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是耳朵：它之所是——双重的，它可以变成的东西——大的或小的；它能促使(make)或者放任(let)发生[faire ou laisser faire]的事物（我们可以说“放任”，因为耳朵是最好施恩(obliging)、最为开放的器官，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耳朵是唯一一个婴儿不能闭上的器官）；它可以被穿刺(pricked)和增添(lent)的方式。正是对那耳朵，我假装对自己讲话，为的是在此时此地，通过言说，如承诺的那样作出结论，作出“学术自由”的结论。这结论既是我的，也是你们的。
“请允许我用这文化(Bildung)的标准来衡量你们的这种自主(autonomy) [Selbstandigkeit]，并把你们的大学单独作为一种文化制度[Bildungsinstitution]来进行考虑。当一个外国人想理解我们的文化系统时，首先，他会认真地问道：‘学生如何与大学取得联系(connected with)[hangt zusammen]？’我们会回答：‘用耳朵，作为聆听者。’外国人会反问：‘只是用耳朵？’他重复地问，我们也再次作出回答：‘只用耳朵’。学生们聆听。学生们是自主的，举例来说，当他们说、看、走、与同伴相伴为乐、参加艺术活动时，他们并不依赖教育制度：总之，他们的生活(when they lives)并不依赖于教育制度。常常，学生在听的时候也写；只是在这些罕见的时刻，他才被大学的脐带(an der Nabelschnur der Universitat hangt)给拴住。”[3]
让我们来想象这种脐(umbilicus)：它通过耳朵抓住你，通过这样的耳朵——当你按所谓的“记笔记”的模式书写时，它向你口述当下写作内容。事实上，母亲——教师，在他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能力范围内，只能假装成的坏妈妈或者伪装者——是，细心地(precisely) ，母亲向你口述，穿过你的耳朵，沿着脐带(cord)，远远地传导至你的速记(stenography)。这种口述反过来连接你，就像以脐带形式出现的皮带（把你拴住），皮带的另一端，则伸向国家的肚腹。你的笔也是它的笔；你握着它的远程打印机(teleprinter)，就像你在邮局里使用的那些一段被链条拴住的原子笔。所有的动作都通过表征(figurant，英译作representing)母校的父系身体(body of father)诱发。可是，脐带怎么能创造出通向这冷酷的怪物、死去的父亲——或者说，国家——的纽带呢？这就是陌异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传输话语使你远程打印的人，本身并不生产话语，事实上，他几乎不出声(emits it)。他读。和你是抄写的耳朵一样，主人是阅读的嘴；你抄写的东西，也就成了他对先于他的文本的解码——正是这一文本，以同样的脐带把他悬挂起来。以下便是整个过程：我读，“……只是在这些罕见的时刻，他才被大学的脐带给拴住。他自己可以选择要听的内容；他不一定要相信他听到的东西；如果他不愿聆听的话，他可以闭上耳朵。这就是那种秘密的教学方法。”抽象本身：耳朵可以闭上，联系可以被悬置，因为脱节的身体之脐又接起(rejoin)一块被肢解父亲的碎片[moceau]。至于教授，他是谁？他是做什么的？看，听：“至于教授，他向那些聆听着的学生讲话。除此之外，无论他想什么做什么，都被一条无限的鸿沟隔在学生的知觉之外。教授在说话的时候，也常常阅读。一般说来，他希望尽可能多地吸引听众；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少量听众——极少数情况下只有一个——来满足自己。一张说话的嘴，许多耳朵，以及半数写字的手——看起来，就已颇具学院组织(apparatus)[ausserliche akademische Apparat]的气象；也就有了一台运转中的大学文化-机器(Bildungsmachine)。至于剩下的部分，这张嘴的所有者，由众多耳朵的主人来服务且独立于后者；这种双重的自主，在‘学术自由’的名下得到了狂热的推崇和运用。在其他领域(of what is left)，我们则差不多可以——既然自由仍在增加——畅所欲言……除了这点：在学生和教授后面站着国家，它带着监督者的热心，站在仔细斟酌的距离之外。它站在那里，不时地提醒学生和教授，它，国家，才是这稀奇的听说程序的目的(aim)，是它的目标(goal)，它一切的存在(be-all，最要紧的事)，它的最终结局(end-all，事物的终结)[Zweck, Ziel ind Inbegriff]。”引用结束。我刚念完，你们也刚听完这演说的片断，它是从尼采那里借来或引用来的，被放在讽刺的哲学家（“哲学家笑了，不全是出于好脾气”就在节录的那段话前面）口中。这位哲学家很老；他要强(hardened)而失望地辞去在大学的职位。他不在正午说话，而是在下午，在半夜。他刚刚对一群、一窝、一堆学生出乎意料的到来表示抗议。您反对学生的理由是什么？他们问他。起先，他不回应。接着，再停顿之后，他说：“呃，我的朋友，即使在半夜，即使在人迹罕至的山头，我们也不该独处；而你自己，却把一伙(Schwarm)调皮捣蛋的学生带在身边，尽管你们知道，我只是太高兴了以至于不能与所有这一切(hoc genus omne)分开(cut off from)。我不大理解你，我遥远的朋友……在这里，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曾碰到你，在庄严的(majestic)孤独[feierlich vereinsamt]中静坐，那里，我们将认真地互相商讨，就像新世纪(new order)的骑士。让那些能够理解我们的人倾听我们；可你为什么要把这样一群人带在身边——他们根本就不会理解我们！我不再认识(recognize)你，我遥远的朋友！”
诱惑很大。我指的是引导我们所有人在这场景中，在这碎片的隔墙内(in the partition of this very)认识自己的诱惑。如果学院在演讲时间分配上允许的话，我将进一步说明这点。是的，认识自己，所有人，在这些地方，在制度的围墙内——午夜的老哲学家，预言了它的崩塌（“建立在现行的高级文科中学-文化[Gymnasien-culture]土基上，建立在岩块剥落的地基上，你的大楼将被刮起的旋风证明是歪斜不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