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 1936)是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的成名作，完成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1932—1936)。顾氏回国后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是该校中国及东亚研究的奠基人。顾立雅去世后，他的学生、芝大中国文学教授芮效卫(David T. Roy)在讣文中这样评价顾的一生：“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早期中国文明研究的大师，美国汉学界公认的元老。他将芝加哥大学建设成为东亚研究的重镇。顾立雅在早期中国文明这一重要学术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汉学史上罕有其匹。”(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4年第4期)。《中国之诞生》正是顾立雅对西方汉学产生影响的开始。
结束这次考察回到北京后，顾立雅开始利用几次考察所得，结合书面文献撰写学术论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但论文过于专业，在几位热心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用通俗的笔法写作《中国之诞生》，他后来回忆说前后只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顾的序言写于1935年8月16日，由此推测他的写作时间大概是6月至7月。5月份的安阳之行也成为他的最后一次考察，此后不久他就回国任教了。
《中国之诞生》出版后，不仅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也很快看到了。对于他们的反应，顾立雅的学生许倬云(也是早年李济的学生)有如下回忆：“顾立雅非常聪明，他也弄商代历史，曾到北京和董彦老他们几个讨论安阳挖掘的事情，跟着梁思永住在安阳。在那里看了一阵子之后，中文报告还没出来，他英文的简报就已经出来了。他写的这本书The Birth of China，一炮打红，写得实在是好。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新考古学的西洋书，肯定中国殷墟考古的成就。虽然只是一本小书，但是大纲大目都没错，写得很全。但李济老对顾立雅却有意见，他说：‘我们还没有发掘报告，他已经写了一本书了。’后来，我回国后跟济老说：‘不能怪人家写得快，只能怪我们自己写得慢。’”(《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可见学者之间既有友谊，也有竞争。但无论是友谊还是竞争，都有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
1986年3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芝加哥召开年会，其间特别举行小组讨论会，纪念《中国之诞生》一书出版50周年,并研讨此书对国际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81岁高龄的顾立雅应邀发表演讲，他谦虚地说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和他后期的高深作品相比，这本书也许显得有点简单，但它对顾立雅此后的学术发展无疑起到了奠基和确立方向的作用。
顾立雅在北京期间除了学术上的收获外，还有物质上的收获。他在勤奋研究和写作之余，也留心收集商周古物，除了十数件商周铜器、骨器、蚌器、玉器之外，最重要的收获是43片甲骨。1936年回国时，他将这批甲骨带到了芝加哥大学供教学之用，但在1986年捐献给芝加哥大学美术馆之前，甚少有人知道。20世纪40年代，陈梦家和董作宾这两位著名的甲骨学家曾先后在芝加哥从事学术研究，但在他们的专著里，都未见有关这批甲骨的片言只字。1976年，周鸿翔在他的《美国的甲骨收藏》(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没有对顾氏收藏之甲骨作任何记录。1986年顾立雅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甲骨和其他古物捐献后，芝大美术馆曾将这批藏品特别陈列并公开展览，照片后收入《礼仪与崇敬》(Ritual and Reverence: 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一书。无论是看过原件还是图片的学者们发现，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讨论甲骨文一节所附的7张图片(原书22与23页之间)的说明文字需要做一点修订。他在说明中指出“这7片甲骨中除了右下角的一片属于Dr.Cyrus Peake之外，其余均为一未署姓名的私人藏品(the remainder in a private collection)。”现在看来，这6片实际上是顾氏本人在北京时所收集的甲骨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