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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华]《六度集经》与中国民间故事

[刘守华]《六度集经》与中国民间故事

 内容提要:西域高僧康僧会在三国时期孙吴境内译出的《六度集经》,选录故事近90则,其主体由著名的佛本生故事构成。在漫长的时空背景上,它伴随佛教文化广泛深入传播,给予中国各族民间口头文学以巨大影响。本文以“死鼠发家”、“狸猫换太子”、“四姓害子”、“感恩的动物忘恩负义的人”这几个故事类型为例,论析了汉译佛经故事在中国蜕化演变的文化轨迹。
  关键词:《六度集经》 佛本生故事 狸猫换太子 感恩的动物
  作者简介:刘守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ZW057)阶段性成果。
  
  Title: Six Paramitas Sutra and Chinese Folktale
  Abstract:Six Paramitas Sutra was translated by Kang Senghui,a Buddhist monk of the Western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Sun and Wu.The book includes about 90 stories, most of which aboutthe famous Buddha Bunsen.This Buddhist Scripture greatly influenced theoral folk literature of various Chinese nationalities in the process ofthe spreadingand tranformation of Buddbist culture in China.This article studies four story types, aiming at the analysis ofthe cultural evolutionof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throughChinese translation. They are “Making a fortune by using a dead rat”, “Grateful animals and ungrateful people”, “Attemptto murder theadopted son” and “Changing the prince with a leopard cat”.
  Key words: Six Paramitas Sutra Buddha Bunsen “Changing the prince with a leopard cat” “Grateful animals and ungrateful people”
  Author: Liu Shouhua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ofLiterature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China),specializing in folklore studies.Email:liushohua@126.com
  
  《六度集经》是西域高僧康僧会于三国时期在孙吴境内译出的一部佛教经典,汉译成书时间约在247年他抵达建业(今南京)会见吴主孙权之后。《六度集经》是一部佛教故事集,原书编撰者按其内容分别归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等“六度”之中来组织篇章结构,故以《六度集经》的书名传世。这六种行为是信徒修持佛法,由此岸世界通达彼岸世界之路径,在佛法中具有纲领般的重要意义。但本经并非单纯说教,而是将六度义理借说故事给以通俗生动的表达。《六度集经》的通行文本为8卷本,标明为91章,略去4章序言与阐释文字,实有87则故事。在87则故事中,以人物或动物为主要角色构成的本生故事达70则,佛传故事3则,因缘故事14则。由此可见,就主体而言,《六度集经》实为一个佛本生故事集。
  所谓本生故事,不论在佛教经典或世界文学宝库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印度佛教徒利用本生故事来宣传教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除刻印成专集外,也常常分散穿插在其它佛经中。在许多汉译佛经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中,就常有数量不等的佛本生故事散见其中。而包含佛本生故事最为丰富的,就是这部《六度集经》了。对《六度集经》,海峡两岸已出版过几种注释本,并有林彦如女士以“《六度集经》故事研究”为论题,撰写了一部内容充实的硕士论文 。本文特就《六度集经》和中国民间故事宝库中相对应的故事进行比较,借以探寻其在中国各族民众中传播演化的轨迹。
  
  一、小乞丐的致富传奇:“善用小钱成钜富”
  
  《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中的“理家本生”,叙述一个贫穷的小乞丐,以一只死老鼠辗转致富的有趣故事,可将它归入“善用小钱成钜富”这一生活故事类型之中。
  
  以前菩萨是个大商家,积财齐国,常好济贫,惠及众生。有个朋友的儿子,因浪荡成性,散尽家财。商人怜惜他,给他千两黄金做本钱经商。可他不改淫荡游乐的习性,把家产败光,又厚着脸皮来找商人。当时商人门外垃圾堆里有只死老鼠,商人便借此训诫他:“聪明的人用这只死鼠都可以谋求生计,兴家立业,想不到给你千金还落得这样穷困!”
  这时有一个小乞丐,正来向这商家乞食。听到商人对浪子的教诲,心有感悟。讨得一点食物,离开时将那只死老鼠带走,随后又向人乞讨到一些调味佐料,将死鼠烧烤成鼠干,卖得两钱后转手去贩卖蔬菜,几经周转,小钱变大钱,终于成了富人。他想:我本来是一个小乞丐,就是听了那位商人教训浪子的一番话,才兴家创业有了今天的日子。于是做了一只金鼠,肚内塞满奇珍异宝,特地送到那商人家里表示谢意。
  商人听他讲述这些自己发家经过之后深表赞许,将女儿嫁给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业交给他管理。后来还让他作了财产继承人,以孝道闻名全国。(《六度集经》114-115)
  
  这个以一只死鼠发家的“理家本生”,在故事叙述中已点明其主题:“以微致著,遂成富姓。”金荣华教授将此类故事命名为“善用小钱成钜富”,是很恰切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民间口头文学意味,从一部印度古代民间故事总汇《故事海》一书中就载有同类型的“商人的故事”(《故事海选》31-32)来看,也可以印证它原本出自印度的民间口头传承。后被佛经文献所著录,成为巴利文《佛本生经》中的“小商主本生”(《佛本生故事选》5-7)。内容大同而小异,可见是由同一故事改编而来。《六度集经》选编本故事时,除在结尾处以佛陀的口吻说明:那位大理家即吾身,浪荡子即调达,以鼠致富的小伙子即槃特比丘,由此将本篇纳入佛本生故事的行列。但这是附加于所有佛本生故事的固定程式,并无特别之处。本篇最值得注意的:一是它在情节结构上,其主角本是那位头脑机敏,巧于经营的小乞丐,本篇却先让一位无可救药的浪荡子出场,在两相对比中叙述这个以鼠致富的故事,使它富于传奇性与趣味性;二是在宣扬发家致富时不忘佛家的布施,故事中的大理家就是一位“常好济贫,惠逮众生”的人物,最后在接纳小乞丐成为自己家产继承人时,也不忘叮嘱他:“当奉佛三宝,以四等心救济众生。”正因为在叙说主人公致富传奇的过程中,还融合着施财济贫的思想,故本经将它编入“布施度无极章”内。大乘佛教的布施度有多重含义:以物质钱财施与众生的叫财施,保护众生安全,使他们免除恐怖而得到精神慰藉的叫做无畏布施,以相关义理和知识启迪众生的叫法布施。 本篇主题可以说是财施与法布施的交融,这样就赋予一则发家致富的普通生活故事以社会人文深厚意蕴,提高了其文化品位。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善用小钱成钜富”的故事类型,在中国也颇为流行。从新近采录编印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我们就发现了属于这个类型的两篇口述异文,即浙江江山市的“一个铜钿发家”(716-717)和浙江慈溪市的“三个铜钱压岁包”(752)。将浙江故事和上述佛经故事相比较,其微妙的异同之处,耐人寻味。
  “一个铜钿发家”讲的是主人公用一个铜钱换一盆洗脸水,他借口要带回去给家人洗用,将铜盆转手典当出去,用典当的钱买豆子做豆腐,接着又用买豆腐的钱买猪娃,并用豆腐渣喂猪,大猪再生小猪。“三个铜钱压岁包”讲的是以铜钱买鸡蛋,蛋孵鸡,鸡又生蛋,卖掉蛋和鸡买小猪,猪长大后再买小水牛,就这样几经周转,便发家致富了。
  这两篇中国故事和《六度集经》中的印度故事在形态上属于同一类型,是可以断言的。民间叙事作品情节结构的类同,有的属于彼此不谋而合的平行类同,有的属于相互影响同源异流;那么,就这个“善用小钱成钜富”的两则故事来看,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呢?就中印进入商贸时代以来,小本经营发大财的事例屡见不鲜这样的社会现实情况而论,两国口头文学中不谋而合地出现同类型的故事传说并非不可能;然而就这个故事类型传播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叙事形态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我以为中国故事极有可能从印度佛经故事脱胎而出。理由是:第一,《六度集经》由康僧会在建业即今天江苏南京译出,流传至今已达1700年,而江浙一带很早就盛传佛教,《六度集经》中的故事有着极为便利的条件深入江浙一带民间;而江浙地区的商贸活动又一向十分活跃,佛经中的商贸传奇故事深受民众喜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佛经故事讲的是以一只死鼠致富,中国故事讲的是用做豆腐或养鸡生蛋等等来发家,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中印两国风土人情之差异。可仔细揣摩,两国故事构想均采取夸张手法以极微薄的本钱起家,在几次周转中突显主人公的灵活头脑与商业智慧,而且在叙述中洋溢着对这些底层小人物的同情赞赏;还有中国故事仅见其近现代文本,晚于印度佛经故事千年,因而把它作为影响研究的实例来看,具有相当合理性。
  
  二、“狸猫换太子”的跨国之旅
  
  《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之“国王本生”,所叙某国王之子出生时即遭宫廷内邪恶势力陷害,后历经曲折才得母子团聚的故事,母子间的悲欢离合震撼人心,一些中国学者便将它和著名的“狸猫换太子”故事联系起来予以探究。
  
  从前一位寡妇,帮商人守视田园。有一次主人家耽误了送饭时间,等到给她吃饭时,恰好有一比丘前来乞食。她十分赞赏这德行清真的圣者,将自己所有的食物还加上一朵莲花都献给这比丘;又见他展现神足之相,便滋生了将来生出一百个像他这样的孩子的心愿。寡妇死后,灵魂聚集在比丘小便之处,一只母鹿舐后有感而孕,生下一女孩;女孩长到十多岁,脚踏处步步生莲花,国王得知后令相师看相,断定此女能传圣嗣,使国运长久,于是国王将她迎娶进宫。后来这女子生了一百个卵,却遭到其他后妃侍妾的嫉妒,事先将芭蕉刻成鬼的模样,临产时用头发盖住她的脸,将污血涂画在芭蕉上送给国王看。国王受到迷惑,便下令以壶盛卵,密封后扔进河里。
  随后这壶卵受到天神保护,被下游一个国家的国王捡起,由一百个妇人怀育温暖,后生一百个男孩,长大后智勇超群,国王配以白象百头,命令他们征讨邻国,降伏四邻。不久就征伐到百子身生之国,使举国上下战栗不安。
  这时国王急忙寻找退敌之人。莲华夫人提出可建一高台,自己登临其上,观看敌军阵势,以便为王降敌。夫人在台上高声宣讲了一番人生应行孝事亲,若生不识亲,或恃势杀亲乃邪恶大逆的道理;接着现出她的乳房,天神让她的乳汁喷射到百子口中。喝了母乳,精诚所感,百子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我的母亲啊!”于是叩头悔过,两国和睦,百姓欢欣。后来这一百个孩子看破世事之无常,于是辞亲学道,远离尘垢,九十九人都修得正果,只有一个留下来在父王驾崩后接替王位,贤明治国,就像老国王亲生的儿子一般。(《六度集经》 14)
  
  莲华夫人的故事,又见于《杂宝藏经》卷一之“莲华夫人缘”与“鹿女夫人缘”。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法显《佛国记》中也叙及此事。其故事情节大同小异,由以下三个母题串接而成:1、以异常方式孕育而生的神奇女孩;2、女孩成为王妃,却在圣嗣出生时遭遇其他后妃的阴谋陷害,用一些不祥之物换走;3、王子在磨难中成长获得超人品格,并实现母子的意外团聚。故事的核心母题就是遍及大千世界的母子间的悲欢离合,只是在佛经中将它附着在王室的宫闱争斗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彼此征战,再加上楔入某些神奇幻想,于是就构成一件传诵不息的动人故事了。
  这个关于鹿女或莲华夫人的神奇故事,在中国有没有与之类同的作品呢?近几年已有不止一位学人,指出它与中国流行甚广的“狸猫换太子”的著名传说有关联①。台湾金荣华教授在其新近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就将“狸猫换太子”作为中国幻想故事的一个重要类型列入②,编排为707型,书中提取其梗概为:“王后产下男婴(数目多少不同),被人换以剥皮之小猫或小狗,于是因为生了妖物而被废。所产之男婴被弃,但获救长大。男孩长大后,历经种种神奇的波折,终于父子相认,恶人受到惩罚,王后的冤枉也得到昭雪”。列入本类型中的作品,外国故事以见于《六度集经》的上述“国王本生”为首篇,尚有菲律宾、缅甸、伊朗、埃及、中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俄国等国的故事;中国故事,则有云南傈僳族的“寻找母亲的故事”、东北鄂温克族的“善与恶的故事”、鄂伦春族的“水泡子里的孩子”、达斡尔族的“哲尔迪莫日根”、西北回族的“三姐妹”、撒拉族的“三姐妹”、塔吉克族的“孤独的三姐妹”等。最著名的中国故事,自然是来自通俗小说而后被戏曲乃至影视作品所表现的“狸猫换太子”了。
  关于《狸猫换太子》,《文史知识》杂志近期刊出“‘狸猫换太子’背后的故事”③。就电视剧《狸猫换太子》热播后人们对其本事之虚实的关注作了清晰解说。电视剧大抵据石玉昆的小说《三侠五义》编成。由于它取材于宋代历史,众人便以为它是当年历史真实的再现。其实它的故事情节多是子虚乌有。据史书载,宋真宗身边的两位女人刘后与李宸妃之间并没有后位之争,李氏之死并非刘后所害,刘后终生未育,宸妃之子仁宗继位后在宫廷内也没有发生大的动荡,更没有什么包公断案的事。它引人入胜的那些情节,均出于艺术虚构。
至于民间口头叙说的同类型故事,其情节梗概正如本文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所引述的。它出自不同兄弟民族的口头文学之中,但情节普泛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并没有将故事附着于某一特定王国或王朝的历史背景之上的情况。这个具有世界性的故事类型情节的普泛化,首先同它所表现的母子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普泛性有关。母子情深似海,而在父权制社会中又是子继父业,便常常出现共事一夫的两三位女人争夺亲生子而谋害非亲生子的家庭风波,使母子间的悲欢离合成为最富戏剧性的动人故事。在这一巨大人文背景下,印度佛经故事将它纳入佛本生故事之中,佛陀自身就曾是那位生下来就曾遭遇灭顶之灾,后来终于同生母团聚并为国建功立业的英雄。这样的故事伴随佛教的广泛传播,在全球特别是亚洲各国之深入人心,并在口头文字中留下鲜明印迹,就成为合情合理的事了。几位中国学者在将《六度集经》中的“国王本生”归入“狸猫换太子”类型,并同中国故事作比较时,均未涉及两者之间的影响渗透问题。我以为,把中国的这个故事类型完全归结为从《六度集经》等佛经中脱胎而来,目前的实证材料还不足。从故事整体形态表层来看,袭用佛经故事的印记并不十分明显。如饮乳认亲,在佛经故事中颇为常见,就是印度民俗的鲜明烙印;再如“百子”、“千子”也是只有在印度古代故事中才有的奇特想象。可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母题——宫廷内母子的悲欢离合,却突出地贯穿在中印两国的同类型故事中,发挥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而包含在印度佛经故事中的这一重要母题,在中国的传播已有千余年漫长历史,加之中国的“狸猫换太子”本是真人假事的虚构之作,在此情况下,中国有关作品受佛经故事的影响渗透,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童子本生》(四姓害子)在中国的蜕化
  
  《六度集经》卷五“忍辱度”“童子本生”,讲的是一个名为“四姓”的富有商人收养一个被父母遗弃的穷孩子却又三番五次阴谋加害终未得逞,孩子反而因祸得福的传奇故事。人们在选编这个汉译佛经故事时,通常以“四姓害子”为副标题。
  
  一个生于贫家的男孩被父母偷偷地弃置在大街上,被一寡妇收养。那天是一个吉祥欢乐的日子,众人都说,今天生下的孩子将来一定会交好运,贵而且贤。有一位名叫四姓的财主,结婚多年没有生孩子,听到这个流行说法十分高兴,便派人四处打听寻求有没有当天所生的弃儿。有人将寡妇收养弃儿的事相告,他急忙找到这寡妇诉说了自己富而无子的情况,花一笔钱将孩子买到手。
  养了几个月,财主的妻子怀孕了。他想:我没有孩子才收养别人的小孩,现在天帝赐给我子嗣,我还养他干什么?于是财主在夜里把他丢在洞坑中。家里的羊却来给他喂奶,被牧牛人发现抱了回去。财主得知后心生悔意,再行收养。不久夫人产子,财主又生恶念,将养子丢弃在车道上。有商人车队路过此处,拉车的牛止步不前,孩子被商人捡起随后转给一位寡妇收养。财主得知后后悔自己的残忍,又将弃儿买回来,平等养育两个孩子。过了几年,商人见养子聪慧过人,担心自己儿子将来要受他的摆布,又将养子带入山中,丢弃在竹林里,想把他饿死。可这孩子却自己逃出竹林,被砍柴人救走。养父得知后又把这孩子弄回来,并让他上学读书。他对各种学问过目即能,又禀性仁孝,深得国人赞赏。
  财主这时再次生起凶恶念头,而且变本加厉,派养子送信去给远方的铁匠,信中说了许多关于养子的坏话,要铁匠收信后立即将这孩子投入火炉。养子送信途中遇到弟弟正和一伙人玩游戏,要哥哥代替他,他自己抢了哥哥的信送到铁匠家。铁匠看信后就把弟弟抓住扔进火炉烧死了。养子回到家中将事情经过告知财主,财主气结内塞,一病不起。他下决心一定要杀死养子,又指派养子到一个远处庄园去送信,信中要对方在养子身上绑上石块沉入深渊。中途他按养父的吩咐去看望养父的一位朋友梵志,梵志的女儿偷看他身上所带的那封杀人信件后,感到愤恨不平,将信件内容改为请庄园上的人立即办理他儿子同梵志女儿的婚事。这椿婚事办得十分隆重,财主听到消息,病情更加沉重,而那位设计同养子成婚的梵志之女还特地以新媳妇的身份前来床前跪拜,祝他长命百岁。当下这财主便气塞而亡。(《六度集经》 25-26)
  
  这篇“童子本生”篇幅长达2000字,不但在《六度集经》中是篇幅较长的,而且以情节婉曲和叙说生动显出其特殊魅力。故事中那位叫四姓的财主因富而无嗣收养弃儿,本属善举。后来因有了亲生之子而三番五次加害养子,却一次又一次在阴差阳错中弄巧反拙,不得不吞下自己造成的苦果。故事以一个害不死的孩子为主人公,置于“忍辱度”系列之内,将佛家倡导的忍受苦难屈辱和民众对贫苦不幸者的深切同情相融合,财主和养子的纠葛在几度反复中不断升级,结局大快人心。《六度集经》中的许多篇目所插入的佛学义理说教较重,情节叙说往往缺乏生动性,本篇正以叙说的细致生动见长。例如财主对养子不仅加害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各不相同,而且每次从收养至遗弃,以至欲置之死地的心理状态也不一样。结尾时财主设计的杀人阴谋以意外结局收场,作品中还安排那位偷改信件内容的调皮女孩以新媳妇的身份,跪在他面前一本正经地表白孝道:“当奉宗嗣箕帚之使,尽礼修孝,惟愿大人疾瘳福臻,永保无终之寿!”于是“四姓结忿内塞而殒”,一下子就气得一命呜呼了。屡遭迫害的穷孩子总是逢凶化吉,而处心积虑害人者却自取灭亡,这样的积极主题和生动叙述,使这一故事获得了跨越广大时空的不朽生命力。
  令我们不胜惊奇的是,这个“四姓害子”的本生故事一直活在中国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口头文学之中。云南编印的一部阿銮故事集中,有一篇“阿暖吉达贡玛”,就是上述“四姓害子”的中国傣族版④:
  
  从前有一年正月十五日,穷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卜卦师说这一天是吉祥日,生下来的孩子会成为有福有钱的人。当地一位富翁的妻子正怀着孩子,他想:把这个穷孩子买来弄死,福气就会落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于是找到穷人家给了一块银子,把这个叫岩佐纳的孩子弄到自己家来,然后在夜里将他放在人马出入的城门口外。第二天早上,放牛人赶着牛群出城,一条牛站在孩子面前保护他,放牛人将孩子收养。富翁出钱将这孩子买回来又丢到大河里,被撒网打鱼的渔夫救起。富翁再次将这孩子弄回来扔到深山老林的坟地上,被山里的牧羊人救起。富翁用同样办法又将孩子弄回,为了怕别人说闲话,只好将孩子暂时养在家里。等到岩佐纳长到十岁,富翁派他到烧窑的地方去挑回两个土锅,暗中叮嘱匠人将他弄到窑中烧死。他在路上遇见弟弟跟一些小伙伴在玩打陀螺的游戏,弟弟玩输了,转手给岩佐纳说,他自己代替哥哥去挑土锅,结果被窑上匠人骗到窑里关上窑门烧死了。富翁还是不死心,又要岩佐纳出门给远处的刽子手头目送去一封信,信上要这刽子手立即杀死送信人。岩佐纳在旅途歇脚时遇见一位帅相姑娘,这姑娘偷看他捎带的杀人密信后,将信件内容改为请那朋友帮助岩佐纳同帅相姑娘立即办理婚事。富翁害人的图谋一次一次落空,气得病倒在床。最后岩佐纳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他床前,正赶上富翁向他妻子交待后事。本来他是要讲明家中全部财产都不给岩佐纳,因帅相姑娘扑到他身上表示尽孝,将他口中的“不”字卡住,于是他家的全部财产都落到岩佐纳身上了。
将这篇傣族故事和《六度集经》中的印度佛经故事相比较,从主干到枝叶,从外部形态到思想内涵,都达到惊人的一致,前者由后者脱胎而来甚为明显。另从它们的文化源流史上进行追索,云南省傣族的阿銮(也有译作“阿暖”的)故事,实为源自巴利文《本生经》的《佛本生故事》之变体,它们既可作叙事诗由“赞哈”演唱,也可作散文故事讲述。上面这篇“阿暖•吉达贡玛”就是由赞哈口述,经记录整理收录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第7辑的《阿銮故事集》中而引起学人重视的。 由此可见,这篇傣族故事同佛经故事之类同并非偶然,而是我国崇信小乘佛教的傣族民众长时期吸纳印度佛教文化所留下的遗迹。
  它突显傣族社会文化特色的“小异”之处同样也是鲜明如画。穷孩子一次又一次逢凶化吉本是原故事的大框架,至于中国故事中将他放置在城门口被牧牛人救起,将他扔在深山老林的坟地上被牧羊人收养,后来又将烧土锅的窑场工匠和管理刽子手的官员拉进来充当其中一个角色等等,那就是以云南傣族特有生活文化为背景而发生的细节变异了。如果我们不同原来的佛教故事进行比较对照,很难看出它脱胎于他国故事的痕迹。这正是傣族民间艺术家富于创造性的表现。
  《六度集经》中“理家本生”(四姓害子)这篇故事的广泛流传,已构成为一个经典性的文学母题或类型,除上述见于中国云南傣族和四川藏族的两篇鲜活故事为其遗存之外,它的有关母题还楔入中国和他国其他故事类型之中,闪耀出动人的思想与艺术光彩。笔者在探索AT461“求好运”这个著名世界性故事类型时,就发现在其复合形态中将“童子本生”作为部件包孕在内。“求好运”类型的标志性作品是见于《格林童话》中“有三根金头发的鬼”,它由两个部件构成,前半截讲的是“害不死的幸运儿”,情节梗概与“童子本生”完全一致,源自佛本生故事; “代人问事得好报”,其实它也是由一则佛本生故事演化而来,这个故事见于汉译《贤愚经》中之“檀腻革奇品”。欧洲学者早在20世纪初叶就看出《格林童话》中关于一个男孩子寻找太阳姑娘三根金头发的优美故事,乃是由两个佛经故事复合而来,却推断它们是在流入欧洲后才实现这种复合的 。然而在中国以这种复合形态构成的461型故事,在许多信仰佛教的民族中间也流行甚广,如云南彝族的“淌来儿”,云南傣族的“寻找金牙象的故事”,云南傈僳族的“寻找太阳头发的故事”等⑤。
  
  以《格林童话》中“有三根金头发的鬼”为代表的欧洲故事,尚未进入中国民间口头传承,已是众人共识;而汉译佛本生故事和巴利文佛本生故事在中国的流传,却有着久远的历史。特别是由“童子本生”脱胎而出的傣族阿銮故事,它现在的艺术生命还这样鲜活,蕴含其中的印度佛教文化因子和中国本土文化因子彼此融合得这样巧妙自然,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不对欧洲学者的有关推断提出质疑了。
  
  四、从“理家本生”(财主和鳖)到“宝船”
  
  《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中的“理家本生”(财主和鳖),讲述财主在洪水中救助动物获报恩而救人者反遭陷害的有趣故事,它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之作。
  
  从前有一位积财巨亿,又慈爱众生的大理家(财主),在市场上,以高价买鳖放生。一天夜里,这只鳖上门相告,洪水将至,请速备船逃难,并自愿上船陪护。在逃难的日子里,他们先后从水里救起一条蛇和一只狐狸。后来又听见有人在水中呼救,鳖以“人心奸伪”为由,不愿相救。财主本着仁爱之心,还是把他救上船。后来他们来到一个高处,各自找地方安身。狐在打洞时意外地获得古人埋藏的紫磨金百斤,特地送给财主报答救命之恩,财主收下打算用它来布施济众。可那被救的漂人却蛮横无理地要分给他一半,财主不肯,他便以“掘冢劫金”的罪名向官府诬告财主,被拘入狱。
  这时被救的蛇狐聚会在一起设计相救。那条蛇将太子咬伤,财主再带看蛇传给他的药方将太子救活。他在国王面前陈述了自己被恶人陷害的经过,国王当即诛害漂人,封财主为相,并按佛家义理广行布施,使国家太平。(《六度集经》 15-16)
  
  这个关于动物报恩人负义的故事,在汉译佛经中多处出现。即以《六度集经》而论,卷五之“难王本生”(摩天罗王经)即属同一类型,它讲的是一位国王出身的修道人,在山里深坑之中救出一个猎人,还有一蛇一鸟,那只鸟飞入王宅,将王后的一串明月珠衔出送给修道人以谢救命之恩,猎人却告发此事使修道人身陷牢狱。后来也是由那条蛇咬伤太子,再由修道人以神药为太子治伤,并向国王诉说原委惩罚猎人来结束叙说。本篇着重宣扬修道人在蒙受冤屈时的“忍辱”心志,故编列在“忍辱度无极章”中。还有一篇“慈罗放鳖后遇大水还济其金”,出自《阿难现变经》。讲的也是主人公慈罗买鳖放生,后发洪水,得鳖相救的故事。其中的忘恩负义者是慈罗救起的卖鳖人,他向官府诬告慈罗,官员在书写慈罗罪状时,却被慈罗在水中救起的那群蛾子扒在笔上使得他写不出字来。这件奇事惊动了国王,最后真相大白,卖鳖人被诛杀。这三篇作品均属汉泽佛本生故事,其中的主人公不论是普通人还是财主或弃家学道的国王,都是以佛陀轮回转生的形象出现的。在另一种依据巴利文本生经新近汉译出版的《佛本生故事选》中,也有同一类型的故事“箴言本生”,其中主人公是在山中修行的隐士,他从洪水中救出蛇、鼠、鹦鹉和王子,三种动物都懂得报恩,而那个王子当上国王后再次见到隐士,竟要将他置之于死地:“我要乘他还没有向众生说出他对我的恩典,先砍下他的头。”结局是愤怒的民众把这个无情无义的国王拉下宝座,扔进山沟,拥戴隐士当了新国王。
  从载入佛本生经的这几个文本乃同一故事之丰富多彩的异文,以及它被选编为著名的《五卷书》(《五卷书》84-88)中的故事来看,它们显然源自印度民间的口头传承。进入佛本生经,其叙事形态也大同小异,呈现出自己引人入胜的鲜明特色。其一,故事主旨完全一致,不论是借大鳖之口道出:“人心奸伪,少有终信,背恩追势,好恶逆凶”;还是由国王下令:“不仁背恩,恶之元首,尽杀之”;或者是以“箴言”形式由修道人反复咏叹:“人们说得对,世上有些人,倘若救他命,不如捞浮木”,都是痛斥人类中忘恩负义者的邪恶行径,倡导人与人之间的慈善友爱。有些学人曾评论佛经中这类讲人忘恩负义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道德的堕落。这些故事只是反映了佛教徒们善良的道德愿望。 这样说虽也符合实际,可故事讲述人对邪恶的痛斥和对慈善友爱的呼唤,仍然凝聚着人们的良知,具有涤荡人心浊激扬清的积极作用。其二,它是精巧设计的故事。一场大灾难将人和几种小动物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灾后偶然所得的财物,又使得他们的行为与心灵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态;邪恶的人因利欲熏心而背恩弃义,那几种小动物却巧用自己的特长化解了恩人的危难。情节发展既有扣人心弦的起伏跌宕,又顺理成章地将善良与邪恶给予强烈鲜明的对比,表达出佛家度人济世的深刻义理。佛经所载的众多故事中,本篇不愧为形神俱佳的典范之作。
这一故事之源于佛经,由印度佛经故事演化而来,已无疑义;可它在中国各族口头文学百花园中又产生了深刻而又多样化的变异,染上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国故事中,形态较为单纯的一种类型,以江苏流传的“宝船”为代表,故事以洪水中乘船逃难为背景,由主人公慈爱救物、奸人陷害、动物报恩这几个母题构成,情节结构和印度佛经故事最为接近;然而在背景选择、角色配置和细节点缀等方面,又发生了贴近民族文化与民众心理的变异。中国道教信仰中的仙人给好心的王小送了一件宝物纸折的“宝船”将它放在水里可以救人,献给皇帝还当上了“进宝状元”,由此引发一系列冲突纠葛。三种动物后来不仅帮王小治伤,还设法帮助他通过“难题考验”,娶上皇姑,获得幸福婚姻。存活在中国民众口头的这些故事,虽然是在“报恩的动物忘恩负义的人”这个印度故事的古老程式之内展开叙说,但它们的生活和艺术情趣却完全中国化了。
  中国同型故事的多数篇目所采取的是复合形态,在原有框架内楔入一个乃至几个母题,节外生枝,使故事情节更曲折生动,生活艺术情趣更丰富多彩。如“陆不平和庞人踩”,由山东著名女故事家胡怀梅口述,它以心眼好的庞家母子为主人公,让观音老母送给他们一个用秫秸扎制的宝船用于洪水逃难,接着楔入一个“石狮子眼红预兆洪水”的母题。以下的情节按传统模式展开,而结尾对奸人的惩罚却别具一格:“庞人踩把前后的事给大人说了。大人禀明圣上,这才罢了陆不平的官,让给了庞人踩。后来万岁爷把庞人踩召到金殿,说:‘庞人踩,到这般光景,你还留着陆不平干什么?’庞人踩说:‘小人不敢自作主张,请圣上作主。’皇上说:‘将他杀死剁成肉泥,抬到午门外边,用土埋好,好叫武官当作上马石。’庞人踩就照办了。这就叫路不平,旁人踩”(“陆不平和庞人踩” 50-51)。将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埋在路上让人践踏,所表现出来的对坏人坏事深恶痛绝的情感显然更为强烈。而这一结尾又巧妙地概括在“路不平,旁人踩”的俗语中,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中国故事常常采用这一手法,如关于两位好朋友的故事“春风细雨”就借用“没有春风,哪来细雨”的俗谚作情节线索;关于善恶两弟兄的故事“河东与河西”,则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俗谚点明主题等等。这一手法虽出于附会借用,却寓意鲜明而又趣味盎然,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广西壮族的“渔夫和皇帝”,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学人作为壮族民间文学佳作写进《广西壮族文学》一书。将旧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作为忘恩负义的奸人给以无情鞭挞,使这篇故事饱含被压迫者的愤怒抗争情绪。这同古代印度佛本生故事中对无情无义的国王的痛斥是心心相印的。然而中国故事却借用了机智人物故事中哄骗财主乘坐并敲打水缸去会见“海龙王”的母题,让奸恶而又恶蠢的皇帝自己葬身鱼腹,这又平添了新的喜剧情趣。
  在中国最流行的160型故事,是故事情节更为丰富完整的“石刚和金巧”、“兀向保与寒向保”及“只可救虫不可救人”等。它们在单纯型所包含的三个母题之外,再楔入“石狮子眼红预兆洪水”和“下地洞斩妖救皇姑”两个母题,实际上是160+825A+301所构成的复合形态。以辽宁满族故事家李马氏所讲述的“兀向保与寒向保”为例,记录的篇幅就近万字。人物众多,背景广阔,情节跌宕起伏,叙说重点转向主人公通过重重磨难娶上皇姑为妻,使结局更加圆满。这一变异展现出口述故事的情节结构由简趋繁,人们喜爱听长篇故事的审美趋向。
  
  在160型的多种异文中,出自西北陕西、宁夏地区的几篇异文特别值得注意。上述东北、东南地区的同型故事,不论形态繁简,都是以洪水中乘船逃难为背景来串连角色,结构故事。由于这些地区洪水灾害频繁发生,使它同印度故事的叙述模式十分接近。而在缺水的西北地区,传承这一故事就得因地制宜地改换叙述背景,背景的转换又会引起情节和细节的重新构造,如“蚂蚁虫拉倒泰山”这篇回族故事撇开洪水逃难,又让佛祖、仙人离开故事,以黄土高原的常见景物为依托,借神化几种小动物来构造情节,显得新奇不凡。本来流行俗谚是“蚂蚁难撼泰山”,故事里却讲蚂蚁可以将泰山拉倒使举国震动,大胆想象中洋溢着诙谐与豪情,使民众获得振奋人心的快慰。故事的主旨:忘恩负义的黑头虫(人)比世上万千虫类都可恨,明显源自佛经故事,而整个故事所含蓄的艺术情趣却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160型的复合形态似乎最早出现在通俗小说中,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一名《包公传》),其中第59回“东京判决刘驸马”,就是一个拉长的“报恩动物人负义”故事,乐善好施的崔长者之子崔庆为故事主人公,被他在洪水中救起的屠夫之子刘英充当忘恩负义的角色,好人反遭诬陷下狱,鼠猴蛇三种动物报恩相助,后经包公明断此案才真相大白,善恶各有所报 。通俗小说吸取民间故事素材,将它们缀合改编,再流向民间,对许多故事从单纯型走向复合型的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间故事和通俗小说、地方戏曲在面向大众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融合,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
  《六度集经》中还有一些故事也是伴随佛教文化传播而在中国民间口头文学中留下它们印迹的,如卷八“明度无极章”“镜面王经”中楔入的“瞎子摸象”。它又见于《长阿含经•镜面王经》、《涅槃经•狮子吼》及吴支谦所译《佛说义足经》等,以一个生动活泼的譬喻来嘲讽偏执己见者之荒唐可笑,既幽默风趣而又发人深省。又如卷四“戒度无极章”中的“兄(猕猴)本生”,讲的是猕猴与鳖交友,鳖欲取猴肝为妻治病,猴以肝悬树上不在身而机智脱逃的故事。此故事又见于《生经》中之“佛经鳖猕猴经”及《佛本行集经》卷31。本篇的叙说较为平淡,只是构造情节时,将鳖与猴这对具有不同生活习性的朋友的关系弄得很复杂,说他俩不但前世是兄弟,而且鳖妻因怀有与这位猴兄勾搭的淫念未能得逞,才转而欲吃猴肝施行报复。中国学者将这一类型命名为91型“肝在家里没有带”。这两则《六度集经》故事,可作为进入中国的同类型佛经故事之异文来看待。但叙说较为简略,其独立价值不明显。
从《六度集经》的实际面貌及其成书过程可以看出,康僧会这位西域高僧是怀着集中阐扬大乘佛教的六度义理来编撰本经的,因此取材弘富,搜罗甚广。然而直接依据印度口头传承资料的篇章不多;以叙议交融的灵活方式结构成篇,但议论穿插偏重,而故事叙说的生动性、完整性则较差。全书各篇的体例风格差别甚大,不够严整。以叙说商人救鳖故事的《理家本生》而言,可以说是故事情节最为生动完整的一篇,全文汉译篇幅达3000字,然而在它译出不久,被南朝梁代高僧宝唱和僧旻改编集成《经律异相》一书时,就将中间关于“佛说四非常”的说教文字删去1000字;因为它离开故事太远,成为文章的累赘,而不得不大加砍削。至于在民间口头文学传承中,即使受其影响,也就只是吸取其母题或某些情节要素,再运用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因子进行补益创造。这和《杂宝藏经》、《贤愚经》中的许多故事往往直接进入中国民间口头传承有很大不同。佛经故事文本是经由多种方式构成的,它在传播中对各族口头文学的影响也各有特色。我们在研究《六度集经》时,应充分注意到这种多样性。
  
  注解【Notes】
  ① 林彦如:“《六度集经》故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6月。
   ②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6年)。
  ③汪圣铎:“‘狸猫换太子’背后的故事”,《文史知识》10(2006):89-93。
  ④“阿暖•吉达贡玛”,庄相讲述,龚肃政翻译,陈江整理,见《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内部资料)第7辑(昆明: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1980年)132-138。
   ⑤ 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41。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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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Folktales(Zhejiang Section). Beijing: ISBN Centre of China,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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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Collection of Stories.Trans. Guo Liangjun and Jiang Zhongxi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陆不平和庞人踩”,《四老人故事集》。济南:山东省民间文艺研究会,1986年。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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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ed Stories of Buddha’s This Life. Trans. Guo Liangjun and Huang Baoshe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六度集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卷本缘部上。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
  [Six Paramifas Sutra.NewEdi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by Dazheng. Taipei: Buddhism Education Foundation of Consortium Corporation, 1990.]
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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