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认为，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说它年青，因为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建立的时间还不长”[1]。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以东汉班固于公元1世纪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为开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名称与概念，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此后中国学术界长期将“历史地理(学)”与本土固有的“沿革地理”相混淆，直到1950年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发表[2]，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西方历史地理学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侯仁之在以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 C. Darby)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影响下，不仅指出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本质区别，还说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变迁为主”，“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都在讨论之列。1961年11月28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举行了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宣布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任首任主任。至此，作为地理学一部分的历史地理学，在学术界开始正式被“体制化”。
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上由传统沿革地理转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过渡期。毫无疑问，此间最具影响的事件莫过于顾颉刚发起创办的“禹贡学会”及由顾颉刚和谭其骧主编的《禹贡》半月刊。《禹贡》半月刊自第3卷第1期开始，其英译名称由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一般认为这是“历史地理”出版物在中国出现的标志。正因为如此，顾颉刚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公认。姜亮夫将顾颉刚一生学问影响最大者归结为如下三端，其一就是“历史地理之学，使中土有新建之学科而日益深厚，大为渡越前修”[3](P18)，朱士嘉则认为顾颉刚“是中国上古史专家，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1934年3月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创办之事“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4](P136)。而历史地理学界更是将顾颉刚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5](P101)。显然，顾颉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所起的促动作用居功至伟，而亲沐顾颉刚教泽的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位前贤更是为历史地理学的发扬光大进行了富于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
燕大是以新闻学、社会学等“西学”著称的教会大学，何以乐于聘请专长于上古史研究的顾颉刚呢?这与燕大的中国化有关。钱穆称“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10](P154)。既然要中国化，就不能忽视作为中国传统学术重要内容的历史学，延揽顾颉刚这样的古史研究翘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长期主持燕大的司徒雷登(Stuart, John Leighton)回忆：“哈佛-燕京学社为燕京作了许多好事，其中一件就是使我们——并且通过我们使中国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能够把汉学研究提高到任何一所中国学府的同一水准上。”[11](P59)顾颉刚在1929年5月2日日记中也提到“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之国学研究所，去年已见聘，予以不能脱广州，未应。此次来，又承见招，拟应之”[8](第二卷，P279);6月12日日记又记“绍虞来，告燕京职事已通过”[8](，第二卷，P291)。其实，早在顾颉刚离开北大南下之时，燕大已有意延揽，据顾颉刚1926年7月11日日记：“刘廷芳先生谓早知我肯离北大，燕京方面已早请矣。”[8](第一卷，P767)显然，离开燕大中国化这一大背景，顾颉刚就不可能结缘燕大，历史地理学也几乎不可能在当时的燕大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