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上的专家文化
为了避免被人误解,我觉得有必要再倒退一步回去。“传统概念”本身我认为也是需要研究的项目范围的一部分。上面谈到的它们的可塑性,按我的推测这也与它们抵制多元化的术语规范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传统概念饱含着传统,就像徽章一样是含混不清的文字与图像的综合。谁要是去探索记忆的形式、去探索戏剧演出般的人生或者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而且假如人们是按字面意义来使用传统概念的,那么谁就保持在继往开来的行列里,就可以自夸说是文化记忆力的持有者,而那种文化记忆力是只承认所谓大传统的专有的法规的。可是现在情况却是恰恰相反: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科研政策新方向要制止的正是这种态度。而且他们也正在这样做,不过还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要废除掉传统概念。在重新提出传统概念中那个古老的、好比是封入了胶囊的概念语义学时,他们并没有采用传统主义者的墨守成规的方式方法,而是试着以批判的眼光重塑古老的语义学。上文已提及的重点项目里有这样一段话:“[与“把世界看作舞台”的巴洛克世界模式不同],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关戏剧化的谈论,其涉及的是单个剧组或社会剧组展现真实生活的表演过程,尤其是他们自我表演的过程。只有在表演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东西以及被他人感觉到的东西,还有为演出所投入的技术和各种操作等,是表演的组成部分。对于真相与假象的巴洛克式的区分在这里被作废了,不仅如此,那些对于我们[当代]文化很典型的、在传统上也很通用的互为对照的概念也都失效了,比如真相、真实性、原本性等正面的概念跟显象、模拟、模拟象等负面的概念也失去了它们的对照性。”
批判性地重塑传统概念的这个例子,不仅因为引入了诸如显象与真实、正面与负面、当代文化与已逝文化等重要的成对概念而显得很有意思。而且还由于它指出了媒体的戏剧化应视为表象即模拟象,从而使得所有关于真实性与忠于原貌的想法都成了问题,而这些想法在传统的记忆力讨论中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对我来说,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观点,而是如上所述,是要研究在改变观点时需要做的规范化工作的策略问题。这个策略简单说来就是要与过去的东西拉开距离,同时赋予传统的关键概念以新的语义。附带提一句:按照我的看法,开拓新方向文章里陈述的理由很有点狂妄的现代雄辩术味道。比如文章中多次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提到“连续性与断裂”的变动比喻(Bewegungsmetaphorik),而最频繁重复的则是“现代与传统”的变动比喻。我的批评的用意只是不想过份夸大特研组成立时那篇文章的意义,但也决不是要过低评价它的新视角的策略功能。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在上面引用的文字里(还有其他的例子可以列举)有“科研政策”的新特征,它们绝对要求人们去思索文化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长期以来的发展情况。
持续之中有断裂以及传统被现代所取代(文章中的说法),并不只是这些科研项目范围才有的特征。它们也是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假如把它们纳入社会文化的世界,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再一次具体设想一下今天科学上专家文化所必须面对的挑战——那是一种由博学多能与怀疑论相混合的、把任何既定的传统性都排除在外的东西——,那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新方向在科学上的尝试在很大范围内就是对正在脱离传统价值的经验世界所做出的反响。我必需补充一下,这里涉及的并不是那个“传统已经完全多余”的看法。我们当然要保留许多东西并称之为“传统”。但是如果解脱它们对日常生活某些情况的既定约束,那就会使人们与传统的概念批判性地拉开距离。这里我就不再给读者提供一份有关修改概念这类尝试的清单了,在许多学术项目里——神学、历史学、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等——都已作了这方面的尝试。
只有一点我还想在此提一下,它直接关系到科学上和当代日常生活中有关记忆力与礼仪讨论的功能转变问题。我是指曾经被热烈讨论过的、关于“发明”与“创造”传统的观点,在此观点的后边隐含着一个“记忆具有选择性和不可靠性”的明智判断。“创造”这个概念在这里比“发明”更合适些,因为“创造”的语义介乎于发现与发明之间,它告诉我们有必要对记忆力的使用和滥用作出区分。尤其当某个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出于政治目的而被当作公众礼仪上演的时候,更是必须严格地考虑这种区分。要是今天在公众场合(不言而喻在媒体工业参与之下)再现礼仪传统,那么与此相关的创造一般都屈从于“调换”法则,也就是“互换”法则。过去的东西由于遭到暴动、战争、自然灾害等等巨大的破坏,因此只是有选择地、残缺不全地流传了下来,其中有的东西正在被遗忘,而有的东西则被重新组装,成为组装件里可以换来换去的部分,比如在某些反复举行的纪念日的礼仪上就有这种调换。这样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就经常类似于一种幻象,是一种模拟象。在这种情况里,那些古物保护者和修复者(也就是历史科学的工匠们),他们去除掉风化物,发明出一些美化了的复制品,在这样的复制品里容不下有关于“破坏”的记忆力——在记忆力与历史的重塑之间出现了深渊,我们有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来描写那个深渊?
如果说传统是被发明或发现的,历史是人做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所谓回忆就是以忘却一部分事情为代价而把另一些事情唤醒过来。这里也有一个设计性的创意在起作用,这是指特殊范围内公众场合里有组织的纪念活动。在纪念某时某地发生的某个事件时会很具体地展示过去的时世,这就产生了历史学称之为“记忆空间”(Pierre Nora所谓的lieu de némoire或希腊语中的Mnemotop的东西。并非偶然地,这也使人想起古典记忆术的“空间-图像方法”:人们在精心布置的房间里放进生动的尽量完整的形象作为某些概念或教诲的代表。今天,如果一个乡镇、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要给一个公众房间配置一些象征某个历史事件(胜利或失败,凯旋或罪责)的、用以思考或告诫的物品,那就是说人们仍在使用这个方法。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记忆物品里虽然记入了暴力的痕迹,但是它们所提供的感官上的象征意义却掩盖了暴力造成的伤害和没有愈合的伤口。由于图像和纪念性物件换到了新的地点、也由于它们集中了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在充分地从语言上展现图像显示的历史过程、然后让它消逝并保存到历史的记忆力里去的这些方面,记忆和记忆力都受到了阻碍。
比较文化学与时间之谜
在我看来,这种观察可以带领我们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以礼仪和记忆的研究为一方、以文化比较学为另一方,他们将加强对话并带来很好的结果。慕尼黑大学亚洲研究院与波恩大学的古代美洲学研究所及民族学研究所协作进行的课题“文字、礼仪与文化记忆——古代中国与中美洲之文化比较”开拓了这条新路,他们尝试在礼仪研究与记忆力研究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在选用年代久远的文化现象时当然会触及到重现历史时的概念和方法问题。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展开讨论,只想简述一下跟记忆过程有关的时间体验这个大问题。
如果把“记忆力”和“记忆”这两个概念与时间体验联系起来看,(按照今天的认识水平)两个命题之间虽然有着重要的区别,却仍然可以看作为一个整体。“记忆”与单个事件有关,是“掉入”意识里的东西,就像法语词“souvenir”表明的那样是一种突发性事情。所以已经得到了科学考证的历史记忆里总是记着跟事件有关的人物(即历史主体的)名字和(事件的)日期。群体与个体的记忆也跟事件有关,不过相对于忠于史实的历史记忆,它们通常不受史实陈述的限制,而是倾向于编造传说。令人惊奇的是:传说是没有时间的,至少当它们继续存在的时候。尤其是一个群体(例如在政治或宗教庆典时)会把传说纳入他们共同的礼仪行为中而成为一种传统。
“记忆力”这个概念却不只是单个事件的记忆库(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装有无数记忆物品的房间),而是进一步成为所忆事物的认知组织者。记忆力与思想是一对孪生兄弟,就跟纪念与怀念两个词一样。从这个角度讲,记忆力这个概念不仅具有“在时间长河里辨认方向”的意义,而且具有“历史意识”之功能。换言之,记忆力促进时间的延续性,亦即能让当今通过过去来准备未来,这里当然是指向前看。比如,假定我把过去理解为是“未能兑现的诺言的墓地”(Ricoeur),那么我会把另一种的未来景象定为我现在行动的指路明灯,而不是加入到整天把“一切都不错!”挂在嘴上、并怀着崇古心情拜倒在古代脚下的俱乐部里。这正是对历史学总是追忆既往加以批评的核心点。这种批评通过结合怀疑的方法可以阻止集体记忆归于机械的重复或落入愚昧的延续性幻觉里。
讨论了记忆力可用来辨认时间方向的作用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要求人们对创造记忆的集体进行科学的批评,以便能正确地评价礼仪在记忆力与时间结构中的作用。没有一种文化是不含有时间构成的,而没有时间结构也就不会有礼仪化:宗教历书同时就是礼仪历书,它们是在争取压倒竞争对手和争取本教义的合法权的斗争中产生的。我们不应忘记,主宰西方历史记忆力的格里高利历(即阳历—译者注)是源自(那撒勒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的行刑仪式,该仪式后来就作为一种礼仪成为计算新时代的起始。其实我们不需要从远古年代出发来研究时间的记忆力与礼仪性时间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我们每天都能碰到。当我们问候别人或与人告别时我们都在重复小小的礼仪,也就是“小小的虔敬”(Goffmann);在它们象征性的表情与手势里,记忆和期望被融合在了一起。此外每星期时间的分配和供思索用的星期日休憩不也是从礼仪性的顺序排列来的吗?那么一年的时间过程呢?平日与节日有节奏的交叉不正是一种早已被忘却的礼仪文化的产物?
民族学礼仪专家拉帕波特(Rappaport)提请我们注意不要把礼仪能构成时间的作用同时间结构本身相混淆。礼仪的时间构成不存在于人为的时间计算法里(这里指的不只是钟点,而是指所有人为的时间规定)、而是存在于另一种时间计算法里。礼仪的时间构成存在于时间和时间的间隔之中,存在于“时间外的时间(time out of time)”里,它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礼拜习俗里,而且也能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拓宽个人的时间体验。曾有一位去麦加朝圣的人这样叙述他的感觉:“我觉得我正走向我(死后)的过去,而同样地,我的过去也正朝着我走来。在某些地方它跟随着我,一再获取我,要让我进入一种很可笑的介乎于权宜与决断之间的犹豫不定的状态之中。我重新发现了我的存在”(Abdellah Hammoudi)。这样的例子不仅见于由礼仪而感应产生的宗教性极度狂喜的心态,也见于文明社会里形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生活里的周期循环,它们在时间方面有规律的变更和节奏是绝对不能缺少为此目的而发明的礼仪的。在进行礼仪的时候,时间不再像是一支直飞目标的箭,它好像获得了另一种意义,成为可以进行多维观察和体验的对象。
上面简短地思考的是被忆及的时间与被礼仪构成的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如果这个思考不去触及一下不同文化时间观之间的差异,那么以上的评论就未免太片面了。当然,这里限于篇幅只能对此作一点提示和估计。法国哲学家与汉学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曾经在他对欧洲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古典思维模式进行比较时探讨过这两大块文化区域的时间概念问题。他认为他在孔子的典籍、特别是在《易经》 里发现了一点跟欧洲人的时间哲学观点很不相同的时间观。两种时间观有区别的原因肯定不是像人们常以为的那样是由于缺乏抽象的时间概念。朱利安说中国的传统其实是发展出了一种——用莱辛的话来说——“有效瞬间”(fruchtbarer Augenblick)的想法,这种想法同礼仪性的四季交迭有内在的相似之处。等待“合适时刻”才进行行动,总是被看成是明智的。据朱利安观察,凡致力于这种明智行动的人一般都不知道进行长远的、在可测时间里加以实施的规划,因为这些是欧洲思维模式所特有的。
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推论下去就能看出,由礼仪构成的中国时间模式,即“合适或有利的行动瞬间”,可以是研究其他非欧洲时间观的基础。我估计,如果人们认真对待这个假设的话,它一定也可用于记忆的其他概念,因为在西方的记忆力内涵中有一种观念,认为时间是吞噬和消灭过去的,而且认为只有把曾经发生的事情写进历史才能抵制时间的这一功能。
参考书目:
Assmann, J.: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1992.
Beck, U., A. Giddens, S. Lash: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Eine Kontroverse, Frankfurt a. M. 1996.
Bell, C.: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Oxford 1992.
Böhme, H., K. R. Scherpe: Einführung. In: Dies. (Hg.): Literatur und Kulturwissenschaft. Positionen, Theorien, Modell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6, 7-24.
Bourdieu, P.: Praktische Vernunft. Zur Theorie des Handelns, Frankfurt a. M. 1998.
d’Aquili, E. G, C. D. Laughlin et al.: The Spectrum of Ritual: A Biogenetic Structural Analysis, New York 1979.
Draaisma, D.: Die Metaphernmaschine. Eine Geschichte des Gedächtnisses, Darmstadt 1999.
Dücker, B., D. Harth, M. Steinicke, J. Ulmer: Literaturpreisverleihungen: ritualisierte Konsekrationspraktiken im kulturellen Feld. In: Forum Ritualdynamik Nr. 11, Heidelberg 2005 (http://www.ub.uni-heidelberg.de/archiv/5490).
[Fischer-Lichte, E.:]Theatralität – Theater als kulturelles Modell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Typoskript 1995).
Geertz, C.: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London 1993.
Goffman, E.: Das Individuum im öffentlichen Austausch, übers. v. R. u. R. Wiggershaus, Frankfurt a. M. 1974.
Hammoudi, A.: Steinigung des Satans. Erlebnisse eines Ethnologen auf der Pilgerreise nach Mekka. In: Lettre 68 (2005), 18-23.
Harth, D.: Das Gedächtnis der Kulturwissenschaften, Dresden 1998.
Harth, D.: Akademische Rituale. In: IABLIS. Jahrbuch für europäische Prozesse 2 (2003), 241-246.
Harth, D. und G. J. Schenk (Hg.): Ritualdynamik. Kulturübergreifende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rituellen Handelns, Heidelberg 2004.
Harth, D.: Handlungstheoretische Aspekte der Ritualdynamik. In: Harth/Schenk 2004, 95-113.
Harth, D.: Rituale – Texte – Diskurse. Eine formtheoretische Betrachtung. In: Text und Ritual.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Essays und Analysen von Sesostris bis Dada (Hermeia 8), hg. von B. Dücker u. H. Roeder, Heidelberg 2005, 19-48.
Hobsbawm, E. J. & Terence Ranger (Hg.):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1992.
Jullien, F.: Du “temps”. Èléments d’une philosophie du vivre, Paris 2001.
Köpping, K.-P. und U. Rao (Hg.): Im Rausch des Rituals. Gestaltung und Transformation der Wirklichkeit in körperlicher Performanz, Münster 2000.
Levine, R.: A Geography of Time, New York 1997.
Moore, S. F., B. G. Myerhoff: Secular Ritual: Form and Meaning: In: Dies. (Hg.): Secular Ritual, Assen/Amsterdam 1977, 3-24.
Rappaport, R. A.: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110), Cambridge 1999.
Ricœur, P.: Das Rätsel der Vergangenheit. Erinnern – Vergessen – Verzeihen (Essen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2), Göttingen 1998.
Turner, V.: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1982.
Weinrich, H.: Lethe. Kunst und Kritik des Vergessens, Münche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