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民族志方法的有关问题，以此参与目前中国语境下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的讨论。方法论(methodology; methods)也称方法学，它以方法(manner ;craft)为研究对象，是对方法的研究。笔者以为，方法论研究大致可分成两个层面，其一是研究各学科具体方法的，其二是研究有关方法的后设理论(metatheory)、认识论依据的;后者和哲学的认识论(epistemology;theory of knowledge)部分相交叠。本文的方法论考察，分别涉及这两个层面，具体地说，它通过对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及其后设理论的初步检讨，进而思考有关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1问题。
阐释人类学是在回应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危机中崛起的。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6-)创立文化文本 (cultural text)观念，认为文本这个文化描写的系统(system)既可以是文字的，亦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并试图从相关意义(context)去研究、阐释文化。他明确指出“研究文化并不是寻求其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探寻其底蕴的阐释之学。”18格尔兹的学说脱胎于象征/符号人类学，他对符号进行了分类，把自己的阐释符号学依托于“符号的意蕴”，即指代任何一种承担传递概念的媒介的客体、行为、事件、性质或关系这样一种符号类别上。他强调“符号必须有公示性”(symbols must be public),无论是使用语言、姿势形象或实体性的物资操作，符号化终须有其可被感悟的记号以供研究。在再造认知体系和文化话语的过程中，格尔兹提出的认知新角度是“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而具体操作的新符号手段即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格尔兹为人们提示的文化阐释和理解的途径，即通过“深描”展示，研究被研究者的语言、行为，理解被研究者的声音、信仰以感悟他们的“自我”概念世界，亦即“(对别人的)阐释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other’s interpretations)。“理解”是他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他的“理解”也就是“在阐释之上的理解”(understanding over explanation)。因此，格尔兹认为人类学家的工作不在于运用“科学”的概念套出“文化”的整体观，也不在于象结构主义者那样试图从多样化的文化中推知人类共通的认知语法，而在于通过了解“土著的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来解释象征体系对人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界说，从而达到对形成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世界观，人观和社会背景的理解。格尔兹批评“现代民族志”罗列大量具体文化细节的撰写方法，提示了“深描”，即在特定的情境下探求并解释文化意义的撰写方法。
诠释论理解并非先是指理解者作为一个主体(subject),用一种方法单向地(monologically)去理解外在世界的客体(object)。反之，任何理解必然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的合作(cooperation)才可以达致的。理解者和被理解者的存在境况是构成‘理解’的必要条件。正由于此，理解不单只是一个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存在(being)的问题。
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持有一种“强烈价值介入论”(a strong sense of value involvement),主张如果研究者不对其研究的现象作价值批判，便不能正确地了解该社会现象。我们也知道批判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对社会研究背后的相关后设理论(metatheory)上的问题，如“何谓社会知识”、“何谓理解”、“何谓客观”等问题孜孜以求以作重新的彻底检视33。如上所述，诠释学给批判理论的强烈价值论提供了哲学意义上的重要依据;而在“后学”(posts)34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思想和知识的背景的情况下，它们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地成为后现代人类学探索的灵感,并为包括阐释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在内的人类学文化撰写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后设理论。
8 See George 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s,1982.pp.31-37.转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382
9 这是马林若夫斯基的“浪漫的逃避”的一个主要涵义。Malinowski,Bronislaw,1930.”The ration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Administration” In Africa 3(4),pp.405-6. 转引自，清水昭俊，1999，p.564.
10 从这些文本以及下文将提及的人类学文本中，我们可以窥见，对于“他者”(Other)/异文化(other cultures the other)的兴趣(尽管目的各异)和了解欲(体验的，以及学理的想象的)是民族志一般的基本志趣，亲历(亦包括部分间接的想象的)并将亲历撰写成描述文本是民族志一般的主要内容和手法。当然，人类学民族志的异文化关怀，不止步于猎奇心绪，她怀抱着理解包括自身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的希冀，追求的是“文化的互为主体性”(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
11 参见，彭兆荣：《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中国社会科学》,2006,(2) P.127;此外，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从修辞的角度论述了现代民族志撰写中描述与叙述二元结构的内在紧张，值得一读;《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周歆红译)《写文化》，2006，pp.56-80。
16 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萨伊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1979])特别值得提及。对于人类学与社会理论、认识论的互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C.尤林的研究值得一读，参阅《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何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obert C.Ulin.2001.Understanding Cultures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该书以贯穿20世纪下半期的人类学跨文化理解的主要理论问题为主线，从“理性交锋”(其焦点是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理解或解释人类社会)的广阔视野，深入地讨论了这种互动。
23 Marcus, G.E.& Michael, M.J.F.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Clifford,J.& Marcus, G.E. Eds.1986.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尔库斯 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 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4《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1998，p.11。
25 同上，p.71
26 Alloson James, Jenny Hockey and Andrew Dawson. After Writing Culture: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关于《写文化之后》一书的简介，来自对庄孔韶评价的归纳和部分转述;参见，庄孔韶主编，2005，pp.528-532。
27 2006年7月马尔库斯来华讲学介绍，重申公共关怀，推动公共人类学实践是晚近美国人类学的新动态;See George E. Marcus, The Passion of Anthropology in the U.S. ,circa 2005. 此文为马尔库斯为中文版《写文化》所写的专文，参阅，龚浩群译《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写文化》，2006，pp.1-21，尤pp.14-19,21.)。
28 See Stephen A. Tyler. Post-modo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1986. 参阅，李荣荣译《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写文化》2006，pp.162-181);本文中的引文来自该译本。
36 马尔库斯和费切尔指出，它源于对描述社会现实的手段的充分怀疑。在美国，这种“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表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范式失败，表示将众多领域的观念统一在一个范式下说明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状况的做法，不再受人欢迎，并已出现大的转变。……“大理论”模式一度认为全球体系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显然无法解释生活在地方社会中的人们对全球体系运作作出的反应所具有的变异性。结果，在许多领域里，理论争论就转移到社会思想家所采用的方法论、认识论、解释论、表象以及话语形式本身上去了。如果把问题提高到理论反思的中心上来，那么描述的问题就变成为表述的问题。参阅，《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98，pp.23-36。
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该书以贯穿20世纪下半期的人类学跨文化理解的主要理论问题为主线，从“理性交锋”(其焦点是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理解或解释人类社会)的广阔视野，深入地讨论了这种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