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的生命树》后记

施爱东

• 第二代民俗学者当中，刘姓知名学者特别多，而且个个名头响当当，每当提及这些老师，我们通常都会省略刘字，直接把他们呼作魁立老师、锡诚老师、守华老师、铁梁老师。我曾经给魁立老师和守华老师拍过一张合照，题为“二刘学者”，魁立老师打趣说：“好在锡诚和铁梁不在场，否则就被你降到三流四流去了。”

•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本是2009年魁立老师75岁生日时，弟子们伙同中国社会出版社的朋友们送给“一刘学者”魁立老师的生日小礼物。书早就编好了，可魁立老师一直拖着交不出“序言”，这么拖到2010年底，为了赶在“中国民俗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之前把书印出来，出版社编辑命令我赶紧写篇“后记”。

• 后记或跋要比序言或前言好写一点。序言或前言是总起全书，得让有身份的人写，还得板起面孔说些场面话，还得谈谈目的宗旨体例什么的。后记或跋可以率性一些，对作者的身份也没什么严格要求，简单交待一下成书过程，再来几句感谢同人支持什么的，就行了。所以，我就硬着头皮把写后记的任务给接了下来。

• 这是魁立老师以及门下诸弟子有关民间叙事方面的同人论文集。讨论书名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直接将魁立老师一篇论文的篇名拿来作书名，最合适，这篇论文就是《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这篇论文成功地利用共时研究法，从形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特定故事类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由此生产了一系列的结构概念和理论命题。虽然这篇论文在许多执着于历时研究的学者眼中，是一篇“不知所云”的玄怪之作，但我坚定地认为，这是继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之后，中国故事学领域少见的具有突出理论贡献的传世之作。

• 魁立老师的几位弟子，巴莫、虎彬、叶涛和我原本是钟先生招进北师大的，钟先生仙逝之后，我们都转到了魁立老师门下，雅欣和老林则是直接考入魁立老师门下的。以上诸位都是通过官方途径成为刘门弟子的，只有晓峰最绝，他采用了最传统的拜师礼仪，绕过官方程序，行束脩之礼，直接投身在魁立老师门下。晓峰的加入，使魁立老师门下弟子凑足了七星之数。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这种结构很像王重阳和他的七个不成材的弟子。

• 魁立老师以故事学见长。1980年代，魁立老师重在介绍海外的故事学理论与方法；1990年代开始，魁立老师重在借助这些理论和方法，通过个案研究来诠释自己的理论思考；21世纪之后，世界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魁立老师积极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近年来魁立老师用于学术写作方面的时间偏少了些，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成绩却是“磬竹难书”。尽管难书，但最重要的几项工作可能还是得提一提。一是接受文化部聘请，出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全面参与了文化部的各项保护工作；二是受文化部的委托，组织和领导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组”，对四大传统节日的假日化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论证，大大地推动了传统节日的假日化进程；三是为推进民间宗教的合法化，推动海峡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四是不断提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思考，努力将这些思考转化成服务于具体保护工作的一般观念；五是通过官方渠道，对各级地方官员乃至国家领导人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培训。

• 魁立老师是个具有诗人情怀的严谨学者。

• 说他具有诗人情怀，是因为他特别容易被感动。每次下乡，看一出民间小戏，听一曲民间小唱，走一遍乡间小道，或者是那些日常生活中平平淡淡的生活场景，都会触动他的诗人情怀，突然激起一把热泪。每当说起一件令他感动的事物，他总是会轻轻地抿着嘴，轻轻地摇着头，用虔诚的目光来表达他的感动。

• 说他是个严谨的学者，是因为他的每篇论文都有独到的思想和严格的方法。尤其是在故事研究方面，魁立老师一再强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强调操作结果的稳定性，坚决排斥感性写作，尤其反对对故事情节进行象征的、精神的、寓意的分析，他认为这些分析都是从学者脑袋里生出来的，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方法面对同一个对象，可以操作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类结果丝毫不具有稳定性，因而是不科学的。

• 魁立老师门下弟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规范”。用严格的学术规范思考，用严格的学术规范写作，用严格的学术规范教学。尽管对于学术规范的理解和执行力度可能因人而异，但至少大家都是这么要求自己的。我在写作《民间文学的形态研究与共时研究——以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为例》一文时，有时使用“情节基干”，有时使用“基干情节”来指称某一故事类型中最大数量的相同母题链。魁立老师看完初稿之后，我们有过一段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对话。省略了魁立老师一贯温文尔雅的客套话之后，对话可以精简如下。

• 刘：“‘情节基干’与‘基干情节’的区别在哪里？”
• 施：“没什么区别，是一个意思。”
• 刘：“那为什么要用两个词？”
• 施：“我主要是考虑到上下文的音韵和节奏，情节基干是平平平仄，基干情节是平仄平平，放在句子中，读起来的感觉不一样。”
• 刘：“那么，你想让别人接受你的哪个词？”
• ……
• 刘：“理论术语必须有严格的限定，在正式发表之前，一定要反复考量，一旦正式使用，就不能轻易更改，哪怕只是一个词序。”

• 我从电脑中把魁立老师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调出来一搜，全文干干净净全是“情节基干”，没有一处“基干情节”。显然是由于我的想当然，把一个严格的理论术语处理成了平平仄仄的文学话语。

• 对话非常简单，给我的教训却极为深刻。

•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巴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提出，也是与魁立老师反复商榷的结果，据说两人在电话中常常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叶涛兄也曾经向我讲述过如何把魁立老师请上泰山，一起漫步在天街石路上，商量着如何调整博士论文的章节结构，如何大刀阔斧地砍掉西方理论的应用分析，如何最大限度地凸显自己的独特优势。泰山论学，这也许是最奢侈最浪漫的教学方式了。

• 由于师徒八人全在北京工作，这就为师徒之间的定期聚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2009年，魁立老师和叶涛巴莫商量之后，约定每季组织一期沙龙，一年四次，名为“四季会”，大家轮流做庄，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一个半开放的纯学术沙龙，目前已吸纳的新成员有北京大学的陈泳超教授。

• 其实，在我们这班兄弟中，得到魁立老师最多指导，也最幸福的，应该数我和老林。

• 2002年到2005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还不太深入，魁立老师还不像现在这么忙碌。那时他常常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刘魁立办公室，用不太熟练的指法敲打着那台动不动就死机的旧电脑。如果我和老林去了，就会轮流充当魁立老师的打字员，我因为五笔打字比较快，充当打字员的概率也就高一些。魁立老师背着手，低着头，来来回回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他念一句，我们就打一句。他念的全是书面语，我们照着一字不改把它打上电脑，句句都是完整的，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一个自足的段落就算完成了。

• 这三年间，魁立老师的许多文章和讲话稿都是采用这种口述加电脑速记的方式写成的。一般来说，写作初稿的时间大约只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是用来修改的。魁立老师字斟句酌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常常为了加不加一个“的”字而花掉好几分钟，加了删，删了加，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我有时忍不住，就自作主张替他拍板定“的”。

• 更多的时候，我们师徒三人围着一张小圆桌，魁立老师给我们讲述学术掌故，评析学术资讯，描述学术蓝图。典型的场景往往是这样的：魁立老师从他那个百宝箱一样的皮包里扯出一包饼干，半包花生，铺开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然后我们赶紧泡上三杯咖啡或者茶，大家呈等边三角形分坐在三张电脑椅上。坐定之后，魁立老师把目光停在纸上的花生或者咖啡上，缓缓开讲；老林一定是早早地摊开了他那本巨大的笔记簿，一刻不停地奋笔疾书，恨不得把魁立老师的每句话都做成标本；我斜靠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魁立老师，右手不由自主地摸索着在白纸和嘴巴之间来回运动。要是聊天结束了，点心还没吃完，魁立老师一定是强行将剩余的点心分作两份半，自取半份，逼着我和老林分别把另外两份吃干净。

• 中午我们一般都到兰蕙餐厅吃饭。我们比较固定地选择最靠里的那张桌，四人桌，我和老林坐外侧，魁立老师坐内侧。一般是两瓶啤酒，三个菜，不敢点多，因为魁立老师不许我们剩菜。魁立老师非常严格地控制着自己的食量，他有一句名言：“吃得差不多了，还能再吃，坚决不吃；走路感觉累了，还能再走，坚持再走。”所以魁立老师的体型一直得到非常好的控制，身体也一直非常健康。但他从不控制我们的食量，只要看到桌上还有剩菜，他就想方设法不停地往我们碗里塞，当我们提出也要控制食量的时候，他总是说：“不要紧，你们年轻，应该多吃。”结果我们一起在北京师范大学那三年中，就我吃胖了。

• 我印象中魁立老师连感冒都很少。他睡得晚，起得早，爱喝咖啡，从不午睡。因为地位高了，魁立老师走到哪里都有一堆人围着，但总是一堆人中最抢眼的，这不仅因为他身材魁梧，更因为他的一头银发。魁立老师的满头银发是他的“标志性统领式”外在形象，那不是一般的白，而是泛着银缎般光泽的飘逸的白，特别有范儿，又帅又酷。

• 魁立老师的强项是理论研究，对田野作业似乎不太在行。我跟着魁立老师下过几回田野，觉得他的田野工作有点先天不足。魁立老师的形象太独特了，他往那一站，那端正的站姿、满头的银发、整洁的衣服，立马显出了他的卓尔不凡。尽管魁立老师很想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可那些乡村老百姓，一见他这大领导的样子，不自觉就会换上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情来面对他，他想随意些，可那些访谈对象随意不起来。他的丰姿决定了他没法活跃在乡村的田野上。

• 魁立老师比较擅长站在主席台上讲话。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站”在主席台上讲话。不管别人坐或者站，一到他讲话时，他就要站起来。他一站起来，思想就会进入一种高度兴奋的工作状态，气势流畅，思维敏捷。他的许多精妙而尖刻的意见，一站到主席台上，全都可以转换成方方正正的官方语言，粗听似乎与套话相去不远，细品则余味无穷。

• 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使用客套的话语温和地给会议戴上几顶高帽子，一旦进入正题，他的音调就会越来越高。一个学术问题，常常被他讲得慷慨激昂。把他的讲话录入下来，往往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许多人以为魁立老师的讲话是即兴的，其实都是他精心准备过的。每次被邀请参加某个会议，他都会紧张好长一段时间，一篇讲话稿在肚子里千回万转，改了又改。成型之后，他就把某个弟子叫过去，或者打个电话：“我有一个讲话，我跟你说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接着，“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跟你商量半天。

• 我总觉得魁立老师在许多小事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讲话，魁立老师都得准备半天，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每次都试图讲出点新意来，发人所未发。那些发人深省的意见，往往蕴藏着尖锐的思想与批评。但是，他的那些思想的新意往往只有几个听过他预演的弟子能听出来，多数听众只听出了他出口成章的文才和口才，听不出他最精妙的思想。当然，这也不能怪听众，因为无论多么尖锐的思想，到了主席台上，全被他用商榷的语气置换成了客套的意见，所有思想的锋芒，都被他那些客套的官方语言给削平了。

• 私下聊天时，他常常得意地说自己在某次讲话中提出了一个什么观点。可是，这些让他得意洋洋的观点，多数都没有被当时的听众们领会。反倒是他在台下对于这些观点的阐释和展开，常常让我们大开眼界。我多次奉劝他可以在台上放开一点说，可他做不到，他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学者中的领袖和官员，他害怕被人误解，害怕引发矛盾。他在主席台上的讲话总是四平八稳中规中矩。

• 如果不能私下聆听魁立老师的教诲，就请读他的书吧。他的许多精妙的学术思想，都体现在他的学术论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