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不乏针对价值的思考,其中结构主义可能提供有益的借鉴。然而,由于结构主义视角将价值视为结构上的“差别”(difference)而非“重要性”(importance),难以解释人类不断再生产社会,或社会让人服从的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学界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结构主义理论无力解释社会再生产和变迁,并“无力解释活生生的个体如何被激发去维持和再造一个抽象系统”。所以急需一种“动态的结构主义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structuralism),将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料、创造性和变化纳入考虑,价值理论是首先被提出的解决方案。然而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到斯特 拉森(Dame Ann Marilyn Strathern),要么将价值等同于个体欲求或视为源于交换,要么将价值视为已然存在的意义差别或抽象类别,从而一只脚踏进了结构决定论的陷阱,另一只脚又陷入了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人”的圈套。
在漫长的讨论中,有一位几乎被遗忘的先驱——Clyde Kluckhohn(Clyde Kluckhohn,1905~1960),上述观 点缺乏的正是他的“比较价值项目”(comparative values project)核心观点:人类社会的价值不仅是“看待世界 的不同方式”,而且是“生活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想象。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文化持有者认为这个世界本来 是怎样,而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以及何种需求是适宜及道德的信念。这样的人类学是“现实生活哲学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practical philosophies of life),是不同文化“重要性”而非分类世界的研究。换言之,价值是道德规划(moral projects)。可惜的是,这个项目由于缺乏“结构”的理论或“观念如何组合成为整 体系统”的理论而搁浅。后继者中,Dumont(Louis Dumont,1911~1998)虽然是“人类学界唯一持续探讨价值问题的学者”,却最终因为无法沟通西方社会与“古式社会”而与发展一套价值理论失之交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