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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定宜庄】口述史：艰辛的实践体验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10-2-23 20:39 标题: 【定宜庄】口述史：艰辛的实践体验

　　

口述史：艰辛的实践体验

　来源: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作者:定宜庄原载《博览群书》，2010(2)

　　策划：定宜庄

　　我选择三个例子来谈口述历史。其中第一篇是胡鸿保教授与他的学生张丽梅合作的文章，他们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对美国女人类学家肖斯塔克的田野民族志著作《尼萨》和《重访尼萨》做了很专业的介绍与评论;第二篇是唐戈教授的文章，这是他十余年来对生活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族群“俄裔”所做口述和田野作业的报告和经验总结。第三篇是我从北京城市史的视角为数十位老北京人所做口述的过程和体会。

　　严格地说，口述史作为一个学科，迄今仍然算不上成熟，各种理论、各种方法五花八门，每一种都未必能够成为公论。在国内，它似乎还处于“跑马圈地”阶段，学者们更热衷于登高一呼，提倡“大家来做口述史”，以及介绍和讨论它的理论和方法，亲身实践者、尤其是长期投入的实践者却反而人数不多，且观者寥寥，显得颇为冷清寂寞，与前者的热闹恰成鲜明对比。我则认为，在一个学科的初兴阶段，实践是最重要的。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体验、真正的问题，都是在实践里表现出来的。我这里选择的三件口述作业，就都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例子。

　　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所做的口述史作业，都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说，不是单纯以口述史方法做出的成果。《尼萨》和“俄裔”的口述史都是人类学家的作品，有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是他们10年以上长期田野工作的组成部分;而我做老北京人口述，用的是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将口述与历史文献相参照所做的一个尝试。在这三篇摘要介绍的背后，各自都有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专著为依托。总之，做口述史的方法并无一定之规，但要想做成做好，却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辛的、有时候是默默无闻的过程，不可将它看得太轻易、太简单才是。——定宜庄

　　跨文化的心灵旅行

　　——读《尼萨》和《重访尼萨》

　　胡鸿保张丽梅

　　如今，口述史、民族志、互主体性、女性视角等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倍受青睐的议题或研究手段，人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作用也日益引起其他学科专家的重视。在这类新潮作品中，《尼萨》和《重访尼萨》是十分有趣而又具启发意义的两本。

　　《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与诉说》(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New York: Vintage, 1981/1983，后文简称《尼萨》)是美国女人类学家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 1945-1996)的田野民族志著作，是当时身为大学生的作者在1969年8月-1971年3月和1975年对卡拉哈里沙漠北部边缘一个狩猎-采集部落进行两次田野工作的产物。

　　自1963年起，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Richard Lee和Irven DeVore等人对博茨瓦纳西北部Dobe地区的昆—桑人开始了一项长期的调研计划。1969年，该项计划已近尾声，结婚不久的肖斯塔克与她的研究生丈夫参加该计划的研究同往Dobe，丈夫研究母婴关系和婴幼儿身心成长，而肖斯塔克则关注妇女生活史。

　　在共计25个月的2次实地调查中，肖斯塔克重点对8位昆人妇女进行了大量的生活史访谈，而最终翻译、编辑和出版的主要是老年妇女尼萨(约1921-?)的个人故事。肖斯塔克是尼萨生活故事的访问者、记录者、转译者和整理呈现者，她将21次访谈所得的30个小时的录音带变成《尼萨》这本条理分明、引人入胜的著作。这300页的个人叙述交织着趣味、感性、苦痛和戏剧性场景，读之令人动容。能说会道的尼萨清楚、生动地讲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事件：幼年时被抛弃，与其他孩童的第一次性游戏，新婚之夜的事情，母亲和几位丈夫的亡故，以及对逐渐变老的感受等等。此外，尼萨还坦率地讲述性行为和女性高潮的细节，受新情人所吸引的方式和原因等更为隐私的事情。由于尼萨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讲故事的天分，我们获悉了昆人个体间的互动方式以及昆人社会的组织方式，了解了许多关于昆人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经验的新材料。

　　阅读该书，了解昆人生活固然重要，可是更叫我们深思的还是它的表达技巧以及背后的指导观念。若从口述史实践的角度看，至少有如下3个方面值得关注：

　　1、三种声音的并置。

　　多年来，民族志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人叙述(personal narrative)和客观描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棘手问题。肖斯塔克的《尼萨》以主要报道人(尼萨)的个人叙述为主体，同时注意呈现作者(肖斯塔克)自己的个人叙述以及民族志概括和评论，试图以这三种“声音”的并置来调和客观化的民族志表述和田野工作中的主观性经历之间的矛盾，并尝试建立个人叙述在民族志表述中的权威。

　　尼萨的个人叙述无疑是全书的主体部分，通过对访谈录音的翻译和编辑，她的生活史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得以展现，并按照生命周期的顺序为基本构架、辅以其他社会方面，排成从“早期记忆”、“家庭生活”、“丛林生活”、“初涉性事”、……“渐渐变老”等15章。此外，还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属于作为正在体验异文化的年轻美国女子肖斯塔克的，穿插体现在《尼萨》一书的“导论”和“结语”部分：这主要是肖斯塔克的个人自白，讲述了两次田野经历的背景和过程，在异文化环境中的兴趣、生活调适、感受和想法。另一种声音则属于人类学家这个角色的，具体就是“导论”和“结语”里交待尼萨故事的收集过程和表述框架的形成等，以及加在每一章前面的民族志概括和评论(其中同时融合进了其他受访者的讲述);所有这一切有助于读者在更全面、更开阔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尼萨的个人叙述。肖斯塔克藉此在一个人性化的框架中实现了三者的相对平衡。因此，在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的力作《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86)里，出版不久的《尼萨》即被视为将个人叙述用作民族志的成功范例。

　　2. 特定的合作关系产生特定的组合结果，看他人也返观自我。

　　肖斯塔克在谈论《尼萨》一书创作经验时明确地告诉我们，个人叙述不能脱离收集个人叙述所涉及的合作过程而独立存在，访谈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一个人，回答由另一个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人所提的一组特殊的问题。报道人的个人叙述的真实性，也必须放在特定的访谈关系中才能得到较好的辨别和理解。具体就《尼萨》来说，一方面，访问者肖斯塔克作为一名24岁、新婚的美国女性，最感兴趣的是与她自身所处的生命阶段和文化环境相关(美国妇女运动)的问题：“在一个如此迥异于我自身所处文化的文化中，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如果存在普同性的话，它们是什么?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它们?”;另一方面，尼萨作为一个正在经历更年期的艰难调适的昆人妇女，她所陈述的生活故事必定是经过某种过滤机制的选择性记忆，这些记忆可能是真实的、修饰的、想象的，或者是三者组合的，但肯定服务于她当下的自我定义。因此，尼萨的个人叙述仅仅反映了50岁的尼萨和24岁的肖斯塔克之间的暂时性协作，任何其他的组合，都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参见肖斯塔克：《<尼萨>创作经验谈》，载Robert Perks和Alistair Thomson主编：《口述史读本》，英文版，London: Routledge, 1998)

　　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肖斯塔克最想了解在昆人文化中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而其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自身文化中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在全书结尾处，肖斯塔克明确写道：“……她(尼萨——引者注)送给我一份伟大的礼物——了解快速变迁的复杂世界的手段。我所拥有的几乎每一次生活经历都因昆人世界和尼萨看待生活经历的方式而变得多彩和有意义”。

　　当然，尼萨这位以其勇气、幽默、热情和自尊直面生活、笑看未来的昆人妇女的个人故事，在引起肖斯塔克强烈共鸣的同时，也对广大读者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而这种共鸣和指导意义的基础，正是人类生活中超越文化多样性的那些普同性的东西。

　　3、个案研究追求的是一种典型性。

　　读罢《尼萨》可知，肖斯塔克的做法的确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她毫不讳言，性格开放、结过5次婚、所生子女无一在世、遭受深重苦难的尼萨并不具有理想的代表性。然而，我们知道，个案研究所要求具备的恰恰不是代表性、而是典型性，是个案集中体现的某一类别现象的重要特征。与代表性所偏向的统计意义不同，典型性主要看重分析和理解的优势，二者恰好可以互补。如有评论就认为，肖斯塔克和尼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性化的框架，在此框架内，昆人生活的深描得以呈现，前人的量化研究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尼萨关于婚姻、婴幼儿抚育和死亡的阐述，也为其人口学研究提供了例证，并使它们显得更为生动。

　　传统的功能主义民族志往往强调对作为群体的被研究者的观察和评论，以求客观、科学地认识社会活动的全貌。《尼萨》继承了这一现实主义的传统，致力于呈现一个遥远的狩猎-采集部落的文化经验，并在实质上保留了民族志作者对文化解释和整体文本的单方控制权。然而，与马凌诺斯基式的科学民族志相比，《尼萨》更具内省精神，更强调被研究者的文化表述，作者本人的自我意识也更为突出。由此，无论对于我们当前的口述史研究还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志写作，《尼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尼萨》出版之后，肖斯塔克曾于1989年6月至7月间第三次踏访昆人社会。这次重访的经历和感想在肖斯塔克逝世后由其亲友协助编辑整理出版，即《重访尼萨》(Return to Nis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该书在写作风格上更接近于个人回忆录，而非民族志。

　　《重访尼萨》讲述的主要是肖斯塔克自己的旅行经历、感受和对当年田野经历的对比回想。当时作者身患乳腺癌、接受了乳房切除术和化疗，她试图故地重游，重拾友谊，寻求内心的平静。因此，这次旅行被称为“精神之旅”、“心灵之旅”。作者和包括尼萨在内的一群昆人，进行了一次狩猎-采集的旅程，途中开展了多次当地传统的治疗仪式和舞蹈(尼萨试图以此来帮助肖斯塔克治疗乳腺癌)，作者对青春、健康和友谊的渴求跃然纸上。作者坦陈，“这个地方很有利于康复……即使它不能真的使我痊愈，但我在这些日子里感到很愉快”。不过，尼萨和其他人不时以一种功利的方式对待她，在信息和服务的金钱报酬上不依不饶，又令她感到十分失望、沮丧。《尼萨》中所展示的那种和谐关系由此出现了裂痕，致使肖斯塔克进而反思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权力、经济以及对双方关系的定位和期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但是，人类普同性中的某些品质毕竟有能力超越体质、种族、文化等的差异性，使得肖斯塔克在她的阿非里加(Africa)感知“天命”。在该书的“尾声”中，作者告诉我们，她在自己的生活中接纳了某些昆人的习俗，其首次分娩就仿效了昆人妇女的经验，在友谊，婚姻，对性、孩童养育、离婚、闲暇时间的态度等问题上，昆人的处理方式亦为其参照标准。作者还告诉我们，多数读者都能从尼萨的故事中体味出人类生活经验的相似性，另一位从事妇女口述史研究的人类学家Blanca Muratorio的主要报道人、厄瓜多尔的盖丘亚族印第安妇女Francisca，甚至对尼萨的心愿和哀伤有着感同身受般的理解。

　　此外，从“追踪调查”的意义上来说，作者非常关注1975年访问之后、尤其是《尼萨》一书出版以来，尼萨生活与观念所发生的变化。肖斯塔克作为访谈回报所支付的母牛和礼物，已经使得尼萨成为当地最富有的昆人之一;尼萨曾经要求匿名，肖斯塔克因为恐怕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证这一点而心存不安，但1989年的尼萨似乎不再介意这个问题，反而因为被外来人辨认出真实身份而觉得自豪。当然，尼萨个人变化的大背景是昆人社会受外来文化影响所发生的变迁：生活方式由狩猎-采集逐渐转向畜牧-农耕。

　　总之，除了让人习得口述史访谈的经验和写作技巧之外，《尼萨》和《重访尼萨》两书也可以被看作是肖斯塔克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关系的一种坦诚述说，以及用多声部叙述个人生活史的方式研究远方异域人群的一种尝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彼此的友谊有利于民族志作者获知异文化的诸多隐秘，从而更好地融入并理解当地场景，进而能够使自己透过文化比较实现心灵旅行、深刻感悟人生和人性。

　　作者单位：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边缘族群的苦难记忆

　　——关于俄裔的口述历史

　　唐戈

　　从1995年至今我一直在关注生活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族群，我将其称之为“俄裔”。顾名思义，俄裔就是俄罗斯人的后裔。这个族群可以继续分为两个亚族群，一个亚族群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按国籍可分为俄罗斯侨民(简称“俄侨”)、无国籍侨民和中国籍的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另一个亚族群是中俄混血人。“混血人”是民间使用的汉语族称，“中俄”二字是我加上去的，以示与以“混血人”为族称的其他族群相区别。

　　如今生活在中国的俄裔绝大多数都是中俄混血人，比如在整个东北地区，据我掌握的情况，纯血统的俄罗斯人目前只剩下十余人，而中俄混血人可能高达数万人。新疆也是一样，2003年8月我在新疆做调查，全乌鲁木齐市三千多俄裔(俄罗斯族)中只有三人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但历史上不是这样，比如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旧称额尔古纳右旗)，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当地苏侨和无国籍侨民的村庄多达四十余个，而中俄混血人的村庄只有10个左右。

　　1、俄裔口述史的访谈套路

　　我做俄裔口述史带有随机性，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套路，而且越到后来这个套路运用得越熟练，因为我逐渐发现，作为同一族群的成员，俄裔们具有十分相似的经历。当然相似之中还有不同，否则我只需做一个口述史就可以了，而这也正是我需要挖掘的。

　　通常，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祖上谁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如果访谈人的母亲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那么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是怎么结合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洗没洗过礼?第四个问题是：你上过学吗?在哪儿上的学?第五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都做过哪些工作?第六个问题：你有几个兄弟姐妹?第七个问题：你什么时候结的婚?第八个问题：你有几个子女?第九个问题：50年代中期，俄侨是怎么离开中国的?第十个问题：你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吗?最初我并没有普遍地问这个问题，但俄裔们讲着讲着，话题就会转到这上面来。后来我发现俄裔口述史中最精彩的部分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他的父母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另一个就是他在“文革”中及其前后的遭遇。前者能提炼出两种文化碰撞、融合这个人类学永恒的主题，而后者则是这个族群的“苦难记忆”。我在北京大学听过人类学家景军的一个讲座，题目叫“苦难记忆人类学”。景先生称苦难记忆人类学发端于犹太人对二战的苦难记忆。俄裔们对“文革”中所经历的“苦难”的“记忆”为苦难记忆人类学提供了另一个鲜活的例证。尽管“文革”结束已近20年了(我做俄裔口述史始于1995年)，但俄裔们并没有机会将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讲出来，很多人告诉我我是第一个来听他倾诉的人。

　　俄裔在“文革”中的遭遇常常伴随着种族歧视，但种族歧视并不限于“文革”期间。如果口述人在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时没有涉及种族歧视的内容，我通常会再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因为自己长得像俄罗斯人而遭受过歧视?

　　针对这样一个血缘—文化的边缘族群，我对俄裔的族群认同(包括国家认同)十分感兴趣，通常在“故事”结束之后，我会问一个有关族群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你去过俄罗斯吗?如果对方回答说没有，那么我就问：你想到俄罗斯定居吗?也可以有其他几种问法，或者将这几个问题都提出来。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你的祖国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第四个问题是：你认为中国好，还是俄罗斯好?

　　2、前苏联排华与俄裔的遭遇

　　中俄混血人有两个诞生地，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中国人进入俄罗斯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越过中俄东段边界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个途径是乘船从山东半岛直接抵达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同闯关东一样，中国人称到海参崴为“闯崴子”。生活在哈尔滨的中俄混血人列娜(女，1924年出生)祖籍山东海阳县，其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人闯崴子到位于海参崴南不远处日本海中的一个岛上淘金子，后来与当地的一位俄罗斯姑娘，即列娜的母亲结婚。

　　俄罗斯排华始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就有过排华事件发生，尽管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明。列娜出生在俄罗斯，她在那座位于日本海的孤岛上已长到3岁。她说：“我那时已经记事，苏联人见到中国人就杀，我们先到海拉尔，然后才到哈尔滨，纯粹是逃难。”列娜出生于1924年，她3岁时是192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

　　中俄混血人之所以受到排挤，原因是前苏联并没有将他们认定为一个单独的族群，而是将其统统归入华人的行到，甚至在国籍的认定上，他们通常随了父亲，而不是母亲。出生在俄罗斯的中俄混血人是以华侨的身份进入中国的。

　　二次大战爆发后，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及其俄罗斯妻子和中俄混血子女受到排挤，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回到了中国。生活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QCH老人(尼古拉，男，1926年出生，已去世)也是出生在俄罗斯的中俄混血人，他们一家是1935年回到中国的。那是一个冬天，他说：“我们和一家姓杨的，赶着马车，为了迷惑苏联红军，在抵达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一个村庄后，并没有马上过来，而是假装在那里住下。半夜乘苏军不备，赶着马车就往中国跑，但还是被发现，我们也顾不上后面密集的枪声，只是一个尽儿地用鞭子抽马，让它快跑。当马车跑到河中央——已进入中国境内，后面的枪声停止了。”

　　其他人则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朝鲜人和日本人一道被集体迁往前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其他加盟共和国。我曾经看过一个材料，说朝鲜人被迁到哈萨克后，一下火车就紧紧抱住苏联士兵的大腿，说：天那，这地方能种水稻吗?之后他们有许多人通过伊犁(霍尔果斯)和塔城两个口岸移民中国新疆。据我2003年8月调查，生活在乌鲁木齐的三千多俄裔，除两家为河北人外，其他家庭都是山东人，甚至有很多人是东北义勇军的后代，当年东北义勇军撤退到前苏联后大都在当地娶妻生子了。生活在伊宁市的卡利娅(女，1940年出生，已去世)是出生在当地的中俄混血人，1933年，她的父母和姐姐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回到中国的。

　　3、“文革”期间及其前后的遭遇

　　正如在俄罗斯中俄混血人被视为华人一样，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生活在中国的中俄混血人却被看作是俄国人。而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族群在历史上的遭遇，几乎都与其所在国家主流族群对他们的认知和态度有关。特别是当两个主流族群产生矛盾时，生活在两个族群之间的边缘族群的厄运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一位中俄混血妇女在讲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时，曾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我们不被看作是中国人;到了俄罗斯，我们反倒被当成是中国人。”

　　俄裔在中国的厄运始于中苏关系的破裂。1962年，新疆发生了中国边民逃往前苏联的“伊塔事件”。“伊塔事件”之后，那些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在军队和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即被从这些部门清理出来。卡利娅的丈夫，一位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就是这时被从公安部门清理出来，之后被下放到农村的。卡利娅这时也被下放到农村。相同的遭遇使他们对对方产生同情，并最终走到了一起。生活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PHC(阿列克谢，男，1934年出生)是一位中俄混血人，以前他曾在当地的体委工作，是一名干事。“伊塔事件”之后他被迫离开体委，之后全家被下放到位于额尔古纳河畔的一个小村庄。HXZ(沃利亚，女，1936年出生)，又一位中俄混血人，她的情况与PHC刚好相反，他们一家原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另一个村庄，但由于他的丈夫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伊塔事件”之后，他们一家被指责为“颜色不正”而被迫迁往一个远离边界的村庄。

　　“文革”开始后，生活在中国的俄裔不是被打成苏修特务，就是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还有一个特殊的罪名叫“米吉斯共和国成员”。米吉斯是俄语“混血人”的意思，据说是一个小伙子酒后失言称“我们是米吉斯共和国”，于是造反派开始在额尔古纳全境搜查并逮捕了大批“米吉斯共和国的成员”。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俄裔聚居的村庄都有造反派私设的监狱，被抓进监狱的俄裔被带上了造反派们自制的手铐和脚镣，待遇好的白天能下到地里干活。有一个年仅11岁的少年也被关进了监狱。

　　我每一次到额尔古纳市都要去看望该市第一中学退休俄语教师王秀枝(伊林娜，女，1943年出生)。王老师有一个儿子，眼睛斜视，王老师告诉我：当年她是以米吉斯共和国女秘书的身份被抓起来的。当时她正怀着儿子，曾被多次吊起毒打，结果儿子一出生就落下斜视的毛病。还有一个妇女，也是怀孕，在一次被吊起毒打时，胎儿被打下，当场死亡。当时正值隆冬时节，胎儿的尸体被造反派在雪地里拖出几十米远，留下一道鲜红的血痕。

　　另一位生活在哈尔滨的退休俄语教师LJY(柳芭，女，1932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后，她的父母和弟弟移民前苏联。LJY和姐姐因为已婚暂未与父母同行。父母到苏后给李发来邀请，李拿着邀请函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办理手续，哪知公安局已被造反派占领，李一到公安局即被抓起。她在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里关了一年。那时候她的外甥经常到监狱给她送饭，她怕外甥也被抓起，于是常在心中求显圣者尼古拉保佑她的外甥平安。直到今天，尼古拉的圣像还被她供在自家的圣像台上。

　　附：郝春发“叛国投敌”案

　　“叛国投敌”这个字眼，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恐怕是十分陌生的，但是对于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多少都能唤起一些记忆。

　　黑山头是位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西南部的一个村庄。离黑山头不远是清雍正年间设在额尔古纳河畔十二座“卡伦”之一的四卡，四卡对岸是俄罗斯的旧楚鲁海图镇。早在清代这里就已被辟为中俄贸易口岸。

　　同所有俄裔聚居的村庄一样，“文革”初期黑山头也有一座造反派私设的监狱。监狱里关押着一个叫郝春发的“犯人”。他那时已经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了，有一天放风，他突然看见监狱的墙上赫然被贴上了7个大字块：立刻枪毙郝春发。他决定逃跑，逃到前苏联。白天看押他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看得很严，即使是上厕所也要由其中的一个人跟着。到了晚上，换上来一个老头，他是当地小学校的校长，外号叫“迷糊”。夜半时分，郝春发提出上厕所，那个老头困得要命，正在打盹，就让郝一个人去了。郝乘机逃出监狱，沿着根河(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吉奇山西南侧，全长427.9千米，于四卡北12千米处汇入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P57，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向额尔古纳河方向逃去。

　　郝经过家门时也没顾得上回家与亲人道一声别，只顾拼命地向前跑。没跑出多远，即有“追兵”在后面追来，左边一辆摩托车，右边一辆吉普车，但郝并不担心，因为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而且距离额尔古纳河也没有多远了。

　　不久到了一个“鱼亮子”(一种用木杆搭在河中呈栅栏状的捕鱼工具，可兼作桥用)，这是郝同其他社员去年搭的。郝手扶着鱼亮子，不一会儿到了根河对岸。在额尔古纳河中离河岸不远有一座小岛，小岛虽然离中国领土近，却属于前苏联，并且岛上还有一座铁制的苏军瞭望塔。真是天助他也，当时正是初冬时节，额尔古纳河在那一年第一次结了冰。冰结得不算结实，而且只有靠近岸边的浅水区才结了冰。郝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这座小岛。郝告诉我：如果他当时跑得慢，就会落入水中。

　　岛上没有苏联哨兵。这时瞭望塔上的电话铃响了，郝爬上瞭望塔，拿起了电话，用十分流利的俄语向对方讲明了自己的处境。没过多久即有苏联士兵上岛将他接走。

　　苏方给他换上了新衣服，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他，又领他到各地参观。这一切的目的是发展他为特务，让他潜伏回中国，为苏方搞情报。郝不从。郝说：虽然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破裂，但双方都还遵守着以前的协定，如果有边民逃往对方国家，对方国家应将其遣送回本国。

　　郝被从满洲里遣送回中国，在监狱的小号里关押了一年。一年之后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入狱，在哈尔滨一座劳改工厂里改造了10年。“文革”结束后郝被平反，回到家乡，与父母、妻儿团聚。

　　这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个口述史，我每次要提问，都被郝用手势打断。他事后告诉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天子脚下”的百姓生涯

　　——关于《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

　　定宜庄

　　《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定宜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1月版。

　　我做了10年、最终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为书名出版的口述史作品，我将它定位为一部以口述访谈为主的史学专著。我想做的，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人的角度，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追溯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北京人如何记忆和表述他们的过去，他们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怎样使过去变成现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他们如何运用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眼中的这个北京，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记忆过程的本质，这是这本书的宗旨。

　　我所理解的口述史

　　口述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不等同于人们一般理解的“口耳相传”的历史，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不外乎两点，即它的民间性与个人性。

　　首先是它的民间性。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妇女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第二是它的个人性。口述史强调从个人的角度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是口述史学与主要以民间传说构成的“口述传统”最重要的区别，因为后者往往是集体性记忆的产物。

　　这两点就是我这部口述史遵循的原则，而这本书尤为注重的是这两点的交叉与结合。

　　在这部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中，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更多的是普通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百姓、少数民族和妇女，这是以往研究北京史的学者较少关注过的。至于访谈议题的中心，则是他们的普通人生。这一选择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即使访谈内容与重大题材有关，选取的也未必就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人物。这样做也许会遭人诟病，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事件与某些代表人物结合起来，但我却认为那些边缘的小人物，对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也会有自己个人的感受，他们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响，也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第二，这并不说明我就一定排挤名人，只不过是访谈对象即使是名人或是某重大事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时，访谈议题也仍重在他的日常生活，而并非他超乎凡人的成就，我想以此来与对名人的新闻采访区分开来。

　　口述因人而异，它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即使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采访者，他的口述也会衍化出不同的版本。文献却是稳定的，一旦形诸文字，便很难再修改、再推翻。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史家做口述时，无论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他们更感兴趣和更愿选择的，总是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人群，这就具备了以稳定的文献与流动的口述相参证的条件。史家讲究的是校勘辨误，这当然是就文献与文献之间的互证而言;如果再跨越一步，便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讲的是以考古发掘的文物与文献的互相参证，其说早已为学界承认并推重;而将口述与文献互参，不仅仅与“二重证据法”在方法论上有一脉相承之迹，可以纠正被访者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更为重要的是，二者互参，还可以以文献为据，来分辨哪些是被访者在此基础上有意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对这种虚构本身的研究，包括被访者何以要进行虚构，在这种虚构之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心态等等，往往是研究者最感兴味、研究也最有价值之处，这便比“二重证据法”又跨越了一步。所以，对于口述而言，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参照物。没有比较和参照，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的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很难有进行艰苦繁琐的爬梳考据的耐心和能力，而这却正是史家最见功力的长处。

　　以稳定与流动相参照，只体现了文献价值的一个方面，以“点”与“面”相参照，恐怕是文献更重要的功能。口述的对象是一个个的个人，他(或她)所谈的经历与往事，不可能与他生活的大背景毫无关联，也不可能互无影响。例如老北京人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无不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刻记忆，但旗人后裔与汉人和回民对此的述说，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清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生活于八旗社会中的旗人特点，对这些差异就无法理解和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文字记录。总之，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时，置于大事件之中的小角色的感受，才会变得饶有兴味和深具学术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文献之于口述史的不可替代的功用。

　　此话当然是有限定的，因为在没有文字文本的时期和地域，也许同样可以做口述史，完全不依赖于文字文本的口述史作品，现在有，将来也一定还会存在。但是具体到这部关于老北京人的书，既然被访者所述时期还同时存在着大量官私方文献包括档案，所以将文献引入到口述中的工作便不可避免。这表现在：其一，寻找被访者时，让文献起到向导和为被访者的社会角色定位的作用。其二、将被访者讲述的内容与文献进行对比和参照。其三，当二者间出现不同的时候，并不简单地判断哪个更真实、更准确，而是考查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并以此引导出下一步的求证。当然，在整个的访谈过程中，无论我在文献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也必然是居于幕后、隐而不显，因为在一部以口述为主的著作中，是不可以让文献喧宾夺主的。

　　总之我认为，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也是我这部口述史，区别于其它有关老北京人的访谈、传记的主要特征。将文献记载与口述记忆结合在一起，我便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老北京人”的界限

　　这本书的题目既然是“老北京人”的口述，首先就必须为“老北京人”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首先是做时间上的断限。北京如今人口已逾千万，如果将这些人口一概算作北京人，范围就未免过大了。事实上，北京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清朝衰亡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从全国各地陆续涌入的。据1937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1915年)四郊划入，增至120万，此后民国政府南迁，人口数量稍显减少，但旋即繁荣。迄至1937年，北京人口为150万人左右(《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P2)。我就是以此为据，以民国之初那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作为这本书中“老北京人”的标准的。这些老北京人都是在1911年之前、至迟不晚至1915年就已经定居于此、后来也世代居住于此的人。惟有这种在居住地相对稳定的人，对于周边的环境、对于祖辈以上的事件才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记忆，人们都知道，记忆的遗忘与迁徙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中国也是北京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划定为老北京的这些人，其祖上有过对这场大变革大动荡的亲身经历，有着对清亡前后生活变迁的对比和对北京百年生活一脉相承的记忆，这是后来陆续移居北京的人不具备的。我当然希望这个时间的上限还能无限上延，但在1911年以前即已居住于京城的人，如今已不可能尚存于世，只有从他们后人的记忆中，还有找到某种历史延续性的可能。再者，从人们的习惯上，都认为“三代”才堪称为老，以30年为一代，三代将及百年，也约略符合这本书为老北京人划定的标准。

　　将时间定为最近的一百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由口述史这一学科的特性决定的：如果没有诸如族谱、碑文之类的文字纪录，也没有为了要子孙后代记忆而编写传唱的歌谣等形式，一般地说，人们的记忆至多只能上溯三代，也就是祖父一辈，再往上溯，往往就只是一些空洞的符号，而难得有具体的故事了，而惟有故事，才是记忆的载体，也是口述得以存在和传承的前提(感谢我的同事胡宝国教授提醒我注意到这个事实)。

　　当然，所谓三代定居北京，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京城的官员到外省赴任，孩子可能就在外省出生;京旗人家没落之后，有可能到外省祖坟上守坟;清末就已定居于京的移民，子女可能还留在故乡，直到长大才来京跟父母，诸如此类，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根、他们生活的主脉还在北京，何况这样的进进出出，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本属正常，也是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必须要注意的内容。

　　第二是划定地域的界限。北京的行政区域，近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郊区日趋扩大，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所以对于老北京人居住的地域，也是非加以限定不可的。这本书选择的被访者，主要都在城区，亦即旧日被包围在城墙以内的地方，其中又包括内城与外城(南城)两部分。至于城墙之外的城郊，我只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点”，其中一是清代旗人的聚居地，因为城郊的旗营与城内的八旗属于同一整体，是京师八旗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二是一些主要依赖城市为生、而非以务农为主的那些人，以此来展示城郊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关系。这在目前北京的城市史研究中还基本上是个空白。至于京郊的农民，这里就不再囊括了。

　　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划定之后，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力求在这个界限之内取样的全面性与代表性，这是在设计口述方案时就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注意的问题。但我在口述实践中却发现，预先的设定只能是初步的、粗略的，更多地还是要边做边发现问题、再随时予以弥补。这个随时修正、随时补充的取样过程，其实也正是我对这个主题的把握不断改变、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也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事先未曾料到的收获。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北京史研究中，仍然存在诸多误区。对自清以来几百年间少数民族在京城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充分认识，是其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在很多研究者心目中，始终根深蒂固地将汉族人和他们的文化置于这个城市的中心，明显的例子就是以前门外的天桥和宣武门外的会馆作为北京文化的代表。清代京城的居住格局既然是外城住汉官汉民，这两个地带又是汉人最重要的集聚区，对这两处的强调，就不能否认带有对内城满族文化的忽视。

　　这种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客观历史事实造成的结果。自辛亥革命爆发到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北京旗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歧视，失学、失业，生计濒临绝境，迫使他们改汉姓易汉名，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这种种现象虽然在全国的旗人中都曾存在，但北京城尤为突出。自辛亥革命迄今百年，当年的京旗已经不存，他们的后裔中有很多并未“改回”自己的民族成分，或者说他们并未认同于今天的满族。在我访问的许多家庭，亲兄弟姐妹几人往往有的报满族，有的报汉族，就是很耐人寻味的例子。正因如此，所以我制订访谈计划时，就不拘泥于人们在今天户口册上注明的民族成分，而是将这个已经隐而不见的族群的后裔，作为我着力寻找的重点。通过访谈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不仅对祖上作为旗人的历史保留有较为明确的记忆，旗人生活的基本方式，包括经济活动、社会交往、民间信仰、年节习俗，以及娱乐等等也仍有遗存。所谓“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他们。不了解他们，而以主要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才迁徙移来京的汉人作为中心，或者以今天的满族来反观当年的旗人，都会对当时的北京，产生很大的误解。

　　京城的少数族群指的并不仅仅是旗人，回族、蒙古族群体和他们对北京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只有在寻找到并访问了相当数量的旗人后裔、回民与蒙古人之后，我才比较能够想象和理解昔日的那个北京，那个既不是城市规划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学家眼里的抽象的北京，也不是一些学者根据北京的现在想象出来的所谓“民间”和“市井”的北京。寻找这些隐而不露的族群和他们的后裔，倾听他们对祖先的想象、对当年北京的记忆，是了解这个城市文化与心态的前提。

　　至于外城，除了汉、回等民族的工商业者和士子之外，还有为数甚多的由京郊和河北等省迁移来京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汉、回民族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他们自清朝中期以后逐渐在京城扎根，主要环居于京城外围，构成北京城市与农村之间一个边缘地带，是京城中最不稳定也最贫困的下层社会群体。以往谈外城者，往往津津乐道于宣南的文化与前门外的繁华，却鲜有人注意外城的贫困。事实上，移民与他们的贫穷，也是外城近百年来与商业与文化同样重要的主题。

　　结构与布局

　　这本书中的每篇口述访谈，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口述本身;二是每篇访谈之前的访谈者按;三是注释。

　　将“访谈者按”放在每篇之首，旨在为我做这篇访谈的宗旨、我为被访者身份的定位、该访谈的特点与值得阅读的精彩之处，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交待。有时也会介绍当时特定的语境(context)以及我个人的感受和心情。我还特别会谈及自己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或身份、在什么时间“进入”(access)这场访谈，以及是由哪里切入访谈的等等相关问题，这对一部口述史来说，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环节，因为口述永远是访谈者与被访者互动的产物。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别的访谈者，被访者会有不同的反应和回答，这直接影响到口述作业的效果。在一般情况下，我当然都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访谈，但即使这样，在不同的环境和心境下，也会出现不同的版本。

　　二是口述本身，这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全部是根据现场录音转录再加以整理的。这部分看起来是由被访人唱主角，但往往也是最见访谈者功力之处。对于访谈者来说，最难处理的莫过于对口述录音的文字转写与取舍。海外研究口述史的学者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该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被访者固然是在与访谈者交谈，但是前者与他自己的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更值得重视，而这一点往往难以把握、也被口述史家忽略了。他们认为访谈双方的会话速度、被访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语码转换、他的语音语调，这些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凡此种种都应该结合其文化背景来理解和解释。这些见解，从理论上说固然不错，但对于口述作业的实践者来说，却未免有些抽象。因为作为一部作品，即使是学术性著作，也必须顾及到文本的可读性，如果通篇记录都存在着各种口头语、长时间的停顿、反复的断续、重复，以及前后时序混乱等情况，读者不仅没有读下去的耐心，而且也根本无法读懂，因为在访谈者借助特定的场合、根据被访者的语气、表情和手势表达出来的内容，是转录成文字时无法表现、仅仅看文字也无法明白的。这是我的无奈，也是目前做口述史的研究者尚无法逾越的障碍。

　　第三是注释，这也是口述访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对时间、地点、具体名词出处等必须作出的规范性的交代之外，对于被访者在叙述相关史实时与文献或其它记载之间产生的歧异，我也在注释中尽量罗列或者做出考释。此外，该篇口述中提到的一些人物、史实，凡在其它篇目中也有涉及的，我会在注释中一一举出，以便于读者参照。注释是一件看似不起眼、其实颇费心力与功力的工作。

　　做这样一部以数十名被访者的口述为主体构成的北京史，是对我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和方式，将这样几十个既非处于同一事件、亦非属于同一群体的个人口述，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致给人一盘散沙的感觉。我的努力方向，是尽量做到“形”散而“魂”不散。从整体结构来说，按照地域划分为内城编、外城编与城郊编三卷，旨在突出京城不同地域居住的人群之不同并且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在这三个地域之内，则按若干人群、亦即若干社会群体分类，旨在强调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域存在由不同人群构成的圈子的、这种惟城市独具的特点。而在每个群体中，又各自有各自要展现的主题和中心，也就是各个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方式和关系。总之，居住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与记忆也有着巨大差异，正是这种种的差异，能够让我们从更多的层面、更多的视角观察和理解这个城市。我相信这种理解，比起传统的史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的，要丰富和深刻得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http://www.myzx.cu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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