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的漂流
有人说，好书如鸟，一飞就过去，再难找到，留下的只是影子。其实好书如鸟，有时一飞就过去，有时则是不经意中会落到你的枝头。塞缪尔?斯迈尔斯《Self-help》的中译本《自己拯救自己》就是9月的一天，在清华园邮局门口的降价书摊上，在不经意之中飞落到我手上的。那正是我刚从日本回国工作的时候，记得当时这巧遇般的发现曾给我带来很多感慨。说是巧遇般的发现，是因为我刚刚在日本小说家星新一的《明治人物志》中读到过有关《Self-help》的一段故事，而且刚刚就20世纪初《Self-help》在中国的流传作过简单的调查。仅我寓目所及，从《Self-help》1859年11月在英国出版，到《西国立志篇》、《自助论》、《论邦国与人民之自助》，到我手中这本《自己拯救自己》，这本书的译名竟一变再变。而每一个书名后面，又都隐隐地看得见历史踽踽前行的影子。像这样一本书的名字随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而几经变化，在我30年的读书史上，毕竟是不多见的，颇觉值得记下一些文字。写文章的念头由书名变化而起，文章也全依循书名变化过程连缀成篇，因名之“书名的漂流”。
《Self-help》（1859年11月，英国）
19世纪50年代，在英国利兹市一间曾经用做临时霍乱病房的空旷的房间，一些苦难无助的年轻人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一位先生的讲演。这是些关于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勤奋、自我修养、自我磨炼和自律自制，如何依靠诚实、正直和认真地履行职责而获得幸福生活的讲演。讲演者的话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这些年轻人后来活跃在英国社会，在不同的领域获得了自己的成功。他们回顾当年，深为感谢那位讲演者，甚至把他称为“精神导师”。
台上的这位讲演者就是英国的塞缪尔?斯迈尔斯。后来他决定围绕同一主题写一本书，因为“书籍比口头语言流传更广”。1856年，斯迈尔斯写成了《Self-help》这本激励人励志向上的书，并于1859年11月出版了这本书。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励志书之一。《Self-help》分为13章，围绕着自立、苦难、勤奋、诚实、信用、勇气、个人品格以及奋斗精神等主题次第展开。在书中，斯迈尔斯高度推崇那些克服苦难走向成功的人们。他说：“苦难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历苦难我们可以学会克服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艰难困苦和人世沧桑是最为严厉而又最为崇高的老师。”在他看来，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自立的精神，因为“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自立，我们将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只有自立的人格力量才能拯救自己。”人要成功，不仅要有自立之心，还要有坚强的意志。他说：“拿破仑认为意志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强大十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可以使人成就任何事业。”
《Self-help》长时期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因为这些精粹的名言警句，还因为斯迈尔斯在书中组织进了许许多多生动精彩的成功者的故事。没有什么比这些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者的故事更能唤起人们对成功的向往了。在他看来，科学、文学和艺术界的伟人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最穷苦的人也有位极顶峰的可能。在他们走向成功的路上，没有被证明是根本不可能战胜的困难。出身低贱没有关系，哥白尼是波兰一位面包师的儿子，开普勒是德国一位小旅馆老板的儿子，牛顿是格雷哈姆附近一个地产商的儿子，拉普拉斯则是汉弗勒尔附近一位贫穷农民的儿子。从事低贱的工作也算不了什么。开普勒自己当过“有歌舞表演的餐馆的服务生”，伟大的海军上将肖威尔爵士做过鞋匠，裁缝出身的人中最伟大的人物毫无疑问是安德鲁?约翰逊了，他曾做过美国总统。他在华盛顿的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讲，人群中有个声音突然喊出：“这是个裁缝出身的人”。约翰逊回答说：“某些先生们说我过去曾是个裁缝匠，这根本没有使我感到难堪。因为当我是个裁缝匠的时候，我享有一个优秀裁缝匠的良好声誉，而且我特别胜任自己的活儿。我总是对我的顾客热情周到，并取得了出色的业绩。”因此，你大可以把出身低贱或从事低贱的工作当成命运对你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高超的叙事方式，那些简明的道理常常是这样和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浑然一体地编织到一起，读来绝不会有枯燥之感。
《Self-help》出版11年后，有了中村正直翻译的日译版——《西国立志篇》。
根据明治40年成功杂志社出版的《自助的人物典型?中村正直传》的介绍，中村正直1832年出生于江户，父亲武兵卫是幕府的下级旗本。这旗本的身份并不是祖传的，武兵卫原本是伊豆地方的农民，有了一定的知识和财富的积累后来到江户。在当时对于一般人来说，这行动可是一次大冒险。好在经一位大夫的介绍，武兵卫成功地花钱做了一位没落旗本的养子，成了幕府的一位下级武士，结婚，生子中村正直。中村正直幼慧，父亲背着他上街，指着铺面的招牌教他这是什么，回来时问他，他居然都回答得对。父母欢喜地把3岁的正直送去读书，15岁在井部香山的私塾，他最初接触并开始学习兰学。1885年，24岁的中村正直当上了学问所教授，1862年他已经做到学问所最高的“御儒者”，这一年他31岁。
这是佩里率黑船叩关的第九年、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日本代表团乘咸临丸历访欧洲也已经两年的事情了。日本人已经向各国派出领事，外国的商船开始在横滨自由进出。尽管国内还是一片“攘夷”的呼声，但中村正直就在这一年开始学习英语。因为从那些国外归来人那里，他了解到今后英语将是广为使用的语言。他找到了开成所的《英和辞典》，词条不够，就从别人那里借来《英华辞典》，把《英和辞典》中没有的条目一条一条抄下来，后来还曾从胜海舟那里借来汉英辞书，花了90天把它全部抄下来。这一段中村正直的汉学知识帮了他学习英语的大忙。
1866年，幕府感觉到了欧洲知识的重要性，决定派遣12名少年去英国留学，其中大部分是洋学者的子弟，在开成所学习过一段英语的孩子。作为带队的老师，35岁的中村正直得到了去英国的机会。商店、工厂、官厅、学校、博物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英帝国给中村正直太多的刺激，让他懂得了现代文明是什么。一年后，正当他醉心于学习的当口，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剧变，江户无血开城，幕府的统治画上了句号。留学生们的资金链断掉了，他们必须回国了。就在归国的时候，英国朋友弗里兰多送了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就是斯迈尔斯九年前出版并经过补充校订后再版的《Self-help》。
中村正直1867年4月出发，经由法国回到日本。在船上，他一直在读《Self-help》，因为《Self-help》在一个侧面为大英帝国为什么繁荣如斯提供了说明。漫漫两个月的航程，他有充分的时间理解和琢磨。
归国是6月，幕府已经没有了。皮之不存，毛亦失附，曾经拥有的地位都没有了。7月，江户改称为东京。8月，中村正直在静冈找到了教书的工作。安顿下来后，他便开始了《Self-help》的翻译。到10月底，全书翻译完毕。据说中村正直最初把这本书命名为《立志广说》，最后定为《西国立志篇》，并在下面用小字标明“原名《自助论》”。
《西国立志篇》线装，11册一套，于明治4年（1871）7月摆上店头，并立即成了供不应求的畅销书。书坊白天黑夜地印都供不上订单，雕版也几次重做过。这本书在明治时代卖掉了上百万册，明治中期又出版了活字版。在人口只有三千多万的日本，这个数字是令人惊讶的，如果把从别人那里借阅的读者加进去，想象一下，该有多少明治人读过这本书啊！
《西国立志篇》在明治日本之所以这样受到欢迎，首先应该归功于翻译者中村正直的热情与认真。从手稿上多次修改的痕迹和“庚午十月四日夜2时”这样的标记，可以想象他翻译得如何投入。中村正直还借助假名、汉字、旁注等手段，努力使文章变得通俗易懂。
当然，中村正直眼中西洋文明的成功，还是制度的成功。《西国立志篇》十三章，有七章中村正直都加上了自己的感言。考虑到《西国立志篇》在当时日本流传之广，他以下这些关于西方世界的描述是不可以单纯作为纸上文字来理解的，因为它们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国国民的思想：“余尚记童子时，闻清英交兵，英屡大捷，其国有女王曰维多利亚，则惊曰：‘渺乎岛徼，出女豪杰乃尔，堂堂满清，反无一个是男儿耶？’后读清国《图志》，有曰：‘英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当时谓为信然，及前年游于英都，留二载，徐查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过寻常老妇，含饴弄孙耳，而百姓议会权最重，诸侯议会亚之，其被选于众，为民委官者，必学明行修之人也。……凡百之事，官府之所为，十居其一，人民之所为，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谓官府者，亦惟为民人之利便而设之会所尔……审其大体，则称曰政教风俗擅美西方，可也。而魏氏之书，徒称其贪悍尚奢嗜酒，是盖见西国无赖之徒居东洋者而概言之耳。”他还写道：“夫西国之强，由于人民笃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由于政宽法公。”梁启超1899年称：“日本中村正直者，维新之大儒也。尝译英国斯迈尔氏所著书，名曰《西国立志篇》，又名之为《自助论》。其振起国民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下矣”（《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345页），可谓定评。
《论邦国与人民之自助》（1911年前，上海）
《西国立志篇》在日本出版后23年，也就是1894年，甲午一战，中国负于日本。次年，签署下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朝野讲求知己知彼，黄遵宪《日本国志》成为流行书。1898年，张之洞写《劝学篇》，以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以多遣。一去华近，考察易。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酌删节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仿行较易。事半功倍，无过此者。”
1898年,留日学生翻译的书籍开始出现。1900年,留学生的第一个译书团体“译书汇编社”也成立了。《Self-help》的中文译本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我所知道的译本至少有三种。一是题为：《自助论》英?斯迈尔著，中村正直（日译）、中村大来（汉译）。根据实藤惠秀的介绍，1901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Self-help》较早的中译本之一《自助论》即登载在《教育世界》上,这是由日本中村正直的日译本重译成汉文的，后来收入1911年教育世界社的教育丛书中。一是1903年（清光绪29年）,上海通社的“通社丛书”中收入的《自助论》，题为：“自助论，英?斯迈尔著，羊羔重译”。第三种版本题为《论邦国与人民之自助》，英?斯迈尔原著，中村正直译，林文潜重译”，谭汝谦、小川博《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标明其出版日期为1911年前，出版地点为上海。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称：“壬寅以还，世尚游学。扶桑三岛，一苇能航。和文侈译，点便易成书,然瞬间已成故纸。”今天找遍北京各大图书馆，遗憾的是三种翻译本均未找到。
前两种译本的译者中村大来、羊羔，我推测都是笔名，其人其事无从考究，更不知两个译本是否出自同一人手。唯一可以知道行事一二的是英年早逝的林文潜。林文潜，字州髓，浙江瑞安人（？～1903）。林文潜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半活动于浙江。蔡元培日记12月30日写道：“介石来，同至日文学堂，看燕生、州髓。州髓以《寄学速成法》印本不全者见示，视《和文汉读法》为详。”介石是陈黻宸，燕生是宋恕，州髓即林文潜。由此可知他回国后还曾编《寄学速成法》。他还曾与孙诒让创瑞安演说会，每月逢朔望在明伦堂演说时事政治、科学知识及县政兴革事宜，城乡各学堂师生及各界人士参加，听者常数百人。更在光绪29年（1903年）２月，与孙诒让共同组织瑞安师范研究会，会所设于飞云阁下。同年９月，林卒，研究会遂辍。
我感兴趣的是，1903年，在日本已经翻译成《自助论》的《Self-help》，何以在上海被日译中的第一编《论邦国与人民之自助》取代了？关于这一点，很遗憾我目前没能找到任何资料，也许，1911年前这个出版断限可能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自己拯救自己》（1999年1月，北京）
《Self-help》1999年由刘曙光、宋景堂、李柏光三人依英文译出，书名为《自己拯救自己》，作为“良知文丛”的第一本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良知文丛”还收入了斯迈尔斯的另外三本著作《品格的力量》、《人生的职责》、《金钱与人生》。《自己拯救自己》的出版距离这本书英文第一版出版140年，距离这本书日译本出版129年，距离这本书从日文重译为中文出版96年。大浪淘沙，在中国和西方已经如此接近、信息技术已经如此进步的今天，斯迈尔斯140年前在英伦岛上出版的励志书，仍然能够再次被放置到日光之下，而且是这样系统地从西文直接译介到中国，不能不让我们感慨，感慨真正的经典总是能够超越时代，金子永远会发出光辉。
然而，更让我们感慨的可能还是《Self-help》被赋予的新的“时代使命”。
1999年的《Self-help》中译本被意味深长的翻译成了《自己拯救自己》。为什么把“自助”新译成自我拯救，也许可以从封面题写着的我们极其熟悉的欧仁?鲍狄埃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段歌词中找到充分注脚。
《西国立志篇》在明治日本之所以这样受到欢迎，更由于这本书出版的恰逢其时。明治4年，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已经出版并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但福泽谕吉有关西洋的知识毕竟有限。这个时期很多科学书籍和政治理论的西方原典也陆续得以翻译出版，但内容通常艰深得很难普及。恰恰在这时候，《西国立志篇》出版了。对于那些希望更多了解西方世界个人如何立身出世的日本人，《西国立志篇》成了一本最好的向导书。由士农工商组成的传统的四民社会已经结束，四民是平等的。西洋的文明不是魔法，而是由人来建构的一种合理的文明。在那里身份等级不再是障碍，经过努力、学习、忍耐和奋斗，谁都可以获得成功，都可以过上富有的生活，而个人的成功与富有，又是富国的必由之路。《西国立志篇》中讲述的这些今天看来很普通的思想，对当时的日本人，大有醍醐灌顶般的魅力。我想，第一个为这魅力所倾倒并将之付诸实践，经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人，正是翻译者中村正直本人。
说到《Self-help》在1999年被赋予的新的“时代使命”，最好的说明文字或者还是《Self-help》的翻译者写的《出版说明》：
在一个没有了英雄和诗人的时代，在一个没有了神话和梦想的时代，在一个厚黑学成灾的时代，各种“方术”、“奥秘”、“谋略”、“点子”、“窍门”、“捷径”、“骗术”……似乎成了越来越多的现代人追求成功与幸福的依托，似乎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许许多多的现代人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精神意志力量，人们更加急躁不安，那些曾经塑造了人类文明大厦和推动了社会进步的精神意志和人格品质，如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自尊自救、诚实公正、耐心仁慈、勤奋节俭等，也越来越被许多现代人所不屑，然而，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又表明，恰恰是我们轻视甚至抛弃了上述优秀品行，才导致了我们今天在物质上精神上的许多痛苦乃至不幸…… 今天，当我们许多同胞面临着下岗失业、求职无门、事业衰败、衣食无着的时候，我们翻译出版此书，意在给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送去心灵的慰藉，希望那些苦难无助的人们从这个“精神的水池”中吸取力量，从而成功地救助自己。
20世纪末中国的苦难无助的人们是否从《Self-help》这个“精神的水池”中吸取了力量，成功地救助了自己，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我买到这本书不是在书店的畅销书架上，而是在清华园邮局门口的降价书摊上。我所知道的是，那时心头涌起的是无尽的感慨。
夜半灯下写到这里戛然停笔，想到一本书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实在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历史上生逢其时或生不逢时，一个人的命运常常截然不同。古人云：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又云：使李将军，逢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正面反面，说的是同一句话。我又想，一本19世纪50年代的书，最初从欧亚大陆以西的英伦岛上，绕着大洋漂流到欧亚大陆最东边的日本，并在20世纪初以日本为跳板走进中国，名字也由《Self-help》到《西国立志篇》，再到《论邦国与人民之自助》，再到《自己拯救自己》，这已经是一篇传奇的故事。有这样一篇传奇做背景，我在清华邮局折价书摊上买到20世纪末直接从西文译出的新译本好像就有了某种说不清楚的象征意义——百多年内一本书的名字竟漂流如斯，百多年内一本书的命运在不同的国度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别，细想潜藏这背后百多年内不同民族走过的不同的道路，委实有许多令人沉思不已的地方。
200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