经为清王朝平定内乱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川盐终究逃不出衰败的结局。
恢复生机
1907年，也即是川盐经营最为惨淡的时期，出身贫苦农家的余述怀接受了盐商王和甫抵佃给他的海流井，走上了生产贩运井盐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磨砺，余述怀已经成为自贡盐场上的佼佼者，此时，又一场席卷江淮的战争给川盐复兴创造了条件，也给余述怀成为盐业霸主创造了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时间，东部沿海尽丧敌手。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残酷的“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战而降。
海盐供应的中断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盐荒”，湘鄂百姓又一次遭受淡食之苦。为了稳定民心，坚持抗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启动第二次“川盐济楚”恢复楚岸食盐供应，彻底打破日本的“盐遮断”。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命令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至15万吨。为了应对战时局面，国民政府实行了盐业专卖制度，政府向盐场收购食盐并负责运输和销售。突如其来的大订单像一剂强心针，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投资者蜂拥而至，大批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盐业再度复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余述怀抓住这一时机，抢先向盐业管理机关申请起复原停产的井灶，获得了大批战时起复贷，趁机扩张，一跃成为自贡盐商首富。与过去的旧四大家族传统经营模式不同，余述怀充分接受了现代商业。他以三亿法币巨资顶下了“四川建设银行”，设总行于重庆，涉足金融业。资本雄厚的他看到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便做起了洋货生意，获利十分丰厚。与此同时，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盐商也乘势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一大批身家千万甚至过亿的新盐商。
济救国难
国民政府明令川盐增产加运之后，自贡盐场支援抗战的热情迅速转变成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而船工和马夫们更是加班加点抢运食盐，自贡成了中国抗战时期最繁忙的城市之一。
1938年4月，应邀到自贡拍摄《自贡井盐》的孙明经用镜头记录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当时的自贡天车林立，输卤和输气管道密密匝匝，煮盐的烟囱吐出一柱柱青烟，釜溪河两岸“歪脑壳”运盐船拥挤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遍地盐井的都市”。就在这一年，经四川省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建市。
在大量川盐外运后，日寇的“盐遮断”阴谋破产了。但是，不甘失败的日军又通过轰炸四川盐业基地，试图再次制造盐遮断的局面。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之久“盐遮断”专题轰炸，妄图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
然而就是在敌机时常光顾的时候，自贡盐工们躲完警报后又立即投入生产。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自贡盐畅销西南各省、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为国统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
繁华落尽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巨额财富，同时也为国库上缴了巨额的盐税。在抗战八年中，自贡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川盐贡献的又岂止是这些，数次济国救难的经历，不但将川盐的命运与家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也将盐都人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
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市首倡“爱国献金”运动。自贡盐场职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共献金50万元;大盐商余述怀、王德谦个人捐献10万元，全市献金总额达200多万元。
一年以后，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再次到自贡募捐。这一次，自贡人民更加踊跃捐献。
短短一个月，冯玉祥就在自贡市募得1.2亿元法币、金戒指800多枚，平均每个自贡市民捐款高达法币500元。与此同时，有着百万人口的重庆市的献金总额仅为自贡市的三分之二。
不仅仅是捐资抗日，自贡青年还踊跃参军，直接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但如同第一次“川盐济楚”一样，1945年抗战刚一胜利，国民党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盐都自贡的“黄金时代”又一次落幕。
半个多世纪后，随着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了过去的手工采盐，曾经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渐渐淡出自贡人的视野。只有二十几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而其中唯有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的燊海井还保持着古老的生产方式。但其文化意义已经彻底取代了经济意义，默默向过往行人讲述盐都的辉煌岁月。
牙缝里的“天下粮仓”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号为天府，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大省。但是，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却从来不是粮食输出的大省。
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7000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1.25%，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
丘陵和山地为主的地形决定了这个产粮大省必须是人口大省，高低不平的地形阻碍了机械化耕作的大门，人力和畜力永远是四川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绝不会产生大量的粮食盈余。或许这是看到了这一点，历代皇帝都不主张川粮外调。
雍正九年，四川输出粮食150万石，而同期湖南外调粮食为800万石。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中原地区饥荒不断，不得不增调川粮赈济中原，最高时也不过每岁300万石。因此，无论如何，四川也称不上是天下粮仓。
但是，阴差阳错，无力支撑天下的四川却又不得不担负“天下粮仓”的角色。
吃着观音土抗战
很少有人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是吃着观音土迎来抗日战争的。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遭遇大旱，受灾地区超过了全省面积的80%，受灾人口达到3700万人，饿死人口难以统计。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等填肚;草根树皮没有了，就吞食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巴;当观音土都难以找寻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吃人现象。
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缺钱少粮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无计可施，只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赈灾。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救灾粮款，而是蒋介石的答复：“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费尽周折，省政府才筹集到140多万元赈灾款，平均到每个灾民身上只有四分钱。大饥荒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37年夏天连续几场雨过后，旱情才逐步缓解。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11月20日，由于日寇横扫沿海省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主要产粮区尽丧敌手，全国粮食紧张万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四川百姓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抗战救国大后方的责任。
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征收足够粮食，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了田赋征实制度。所谓征实，就是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除“田赋征实”外，又实行“征购”和“征借”。所谓“征购”就是以低于市价的官价向农民统一征购粮食，只发给利息极低的粮食库券;而“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不但不付现款，而且不计利息。四川无论在“田赋征实”和赋外增购粮食方面，远较各省为多。但是，四川百姓却对此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
节衣缩食造就“天下粮仓”
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时隔多年，渠县人杨义富对当年百姓支持抗战的记忆仍然鲜活如新。由于连续苦旱三年，1941年杨义富一家的收成刚好只够缴公粮，“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一分一厘公粮!”
正是在这样灾荒不断，食不果腹的困境中，四川百姓节衣缩食，为抗战提供必须的粮食。据统计，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以一省之力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使四川成了牙缝里挤出来的“天下粮仓”。 ■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9 15:29
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
四川意识 中国情怀 世界梦想
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这样，与现代中国的成长历程相生相伴，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一样，如同中国的一个镜像，一个翻版。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中，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是从晚明，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而四川，也同样是在17世纪走出了她迈向现代的第一步。自那时起，四川与整个中国一起，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跌跌撞撞，终于探究出一个出路，开始走出历史的三峡。
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这样，与现代中国的成长历程相生相伴，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一样，如同中国的一个镜像，一个翻版。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中，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是从晚明，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而四川，也同样是在17世纪走出了她迈向现代的第一步。
这一步是从一份至关重要的奏折开始的。1671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在给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忧心忡忡地写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他由此建议“招民开垦”，并给予地方官员以鼓励，招民三百名即可以升迁。
蔡毓荣可曾想到，正是他的这个建议，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序幕，由此也改变了四川的历史进程。那些自湖广而来的移民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新的播种，收割，也同样开始了新的历程。在持续上百年的移民过程中，他们不但重新构建起一个农业帝国赖以休养生息的物质基础，同样也为这个帝国繁衍生产着庞大的人口群。
就在蔡毓荣上奏不久，各省移民蜂拥而至。仅湖南零陵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而来自楚粤之地，逃荒入川的，一年之内“不下数万户”。乾隆八年(1743年)，也就是蔡毓荣上奏康熙招民入川刚刚过去不到70年，四川巡抚纪山就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原本“人稀地广”的四川，已经“无荒土可辟”了。纪山由此建议朝廷劝阻外省人口再向四川迁移，但这完全无法阻挡“赴川就食者”的热情，这一移民潮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平缓。
但也是这个过程中，现实的四川问题，也同样是中国问题开始产生，那就是如何应对一个人口大省的压力(至咸丰年间四川人口一举超越江苏而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新移民在四川平原地区饱和之后，逐次向川陕楚山地游移，不断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而这些生活贫苦的山民和游民社会的会党结合，最终酝酿成白莲教起义。“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
又岂止是财政破产，“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手软的镇压，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更为致命的是，就在白莲教被打压之后，东南移民转而奔向云贵广西等地，尤其是广西，这又为日后金田起义埋下了伏笔。富足的天府之地，结下了繁荣之果，却也埋下了败亡之因。
四川意识
几乎与这个王朝发展同步，四川新移民们在繁衍生息了100多年之后，已经逐步融合，他们以西南官话为主音，以天府物产为给养，以四川性格为烙印，构建成一个标记鲜明的共同体——新四川人。
晚清一首竹枝词写到，“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正是新移民们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后的生动写照。四川包容了新移民，新移民也深深认可了四川。1907年，一位留日的川籍学生也不无骄傲地写到，“四川之风土、四川之气候、四川之历史、四川之社会、四川之文学、四川之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另辟一新天地”。
这种对地方的认可与眷恋之情，在平安富足的时代，将是一帖绝好的融合剂，它将很好地粘合不同省籍移民们客居于此的裂痕。但不幸的是，这种新形成的四川意识却恰恰遭遇了晚清，在与被侵犯的地方利益，以及流行的自治思潮结合后，它们混合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最终传导给其他地区，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1年，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川人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天之内，报名入会者，已超过10万之众。”保路同志会领袖走上街头，宣讲铁路与四川，铁路与国家的关系，“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流泪表示，“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在保路同志会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描述四川“比各行省，外人插足尚浅，势力亦薄。且土地五十万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万，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有，即比之日本，犹不及四川远甚。”商榷书号召“七千万同胞”，设立国民军，自行收租税，“共同自保”。
这种喷薄而出的地方意识令川督赵尔丰惊骇不已，他急电北京，指责四川人由争路而“遂图独立”。尽管四川以其封闭的地理地貌，在中国西南成为自成格局，但四川民风一直以来却是以“民俗淳朴，实难见桀骜气”闻诸于世。而现在，一声声“自保”、“自立”、“自治”的口号，不仅仅搅动赵尔丰的心绪，更是令四川民众群情激昂，不出数月，四川各县纷纷独立，合围省城之势已成定局。
1911年11月22日，在成都环通银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会长，同时也是四川省咨议局议长的蒲殿俊与刚被免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达成了一项协议——《四川独立条件》。在这个协议中，赵尔丰承诺让出四川都印，“川中一切行政事宜，交由川人自办”。
这无疑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协议，它不仅仅意味着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至此告一段落，同时也成为自晚清以来四川地方意识崛起的一份告白书。5天后，这位末代总督发布了离任的《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宣告，“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
中国情怀
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艰难的西迁。广袤富饶的四川盆地不仅仅成为国家政权的容身之所，同时也成为五湖四海不甘沦亡的民众的栖息之地，也是在3000-5000万抗战移民到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渐次成型，这成为中国内部不同族群，超越地区差异而形成的群体归纳。
1937年11月26日，重庆朝天门码头，“兵舰数艘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各界代表、军队、学生军、童子军等列队欢迎者万余人”，在礼炮欢呼声中，一名身穿“青色斗篷”，手持“黄色手杖”的老者徐步登岸，“态度极为严肃，默然无语，忧国之情，溢于眉宇。”(1937年11月27日，《大公报》)这名老者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随着他的到来，130个党政机关，上万名公务人员随之填塞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在日军的漫天炮火下，数以千万计的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学生或从东北，或从平津，或从江南，一同走上了漫漫的西迁之途。
重庆、泸州、宜宾、成都、广元……每一个四川市镇都涌入了数倍于前的外省人。
也正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以整个大西南为后盾，中华民族以四川为根据地，开始了其艰难而顽强的复兴之路。这一举动，不仅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时在重庆的德国女作家王安娜写到，“共渡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走到一起了。”
在重庆的街头，“肮脏的、草草筑成的棚屋内”，几乎可以买到各种风味，“福建味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那些操着各地方言进川的人，在数年之后，也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起了“国语”，1944年，陈立夫在教育部主办的陪都国语运动宣传周开幕式上不无得意地提到，“抗战以来，东北、东南人口大量集中于西南、西北，此次大迁徙，于国语统一上厥功殊伟。”
又岂止是饮食和语言，在历经了战争的洗礼之后，这个民族已经越来越从精神上融合在一起。《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不无夸张的说，是大轰炸“把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一个社会”。也是在辗转于甘肃、云南、四川的迁徙路途上，学者顾颉刚对迁徙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愈发成熟，“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他写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
世界梦想
四川再一次带给中国以全局影响的则是千千万万的民工出川。20世纪80年代末，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再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空间，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难以为继。
也就在这一时期，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走上了艰难的进城历程。那时候，还没有“农民工”这个名称，人们通常用一个新创造的词来指代他们——“盲流”。到1989年，这股“盲流”高达5000万，而四川人是其中的主力。
在城乡割裂数十年之后，城市管理者们还无法应对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但当时的农村非但天地不广，反而越来越窄。“卖粮难”屡现报端，农民们即便勉强卖出了粮食，收到的不是现金，而是“白条”。进城几乎是惟一的选择。
在随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一些沿海城市挂出了“关门谢客”的招牌，但仍无法挡住民工外出的脚步，每年一度的“春运现象”，从此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挥之不去的来自农村的就业压力，保证了中国继续行走在经济开放的道路上。1992年，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在南方发表了一系列务实而发人深思的谈话，在那以后以南方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圈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在四川，每年有700万人涌出夔门，这个数量成为全国第一。他们中有一半是去了珠三角，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编织、开小吃店、倒卖票证、蹬三轮车、拖平板车、卖菜、捡破烂、拆迁、耍把戏、弹棉花、爆苞米花、擦皮鞋、补鞋……而更多的，则是进入了星罗棋布的新兴工厂。
在那里，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品格，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也是在这里，他们用刚刚离开土地的双手，制造出无所不及的商品，从钥匙到纽扣，从衬衣到运动鞋， 从手机到电脑……凭借着比欧美日本工厂工人便宜4到8倍的成本，“中国制造”很快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也正是在这里，从洪亮吉到马寅初，中国最好的人口学家们视若洪水的人口问题，一举转变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经济学家给这现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人口红利”。
如果说前两次由外省向川内移民造就了新四川人和四川意识，以及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诞生的话，那么这一次出川的民工真正推动中国进入了世界经济的洪流，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意识在古老中国形成。
以移民开始，又以移民终结，自1600年以来的四百年里，中国人口问题以四川作集中舞台，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跌跌撞撞，以及古老王朝的兴衰罔替，终于探究出一个出路，开始走出历史的三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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