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思想史》中喇嘛教的部分里提到了“西方世界中最著名的西藏宗教作品”《中阴闻教得度(西藏度亡经)》(Bardo Thodol, Tibeatan Book of the Dead),自1928年被译成因为出版以来,满足了西方对远东的神秘向往,也填补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死亡所丧失的神圣性。萨满教的遗痕,逝者的亡灵于头顶骨飞出。 作者: 张多 时间: 2013-5-4 19:44
对于宗教史家来说,每一种神圣事物的表现形式都是重要的:每一次仪式、每一个神话、每一种信仰或神灵的形象,都是对于神圣的体验(experi—ence of the sacred)的各种反映,因而蕴含着关于存在、意义和真理的观念。正如我曾在其他场合指出的,“如果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某种不可化约的真实,就很难想象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如果意识没有赋予类的冲动和经验以意义,就无法想象它又是如何能够出现的。对于一个真实且富有意义的世界认识,是与对神圣的发现密不可分的。通过体验神圣.人类的头脑觉察到那些自身显现为真实、有力、丰富以及富有意义的事物与缺乏这些品质的东西——也就是说,混乱无序地流动、偶然且无意义地出现和消失的事物——之间的不同”。简而言之,“神圣”是意识结构中的一种元素,而不是意识史中的一个阶段。在文化最古老的层面上,人类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行为,因为采集食物、性生活以及工作都有着神圣的价值在其中。换言之,作为或成为人,就意味着“他是宗教性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从《比较宗教的范型》(Patterns in ComparativeReligion)(1958年)到探讨澳大利亚宗教的一本小书《澳大利亚宗教:导论》(AustralianReligionJ:AnIntroduction)(1973年),我曾讨论过神圣的辩证法及其形态。而本书则是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写作的。一方面.我根据时间顺序分析了神圣的各种表现形式(但切勿将宗教概念中的“时代”与最早记载这一宗教概念的文献的时间混淆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文献资料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强调了深层的危机,以及特别是不同传统的重要的创新时期。简言之,我试图阐释对宗教观念与信仰史有重大贡献的事件。
对于宗教史家来说,神圣的每一种表现形式都是重要的,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比起拉玛什图(Lamashtu)的驱邪仪式或努斯库(Nusku)的神话,安努(Anu)神的结构、《巴比伦史诗》(Enumaelish)中的神谱和宇宙起源说,或吉加美士传说,能更有效地揭示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创造力和独创性。有时,某种宗教创造的重要性是通过后来对它的评价而揭示出来的。
对于厄琉西斯秘仪和俄耳普斯教最早的表现形式,我们所知甚少;然而,2000多年来欧洲的思想家们却为之着迷不已,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宗教事实,其影响如何我们还没有做恰如其分的研究。当然,被后来某些作家所赞颂的厄琉西斯入会礼和俄耳普斯秘密仪式,反映的是诺斯替教的神话化,以及希腊一东方的宗教融合。但是,恰恰是这个秘仪与俄耳普斯教的概念影响了中世纪的赫耳墨斯教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8世纪的“神秘主义”传统以及浪漫主义;而给现在欧洲诗人——从里尔克(Rilke)到T.S.艾略特(T.S.Eliot)和皮尔·伊曼纽尔(PierreEmmanuel)——带来灵感的秘仪与俄耳普斯教,也仍然还是学者、神秘主义者和亚历山大里亚神学家们的秘仪和俄耳普斯教。
我们选择了一个标准来界定哪些是对宗教思想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当然,这一标准的有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许多宗教的发展已证实了这一标准;因为王是由于宗教发展的深层危机以及从这些危机中诞生的宗教创新更新了宗教传统本身。以印度为例便足以说明问题,在那里,由于婆罗门祭祀的宗教意义降低而带来的紧张与失望,产生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奥义书、瑜蚀术的编集成典、释迦牟尼的教义、神秘的皈依等等),它们都是对同一个危机作出的不同而又大胆的解决方案(参见第9、17、18和1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