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重新向国外的人类学家开放，美国人类学的中国大陆“回归”结束了5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家们从港、台“遥望中国”的研究特点。从那时起，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大致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批人类学家走向中国的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围绕着“汉学人类学”所一直关心的乡村社会、宗族制度和民间宗教问题，去寻找汉人社区研究的田野点；而另一批则以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为聚合点，试图从汉文化辐射的“边缘”地带去寻找新的视角，探索一些新的课题，并致力于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两批人的研究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思考模式：一是从汉文化的“核心圈”来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的关系，二是从族群观念的中西对照中探讨中国民族的性质与构建(na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问题[1]。在美国人类学重归中国大陆的初期阶段，从事华北和东南研究的美国学者由于有一定的汉学人类学功底，因而无论是在作品的数量，还是研究的影响上，都比在西南从事研究的同行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研究的天平似乎逐渐从华北、东南偏向了西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类学家聚集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从事区域和多元文化研究，探讨国家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近年来一些新的、有影响力的作品不断出现，一批在西南从事研究的中青代美国人类学家在学界也日益活跃起来，这些都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对中国西南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作为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生导师，而且还曾经一度出任过该系系主任的郝瑞教授与国内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对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状况都很熟悉。他在族群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影响也很大，一批学生在他的影响下纷纷投入到中国族群问题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郝瑞教授本人也是美国学者中中国西南族群研究的开拓者。郝瑞的一些作品，如《从族群到民族》与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西南族群之路》) [7]等，集中表现了美国学者的一些论点：在“民族”的生产过程中隐含着现代国家建构的种种计划，如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知识等方面的设计，所以“民族”是一种新生的、超越地方族群现实的话语，并且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而美国学者研究“族群认同”的意图即是通过解剖“民族”这一话语，从中指出5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识别工程”与中华民族的建构中的一些关联性问题。当然近年来他们的一些看法也正被修正，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历史的深度也越来越强。一些美国学者借助于民国初期的学科思想史的研究，指出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识别中的分类学的批评有欠妥之处，如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通过学术思想史的梳理，对“族群”与“民族”的概念辨析与争论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语言的分类作为一种较科学客观的标准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知识界，并对50年代的民族识别直接产生了影响，从语言学的分类来看，50年代的工作是符合“科学规范”的，但引入了主观认同或“民族意识”这一指标后，什么是“合理的分类”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⑨。
李瑞福的研究和分析实际上带有不少后现代的色彩，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如他对《瑶族简史》的分析，即是通过解读瑶族的历史书写中暗含的非均衡的话语权力关系，指出在这种历史编撰中，国家一方面通过书写瑶族的历史划定了“瑶”这一民族，同时也通过定位瑶族的社会历史阶段来使瑶族的历史从属于国家的民族话语；而近年来瑶族精英对瑶族历史的重新梳理与表述，则正是这些属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范畴的精英们，依据本土滋生的文化资源和地方性的视野，对强势的主流话语所进行的一种反思[8]。在这一阶段或研究类型的众多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郝瑞的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彝族历史的历史》)[9]，以及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张兆和所撰写的“梁聚五关于苗族身份认同的书写”⑩等等。在这些作品中，美国学者关于地方精英的能动性与历史文化表达的研究被进一步深化，并主要关注国家如何通过规范民族历史书写来生产“民族”的知识，地方精英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与之沟通，进行对话与商榷，从而表现出一种有机知识分子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纽带作用及其相关的能动性。从90年代至今，这类范式的研究促进了学界对于族群与国族的建构，以及国族历史的书写的深度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隔膜。
目前，文化展示的研究正逐渐成为当代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热点，其在理论上主要受到的是“东方学”与“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文化展示的研究也结合了女性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民族传统的改造以及旅游业的后效应等话题，并且催生了大量的作品，如那培斯(Beth Notar)的新作Displacing Desire(《欲望的置换》)，即是基于对大理的文化展示的分析，探讨了不同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各种类型的游客、大理精英与民众、学者等)对大理文化展示的实践，及其在实践中形成的权力格局，从而说明当代大理白族文化所具有的一些大众文化的特质。[11]这些作品就权力关系、话语格局作了具有穿透力的解析，但由于它们的关怀更多在于西方的文化研究模式在中国场景中的移植及其适用性，对“符号的地方化过程”(localization of the sign)关注较少，尤其在民族志的描述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或者说民族志的书写根本就不是作者的出发点)，对地方社会历史与政治经济的进程也缺乏深度的描写，所以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西方模式的中国实践范本，里面充斥的也大多是作者个人的“权威性”解读。
在上述三种研究类型中，美国学者的田野都具有一种跳跃性，他们通常都是跨越几个田野地点与地区，而非基于某一田野点(或某一族群)进行长期的调查，这种“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研究方式，无疑在分析和比较多元的族群关系方面是必须的，它使这些学者容易形成一种比较整体的视野和宽泛的框架去分析“民族”及“民族性”。但这些非传统民族志式的研究，虽然基于苗、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认识的起点也是族群文化的多元和差异，但其所关注的宏大叙事却时常脱离于它们的调查对象，成为一种比较泛化的对整个中国“民族”话语构成与权力结构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这些作品的分析路径可以套用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之上，而且所得出的结论也会相去不远。可见在这些著述中，人类学研究最需要的内部视角和他者眼光显得比较单薄，除了作者自己的大量阐释之外，我们难以从较深的层次上理解调查对象与调查地点的特点及意义，这也许体现的也是多年以来人类学在探求“普世性”(universal)和“特殊性”(particular)这一经典问题上所面临的症结。而近年来为学界所称道的The Age of Wild Ghosts(《野鬼的年代》)则从这种较宏观的描述与分析折回到民族志的研究中，直接扎根于一个云南省楚雄市永仁县直苴村这一社区的民族志调查，致力于从人类学对仪式的关怀中，对地方社会的历史流动空间作深度的描写。尽管在书中缪络勒所要探讨的是社区、地方、记忆、暴力、国家等一系列宏观问题，但他却是以直苴倮颇人社会生活场景的丰富细节来实现他的分析，而且他的研究也超越了目前流行的族群研究的视角。或许这种民族志的回归可以算作一种新的倾向并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热点，The Age of Wild Ghosts出版之后就受到广泛的好评，被认为是一个建立在扎实民族志研究基础上、且富有创意的研究，不过到目前为止，它还未催生一批新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其影响还远不及前面提到的那几种范式。
在这种新形势下，回顾与反思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中国西南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了解差异是增进理解的重要的一步，也是对话与合作的前提。具体说来，80年代以来盛行于美国人类学界中国西南研究的三种范式都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虽然美国的人类学者在研究的取向上各有侧重，但从根本上来看，都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派的“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学者们所关注的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描绘出一幅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权力”图示。在这幅以文字书写的图示中，中国西南边疆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由于在历史和现实中与中国主流的社会及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这些少数民族被预先置于一种边缘地位：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更是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权力格局中的边缘，但另一方面，位于边缘的中国西南的族群也在不断地向国家，甚至向全球化话语的过程表述自己的声音。这种以“差别-冲突”为基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者自身看来，更能表述现代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于一个以“为弱势群体说话”(speak for the underdogs)为己任的人类学者来说，表现出自己不同于政府、不同于主流的想法，是一种基本立场。然而对于一个人类学者而言,将这样的立场格式化未必完全是件好事，虽然我们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政治性，但过强的政治性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容易忽视在地方视野中，权力是一种多重与流通的格局，所包含的不仅是冲突，也有协调与合作的趋势，涉及的不仅是国家与地方的权力格局，也牵涉到地方自身的多元族群关系。
⑨参见Mullaney, Thomas, 2007,“Global Regimes of Comparison: Henry Rodolph Davie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Categoriz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大理：“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学术会议论文。
2007年8月在云南大理召开的“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Crossing Borders and Paradigms: Anthropology of Southwest China Reconsidered)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的专家就中国西南研究的中西范式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对话，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术界就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所开展的首次国际性学术交流会议。研讨会对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术界的西南研究状况作了回顾与反思，将目前由中西方共同参与的西南研究定位成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次学术高潮。参见王铭铭、杨正文、彭文斌《“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第15-18页。
参考文献：
[1] Harrell, Stevan, 1991,“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the PRC； The Intersection of Discourses”, China Exchange News 19: 2 (1991): 3-6.
[2] Mueggler, Erik: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4]Freedman, Maurice, 1974,“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a”, in Althu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0-41.
[5]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9-100.
[6]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J].民族研究,2002(6):36-40.
[7]郝瑞.从族群到民族[A]//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Harrell, Stevan, 2001，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8] Litizinger, Ralph: Other Chinas-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Harrell, Stevan, 1995,“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63-91.
[10] Schein, Louisa: Minority Rules-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 Notar, Beth, 2006, Displacing Desire: Travel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