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4月被暗杀。无论是他在世的时候，还是他遇难之后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可能存在抄袭的嫌疑。唯一的例外是Ira G. Zepp，他在197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指出，金的自传性作品《迈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 1958)抄袭了两部著名的神学著作，但这篇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真正导致抄袭事件爆发的线索，是由一群支持金的进步学人在研究中发掘出来的。他们完全始料未及。
1985年初，金的遗孀Coretta Scott King代表“马丁·路德·金中心”(她是该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邀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Clayborne Carson来主持启动“马丁·路德·金文稿项目”(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 Papers Project)，其主要目标是编辑、勘定和出版具有权威可靠性的《马丁·路德·金文集》(计划出版共十四卷，目前已出到第六卷)。在Carson教授的主持下，这个项目受到中心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支持，并在1986年获得了NEH基金会五十万美元的资助。但在项目的注解研究过程中，金的抄袭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使编辑工作遇到了许多难题：是不是应该将存在抄袭的文章选入即将出版的《文集》?如何向读者传达这些文章中未注明的引用出处?是否应当标明每一例“文本挪用”?是否要确定哪一例构成抄袭?虽然后来有人指责Carson教授“企图掩盖真相”，但他自己在回忆文章中力图澄清：当时在团队中“没有人反对公开我们有关金抄袭的结论”，大家只是对“以什么方式来呈现这些发现”有过激烈和广泛的讨论。文稿项目团队在1988年发现了首例抄袭，但他们在能够确定问题的广泛与严重程度之前，一直将有关信息严格地保留在项目团队内部。到1989年9月，Carson教授开始与金的夫人以及项目顾问委员会协商，他们经过“多次艰难的讨论”，最终在10月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将在正式出版的《文集》中以编注的方式标明每一例抄袭疑点;第二，在《文集》第一卷出版之前，将单独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充分讨论金的抄袭问题。Carson教授非常希望由他的团队来掌握这一新闻的首发权，并计划在学术刊物而不是公共媒体上首次公布他们的研究发现。这是为了公允、全面和客观地呈现事实，避免可能的炒作和误导。
但是，项目顾问委员会中的另一位学者提前走漏了风声。他在美国南部历史学会的一次会议中，和其他几位学者谈起了他们团队的“发现”，消息很快传播开来。1989年12月3日，英国《星期日邮报》上发表Frank Johnson的文章，他从Ralph Luker(Emory大学教授，文稿项目的副主编)那里获得消息：金于1955年向波士顿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大量抄袭了同门学长Jack Boozer三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但这个报道并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即刻反应，它们在此后的十个月当中一直对此保持“集体沉默”。实际上，美国几家主流报刊几乎同时获得了相关线索，但出于审慎或“政治正确”的原因未做报道。在此期间，有不少记者打电话向Carson求证，但他一律以闪烁其词的“外交辞令”予以推诿。因为Carson仍然在争取首发权。他的团队终于在1990年6月完成了独立调查的论文，并与声誉卓著的《美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取得联系，希望能经过最快的匿名审稿程序，在12月发表。但是，JAH的主编(不顾Carson的反对)坚持主张，这篇文章必须与其他多位学者的文章编排在一起，作为一个“圆桌讨论专辑”同时发表，因此，还需要拖延更久。这令Carson教授非常沮丧，他意识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将会失去对首发权的掌控。(以上两段主要根据Clayborne Carson的回忆文章“Edi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Issues”)
1990年9月，美国一个老派的保守文化杂志《编年》(Chronicles: A Magazine of American Culture)发表文章公开了金的抄袭问题。波士顿大学时任代理校长Jon Westling随即致书《编年》杂志(后来在1991年1月号上刊登)，断然否认对金的抄袭指控：“金的博士论文已经受到学者们的细致审查与核查，没有发现一例任何种类的抄袭……没有任何一位评阅人曾发现，在整个343页的论文中有任何一页存在任何未被指明来源或误指来源的引用、误导性的变换措辞的释义，或有借用而不加恰当学术参考文献的思想。”Westling校长的大胆背书显然是一个匆忙草率的个人意见，因为当时波士顿大学正式任命的审查委员会才刚刚成立。委员会由四位教授组成，准备就学术规范问题对金的博士论文进行全面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对是否取消金的博士学位提出建议。此时，美国主流媒体已经掌握了更为充分的证据，准备打破沉默。Carson教授也在记者的压力下决定配合媒体的报道。11月9日《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特写(文章在Carson教授的要求下，没有使用“抄袭”的字眼)。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11月18日的《华盛顿邮报》、11月21日的《高教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等相继跟进发表文章。频繁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一直延续到1991年初。至此，马丁·路德·金的抄袭问题(在他遇难二十多年之后)被完全被公开。
1991年10月，波士顿大学的审查委员会向校方提交了正式的鉴定报告，指出“确定无疑的是，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抄袭作为，他挪用材料的来源有些未在注释中标明、或错误标明、或泛泛标明，并在行文的间隔之中，稍作措辞变化或逐字逐句地挪用了别人的材料”。他们鉴定的结果是，抄袭的比重在论文的上半部分占45%、下半部分达21%。审查小组没有考虑取消金的博士学位，因为这“无济于事”(serve no purpose)，况且金的论文仍然“对学术做出了一份智识贡献”。但他们提议，在图书馆收藏的金的博士论文副本中附上这份鉴定意见书。Westling校长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委员会四位教授“开展的调查具有彻底的学术性以及对细节的谨慎关注，并决意不受非学术考虑的影响”。(New York Times, Oct. 11, 1991)
1991年6月，文稿项目团队在《美国历史学刊》上发表了他们对金的学业论文的研究调查综述(“The Student Pap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Summary Statement on Research”，JAH, Vol. 78, No. 1, pp. 23-31)。根据介绍，他们在《文集》的前两卷编辑工作中，对金的五十多篇早期文章进行了勘定注解的工作。“到1988年初，工作人员开始意识到，包括金的博士论文在内的许多文章，含有诸多段落与金所参考的文本基本相似或完全相同，却没有恰当地征引这些来源文本。金在参考文献或注释中几乎总是列出了他的来源，但缺乏恰当的引用和引号，这遮掩模糊了金对他人作品的依赖程度。”(p. 23)这篇调查文章指出，金曾经接受过专门针对学术规范的课程训练，也清楚博士论文的规范要求，他完全理解相关的准则和要求。但是“他的课业文章，包括博士论文，有大量的段落符合严格界定的抄袭(meet a strict definition of plagiarism)——即，未明确承认的语词与理念的挪用(unacknowledged appropriation of words or ideas)”(p. 31)。
《编年》杂志的编辑Theodore Pappas是推动抄袭问题公开化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将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整理汇编，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文集(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Plagiarism Story)，后来又在1998年出版了一个修订扩充的新版(Plagiarism and the Culture War)，其中给出许多详细的抄袭证据。比如Pappas发现，金有一篇课业论文，在总共二十四个段落中有二十段是完全照搬他人的作品。他还通过文本列表对比显示，金在博士论文中大段复制其学长Jack Boozer的博士论文，甚至复制了Boozer因为粗心造成的引用失误和标点错误。Pappas判断金的博士论文有高达三分之二的抄袭。在学院之外，金作为公共人物发表的演讲与布道辞，由于无需给出注释，几乎都有“挪用”的成分。例如，他在1963年华盛顿二十五万人游行集会上的经典演讲《我有一个梦》，其最后部分——从引用爱国歌曲《美利坚》的第一段歌词(“我的祖国，可爱的自由之邦……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冈”)，到气势恢宏的排比句“让自由之声响彻……”(随后列举一个个山脉的具体名称)——都与黑人牧师Archibald Carey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相同或高度雷同;金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也大量“挪用”了J. Wallace Hamilton牧师的作品;他在另一篇演讲中对甘地和非暴力问题的论述几乎逐字逐句地“借用”了Harris Wofford对同一主题的演讲;而他被收入许多课本的著名文章《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也大量“借鉴”了他人的作品……
虽然倾向保守派的Theodore Pappas与自由派的Carson教授立场相左，但他们对抄袭事实的鉴定基本一致。按照Carson教授的概括，文稿项目团队的研究清楚地显示：“金的抄袭是一种惯用模式(a general pattern)，在他几乎所有的课业写作中都明显存在……从现存的他最早的写作和博士论文中都可以看到文本挪用的情况。这个模式在他整个生涯的演讲和布道中也同样显著。”(Clayborne Carson, “Edi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Issues”)
那么，马丁·路德·金本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抄袭的问题?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他并非不知道写作的引用规范(尤其对于课业论文)，他的挪用之举也不是疏忽大意所致，而是他习惯性的和有意识的写作模式。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他曾对此有道德上的顾虑或内疚感。令人玩味的是，他的一位亲密女友曾在回忆录《我分享了那个梦》中提到金对所谓“原创性”(originality)的独到看法，他说“原创性只来自上帝。而其余的一切在你之前就都被人用过了，从来如此、仍然如此、将来也是如此。”(Georgia Davis Powers, I Shared the Dream, p. 159)
争议与阐释
在公共舆论界，有评论认为抄袭事件对马丁·路德·金的声誉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虽然在此之前，金的婚外性关系(包括招妓行为)已被公开，但按照美国“自由派”的某种观念，仍然有理由辩护说，性关系终究是私人(私德)问题。但抄袭与此不同，涉及公共伦理(公德)的侵犯。而有更多的论者做出申辩，指出抄袭对于一个学者或许是致命的，但金的主要成就不在学术界而在于他对民权运动的贡献。正如继任金担任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主席的Joseph E. Lowery牧师所言，“历史在他的脚印中被追赶，也不可能因为少了几个脚注而被扰乱。” (New York Times, Nov. 10, 1990)
但Pappas所批评的另一位学者Keith Miller的论述则更耐人寻味。Miller是Arizona州立大学的一位年轻助理教授，他最早注意到金在演讲和布道中的“文本挪用”问题，但却对此提出了独特的阐述和辩护：抄袭对金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不认同那个主流的文化传统。Miller分析指出，美国黑人文化有一种“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典型地体现在民间布道的活动(the black folk pulpit)中。这种实践与白人主流的“智识化的印刷文化”不同，根本不承认所谓“知识产权”，也不宣称自己的作者权，而是自由地借用各种资源来发言和写作，达成一种“声音的交汇”(voice merging)。按照Miller的解读，金正是生长在这种口述传统的文化之中，是实践“声音交汇”的杰出代表。而他在大学经受的学术训练，既有悖于他真实的自我认同，也没有成为真正影响他事业的思想资源。所以，对于金的所谓抄袭，正确的认识方式不是去在道德上贬低他，而恰恰是要“重新界定抄袭”概念本身。(Keith D. Miller, “Redefining Plagiarism: Martin Luther King's Use of an Oral Traditio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0, 1993.)Pappas对此回应说，金完全明白什么是作者权，他本人在生前就要求注册自己演讲的版权，而他的遗产委托人现在仍然在注册版权和索取稿费。但“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这些作品的稿费应该归于那些被金的“声音交汇”所掠夺的作者(Theodore Pappas, Plagiarism and the Culture War, p. 183)。
事实澄清之后，激烈的纷争转向了沉静的思考与探索，作为文化战争的喧哗一幕很快平息下来。虽然有极少数人仍然致力于“更加充分地利用”丑闻，但美国知识界和公众的主流平静地接受了一位有污点的伟人(在盖洛普所做的“最受美国人爱戴的二十世纪人物”评选中，马丁·路德·金名列第二)。这种清明与成熟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我们希望英雄或伟人能具备“道德完整性”(moral integrality)，但这个愿望可能落实，也可能落空。一旦落空，成熟的心智并不陷入幻灭或转向苛责，而是能够从容面对，将伟人当作人来看待、也当作人来体谅。这也是马丁·路德·金对自己的理解：“我在策略上犯错，我在道德上犯错，我屈膝而跪去忏悔，求上帝宽恕我。”而“上帝并不是根据单独的事件或我们所犯的单独错误，而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总体倾向，来审判我们”(转引自David Garrow, “How King Borrowed”, The Washington Post, Nov 18, 1990)。如果没有这种清明和成熟，我们的道德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诽谤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