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可以说是有系统的全面研究中国地方社会最好的时机。而这必须组织团队彼此合作才得以进行。早在2004年六月在法国远东学院所主办的“Water Contro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North China”研讨会会议期间我就开始和丁荷生教授讨论整合不同的地方社会研究计划的构想和具体方案。经过半年通过电子邮件的意见交换，及后来共同在北越和闽南从事田野调查时两度会面详细讨论，我们在2005年二月拟出初稿，又依据科戴维、蓝克利、劳格文、姜士彬和康豹 (Paul Katz) 等人的意见一再修订，至三月才完成计划书。2005年9月11-13日我们邀请有意参加此一整合型计划的学者在中研院史语所会议室讨论各不同村落的情况，方法论及比较架构并安排地理信息系统的讲习。在此计划工作研讨会期间，我们经过讨论后，同意分别组成欧洲团队、北美团队、香港团队和二个台湾团队，基于既有的调查经验和研究成果，同时在台湾、香港和大陆总计二十八个村落进行考察。二个台湾团队的调查村落大都在台湾，其经费拟分别由陈永发院士向中研院提出主题计划，王秋桂向国科会提出整合型计划申请补助，其它团队及总计划的经费则向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申请补助。此五个团队的计划拟藉定期在不同田野地点举办的workshops和地理信息系统网站这两种机制加以整合。以下是本计划的详细说明。
本项研究要探讨的是这些地方材料更广泛的意义。我们要看看这些地方材料和村落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看看那些村落是如何产生并利用这些材料。本研究计划并不准备把任何特定的模式硬加在这些材料之上，包括施坚雅（G. W. Skinner）的「中国村落」社会经济模式（有「开放」和「封闭」的阶段或周期），或其它的区域市集系统的地理模式。我们不会特别偏重村落内部或村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想就各地已有的历史文献，来对每一个村落作分析。本计划主要的重点在新发现的文化和历史文献。我们主要想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来研究各地方的文化层面，我们准备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一切端看这些地方文献而定。这样的研究途径会不会产生一种类型的中国「文化地理学」，现在还言之过早。不过，它肯定会提出许多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地方村落社会究竟能够有多少「自主性」，得以在日常生活上创造出新的文化事物这些方面。这一批地方文献，也让我们可以更完整地去比较中国各个不同地方的情况，因为不同的地方往往产生不同的，而又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
二、理论背景
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埃曼纽‧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的名著 Montaillou（1975，台湾有许明龙的中译本《蒙大犹》，麦田出版社，2001）一书的出版，使得农村生活的历史研究突然变成显学，令人始料未及。这本书根据的是贾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主教的详细宗教审判记录，非常生动地勾画出十三、十四世纪法国西南部一个村落的居民生活的种种细节。当然，这本书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参看Autour de Montaillou, 2001）。但该书是建立在法国年鉴学派精细研究乡村历史的深远传统上。这个传统中的名著，包括 Marc Bloch 的法国农村史（[1931] 1966）; George Duby (1975) 以及勒华拉杜里本人The French Peasantry 1450-1660 ([1977] 1987)。比较新的研究包括 Philip Hoffman 的 Growth in a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French Countryside 1450-1815 (1996)。这个史学传统的整个大背景，可以在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Ferdinand Braudel）关于地中海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几本巨著中见到。在中古和近代欧洲历史的研究上，村落史和区域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焦点。举例来说，Peter Jones 最近写了一本书，研究法国不同地区的六个村落如何经历了法国大革命（2003）。法国史家研究中古和近代史，他们的一大主题到今天依然还是农村的宗教、信仰、民俗和日常生活。
村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历史地理学，这在英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学科。以Brian K. Roberts那本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Village（1987）来说，它就让我们见识到这类研究的精细处，让我们看到英国乡村聚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模式和类型，以及它们当中的蜕变过程。就中国而言，Jin Qiming (1992) 研究了十一个不同「居住区域」的乡村聚落，便是对中国村落进行比较的一个重要参考作品。Ralph Knapp (1998) 把中国村落看作「教化文本」(didactic text) ，也为村落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方法。在日本研究的领域中，Hermann Ooms 的 Tokugawa Village Practice (1996) 揭示，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地方层次的历史变迁，那还是有许多研究空间。这些 「村落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建筑史学家的成就，为中国村落的历史比较研究带来了前景。
村史研究可以看作是会对农民历史研究有所贡献。农民研究的起点，是在1957年，当时 Eric Wolf 把「村」界定为「封闭式的法人团体的农民小区」(closed corporate peasant community) 。随后，他对全球农民社会的主要生态类型做了研究（Peasants, 1966）。他后来的研究，关于农民世界的边缘族群，更把他的分析扩展到了新的领域。农民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 Robert Redfield 的「小小区」（1967）著作。他的方法常让人联想到现代主义的种种假设、进化人类学和现代化理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学者和官员，也提出过关于农民研究和村落转型的各种另类模式。在1960到70年代进行的大量实证社会学的村落研究，其最终成果可以说都表现在两大册的书目 Bibliography of Village Studies (1976) 。在这两册参考书目当中，印度村落的研究就多达三千种，另外还有三千种是关于第三世界其它地区的。这些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假设各村落的领域秩序，和村落小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这是一种整合的逻辑，建基在诸如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假设上，同时也被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者批评为是十分充满意识形态。村落研究后来两极化，产生争论，争论的一极是农民的道德经济 (Scott, 1976)，另一极则是理性农民 (Popkin, 1983)。最近，村落研究的重点，经常是要在许多年之后又再重新研究同一个村落，以记录现代化过程对这村落所产生的先前不曾预料到的影响（参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26卷第一期[2004]「乡村人类学」专辑所收庄孔韶、兰林友、周大鸣、段伟菊、张华志、覃德清、孙庆忠、潘守永、李远龙、阮云星的论文）。最近许多村落研究强调的是：往城市地区流动和移民的力量，而不是村民团体结合的各种面向。事实上，学界对「农民研究」的评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后农民时代 (Kearney，1996)。全球经济力量的兴起，以及移民的吸引力（不管是往城市的移民或跨国移民），都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村落和每一个「农民」。显然，我们迫切需要对一种迅速消失的生活方式，展开历史研究。
(一)中国农民研究和村落研究
从明恩溥（Arthur Smith）1899年出版的《中国村落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 到华琛和华若璧(James and Rubie Watson) 最近出版的《香港的村落生活》(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2004），中国村落一直是学者密切研究的对象，已经超过一百年了。我们已经有许多关于个别村落的研究，大多是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见参考书目）。李善峰（2004）检讨了中国村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列了一张很长的名单，包括葛学博 (Daniel Kulp)、梁漱溟、林耀华、费孝通、杨懋春、日本满铁村落调查计划和那些利用它成果的人，还有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巴博 (B. Pasternak)、施坚雅、黄宗智、马若孟 (R. Myers)、杜赞奇 (Pasenjit Duara)。1949年共产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研究有韩丁（William Hinton）, the Crooks，萧凤霞以及陈佩华、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 J. Unger 的集体研究，还有Edward Friedman,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的另一部集体作品。李 (2004) 又指出，在过去十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出现以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村落的新方向。他宣称，大陆学者正在寻找新的模式，以理解21世纪那些影响中国农村的迅速变化。他注意到，中国农村的全部数量，在过去二、三十年已急剧减少，从 1985 年的 940617 个减到 2001 年的 709257 个，光2001年就减少了 24458 个。1
施坚雅1971年那篇关于封闭的中国村落的论文，对中国农民经验的特殊性，提出了一套理论，这是这方面最早的努力。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 在1957年把村落定义为一个「封闭式的法人组织的农民小区」，日本人类学家别府春海认为村落的封闭本质是由于亚洲社会政治控制的专制和中央集权本质。与此二人说法不同的是，施坚雅认为，中国村落经历了几个「循环」(cycles)，从「封闭」到「开放」再到「封闭的对外关系」，这和中国的改朝换代是有关连的。他进一步认为，中国村落是一个阶级流动的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种社会里，朝廷设立的科举考试使村民可以达到高官的位置。在早期的一系列论文中，施坚雅认为，村落和农民社会，要放在一个富有层次性的市集中来理解。市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部分村民文化视野的界线。上面提到的村落研究的其它趋势，也可以在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中见到。费孝通的村落研究，从早期的实证村落专论，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村落围绕着轻工业城镇连成网络，形成区域发展。韩丁作品中的正面描述，属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研究，至于Potter 和 Potter 以及Friedmanh和Pickowicz等人作品，则对中国村落变化有比较怀疑的评价。那些重访村落来考察现代化、社会化和改革的影响的研究包括葛伯纳和葛瑞黛关于台湾新兴村的著作，赵文词、陈佩华和Ungar在广东陈村的著作，华琛和华若璧关于香港的著作。由于当代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化，村落研究可以相当精采，记录政治领导的变迁，例如在黄树民（Huang Shumin）的Spiral Road（中文版为《林村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巨大创伤的文化变迁，一直是一些学者密切研究的重点，包括萧凤霞的《华南的人和受害者》、景军的《神堂记忆》和流心的《在个人的阴影里》。有趣的是，最近对山东城镇19个村落所作的比较研究（Perkins, 2002）得出结论说，村落之间之所以会有收入差异，可能要看村落生活内部的长期历史和文化因素，才能得以解释，而这是从社会学视角很难去衡量的。
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和比较的背景下，中国村落的研究会对中国农民的本质和村落日常生活的转变提出问题。伊懋可(Mark Elvin, 1973) 在大量的日本社会经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模式：宋朝初型的现代经济的兴起之后，因为蒙古统治和明朝严峻政策，中国便进入所谓「黑暗时代」的衰微。此模式为很多人所追随。罗维廉 (William Rowe) (1985) 以中国和日本的研究为基础，把初型资本主义转变的开端，追溯到1550年代。罗维廉也指出该时期银元的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又提出一个第三阶段说：从185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内部发展出一种更高度整合型的重商经济。依照这个模式，在元朝和明初，中国经济连同人口被说成是在衰落。但最近的研究 (Smith and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2003) 对此说法提出质疑。万志英注意到，虽然这种情况在中国许多地区都是真实的，但似乎不符合扬子江下游地区的情况，因为同时期那里的经济和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Smith、万志英和李伯重认为，在整个12至16世纪，以扬子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经济有一个较为渐进的发展。这个问题就是比较村落研究可能有所启发的地方，尽管本研究计划看来不可能发掘到长期的工资和物价数据，以进行长程的历史比较概括。另一方面，傅衣凌、叶显恩、杨国桢和郑振满等人注意到中国农村所保存的经济史料，已经出版了好些重要的研究。郑振满能够从族谱中摘取经济数据来证明，宗族有潜能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公司，股份可以不分亲属来售卖。这使得我们要对宗族进行重大的再评价，同时，也要对文化历史资料在更广大的比较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空间，再作评估。显然，中国村落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对整体的中国史，还有许许多多可以告诉我们的。
其它许多关于村落层次上的研究和文化与历史文本的汇编，最近已经出版了。王秋桂（1993-20058）在他所主编的《民俗曲艺丛书》中， 出版了超过80册专书，涵盖村落仪式和戏曲演出的各个层面。除了这套大书之外，《民俗曲艺》期刊上还发表了大量相关的论文。另一套汇编是一系列由王秋桂所编辑，名为《传统中国科仪本汇编》，其中14种由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出版，而另外还有数种，尚待出版。这些材料有一部分在欧大年（Daniel Overmyer）的Ethnography in China Today（台北，远流，2002）中都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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