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复礼先生(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是当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回忆录在他逝世五年之后，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出版。我读了这部回忆录，深为牟复礼的识见文采所折服。牟夫人陈效兰在“致谢”中说，牟复礼自认为这本回忆录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牟复礼自己在“前言”中说，他不是写自传，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从他自己的观察、回顾中提炼精华，与现代历史学家的著述参照对比，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写作;他的观点完全是他个人的;他一生所追求的是努力理解中国历史的分量和意义。我读牟复礼的回忆录，便按着他夫子自道的提示，试着捉摸领会他是怎样“提炼精华”，怎样表述他个人的观点的。
数月后，牟复礼到了天津，一名中国警官得知他对中国历史有兴趣，便送他一套《四书》英译本(上海1893年版，理雅各译，James Legge 1814-1897)。牟复礼说，他从理雅各的这套英译本中，了解到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训诂传统，必须通过这一传统来理解中国古典文本;并从而得知西方学者消化吸纳这一训诂传统的努力。
牟复礼这部回忆录便是一本记述他“求知”过程的书。他在这部书中所讨论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许多问题，是中国专业史学者甚至一般读者都熟悉的，但他的视角和他的表述却绝对是他个人的，他的个人自觉贯穿全书，显示他作为一个求知者“求知的延展与深化”(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of learning)。
另一原因——我觉得这是牟复礼的独特观察，至少是他个性化的表述——则是牟复礼一再提到的，古代经典是权威来源这一中国文化的特点。牟复礼用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来讨论这一问题，极为亲切。牟复礼说，1940年代他在中国时，历史学是最热门的学科，最优秀的学生都想进历史系。大众也都爱读历史书籍、历史杂志，顾颉刚“疑古”学说广为流传。与此同时，古代经典仍然受到尊重，因为这些经典“包含着超出最近对它们的准确性的审视的东西”(implied something beyond the new focus on their accuracy)。中国人对古代经典的尊敬，无关它们是否准确，也无关研究它们是否准确的种种著作。古代经典在中国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是中国人可以理性地获取哲学和政治权威的唯一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