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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手抄本”到彩版精装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2-3-9 22:40 标题: 从“手抄本”到彩版精装

百年中华·我与中华书局

从“手抄本”到彩版精装
──中华书局与我的敦煌学之旅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2月22日 14 版）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大概每一位都受到过中华书局在学术上的恩赐。像我这样一个“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普通学人，是读中华出版的书长大，然后又和许多人一样，在中华的关怀下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要讲。不过，今年喜逢中华书局百年华诞，回想我和中华的文字因缘，感到从我治敦煌学过程中与中华的交涉，也可以见证中华从“文革”后的惨淡经营，到今天的辉煌腾飞，而不论何时，中华人都对学术研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标题中的“手抄本”，是指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这是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具名编的第一本书，也是“文革”后北大研究敦煌学成果的第一次集中体现。在1978年高校开始恢复科研、教学后，在季羡林、周一良、宿白、王永兴、张广达等先生的大量参与推动下，在中古史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的支持下，北大逐渐形成一个敦煌学研究的圈子，历史系开设了敦煌学的课程，一些学生也投身其间。北大图书馆专门给了一间研究室，把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图书和英藏、法藏及北图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搬到研究室里供大家使用。在当时那种爱国主义、振兴中华精神的鼓舞下，经过一段艰苦的研究，大概1980年就完成一批文章，并严格编选成这本《研究论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哪有钱来出版呢？就在几位先生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中华书局慷慨地答应下来。不过敦煌文献中俗字连篇，而敦煌学著作里又不可能没有英文、法文，甚至各种西域胡语的拉丁转写，这些在当时的排版条件下是很难克服的。于是，就决定雇人清抄，直接制版，因为当时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就是手抄的，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书也手抄出版。结果，原本是研究手抄本的书，本身也变成一个“手抄本”了，当然这个“手抄本”是经过中华书局的精心印刷，而且还用了当时很少采用的精装本。

　　收入这个“手抄本”的论文，后来大多载入个人文集而排印出版了，但它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期敦煌学著作的代表作，今天看来，有其版本学上的价值。而对于我这个78级的本科生来说，借着与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得以忝列其间，无比荣光。这是我平生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由此它把我规范到敦煌学、西域史的专业领域当中。可能还有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另一点，就是此文也是由于张先生的原因，被法国学者译成法语，发表在1984年巴黎出版的苏远鸣（M. Soymié）主编的《敦煌研究论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中，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极其难得，试想当时很少有年轻人的第一篇文章就翻译成了西文出版。1984－1985年我到欧洲游学时，正是靠着这篇法文文章的抽印本来打天下，去拜访剑桥大学的伊朗学教授贝利爵士（Sir Harold W. Bailey），去汉堡大学请教于阗文专家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去各国调查敦煌吐鲁番文书流散情况。凡此种种，要感激的人很多，但从我的第一篇文章出版的角度来说，我永远记得中华书局给予的恩惠。

　　时光飞逝，好像一晃我们这些“文革”后出道的学子现在已经走上前台。且不说单篇文章的发表，我近年来主持的两个敦煌学或中外关系史的会议论文集，都是由中华书局精印出版的。这就是2005年12月出版的我与华澜、张志清合编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以及2011年12月我与樊锦诗、林世田合编的《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此外，2010年3月四色印刷的我所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完成了周绍良先生等留给我的遗愿，也让人感动，其中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向达书信录文，是核对了中华申请到的图版后才放心付印的。

　　然而，最让我对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工作有较深体会的是《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出版。

　　《新获》是我代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吐鲁番学研究院的李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孟宪实两位先生合作的项目，即整理1997－2006年出土和征集的吐鲁番文献。由于有前辈学者的榜样，我们的整理工作非常顺利，新获文书的内容也极其精彩，有些文书超出了已经出土的吐鲁番、敦煌文书的范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我们整理的过程中，时任副总编辑的徐俊先生既作为出版专家，又作为敦煌学研究的高手，数次参加我们的读书班、定稿会等，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自始至终关心着我们整理工作的进展，并细致讨论出版上的许多细节。为了做到最好，中华采纳了我们提出来的所有最高要求：八开、铜版纸、彩色印刷、图文对照，大片文书要放在对开的一面上，……前有长篇导言，后加专名索引，琐琐碎碎，一切一切，完全按照我们整理小组的要求来做。还记得，徐俊先生和我最后到京郊的彩色印厂，在那台进口的机器前面逐一打样，调整色彩，最后敲定开印。这部书以精装两册一函面世，从形式到内容，都应当说是目前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最佳范例，获得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我想这也是当之无愧的。

　　从“手抄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到彩版精装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既是我个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记录，更是中华书局出版事业日益进步的体现。中华以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屹立在当今林林总总的出版社中间，我感受到的是中华书局编辑们对学术的敬重，以及与学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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