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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耀宗]“从史诗到罗曼斯”与欧洲叙事诗的新开始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9-21 23:57 标题: [李耀宗]“从史诗到罗曼斯”与欧洲叙事诗的新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2-12-17 17:04:55　　　来源：《国外文学》(京)2012年2期

　　作者简介：李耀宗，旅美华人学者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澄清欧洲中世纪诗歌发展史里“从史诗到罗曼斯”这个传统共识。在简述了关于中世纪文体分类的历史与理论的问题之后，本文把这两大文类置于古法语叙事诗歌肇始时的混沌语境，从它们之间与跟当时其他文类如拉丁和方言史诗、历史、传记、圣徒传等类别的错综复杂关系，更清楚地看出其原貌。尤其是从拉丁史诗“翻译”成古史罗曼斯的演变与其发展出的爱情主题可见，史诗如果指的是拉丁史诗，“从史诗到罗曼斯”一说尚称合适，如果指的是古法语演义歌，则并不恰当。

　　关键词：史诗/罗曼斯/演义歌/古史罗曼斯/欧洲中世纪诗歌

　　一、“从史诗到罗曼斯”的问题①

　　“从史诗到罗曼斯”过去常被(文学)史家用来简略地界定欧洲叙事诗歌的演变过程，本文首先要指出这是个有争议的说法。到底中世纪的史诗和罗曼斯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在欧洲中世纪叙事诗起源时扮演什么角色?这些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中世纪史学家R. W. 萨瑟恩的名著《中世纪的形成》最后一章总结全书关于欧洲中世纪文化转型的论述，题目就叫做“从史诗到罗曼斯”。他的标题出自19世纪末文学史家W. P. 克尔的名著《史诗与罗曼斯》(1896)所论证的命题：即史诗先于罗曼斯，后者于12世纪取代前者。②萨瑟恩以《罗兰之歌》代表外向、静态和粗犷的11世纪文化，以克雷蒂安(Chrétien de Troyes)的罗曼斯代表内向、动态和细腻的12世纪文化。③《罗兰之歌》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古法语史诗，比最早的古法语罗曼斯早了约半个世纪，因此，造成史诗年代比罗曼斯早、后者源自前者或后起的罗曼斯取代了日益式微的史诗这种笼统的共识。可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个说法有欠准确，指出《罗兰之歌》只是上百部演义歌之一的特例，并没有代表性。这两大文学体裁同时流行于12、13世纪，并且互动频繁，不仅演义歌影响了罗曼斯，反过来罗曼斯也影响了演义歌，最近罗伯特·施坦恩甚至提出“从罗曼斯到史诗”的说法。④中世纪文学的文类问题相当复杂，上述共识有待修正。我认为把问题放在欧洲中世纪叙事诗起源的环境里，更容易看清在什么情况下从史诗到罗曼斯是一种合适的说法，在什么情况下并不适合。

　　二、中世纪文类与现代文类理论

　　从查理曼开始，基督教垄断了整个帝国的教育制度，文学、诗歌被基督教化。中世纪欧洲诗歌重新开始的时候，虽然通过翻译拉丁文学与古典诗歌仍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古典的史诗-戏剧-抒情诗分类理论却已荡然无存。如12世纪希尔绍的康拉德(Conrad of Hirsau)在《论作者的对话》(Dialogus super auctores)中就把拉丁诗歌分成五类：牧歌(pastorale)、喜剧性诗歌(comicum)、悲剧性诗歌(tragicum)、讽刺性诗歌(satyricum)和喜庆狂欢诗歌(liricum)。⑤到了13、14世纪之交，但丁对悲剧与喜剧的理解已经简化到题材与风格的差别，如在《致康格朗德书》(Epistola a Cangrande)里，他说悲剧以欢乐开始而以悲伤结束，喜剧正好相反。但在《论俗语修辞》(De Vulgari eloquentia)里，他又用悲剧、喜剧、哀歌来区分诗歌上、中、下这三种风格(Ⅱ, 4-5)。⑥

　　欧洲方言诗歌出现时，完全没有采用古典文类体系。诗人用各种名称来称呼自己的作品，如抒情类的vers, canso, sirventes, cobla,tenso, partimen, pastorela和叙事类的chanson, conte, estoire, geste, lai, fabliau, exemple, fable, dit等。13世纪初开始出现了各种方言诗歌文体分类的看法，如噢西坦(Occitan)诗人雷蒙·维达尔(Raimon Vidal)评论说，法兰西南部方言(Lemozi)(即噢西坦语)最适于写抒情诗，北方法语(parladura francesca)则最适于创作罗曼斯和牧女歌(romanz et pasturella)。⑦同时代的诗人让·博带尔在《撒克逊之歌》(Les Saisnes)序言里首次把古法语诗歌分为不列颠、法兰西、罗马三大题材，他认为以亚瑟王为代表的不列颠题材纯属虚构但有娱乐性(vain et plaisant)，罗马题材教育性强(sage et de sens aprendant)，法兰西题材才有真实的历史价值(voir chascun jour aparant)。⑧但丁的《论俗语修辞》也证实北方法语是当时散文写作、圣经翻译、创作特洛伊和罗马历史以及亚瑟王故事时最受欢迎的媒介(I, 10)。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见解，方言诗歌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诗人创作并没多少文类准则可循，文类的名称和界限浮移不定，局面相当模糊。

　　除了特定的历史问题，文类本身还有理论上的问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否认文类和美感经验有任何关系，本雅明说：“杰出的(bedeutend)作品要么建立、要么破除(aufheben)文类，完美的作品两样同时做到。”⑨赫希也说：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构成某个文类的特性，否则不能决定什么作品属于这个文类;可是，如果事先没有同类的作品，我们也无从决定它们的文类特性。⑩德里达更进一步解构了整个文类概念，论证它本身就含有纯粹与混杂自相矛盾的规律，也就是不可能的规律。(11)

　　在讨论史诗与罗曼斯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和理论家中，弗莱认为希腊的三大文类完全不适用于现代文学，提出了神话基型的文学批评理论来进行文体分类。(12)他把罗曼斯定义为最接近于愿望实现的梦想，永远孩子般地怀念过去，追求黄金时代(第186页)。詹姆逊则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来讨论文类的问题，他也把文类界定为“作家与他的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13)文学作品都隐藏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次文本”(subtext)，每种文类都含有具体的历史矛盾，当矛盾解决的方式改变了，文类也就会跟着改变。他以中世纪演义歌和罗曼斯为例，当前者对善恶矛盾的古老观念有了新的解决方式，罗曼斯就会出现。譬如，演义歌里的恶人总是另类(叛徒或伊斯兰信徒)，一旦恶人居然是同类(骑士和自己人)，文体就变成了罗曼斯(第118-119页)。由此可见，詹姆逊不自觉地接受了萨塞恩的共识。

　　尊托不仅未采用古典文类，甚至连中世纪的文体名称都没采纳，因为他觉得那些名称只适用于具体的作品，不适于作为文类的统称。(14)他以“话语形式”取代文类，依照诗歌是吟唱的还是非吟唱的，诗歌所指只存在话语内还是在话语外、有人称还是无人称等语言学特征去分析话语的类型或形式。譬如，抒情诗是有人称的，叙事诗是无人称的，最早的史诗是吟唱的叙事诗，罗曼斯是非吟唱的叙事诗，抒情诗也有吟唱与非吟唱之别，等等(128-138页)。

　　尧斯把结构主义和现代阐释学结合成接受美学的理论，用来解决中世纪文类的问题。他认为任何作品都有它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就是作者与读者的所谓“期望水平线”。(15)他要把“文类诗学”历史化，给形式概念以时间的向度。因此，文类的历史就是期望水平线“不断的奠定和变更”。即使是新出现的中世纪文类，也可以从文本往前推见到作者与读者所期望的东西(Vorgriff)。他还是接受了罗曼斯取代史诗的共识，忽视了中世纪作者并不严格区分文类的事实：他们和听众或读者的“期望水平线”相当模糊，太明确的区分反而歪曲了历史真相。(16)因此，想进一步厘清史诗与罗曼斯的关系，还得更具体地检视诗歌开始的历史语境，看看12世纪的史诗和罗曼斯究竟是什么东西。

　　三、古法语叙事诗的新开始

　　笔者在《诸神的黎明》(17)的第一部分已经简单介绍过部分最早的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叙事诗歌，现在介绍罗曼斯语叙事诗的新开始。罗曼斯语的抒情诗以噢西坦语为主，噢西坦语的圣徒传诗和史诗年代并不比古法语的晚，只是为数不多，在此暂且不论。(18)罗曼斯语的叙事诗则以古法语为主，它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诗歌新范式创立的问题，如口头与书写、拉丁与方言、宗教与世俗、传统与个人才能等，和噢西坦抒情诗的雷同，笔者在上述书中已经讨论过，就不再重复。在此只想简述古法语叙事诗的新开始，作为厘清文类问题的历史背景。

　　在欧洲方言诗歌开始的时候，教会已经掌握了拉丁语教育，为了向绝大多数不懂拉丁语的民众传教布道，也开始注意到方言的重要性。除了讲道时开始使用方言，如813年图尔公会议(Council of Tours)和1025年阿拉斯公会议(Council of Arras)决议规定用方言传教，(19)还把很多宗教典籍和学校教材从拉丁语翻译成方言，如圣经诗篇(sautier)、圣经故事、圣徒传、历史、传记、寓言、格言、翻译词汇(glossaire)和自然知识(如动物集，玉石集)等。现存最早的古法语诗是9世纪的《圣女欧拉丽赞歌》(Séquence de Sainte Eulalie)，该诗只有28行，讲女圣徒殉难的故事。10世纪上半叶的《基督之受难》(Passiondu Christ)讲耶稣殉难的故事，下半叶的《圣雷杰传》(Vie de Saint Léger)讲一位主教成圣的事迹。而最受学者推崇的是11世纪下半叶的《圣阿莱克西斯传》(Vie de Saint Alexis)，讲圣徒成婚之夜出家，在外苦行17年后伪装回家，在楼梯底下又隐居了17年，进而成圣出神迹的故事。12世纪以前的古法语诗歌存留下来的不多，可说全部和基督教有关。12世纪上半叶有《圣布兰敦航海记》(Voyage de Saint Brendan)和为数不多的世俗叙事诗，如三部最古的演义歌(《罗兰之歌》、《古尔蒙与伊森巴》、《威廉之歌》)和亚力山大传记。世俗诗歌到下半叶才开始百花齐放，历史诗、演义歌、罗曼斯和其他短篇叙事诗体裁如conte，lai, fabliau等同时兴盛起来。教会也不遗余力地试图扭转世俗化的倾向，以圣母取代抒情诗中的情妇，把罗曼斯和演义歌都尽量地基督教化，如把亚瑟王罗曼斯转变成圣杯罗曼斯，还有把圣徒传诗尽量罗曼斯化。(20)

　　圣徒传(hagiography)是中世纪最受欢迎而且历久不衰的文类，无论诗体形式和意识形态都影响到了其他方言文类。当然，演义歌的诗节(laisse)形式自有来源，不见得一定受教会诗歌的影响。可是，圣徒传记和历史演义都是行吟歌手(jongleur)演唱的歌目，互相影响是难以避免的。(21)事实上，歌手一直是教士争取听众的劲敌，备受后者的攻击和压迫。不过，因为他们也演唱圣徒故事，所以教会准许他们继续吟唱演义歌。(22)查尔斯·奥特曼把圣徒传诗分成殉难(passion)与生传(vita)两类，前者正邪对立的结构有如演义歌，而后者的成长渐进结构有如罗曼斯，提示两种世俗文类都源自圣徒传诗。譬如，罗兰就像为基督教殉难的圣徒，圣徒阿莱克西斯的故事情节却更像罗曼斯。(23)其实，这也只是后人的区分，当时的教士诗人或世俗歌手并没有明确的文类界限，圣徒传诗、演义歌、罗曼斯等对于他们而言都是真实的故事，与传记和历史没有区别。(24)因此，利弗施茨认为所谓圣徒传是19世纪发明的文类，不适用于9、10、11世纪，这些诗歌更类似传记和史传(historiography)。(25)

　　纂修传记和历史正是西欧教会和修道院的当务之急，除了教育信众和礼拜灵修的功用之外，还负有更迫切的实际任务。从查理曼帝国衰微引起的诸侯割据到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属于地方权贵的教会和修道院，从日耳曼、法兰西到英格兰，都以纂修圣徒的传记和社区的历史来保障自身的独立和权益，防止强邻或王朝贵族侵夺产业。(26)拿10世纪的《圣雷杰传》为例，这位7世纪末的奥登主教出身望族，因政治利益纠纷，被对手谋害。结果敌对双方家族和解，被害的主教就被追封为殉难的圣徒，凶手继任主教，还为死者立传。(27)可见在欧洲叙事诗歌开始的时候，拉丁和方言的圣徒传诗与历史事件和叙事文体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其实何止圣徒传诗，如以下要说明的，演义歌和罗曼斯也和历史叙事分不开，同属文学的范畴，历史可说是一种“严肃的娱乐”。(28)

　　除了教会僧院会用历史传记来巩固自身的权利之外，11、12世纪新兴的王朝贵族也以同样的手段扩张势力。世俗贵族也重视历史和方言文学，打破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垄断。这时候，1066年征服英格兰的诺曼王朝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29)从威廉一世到亨利二世这一百多年，与盎格鲁-诺曼朝廷有关的诗人创作了主要的早期古法语文学作品，造成叙事诗歌开始于欧洲大陆西陲，与南方的抒情诗歌遥相呼应的局面。(30)诺曼人原是北欧人，9世纪在法兰西夺得诺曼底为领地，对于其王朝的合法性特别敏感，征服英格兰以前就有史家如圣昆廷的杜朵(Dudo de Saint Quentin)和瑞米耶日的威廉(Guillaume de Jumièges)开始用拉丁文为王朝写历史，把诺曼人的祖先追溯到特洛伊，与罗马人同宗。后来又有韦斯(Wace)和圣莫勒的伯努瓦用古法语翻译改写过王朝史，也叫做罗曼斯。除了历史叙事，诺曼王朝还热衷于宗教和世俗的知识，把知识俗语化。(31)相对而言，法兰西王朝只管拉丁宗教诗歌和王朝历史，对方言诗歌似乎毫无兴趣，因此造成最早的古法语诗歌大多数出自盎格鲁-诺曼王朝的局面。

　　从现存的抄本来看，最早和最有名的古法语诗歌几乎全和盎格鲁-诺曼王朝有关。《罗兰之歌》的牛津抄本、《圣阿莱克西斯传》、演义歌《古尔蒙与伊森巴》、《威廉之歌》、《查理曼朝圣/东游》(Pélerinagede Charlemagne)的孤本都出自盎格鲁-诺曼誊抄者之手。至于第一首用八音节、两行一全韵、不分节的诗格写成的古法语叙事诗《圣布兰敦航海记》，就是僧人本内戴特(Benedeit)于1106年受亨利一世的第一任妻子伊迪丝/莫德(Edith/Maud)委托，根据拉丁文原作改写成的，并于1121年将它重献给第二任王后阿黛丽莎(Adeliza)。诗人首次采用凯尔特航海题材，讲述布兰敦在海上漂泊七年，以寻找亚当乐园所经历过的奇事，包括每年在同一条大鱼背上度复活节，聆听犹大诉说地狱之苦，然后到乐园去观光。它的诗格更变成了最通用的古法语叙事诗格，除了演义歌，几乎所有文类，从圣徒传、历史叙事、罗曼斯、短传奇诗(lai)到色情戏谑诗(fabliau)，都使用了这种近乎口语的诗歌媒介。连塔昂的菲利普(Philippe de Thaon)于1121-1154年之间也用它翻译了关于动物、矿物和其他有实用性的拉丁著作，如《动物集》、《玉石集》和《历表》(Comput)，献给阿黛丽莎、亨利的女儿马蒂尔达(Matilda)和亨利二世的王后埃莲诺尔(Eleanor)。这些都是最早的古法语通俗知识读本，都以诗歌的形式出现。而最早的古法语史书竟是杰夫雷·盖马尔(Geffrei Gaimar)写的诗体《英国史》(Estoire de Engleis, 1135—1140年)，除了使用拉丁语素材，作者还直接翻译古英语的《盎格鲁-萨格逊编年史》和采用北欧的传说，如哈夫洛克(Havelok)的故事，书中已带着点宫廷色彩和主题。(32)盎格鲁-诺曼王国统治了说凯尔特、日耳曼与罗曼斯语的臣民，造成一个多语言的共同体，给欧洲叙事诗歌的新开始创造了理想的环境。(33)从以上诗人的献词我们也看见这个王朝的女性贵族，尤其是亨利二世的王后阿奎坦的艾莲诺尔，对方言诗歌兴起的重要性。(34)

　　盎格鲁-诺曼王朝到了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时变成盎格鲁-安茹王朝，英国部分是他独有的国家，要依靠少数诺曼人统治多数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边境的威尔斯和爱尔兰人，再加上统治阶级逐渐本土化，他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英国认同体。(35)他招收了大量教士文人，以建立更有效的官僚制度，并刻意营造舆论，以巩固王朝的合法性，因此便更加鼓励撰写历史。12世纪盎格鲁-诺曼-安茹王朝的史家人才济济，拉丁语史家中最有名的有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奥多利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ton)、纽堡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法语史家除了盖马尔和韦斯，还有圣莫勒的伯努瓦和约旦·方托斯姆(Jordan Fantosme)。(36)由于当时文史不分，古代的史诗也给当做历史翻译成最早的罗曼斯，即所谓古史罗曼斯(romans antiques)。这些罗曼斯和历史、演义歌和罗曼斯等文类均在盎格鲁-安茹王朝的领土上出现，使得该王朝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尤其是蒙默思的杰弗里采用沃尔特素材所写成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e)，创造了亚瑟王的英雄形象，使其成为岛国各民族团结的象征。而亚瑟王的帝国因内战而瓦解的教训，正合王朝讲究安定团结的意识形态。这部中世纪最流行的拉丁文著作(留下两百多部抄本)，经过诺曼诗人韦斯翻译成《布鲁特》(Brut)，更成为法语亚瑟王罗曼斯的起点。

　　历史除了有宣传的功能，还有娱乐价值。盎格鲁-安茹王朝鼓励世俗娱乐性的文化，拉丁语和方言文学都得以兴盛。除了亚瑟王，根据凯尔特题材创作的还有不列颠人托马斯(Thomas)的《特里斯坦》(Tristan)和法兰西的玛丽(Marie de France)根据布列塔尼人(Breton)口传故事写成的短传奇诗(lai)，最早的、也是唯一收齐12个故事和序言的抄本，就出自盎格鲁-诺曼誊抄者之手。盎格鲁-安茹手抄本包括了所有最早的演义歌，但安茹王朝的诗人却不创作以法兰西为主题的演义歌，只出产以英国为主题的演义歌，如托马斯的《何尔恩》(Horn)和《沃里克的盖伊》(Gui de Warewic)。(37)大概因为法兰西演义歌推崇查理曼(及其后继卡佩王室)的王权，(38)不合岛国反法兰西的口味。而亨利二世在位期间(1154-1189)，欧洲叙事诗歌最重要的新开始就是罗曼斯的兴起。

　　四、史诗与罗曼斯

　　古法语演义歌叫做chanson de geste，geste来自拉丁文gesta，有三种含义：事件或事迹、文体、家庭或家族。顾名思义它源自历史，它的英雄(如查理曼、罗兰、威廉)都根据历史人物的传说渲染而成。许多演义歌以几个大家族的成员为主角，组成多部的演义本末(cycle)。如13世纪奥布河畔巴尔的贝特朗(Bertrand de Bar-sur-Aube)在《维埃纳的杰拉德》(Girard de Vienne)中首次提出的“国王演义”(geste du roi)、“蒙莱恩的加林演义”(geste de Garin de Monglane)和“梅因斯的杜恩演绎”(geste de Doun de Mayence)这三大演义本末，成为后世演义诗分成三类的依据。(39)关于古法语演义歌的起源，学界一直有很多争议，不可能在此细说。简而言之，早先有传统派与个人派之争，晚近有口头创作与书写创作之争。传统派以《罗兰之歌》为例，从加斯通·帕里斯(Gaston Paris)到拉蒙·梅内恩得斯·皮达尔(Ramon Menéndez Pidal)，认为演义歌是从歌颂英雄的抒情短歌(cantilènes)演变而成。个人派首创人耶瑟夫·贝迪尔(Jeseph Bédier)则认为演义诗所反映的并非查理曼时代，而是后来十字军与封建时代，现存的作品是集行吟歌手与教士于一身的天才诗人，根据朝圣路途上各地圣所流传的传说创作出来的。(40)口头创作派里希讷从诗节形式和抄本的异文繁多断定，现存演义歌是歌手演唱后给抄写下来的。(41)杜冈则采用帕里-洛德(Parry-Lord)的口头文学理论，对《罗兰之歌》的程序性(formulaic)诗句和母题(motifs)进行统计，找到了口头诗歌的门槛。(42)卡兰则反对口头创作理论，认为歌手演唱的演义歌早已失传，现存的都是书写的作品。(43)不过，多数学者都同意演义歌和历史的密切关系，杜冈还称它为“通俗历史”。(44)

　　演义诗最感兴趣的“通俗历史”是什么?它的主要题材一是对外战争，二是内部纠纷。早期演义歌出现于十字军征战的时代，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军事冲突频繁，《罗兰之歌》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也有其他的战事，如讲北欧海盗入侵的《古尔蒙与伊森巴》。不过，像《罗兰之歌》那样宣称“异教徒全错，基督徒全对”(v. 1015)的倒是少数。当时的诗人和听众都把敌人叫做撒拉逊人或异教徒，并未明确区分。诗人并没把撒拉逊人都描写得丑恶不堪，除了宗教信仰不同之外，他们与基督徒英雄没有实质的差异。(45)撒拉逊头领古尔蒙连斩六七员基督徒健将的英雄气概一点也不比罗兰逊色。他对基督教的挑战辱骂，也让人对演义诗的印象耳目一新。内部的敌人则包括叛徒和为利益纠缠的家族世仇，也有抱怨昏庸君主，如《威廉之歌》和《路易加冕》(La couronnement de Louis)，以及公然造反的演义歌，如《卢斯隆的吉拉德》(Girart de Roussillon)和《拉乌尔·德·康布雷》(Raoul de Cambrai)。虽然故事发生在查理曼帝国衰微的年代，却充分反映12、13世纪诸侯们对于王权扩张的焦虑与抗拒。有的演义歌里的女性也非常重要，她们是家族延续的核心，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如威廉的阿拉伯妻子圭布尔珂(Guiburc原名叫奥拉布勒Orable)便是他的得力助手。(46)奥拉布勒以前是阿拉伯王后，后在《攻取奥朗日》(Prise d’ Orange)成为威廉追求的爱情对象。对诗人来说，只要她肯依皈基督教，跟穆斯林女人通奸并不成问题，还非常浪漫。不过，演义歌对女人有时也很不尊敬，查理曼骂妻子偷汉才生下个不肖的路易(《路易加冕》)，威廉也臭骂嫁给路易的妹妹为婊子(《威廉之歌》)。在很多方面，演义歌呈现了比《罗兰之歌》更为多样复杂的世界。

　　罗曼斯(romanz)的原意是罗曼语，也就是从拉丁演变出的方言，后来逐渐泛指用方言说或写的东西，包括所有方言文学。它的另一意义来自“翻译成方言(metre/faire en romanz)”，泛指从拉丁文翻译出的方言文学，并不一定指特定的文类。在懂拉丁语才算识字的中世纪，方言翻译是给不识拉丁语的人听的，价值远不及拉丁语书籍。为了替自己树立权威，方言翻译得倚仗拉丁语文本。因此方言历史(如《布鲁特》)和古史罗曼斯(如《特洛伊故事》都自称为历史(estoire来自historia)，强调取材自拉丁语书籍(livre)。(47)克雷蒂安更把自己的罗曼斯《囚车骑士》(Le chevalier de la charrette)称为一部作品(oevre, v. 22)和书(livre, v. 25)。(48)换言之，诗人要听众相信，他的作品和拉丁语书籍和历史著作具有同等的知识价值，堪与演义歌(geste)相媲美，因为两者都依历史而自重。

　　和演义歌一样，罗曼斯也源自拉丁语的史诗和历史。也可以说，罗曼斯至少有两个来源，一是拉丁语史诗，二是拉丁语和古法语历史。它与演义歌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原是演唱的，罗曼斯则是讲述或朗诵的文类。这种差别表现于它们不同的诗格：早期演义歌与教会吟诵和抒情诗歌一样，采用诗节(laisse)的形式，每节行数不等，全节押同一个半韵(assonance)，每行以10或12音节为主。罗曼斯一开始就不分节，使用比较近于口语的8音节、每两行押全韵(rhyme)的诗格。这种更加便于讲述的8音节诗格，来源可能相当古远，早已出现于10世纪的《基督之爱》和《圣雷杰传》，只不过被用到分节诗体里而已。自从本内戴特于12世纪初用它写《圣布兰敦航海记》之后，除了演义歌之外，几乎所有古法语叙事诗都采用这个诗格，使它几乎成为罗曼斯的同义词(the French octo)。(49)也可以说，以这个诗格写的作品都叫做罗曼斯。因此，与其说“从史诗到罗曼斯”，不如说从拉丁语到方言、从吟唱到讲述文学、从歌手到作者、从实事到虚构或者从历史到小说，还比较确切。

　　如上所说，罗曼斯开始于12世纪中叶盎格鲁-诺曼-安茹王朝，首次出现于翻译叙事诗：《亚历山大故事》(Roman de Alexandre, 1130-1180)、《底比斯故事》(Roman de Thèbes, 1155)、《伊尼阿斯故事》(1160)、《特洛伊故事》(1160-1170)，这些古史罗曼斯是最早的罗曼斯。(50)连同韦斯的《布鲁特》(1155)，就是马里夏勒所谓的罗曼斯“五祖”(cinq patriarches)。(51)《亚历山大故事》(最早的残篇只有105行)译自拉丁语素材，讲述亚力山大成长、征战、死亡的事迹和东方异闻，有几个版本，都采用演义诗的分节和一韵到底的诗格，《十音节本》的诗人还称之为演义歌，归类为罗曼斯，实在不妥。这些古史罗曼斯以翻译的方式从拉丁语史诗和历史开始：《底比斯故事》译自斯塔提乌斯的(Statius)《底比斯纪》(Thebaid)，《伊尼阿斯故事》译自维吉尔的《伊尼阿斯纪》，《特洛伊故事》取材于弗里吉亚人达勒斯(Dares the Phrygian)和克里特的狄克堤斯(Dictys of Crete)讲荷马史诗的拉丁散文故事，韦斯的《布鲁特》则译自蒙默斯的杰弗里之《布列颠诸王史》。可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罗曼斯很快就发展成为克雷蒂安所创造的一种完全脱离历史和史诗的新文类。据约道讷比较简化的说法：《亚历山大故事》首先给传记“还俗”(désacraliser)，是第一部以演义歌诗格写的贵族传记，因为亚力山大是第一个不像圣人(如罗兰)的英雄;(52)《底比斯故事》虽然放弃了演义歌的分节诗格，可是还保留住史诗的风格和战争题材;而《伊尼阿斯故事》则完全抛弃史诗，发展出爱情的主题和内心对话的新表现法。约道讷仍旧沿袭从演义歌到罗曼斯的老套，忽视了古史罗曼斯译自拉丁文的基本事实。笔者打算从拉丁语史诗的翻译来说明文类转变的过程，强调翻译作品所产生的关键性桥梁作用。

　　中世纪翻译(translatio)一词的主要意思是转移，翻译作品除了语言的转换，还有意义的转移。后者包括译者对原著的理解、诠释和引申(enarratio)。(53)因此，译者可以忠实地照原作翻译，也可以删减、浓缩、扩充、放大和自由发挥。翻译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如克雷蒂安所提到的“translatio imperii et studii”，就意指帝国和学术从希腊、罗马到法兰西的转移。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换转，还是文化和时代的转移。所有古史罗曼斯的作者都做文化和时代的转移，把希腊罗马社会转移成封建社会，使古代英雄都变成中世纪的骑士。翻译的自由发挥让他们把12世纪贵族的欲求和幻想投射到拉丁语史诗上。而最重要的一项转移就是对男女爱情的自由发挥，把爱情转移成罗曼斯的第一主题，终于摆脱了拉丁史诗，成为独立的罗曼斯文类。

　　现在让我们看罗曼斯爱情主题的大转移。世俗的爱情是贵族娱乐文化对基督教禁欲文化的一大反动，这种爱情文学虽然出自宫廷，却不能以现代学者发明的“宫廷爱情”来概括。(54)第一位古法语史家盖马尔的诗体《英国史》有关于英王亨利一世朝廷(1100-1135)的记载，他声称当时宫廷的节庆活动除了排场的盛宴、游猎和竞技、国王慷慨的赏赐之外，还有贵族向贵妇的调情和求爱(dounaier et amur, v. 6505)，首次指出爱情是宫廷生活的一环。他的来源可能是蒙默思的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后者描写亚瑟王朝的节庆盛会说，朝中的贵妇绝对不肯爱没赢过三场比武的骑士。当骑士在城外草地上比武时，贵妇们都爱登上城墙观望，装出怜爱的模样，激起骑士们豪情万丈，使出浑身招数来博取美人心(Ⅸ, 3-14)。这两段文字是爱情与骑士精神互动的最早记录，而爱情激发骑士勇气逐渐成为骑士文学里的一种惯用程序(topos)。

　　韦斯翻译了《不列颠诸王史》里骑士与爱情的篇章，加浓了亚瑟王朝中文明的宫廷气氛(curteis, curteisie)。除了首次使用“translater”一词，他还发明了骑士的圆桌(vv. 9747-52)，增添了莫得莱(Modret)爱上王后和两人的奸情的情节。《底比斯故事》虽然以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为主线，却另一边发展骑士之恋的支线，如贵妇赠送衣袖给骑士，让他带在身上，在比武厮杀时激发他的勇气。又如，俄狄浦斯的两个女儿都有骑士情人，纯真文雅的安蒂蔻娜(Antigone)喜欢巴尔唐诺贝(Partenopes)，任性火爆的伊瑟米娜(Isemene)配上阿特斯(Ates)，连穷凶极恶的底比斯王厄茨奥克勒(Etiocle)居然也会对心上人萨拉曼黛(Salamander)表现出柔情万丈，显出唯一的一点人性。骑士爱情的程序到此已经设立，在《伊尼阿斯故事》中就成为罗曼斯的正题。

　　《伊尼阿斯故事》是维吉尔史诗的中世纪版，有学者称它的出现为罗曼斯的诞生。(55)它译自《伊尼阿斯纪》，却是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突出伊尼阿斯和拉维尼娅的爱情主题和处理爱情的手法。伊尼阿斯和狄多的爱情在两部诗歌里都是个错误，在《伊尼阿斯纪》里，他和拉维尼娅的婚姻也只是场政治交易，与爱情毫不相干，拉维尼娅不过是战争的战利品。倒是图尔努斯(Turnus)在最后决斗之前，看见拉维尼娅害羞得像朵玫瑰的模样，“爱情激动得他凝视她的脸”(Ⅻ70)，还有点爱情激励士气的味道。伊尼阿斯和帕拉斯(Pallas)，图尔努斯和卡米拉(Camilla)的战友情谊比男女爱情显得更加深厚。在《伊尼阿斯故事》里，爱情成为主要话题，黛朵(Dido)爱上伊尼阿斯的片段就有将近2000行的篇幅，伊尼阿斯和拉维妮(Lavine)的爱情占了后半部的大部分篇章，光是描写情人的情思就用了不止1600行诗句。诗人在史诗里融会了奥维德(Ovid)对女性的爱情心理描述，使用内心独白与辩论的手法，以精短的对话诗句分析情人的心思。

　　爱情激发骑士豪情的程序，再次派上了用场。拉维妮飞箭送信给伊尼阿斯表示爱意，好让他决斗时更加努力(vv. 8812-8816)，他也感谢她的爱情，更是勇气倍增(vv. 9041-9048)。可是，《伊尼阿斯故事》中的爱情观与维吉尔和奥维德的大为不同，爱情不再只是一种非理性的疯狂激情(folie)，而是可以导致婚姻的感情。这种新的爱情表现于伊尼阿斯对爱情的领悟，他后悔当年不懂得真正的爱情，不理解黛朵对他的情意，只管肉体享受，爱得像个乡下佬(vilains, v. 9088)，对不起爱情。如果当年他有同样的感情，一定不会离弃黛朵(vv. 9092-9094)。虽然爱情令情人的心思永远不得安宁，到结婚前夕还在怀疑对方爱不爱自己，罗曼斯结束时，有情人终成眷属。拉丁语《伊尼阿斯纪》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伊尼阿斯为亡友帕拉斯报仇，一剑杀死图尔努斯，成就帝国大业。古法语《伊尼阿斯故事》以情人结婚收场，爱情取代了帝国的美梦。

　　圣莫勒的伯努瓦的《特洛伊故事》是最晚的一部古史罗曼斯，除了史诗的战事之外，发挥到极致的是爱情情节，如美狄亚(Media)爱上了伊阿宋(Jason)，海伦与帕里斯的邂遇、相恋、私奔、结婚，他们的最后一夜和海伦哀悼死去的帕里斯，贯穿大半部罗曼斯。诗人用大量篇幅(7000行)发展布莱希达(Briseida)，特洛伊罗斯(Troilus)，迪奥梅德斯(Diomedes)的三角恋情，着力描写迪奥梅德斯如何逐渐赢得布莱希达的爱情，后者如何抛弃特洛伊罗斯。伯努瓦的诗成为薄伽丘与乔叟名著的样板，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而营造最力的是阿喀琉斯(Achilles)对特洛依城主的女儿波莉克西娜(Polixena)的爱情(5000行)，他为她拒绝出战，力主求和，最后却陷入波莉克西娜母亲伊库巴(Ecuba)设下的圈套，在神庙里被谋杀了。特洛伊后来被伊尼阿斯和安特诺(Antenor)出卖，城陷后，阿喀琉斯的儿子报仇，把波莉克西娜拖到父亲坟墓前作活祭。这部三万多行的古史罗曼斯里爱情和战事交替进行，充分运用了爱情激励雄心的程序，可是仍然自称为estoire，没有脱离历史和拉丁史诗的模式。

　　克雷蒂安接下来引入了凯尔特题材，即亚瑟王的故事和奇妙的另一个世界，不但完全脱离史诗和翻译，还进一步探索骑士爱情和婚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将罗曼斯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在古史罗曼斯出现的十年内(1155-1165)，是翻译作品完成了把拉丁语史诗转化成罗曼斯的历史任务。

　　总之，演义歌和罗曼斯同源于拉丁史诗和拉丁与古法语历史，两者最大的分别在于：演义歌原是演唱的，罗曼斯则是讲述或朗诵的文类。笔者从拉丁语史诗的翻译来说明一种文类转变的过程，强调翻译作品所产生的关键性桥梁作用。古史罗曼斯还发展了爱情主题，经过不到20年，罗曼斯很快就经克雷蒂安之手，发展成为一种完全脱离历史和史诗的新文类。因此，“从史诗到罗曼斯”的说法，如果史诗指的是拉丁语史诗，的确可以成立，但如果史诗指的是古法语演义歌，则并不恰当。而对这两个文类的探索，也让我们一窥欧洲叙事诗歌混沌初开的景象。

　　*本文原为2009年在台湾的中山大学、中正大学和台湾大学讲学的讲稿。衷心感谢沈弘教授的编辑工作、郝田虎副教授的批评指正和张素雪同学给西方作者加的中文译名。

　　注释：

　　①罗曼斯(roman, romance)一般汉译为传奇，该译法不适于用来讨论它的原意，所以本文音译为罗曼斯。此外，古法语讲史的史诗叫chanson de geste，此处译作演义歌。

　　②W. P. Ker, Epic and Romance: Essays on Medieval Literature (New York: Dover, 1957), p. 4.

　　③R. W.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New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Ch. 5, "From Epic to Romance".

　　④Robert M. Stein, Reality Fictions: Romance, History, and Governmental Authority, 1025-1180(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6), Ch. 4, "From Romance to Epic"; Sarah Kay, The "chanson de geste" in the Age of Romance: Political Fiction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Simon Gaunt, Gender and Genre in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⑤R. B. C. Huygensed., Accessus and auctores Bernard d'Utr-echt, Conrad d'Hirsau Dialogus super auctores(Leiden:E. J. Brill, 1970), p. 76.

　　⑥Dante, Epistotle XII, http//:etcweb.princeton.edu/cgibin/dante.Marianne Shapiro,De Vulgari Eloquentia

ante's Book of Exile(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p. 74.

　　⑦J. H. Marshall ed., The Razos de Trobar of Raimon Vidal and Assorted Text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6-7.

　　⑧Jehan Bodel, La Chanson des Saisnes, ed. Annette Brasseur, 2 vols. (Geneva: Droz, 1989), vv. 6-11.

　　⑨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the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London: NLB, 1977), p. 44.

　　⑩E. D. Hirsch, Jr., Validid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08.

　　(11)Jacques Derrida, "The Law of Genre", Glyph, 7(1980), pp. 176-229.

　　(12)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48.

　　(13)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 2, "Magical Narratives", p. 106.

　　(14)Paul Zumthor, Toward a Medieval Poetics, trans. Philip Bennett(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 119.

　　(15)Hans Robert Jauss, "Theory of Genres and Medieval Literature", in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p. 76-109.

　　(16)Keith Busby, "Narrative Genres", in Simon Gaunt and Sarah Kay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39-141.

　　(17)李耀宗：《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2008年版。

　　(18)如Chanson de Sainte Foi, Daurel et Beton, Canso d'Antioca。

　　(19)Stephen G. Nichols, Jr., Romanesque Signs: Early Medieval Narrative and Iconograph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26.

　　(20)Brigitte Cazelles, The Lady as Saint: A Collection of French Hagiographic Romances ofthe Thirteenth Century(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pp. 31-38.

　　(21)Edmond Faral, Les jongleurs en France au moyen age(Paris: 1910, Reprint,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0), pp. 46-47.

　　(22)John W. Baldwin, "The Image of the Jongleur in Northern France around1200", Speculum, 72(1997), pp. 639-643.

　　(23)Charles F. Altman, "Two Types of Opposi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Latin Saints'Lives", 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 N. s. 6 (1975), pp. 1-11.

　　(24)Suzanne Fleishman,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nd Fiction in the Middle Ages", History and Theory, 22(1983), pp. 278-310.

　　(25)Felice Lifshitz, "Beyond Positivism and Genre: 'Hagiographical' Texts as Historical Narravtive", Viator, 25(1994), p. 102.

　　(26)R. R. Davies, Conquest, Coexistence, and Change: Wales 1063-1415(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p. 173; R. W. Southern,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4. The Sence of the Pas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23(1973), pp. 246-256.

　　(27)Paul Fouracre,"Merovingian History and Merovingian Hagiography", Past and Present, 127(1990), pp. 13-28.

　　(28)Nancy Partner, Serious Entertainments: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29)Jean Blacker, The Faces of Time: Portrayal of the Past in Old French and Latin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AngloNorman Regnum(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pp. 137-147.

　　(30)Mary Dominica Legge, Anglo-Norman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31)Peter Damian-Grint, The New Historian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Rochester, NY: Boydell & Brewer,1999); Blacker, The Faces of Time.

　　(32)Blacker, The Faces of Time, pp. 84-91.

　　(33)Ian Short, "

atrons and Polyglots: French Literature in Twelfth Century England", Anglo-Norman Studies, 14(1991);参见李耀宗《诸神的黎明》中对三大语系早期诗歌的简介。

　　(34)Rita Lejeune, "La femme dans les littératures et occitane du XIe au XIIe siècle", Cahiers de civilsation médiévale, 20(1977), pp. 201-217.

　　(35)Robert Bartlett, 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36)Blacker, The Faces of Time; Damian-Glint, The New Historians; Partner, Serious Entertainments.

　　(37)SusanCrane, Insular Romance: Politics, Faith, and Culture in Anglo-Norman and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38)D. Boutet, "Les chansons de geste et l'affermissement du pouvoir royal(1100-1250)", Annales. ?. S. C., 37 (1982), pp. 3-14.

　　(39)Jessie Raven Crosland, The old French Epic(New York: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1971), pp. 1-9, p. 17.

　　(40)Pierre Le Gentil, The Song of Roland, trans. Frances F. Bee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55-60.

　　(41)Jean Rychner, La Chanson de geste, Essai sur l'art épique des jongleurs(Genève: Droz, 1955).

　　(42)Joseph J. Duggan, The Song of Roland: Formulaic Styleand Poetic Craf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29.

　　(43)William Calin, The Old French Epic of Revolt: Raoul de Cambrai, Renaud de Montauban, Gormond et Lsembard(Genève: Droz, 1962), p. 223; Joseph J. Duggan, "LaThéorie de la Composition orale des chansons de geste: le sfaits et les interprétations", Olifant, 8(1981), pp. 238-255; William Calin, "Littérature médiévale et hypothèse orale: une divergence de méthode et de philosophie",Olifant, 8(1981), pp. 256-285.

　　(44)Joseph J. Duggan, "Medieval Epic as Popular Historiography:Appropri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the Vernacular Epic",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Literaturen des Mittelalters, Vol. XI/I,La littéature historique des origins à 1500, eds. Hans Ulrich Gumbrecht et al. (Heidelburg: Carl Winter, 1980), pp.285-311.

　　(45)Sharon Kinoshita, "'Pagans are wrong and Christians are right': Alterity, Gender, and Nation in Chanson de Roland",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 31(2001), p. 83; Pierre Jonin, "Le climat de croisade des chansons de geste",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3(1964), pp. 279-288.

　　(46)Penny Schine Gold, The Lady and the Virgin: Image,Attitude, and Experience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12.

　　(47)Damian-Grint, The New Historians, pp. 16-32.

　　(48)Chrétien de Troyes, Le Chevalier de la charrette(Lance-lot)(Paris: Bordas, 1989).

　　(49)Evelyn Birge Vitz, "Rethinking old French Literature: the Orality of the Octosyllabic Couplet", Romanic Review, 77(1986), p. 314.

　　(50)Aimé Petit, Naissances du roman: les techniques littéra-ire dans les romans antiques du XIIe siècle(Paris: Champion/Slatkine, 1985).

　　(51)Robert Marichal, "Naissance du roman", in Maurice deGrandillac and Edouard Jeaneau eds., Entretiens sur la Renaissance du XIIe siècle(Paris: Mouton, 1968), p. 451.

　　(52)Omer Jodogne, "Le caractère des oevres 'antiques' dans la lettèrature francaise du XIIe siécle", in Authime Fourrier ed., L'humanisme médiéval dans les littéatures romanes du XIIe au XIVe siècle(Paris: Klincksieck, 1964), p. 57.

　　(53)Damian-Grint, The New Historians, pp. 23-28.

　　(54)参见李耀宗：《“宫廷爱情”与现代中世纪文学研究的现代性》，将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

　　(55)Francine Mora-Lebrun, L"Enéide"médiévale et la naissance du roman(Pads: Université de France, 1994).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3-10-15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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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ilver 时间: 2013-10-15 18:02

李耀宗，旅美华人学者

开始还以为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李耀宗教授。

“演义歌”的译法是第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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