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是美国人回顾中国学研究史方面的书。美国人很重视对此的回顾总结工作，几乎每过几十年就有一本重要的书出版，如哥伦比亚大学林德贝克（John M.H. Lindbeck）教授的专著《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料的评估》（Understanding China :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 : Praeger, 1971）、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美国当代中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3）等。第二类是一些著名学者的回忆录，如费正清《费正清自传》（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 : Harper & Row, 1982），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C. Martin Wilbur）《我生命中的中国:一个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China in my life : a historian's own history, Armonk, N.Y.,1996）、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第三类是相关学术论文集，如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的《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这类论文集中有很多重要的学术史研究理论与信息。
此外，一些重要杂志上的论文等，对我们理解美国中国学发展史都非常重要。如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基督教传播史研究专家、中国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分别在1918年、1921年、1930年写文章，提出要注意美国中国学研究，对当时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赖德烈强调，美国对中国重视不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缺乏了解，他认为，对中国了解不够，会对美国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林德贝克的《理解中国》也是这样。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盛行对中国学研究破坏很大，严重影响到美国高层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为扭转这种局面，福特基金会开始资助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国会出台《国防教育法案》，共同推动兴建一批中国学研究机构，扩大中国学研究计划。林德贝克当时就跑了很多地方，对包括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学情况做了考察和分析，这本《理解中国》虽然不厚，可是资料翔实，甚至对当时每一个大学获得多少资金都调查得清清楚楚。这本书对后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费正清(John Fairbank)、鲍大可（A. Doak Barnett）都有很高的评价。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 年），也是这个领域重要的著作。美国学者认为，柯文过分强调中国历史的能动作用，由西方中心论一下子跳到中国中心观，有点矫枉过正。但是在我们搞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人看来，却是一本道道地地的史学史著作。费正清提出“冲击-反应”论之后，很多学者为突破这一历史观点影响，提出了不同思想和理念，柯文对此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提到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对社会史、地方史研究的开创，提到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借鉴年鉴学派理论将中国分成九大区域，阐述中国乡村、城市发展变化并深入分析，包括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以长时段理论来探讨明清历史等，都对我们了解这段中国学研究史有很大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