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不滿於中國文史研究被洋人歸類為「漢學」（Sinology），因為「漢學」是西方人「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其「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產物，他們卑視漢學，不置之於西方為主流的學術殿堂正殿。因此，何先生治中國史都選重要的大問題，成果都由重量級的西方大學出版社和學術期刊出版，與西方史家進行對話。何先生的學術受到西方學界的肯定，1965年榮獲芝加哥大學聘為地位崇高的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並於1975年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亞裔會長。
何先生擅長於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又能吸納西方史學的長處。他在《東方的搖籃：紀元前5000年至1000年華夏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以文獻、考古資料及古動植學證明中國古代文明源於本土，打破西方學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亞的一源說，連強力主張這種學說而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著稱的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為之折服。
1996年，「新清史」的代表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教授發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就職演講：“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針對何先生1967年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發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批判何先生對滿清王朝「漢化」問題的論斷。他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才是清朝統治成功的關鍵。兩年後，何先生像大砲一樣地強力反擊，發表“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捍衛漢化：駁斥羅友枝的《再觀清代》〉）。首先，何先生說他的論文是宏觀的，論題是多面性的，羅氏卻單挑漢化這個單一主題來討論，模糊文章的真實意義。更甚者是羅友枝曲解何先生的論點，何先生說：他的基本觀點，明明是滿族創造了一個包括滿、漢、蒙、回、藏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羅友枝無視於此，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他無視於滿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就在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羅友枝又主張：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他們都拒絕漢化。其實，這四個政權最終都採用漢文化和制度，甚至以漢族五德終始的正統論合理化其政權。征服王朝要鞏固其統治，漢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本是國際學術研究的共識，而羅友枝卻全然視而不見。何先生在文章中，以極大的篇幅，論述九千年以來，漢文化和漢化發展的歷史的各個方面，並且討論非漢族政權如何採用漢化政策，統治以漢族為主的中國。這真是一篇擲地有聲的大文。
近年來，何先生的論點遭到部分學者質疑。較著名的有美國的郝若貝（Robert M.Hartwell）、韓明士（Robert P. Hymes）、與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中國的沈登苗。1982年，郝若貝的論文〈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轉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分析宋朝官員傳記資料，發現宋朝政府被幾個或幾十個大家族所壟斷，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並不大。韓明士在1986年發表《政治家與士大夫》（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書，則認為研究科舉所促成之社會流動，不能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為據，應該擴大「精英」定義的範圍，將寺廟捐獻者與從事地方公益事務者及其親戚族人、學生等均列為分析的對象，於是大大縮減平民範圍，把平民在科舉上的成功率大為低估；他進而懷疑科舉制對統治階層與平民間的「血液循環」有促進作用。稍後，艾爾曼發表〈科舉制下帝制中國晚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再生產》（“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與《帝制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也認為何先生估計出身平民進士之比例過高，過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對向上流動力的作用，進而論定：「近千年來，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統治階層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再生產』而已。」沈登苗則於2006年發表〈也談明代前期科舉社會的流動率——對何炳棣研究結論的思考〉，批評何著對「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先生未能使用天一閣獨家收藏的31種明代進士題名錄為憾，並指出「明代前期科舉流動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先生的「結論在科舉史上並不具備典型的意義」。但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使用的21種（其中5種為天一閣獨家收藏前人未使用過的）明代前期題名碑錄，分析的結果，仍然支持了何先生的結論。對於韓、艾二氏的批評，何先生並未撰專文反駁，僅於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簡單回應稱：自己的統計「完全是根據八十幾種中試者的祖上三代履歷，最能反映社會階層間的上下流動」，而艾氏所用的資料卻「沒有最能反映社會血液循環的祖上三代履歷」；而且根據艾氏的統計，明清出身平民的舉人，占總數的54.27%，出身平民的進士，占總數的61.78%，反而坐實了何先生的結論。至於韓氏的評論，何先生則認為是對「精英」的定義混亂而誤導的。其實明朝政府早已認識到科考中試者多平民出身，《明神宗實錄》卷535載，禮部言：「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可以說近年來少數學者質疑科舉制與社會流動的關係，似乎是難以撼動何先生論點的，大部分學者仍認為「科舉為寒門子弟架起了通向『天門』的階梯」。《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影響中國社會史與明清史及東亞史研究甚鉅。如許師倬雲教授的《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C.）、毛漢光的《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吳金成〈中國의 科擧制와그政治．社會的機能──宋．明．淸時代의社會의階層移動을中心으로──〉《科擧》（서울：一潮閣，1981）、吳建華〈科舉制下進士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流動〉（《蘇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及研究韓國科舉與社會流動之崔永浩（Yong-ho Choe）的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Yi Dynasty Korea, 1392-1600（《朝鮮李朝初期的科舉制度與社會結構》），均以此書為典範。
近年來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趨勢，除研究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及橫向的水平流動外，又注重區域研究。在相關資料的整理方面，1980年，朱保炯、謝沛霖在房兆楹、杜聯喆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的基礎上，編輯《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確認全國進士的籍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何教授《明清社會史論》最早注意這一論題，並在該書特立第六章〈科舉的成功與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論述之。中國地大，地形複雜，各地發展不平衡，差異性極大，是治中國史者當特別放在心上的；否則便會把中央集權體制視為極有效率的，誤以為所有制度實施時，是全國一致的。何教授認識這一特性，深入討論地域的差異。1993年，何教授更發表〈明清進士與東南人文〉，論述東南進士人才輩出的人文環境。同年，王振忠翻譯《明清社會史論》第六章“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為〈科舉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發表於《歷史地理》第11輯。這一章的中譯本方便許多中國學者直接閱讀何教授的論著，受其啓發，而開展對進士地域分布和分區的研究。為照顧邊遠落後地區，不致因其文化水平劣勢，而乏人參與政府，尤其唐宋以來，因北方戰亂及經濟重心南移，導致南北文化水平之鉅大差距；因此，明廷確立各鄉試省解額，建立會試南、北、中卷制，依地域比例，訂立錄取名額，使全國各地均有人才加入政府，鞏固明朝作為代表全國各地人民的統一帝國。對於科舉錄取題名。靳潤成、檀上寬、李濟賢、林麗月、劉海峰、王凱旋研究明代科舉的區域配額與南北卷，汪維真研究鄉試解額，沈登苗研究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進士的地域流動，曹國慶研究江西科第世家，范金民與夏維中研究江南進士的數量與地域分布，分析其數量眾多的原因。其他地區如安徽、浙江、福建、廣東、貴州、山西、山東、四川等地均有學者研究。
何教授的《明清社會史論》至今已有意大利文、日文和韓文譯本問世，但仍未有中譯本刊行，實為一大憾事。泓最初讀到何教授的鉅著，是1965年的夏天，剛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所長劉壽民（崇鋐）教授將何教授送給他的這本《明清社會史論》，賜贈於泓。於是開始一頁一頁地讀，初讀英文寫的中國史論著，最頭痛的還不是英文，而是中國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與書名等專有名詞，如何從英文還原為中文，尤其這些字詞，在一般英文字典是查不到的，只好試著猜，猜到一個自以為是的，就高興得不得了。當時邊看邊試著翻譯，居然譯了四章半，後來因為忙著寫論文而中斷。泓之治明清鹽業史，完成碩士論文《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與博士論文《明代的鹽法》實受何先生大著〈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與《明清社會史論》啓發，是從中得知什麽是鹽户、灶户，什麽是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明清鹽業與鹽商在中國史上有多重要；因而投入明清尤其是兩淮鹽業的生產與運銷的研究。取得學位以後，有幸留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任教，由於教學工作忙碌，也就擱下翻譯《明清社會史論》的工作。時值七十年代前期，正是保衛釣魚臺運動的高潮，許多留美學人學生不滿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軟弱，而投身運動；遭國民政府或吊銷護照，或視為拒絕往來户，何教授便是後者。當時國民政府對外雖軟弱，但對內卻很強硬，臺灣在威權統治下，校園氣氛甚為嚴峻，尤其身為學術教育界龍頭的臺灣大學，更是陷於「白色恐怖」中；先有哲學系事件，兩次整肅之後，幾乎完全改組；繼而傳說矛頭指向歷史系，於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何教授既然已列為臺灣的拒絕往來户，當然不宜再談他的著作。直至八十年代後期，解除戒嚴，何教授也恢復每兩年回來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權利，泓乃重拾舊譯稿，以完成這一對泓學術生涯有重要關鍵作用的工作。無奈當時承擔學術行政，正負責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研究所；1991年卸下重擔後，榮幸地被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副校長錢致榕教授與校長吳家瑋教授找了去創辦人文學部；1993年底回臺以後不久，又為袁頌西校長找了去創辦暨南國際大學的歷史學系與研究所，並擔任教務長，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後，校長承擔校園復建及延聘新校長等善後工作；沉重的學術行政工作，阻擋了大部分研究工作。直到2002年自暨大退休，轉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的教職，教學工作單純，遂能重拾研究寫作工作。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是劉壽民老師創辦的，泓擁有的何教授《明清社會史論》，原是何先生送呈他讀清華大學歷史系時的業師和系主任劉壽民老師的，後來劉老師賜贈予泓，真是機緣凑巧。於是重拾舊譯稿，矢志完成此未竟之業。不久，又蒙何教授約見，鼓勵泓繼續翻譯，並惠允協助解决翻譯中遇到的困難，隨後又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此翻譯計畫，工作於是再度展開。
《明清社會史論》於1962年出版後，何教授又獲得到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翁同龢收集的清代進士履歷便覽、會試錄與會試齒錄、舉人鄉試錄、貢生同年齒錄及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見到四種明代進士登科錄等新資料，1967年第二版即據以修訂，重新估算表9、表10、表12之數據，並修改其文字；因此，1967年修訂版與1962年原版中本章的內容有所不同。本譯文即以1967年修訂本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為底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