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基本上是建立在儒家学说之上的。他在诗歌中，把儒家学说和孔子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这样的认识与他的创作来源有密切的关系。在写《中国诗章》的时候，庞德引用了法文版《中国通史》(1777—1785)，其作者德玛雅(Joseph-Anna-Marie de Moyria de Mailla)是法国耶稣教派的传教士，18世纪来到中国。在这部著作中，德玛雅将儒家学说视为中国的正统宗教，同时他也意识到儒家与道家和佛教同时并存，但是，他想象了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冲突，并且将这种冲突夸张地凸现出来，使之成为欧洲17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与新教冲突的翻版。庞德在《诗章》中显然承袭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正统的儒教是中国得以繁荣昌盛的原因，也是他急于寻找的东方智慧的核心，因此他对道教和佛教进行了猛烈的排斥。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儒学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是耶稣教派对中国的理解，正如庞德“发明了中国诗歌”(艾略特语)，耶稣教派也发明了“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公式。美国著名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把中国文化与儒家等同起来，是这些西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教会的发明，它促进了儒学作为中国社会象征的符码化。
庞德对中国的认识，在多大的程度上建立在这些东方主义的话语之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正如学界周知，庞德不是一个汉学家，他并不知道西方汉学都在做些什么。他的中国观似乎更多地来源于他对中国艺术的体验，其形成的基础是他在波士顿所看到的中国陶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看到的中国艺术、在费洛诺萨遗稿中读到的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字。这些中国文化元素对于他来说，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使他看到了艺术发展的某种巨大的可能性。对于他来说，“衡量一个社会优劣的基本标准，是艺术能否在这个社会得到繁荣和发展”，能够促成中国艺术产生的社会制度必定是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逻辑使庞德在他的中国观中掺入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且将这种优越性归功于儒家学说。当被问道，你相信什么?庞德说：“我相信《大学》。”他还说：“整个的西方理想主义是一片丛林，基督教神学也是一片丛林。要想把这片乱七八糟的丛林削出一点秩序来，没有比《大学》这把斧子更好的了。”庞德的女儿玛丽·德·拉维尔兹(Mary de Rachewiltz)总结道：“孔子之于庞德，犹如水之于鱼。”
元朝与清朝更是中国各个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元朝是蒙古族的朝代，是所谓的外族统治。但是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不但增加了中原和北方的联系，而且将欧、亚两个大洲连接在一起，更增加了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描写的《忽必烈汗》掺入许多想象的成分，但是《马可波罗游记》却是真真切切的中国。在中国本土，元朝正式建都大都，奠定了北京成为中国首都的基础，使它成为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政治中心。明朝和清朝都承袭了这个都城的选址，也将它视为南北东西的纽带、整个国家的心脏。有人说中国的北方边界应该是长城，但是元朝和清朝的建立使这样的说法不攻自破，长城成为蒙汉、满汉几个民族相互融合的不平凡历史的见证。也许蒙古族和满族在统治这个国家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原文化，但是这也使整个国家更加宽容、更能海纳百川，逐渐形成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的特点。藏传佛教在清朝的统治中心建立了它的宫殿，这不光指北京的雍和宫，还有承德的外八庙、山西五台山的部分寺庙。在五台山的菩萨顶御碑亭，乾隆皇帝的碑文上撰写着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说明当时的清朝已经有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意识，有一个相对包容的机制。各个民族的文化连接在一起，才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