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有着实业界的“强盗大王”和虔诚的浸礼教徒双重身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洛克菲勒,同意浸礼教会的提议,在芝加哥这个当时仅次于纽约的美国大都市捐资建立一所大学。威廉姆•哈珀(William R. Harper)这位在耶鲁大学教授希伯莱语的年轻博士,因为其宗教背景(先前也是浸礼会的牧师)和对社会改良运动的热衷,而有幸被聘为这所大学的校长。不过,在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新兴的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 Small,1854-1926)。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从1893年离开密执安大学,追随其好友哲学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时为止,米德都一直是该校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这门课程从1900年开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为止,每年一次,整整开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大多数研究生。在这门经典课程中,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精神、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 and Society,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
如果单从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时间先后来算,威廉•I.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1863-1947)称得上是一员老将。1893年,当他得知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时,这个在田纳西大学毕业、在德国过留学,并且已经在奥伯林大学获得教职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然地来到芝加哥,成了斯莫尔和亨德森的研究生,并在两年以后成为系里的教师。这时的芝加哥除了他的两位导师以外,加上一个文森特,就是它的全班人马。
其实,托马斯社会学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这一被罗伯特•默顿称为“托马斯原理”的假设向人们展示,情境的社会定义尽管是主观的,但却有其客观的结果。如果用“托马斯原理”去解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那么虚心不一定会使人进步,骄傲也常常不会使人落后。因为如果周围的人都将你视为一个骄傲的人,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够按让人感到值得骄傲的方式去生活。其实,这已经为贝克尔和勒默特的“社会标签论”提供了理论雏形。
尽管在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后的20余年里,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最为合适的生长土壤,但在1915年前它还一直没有获得“芝加哥学派”的美誉,因为到这时为止它最重要的旗手还没有出场。
现在,历史的聚光灯该将自己的光芒投向罗伯特•帕克,这个在1914年已经50岁时才步入芝加哥殿堂的“大器晚成者”。虽然他年近半百才来到芝加哥,但在密执安上大学时,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已经使他与芝加哥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大学毕业以后,帕克的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887-1898年的记者生涯,在这11年里,帕克辗转于明尼苏达、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这5大新兴城市之间,并对城市生活有了独特的感受;第二阶段帕克再返校园,先在哈佛大学后赴德国求学,这期间他不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学成为齐美尔的学生(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规的社会学教育),而且萌生了对社会心理学尤其是集群行为研究的浓厚兴趣,1903年帕克凭《群众与公众》(Crowd and Public)一文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手中获得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帕克再度回到社会之中,1905年他结识了黑人领袖B.T.华盛顿,并与后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渐了解了黑人的生活、习俗和状况”;第四阶段,因为托马斯的热诚相邀,帕克于1913年来到芝加哥社会学系,为学生开设“美国黑人”的课程。尽管由于社会学系没有编制,帕克是以神学院教授级讲师(professional lecture)的名义进入芝大的,并且在这个几乎无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凭着对城市生活独一无二的理解,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近乎着迷般的倾心,帕克于1923年升任正教授,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
在帕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有两部是不能不关注的:其一是他与伯吉斯合作写成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1921),其二是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在前一部长达1000页的教科书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选择了14个主题,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类本性、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人的社会化和集群行为,它规整了192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在后一部200多页的小册子中,帕克和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麦肯齐提出了后来流传盛广的“同心圆说”,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commuters’ zone);也是这本著作连同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献,确立了城市社会学的最初地位。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象征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找到的原因有许多: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城市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和塞谬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突起,而社会理论家默顿和定量化大师拉扎斯费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也结成了这种具有挑战力的学术犄角;也包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本身的问题,它的学生不断流向其他学校(斯托弗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教师关系紧张,在战后的十年内,连续两次系主任之争(1951和1956)使得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这一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它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JS)长达31年的统治。尽管在反叛后的193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大权又重新落到芝加哥学派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手中,但芝加哥社会学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已经消失,新的强势集团正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浮现。
当然,在此之前一直独领风骚的芝加哥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不仅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会的领导职务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具有明显对抗意义的事件是,也是在1937年,我们这篇文章将要论述的主角之一——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1987)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文,第一次将由乔治•米德开创的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称之为“符号互动论”(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Schmidt, E.D., 1937)。考虑到布鲁默不但是乔治•米德的学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且是帕森斯参与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牺牲品”(这一“反叛”导致了布鲁默被解除了担任多年的美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一职),1937年的“巧合”是颇富于象征意义的:它说明现代社会学的两大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开始了面对面的厮杀,它也预示着10年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崛起。
论述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有必要再回到乔治•米德那里。尽管刘易斯和斯密斯两位社会学家通过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课程注册、论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数,以及其他资料的计算和分析,欲图说明“米德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David L. Lewis & Richard Smith, 1980),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乔治•米德,没有在其社会心理学思想上提炼出的符号互动论,就肯定没有战后芝加哥传统的“复兴”,一句话,没有我们这里将论述的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谓“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其内涵是确定的。它不仅具有严格的时间(战后到1960年代)和空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在理论上,它继续秉承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主义思想;在方法上则倡导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定性研究路径。这样一种标准,将赫伯特•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戴维•里斯曼囊括进来,同时将这一时期虽然也在芝加哥任教或求学但却属于定量主义阵营的豪泽、古德曼、邓肯、博格和卡茨排除在外。事实上,1956年的“系主任之争”(Chairmanship Battle),不仅迫使败北的里斯曼出走,而且定量主义者菲利浦•豪泽的成功已经预示着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蜜月”的终结。
一般说来,社会学史家将芝加哥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斯莫尔为代表,最杰出的是米德和托马斯;第二代以帕克为代表;第三代的领头羊则是布鲁默。1930年代初,帕克的退休和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加之宏观社会背景的变化,结束了第一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芝加哥统治地位的结束直接影响到赫伯特•布鲁默的个人生涯。当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1925年进入芝加哥,1927年从米德手中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31年接替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教席时,正遇上芝加哥社会学一统天下的好时光。单从1925-1934年的10年中,美国社会学会的10任会长有7任落入芝加哥人手中,就能看出当年的芝加哥是何等的气势如虹。不过,1935年的“造反”废黜了布鲁默的“太子”之位时,也正是他扶摇直上的年龄。能够想见,芝加哥和他个人的双重“不幸”,在布鲁默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会化成一种怎样的前行动力。
1951年,布鲁默的“克星”奥格本退休。这时的布鲁默按说已经如鱼得水,其影响完全控制了芝加哥社会学系。但是,翌年的仲夏,他却离开生活了27年的芝加哥,转任加州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布鲁默离开芝加哥的原因据说与他未能获得系主任的位置有关(起初,他与豪泽都是系主任的可能人选,但最终却是休斯获得了任命),但另一种说法却是,他妻子虚弱的身体更需要加州湾区温和的日光(Gary Alan Fine, 1995: 264)。
因为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变化多端,也因为芝加哥社会学内部的矛盾,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用加里•A.范因的话来说,它的核心年代就是1946-1952年,最长也不超过1946-1960年(Gary Alan Fine,1995:9)。1952年,显然指的是布鲁默的出走所带来的断裂;1960年则是一个多重事件决定的年代:先是1958年已经因《孤独的人群》一书的出版而身名大振的大卫•里斯曼在“系主任之争”失败后离去(这位原本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家虽然不是芝加哥的传人,但一者因为他与休斯的友情,二者因为他对定性研究方法的痴迷,本当是芝加哥精神的继承人),接着是同一年里戈夫曼追随布鲁默去了加州伯克利,再接着是沃纳的离去,最后是1962年休斯从芝加哥退休。其实,休斯的退休使得在芝加哥外围工作的贝克尔也像断了线的风筝,至此,由托马斯、米德和帕克传承而来的芝加哥传统终告结束。
参考文献:
David L. Lewis & Richard Smith, American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Mead, Chicago Sociology and Intera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Gary Alan Fine, A Second Chicago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Herbert Blumer, “Social Psychology”, in E. D. Schmidt, ed.,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7, pp.144-198.
Howard S. Becker, “Herbert Blumer’s Conceptual Impact”, Symbolic Interaction, 1988.
Howard S. Becker, 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J. M. Chapoulie,“Everett C. Hugh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eldwork in Sociology”, Urban Life, 1987,15: 25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