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刘爱华]民俗节庆重构与乡村社会治理 ——以婺源篁岭“晒秋节”为例

本主题由 cfngroup 于 2019-2-14 17:37 审核通过

[刘爱华]民俗节庆重构与乡村社会治理 ——以婺源篁岭“晒秋节”为例

摘要:乡村旅游语境中的民俗节庆融入了时代精神,是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篁岭晒秋节”作为婺源一张金字名片,其旅游价值、文化价值、民俗价值日益凸显,在展示其文化传统、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促进了旅游发展、凝聚了古村人心、推进了社会稳定。篁岭“晒秋节”的重构,多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既传承了民俗文化,又促进了旅游发展,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

关键词:篁岭;晒秋节;民俗节庆;乡村社会治理

一、引言
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学界一直以来更关注其制度文化,对于民俗文化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价值关注并不多。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思潮的泛起,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其价值、影响。在乡规民约社会治理研究方面,余治平(2014)认为古代社会中国人伦秩序井然,依托于儒家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黄霞(2017)认为应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克服其固有缺陷,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马敬(2017)以西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为例,认为其是当地村民实行基层自治的重要规范依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应对其进行批判吸收。杨亮军(2015)对《吕氏乡约》、王雅克、李建军与陈华森(2016)对《南赣乡约》、于笛与宁欣(2017)对《沙堤乡约》等社会治理思想及其作用进行了探讨。在民俗节庆社会治理研究方面,岳永逸(2018)以1930年代北平北郊的青苗会为例,认为其具有保卫一定地界范围内群体成员生命财产安全、对外交际和兴办学校等多种功能,蕴含与时俱进的地方化的社会治理机制。农淑英(2015)以桂西南壮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为例,认为其节日模式、道德评价、文化认同及交往交流等要素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李晓通、冯强与李开文(2015)以西南跨境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为例,认为其具有重要的边疆治理辅助价值。在民俗文化社会治理方面,学者虽然重点不是谈社会治理,但也对其在社会和谐价值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尚会鹏(1997)以开封市西村为例,探讨了中原地区生育婚俗对今天的影响。蓝希琳、罗琼(2005)探讨了赣南客家婚俗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梁剑青(2017)以佛山春节食俗为例,探讨了佛山春节食俗的诸多社会和谐价值。在民俗文化社会价值探讨方面,万建中关注更多,在《民俗文化与和谐社会》《论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民俗与基本社会秩序维系》等文中深入探讨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在维持社会秩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存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      
综上,学界对民俗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民俗节庆社会治理的研究更为薄弱,没有深入探究民俗节庆在社会治理中所承担的角色、价值及其与后者的关联,也没有深入探究其治理结构构成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因此,笔者拟从民俗节庆的视角,以婺源篁岭“晒秋节”为个案,旨在探讨民俗节庆与社会治理的关联性、社会治理结构及民俗节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二、民俗文化的乡村社会治理功能
什么是民俗?钟敬文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
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是一定区域民众在一定时空中传承发展而来,延展到民俗文化,故民俗文化则具有群体性、区域性、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在功能价值方面,民俗文化具有教化功能、规范功能、调节功能、维系功能,因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故而成为观民心向背、察政治得失的导航仪和风向标。在古代社会,民俗是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采诗观风”的制度,作为一种补遗式的正式制度而存在。可见,古人对于民俗、风俗重大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有清晰认知。南宋诗人、文学家楼钥在其《攻媿集•论风俗纪纲》中高度评价了风俗的重大价值:“国家之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2]清人黄中坚也将“无足轻重”的民俗与国家安危相系,“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于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3]。也就是说,定位民俗,可以说其事虽小但实不小,从小的方面来说,民俗涉及的都是基层社会民众的生活小事、甚至是琐事,无法上升到政治高度,但民俗涉及面广,尤其关乎民心,是政治现实的一种折射和反映,所以民俗虽不关涉国家重大事情,但却又直接关系国家存亡。
费孝通先生曾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我们的社会是以宗法群体为本位的,是以亲疏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即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如同把一块石头投入湖中,在湖面周边形成一圈圈的波纹,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波纹的远近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在基层,人们一直以来是按照亲疏关系来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的,宗族观念、人伦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也就是说,规章制度、法律规则、组织章程等正式制度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但乡规民约、风俗仪礼、伦理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更为深远。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或无数次的博弈中逐步形成的日常惯例、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共有信念、精神状态、意识形态、社会潜网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或非正式网络,它约束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对人们行为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4]。正式制度是在非正式制度基础上形成的,靠强制力执行,短期内可以成效明显,非正式制度是“软控制”,靠认同性引导,潜移默化的渗透,短期内很难有成效,但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我国古代有一种“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就是说国家的运行依靠两套体系运行,一套是国家行政权力,其社会控制力、实施成效至于县级政权,而县以下的广大区域则依靠乡规民约体系,即社会精英主导下的村民自治方式。古代社会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治理结构?为什么皇权的控制力不延伸至乡村?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一是出于皇权控制成本考虑,国家行政权力延伸至基层,意味着行政开支的剧增,因为我国乡村广阔,管理、控制成本必然大为增加。二是出于乡村社会治理成本考虑,乡村社会受教育较低,正式制度推行成本较高,其治理往往依靠风俗惯习。风俗惯习具有集体性,依靠耳濡目染,人们认同的是乡土社会的“理”和“礼”,而不是规章制度。“这些‘惯习’不是简单地随个人和他们的仿效,是根据社会、习俗、教育、礼仪等变化需要,是集体和个人将技术行为、身体行为、祭祀行为等作为作用力混合在一起。”[5]这种诸多作用力混合在一起的惯习,具有强大的保守性、稳定性,当它与正式制度抵触时,则又产生持久的抵制性,阻碍社会治理。三是乡村具有自治的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社会,这种特性也是乡村自治的重要基础。自古以来,在乡村地区还存在另一个阶层,即士绅,他们拥有宗族地位、知识和财富,也往往具有造福桑梓的抱负和愿望。在乡村国家权力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如何修桥铺路、救灾恤邻、揖盗惩凶,维护乡村良好秩序?士绅们则积极乡村推行《乡规民约》,通过风俗惯习的“软控制”,弥补国家权力的“真空”,“乡风民俗、村规民约具有类法的性质,能将国家法的‘有所不为’与民间法的‘有所为’合理地结合,在国家法‘有所不为’的地方‘有所为’,有效地弥补了国家立法在乡村社会的‘规则缺席’。”[6]
民俗文化具有突出的教化功能、规范功能、调节功能、维系功能等,深入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中,在人们的生命中刻下深深的烙印。每一生命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民俗空间中,一出生就受到民俗文化的教育、型塑,如清明节,作为一个缅怀祖先的特殊节日,生者通过参加祭祀活动,缅怀和追忆先祖,实际上也在进行一次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洗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祭祀活动也是对生者进行慈孝文化的教育与普及,也就是说,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是在润物无声中完成的。民俗文化还有很强的规范功能,要求并约束人们循规蹈矩,遵循传统的指令,一旦越出“红线”,民俗文化就会将其“拽”回原来的轨道,如《南赣乡约》对遵循丧葬礼制的要求:“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7]如果不遵循“礼制”,则要在纠恶簿内写上“不孝”名头,要知道,在古代封建王朝是倡导以孝治天下的,“不孝”将意味着被钉上耻辱柱,打入另册,在今生今世做人将抬不起头。此外,民俗文化还有调节功能、维系功能等功能,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篁岭“晒秋”:“最美中国符号”
篁岭,隶属于江湾镇,位于婺源县东部,悬于石耳山脉。石耳山地势险峻,清雅秀丽,宛若仙境,明代游芳远《题石耳绝顶》诗云:“石耳山头望大荒,海门红日上扶桑。山连吴越云涛涌,水接荆扬地脉长。春树抹烟迷近远,晴虹分字入苍茫。蓬莱咫尺无由到,独立东风理鬓霜。”[8]篁岭之名,古已有之,清康熙三十三年版《婺源县志•山川》有“篁嶺”词条:“篁嶺:縣東九十里高百仞其地多竹大者徑尺故名曹氏世居。”[9]世居篁岭的名门望族为曹氏,今天篁岭村民仍是曹姓。据说篁岭先祖自唐末黄巢起义南迁,在歙县繁衍了六代,辗转再迁徙至篁岭,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建村史,始祖为明宣德年间的婺源晓鳙村的曹文侃。关于曹文侃迁居篁岭一事在当地流传一个有趣的[url=]故事[/url]。
大明宣德年间的某个秋日,婺源上晓鳙曹文侃,赶着牛来到篁岭野山坡上翻土地种油菜。傍晚收工时,那牛赖着不肯走了,怎么打都不走。百计无施之下,曹文侃就对那牛说:“牲畜啊,你是看中了这地方吗?那好,咱们来打个赌,赌两个条件:一是我把你系在这里,再在你脚边放一把稻草,直到明天早上你都不许吃一根;二是我在附近烧一堆稻草,到明天早上还要有明火。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能实现,我就把全家都搬到这里来。”曹文侃说完,就系了牛,烧了稻草,灰头土脸地回上晓鳙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来到篁岭一看,那牛果真没有吃一根稻草;那堆烧灰的稻草呢,还隐隐地冒着青烟哪。曹文侃又哭又笑,跪下来对着苍天拜了三拜,说:“这是天意啊。天命不可违。”过了几天,他就真的把一家老小都搬迁到篁岭来了。曹文侃因此成为篁岭村的开基祖,也就是始迁祖。
曹文侃生有三个儿子:元吉、元清、元昌,然后子孙繁衍,成为篁岭的曹氏宗族,被列入新安名族,一直绵延于兴旺到今天。  
篁岭村位于栗木坑村委会 东部,距村委会3.5公里,原有农户195户,698人。村庄四面环山,“地无三尺平”,受地形限制,房屋不得不因地就势,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形成独特的徽派民居景观,有江南“布达拉宫”之美誉。相比于同属于徽州文化圈的黟县宏村、西递,绩溪龙川,歙县棠樾等,篁岭历史人文并无出彩之处,但浓墨重彩的徽文化尤其是[url=]民间文化[/url]还是映染其间,朱子文化、砚文化、古建文化、水口文化、“晒秋”文化等绚烂多姿,素朴厚重。水口文化是篁岭的重要文化遗存。水口是中原文化与山越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风水文化、山水文化的重要体现。水口,就是水流的出入口,也就是村子的出入口。按照民间传统观念,水口乃地之门户,故有“入山寻水口,登局定明堂”的说法。古徽州人对水口非常重视,水口设计融入了徽俗民情,渗入了朴素的美学元素,也蕴含祖先神[url=]信仰[/url],即寄托先人庇佑后人,以期宗族人丁兴旺、平安顺利的民俗心理。为弥补自然环境的缺憾,水口设计普遍遵循传统风水理论,往往采用“障空补缺”,“引水补基”的方法,建设水口林(亦称风水林)来加以调整,既使景观更趋于平衡、和谐、雅致,又满足了护荫地脉、护佑子孙的世俗心理需要。以至于今天在古徽州地区仍流传着一句俗语,“女人是扬州的美,风水是徽州的好”。篁岭先民为了创造宜居环境,种植了大量的红豆杉、枫香、香樟、香榧、香桂,以红豆杉为主。红豆杉有“天然活化石”之称,篁岭村水口林单红豆杉就有80多株,不少树龄在五百年以上,甚至有几棵树龄竟达千年以上,古树参天、绿影婆娑,创设了“绿树村边合”的意境。这些古树与牌坊、拱桥、溪水等一起彰显了篁岭村的水口文化。篁岭村民对水口文化特别重视,风水林保护意识很强,如“赤膊来龙光水口,省下儿孙往外走”的俗谚蕴含朴素的保护理念。村边风水林严禁砍伐,包括拾捡(孤寡老人除外),谁违背了禁令,谁家的肉猪将要被宰杀,村民可分其猪肉,以示惩戒。
“晒秋”文化,则是篁岭最为明丽的一道农俗景观。由于受地形地势影响,篁岭采光条件不好,果蔬等农作物晾晒不方便,因此村民利用自家房子房顶或眺窗,架晒、挂晒果蔬,或在支架上摆上晒匾,在晒匾内晾晒辣椒、皇菊、南瓜、玉米、稻谷、黄豆等,一百余栋粉墙黛瓦的古老徽派沐浴在蓝天白云下,其斑驳的墙壁,配上果蔬等农作物的斑斓色彩,在百米落差的岭谷错落排布,构成一副色彩艳丽、充满丰收景象的农村生活画卷。
2014年篁岭古村先后十余次登上了《新闻联播》、《共同关注》、《新闻直播间》等央视媒体,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获得农业部颁发的“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称号、文化部颁发的“2015年度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国务院新闻办颁发的“最美中国符号”等荣誉称号。 2017年,婺源篁岭村和[url=]陕西[/url]袁家村成为全国两个乡村旅游的超级IP示范村,并先后三次被评为“国内最受欢迎的十大旅游小镇”、“最佳旅游小镇”、“最美小镇”,篁岭天街还被中国商街委评为“中国特色商业街”。 篁岭古村以素朴纯净的乡村气息,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并进一步激活了传统乡村的生命力,勾勒出独有的富有生活气息的农俗景象,充分展现了惊艳的“大地[url=]艺术[/url]”。
四、篁岭“晒秋节”的重构与社会治理
在江南,用晒匾或支架晒果蔬等农作物并不少见,但篁岭经过对这一习俗的挖掘、包装、推广,也就是对“晒秋节”的重构,使“晒秋”成为其标志性符号,为广大游客所熟知。当然,篁岭的“变脸”也经历了一个阵痛的蝶变历程。篁岭虽然自然环境优美,但地处山岭地区,深受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影响,且交通不便,饮水困难,生活条件并不理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篁岭古村空心化严重,不少徽派古建因为无人居住而不断坍塌,古村岌岌可危。为更好保护篁岭古村及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改善村民生活,早在1978年,县、乡党委、政府就鼓励村民搬迁下山,80年代初,26户农户自愿搬迁至山下道路旁,形成了篁岭新村。2002年,政府再次动员,组织集体搬迁76户农户,但由于种种原因,搬迁工作未能彻底完成,至篁岭景区开发前山上仍有93户农户,308人。2009年江湾镇政府借助篁岭民俗文化村项目通过招商引资、企业出资的方式,全力推进篁岭村整体搬迁工作。因此,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投资1200万元,以产权收购、集中安置等方式对篁岭古村进行整体搬迁。2010年公司邀请[url=]上海[/url]同济[url=]大学[/url]编制《婺源篁岭民俗文化村发展规划》,由婺源县村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设计和施工,正式对篁岭进行改造开发。2011年搬迁工作基本完成。2013年,通过“招拍挂”方式,公司获得了篁岭古村3.3万平米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实现了产权清晰、边界清楚,景区正式对外开放。至此,篁岭古村景区完成了“蝶变”,其富有丰收韵味的“晒秋节”成为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极大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篁岭模式”应运而生。
篁岭“晒秋”成为“最美中国符号”,其品牌效应迅速凸显。据统计,2014年篁岭景区接待游客量为23万人次,门票收入达到1900万元;2015年篁岭景区实际购买门票人数45万人次,旅游门票与索道票收入5800余万;2016 年,篁岭景区接待游客量为78万人次,门票收入逾7000万元;2017年,篁岭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1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两项指标分别比上年增长43.58%和58.33%。 当然,篁岭的“蝶变”或篁岭“晒秋节”重构及其火爆,离不开篁岭治理结构的转型,离不开多重社会力量或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合作。
首先,政府在篁岭“晒秋节”重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篁岭古村悬于石耳山脉,高山环绕,交通不便,遇上暴雨天气,时有泥石流发生,且古村稻田、菜地都在山下,这对篁岭村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险和不便。因此,县镇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自1978年起就开始做村民的动员搬迁工作,同时,为了推动社会资本参与新村建设和搬迁工作,2009年,借助篁岭民俗文化村项目,签约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0年江湾镇人民政府与婺源县规划勘测设计院共同编制了《江湾镇栗木坑村委会篁岭村整体搬迁安置规划》,积极推动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建设篁岭新村,同时加快对篁岭古村进行整体搬迁。
在篁岭景区建设及管理过程中,村“两委”(村支部、村委会)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9月28日江湾镇人民政府、栗木坑村委会、村民理事小组 、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公司联合召开篁岭村村民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婺源县篁岭民俗文化村建设项目村民搬迁安置补偿方案》,搬迁安置采取在住房以房换房,闲置房产权收购方式,由栗木坑村委会、篁岭村民理事小组组织实施。对古村房屋进行测量评估,折算出每户资产价值,每栋建筑面积为200平方米。此外,篁岭景区的卫生管理的强化、村民搬迁的动员、村民精神面貌的改观,都离不开村“两委”大量的细致工作。
其次,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推动篁岭“蝶变”的核心力量。在篁岭古村发展中,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扮演着主角,作为引入的社会资本,在篁岭新村再造、村民搬迁、古村修复、“晒秋节”重构、古村旅游宣传推介等方方面面,公司均全方位参与。2009年,公司投资1200万元,以产权收购、集中安置等方式在篁岭山下乡村公路旁,建设安置房68户,老年、单身公寓24套,并配套基础设施,对篁岭村的320名村民进行整体搬迁。同时对篁岭古村徽派古民居的进行以旧修旧及异地搬迁(“老建筑寄养”模式)保护工作,共修复、搬迁128栋徽派民居。这些民居一改过去的衰败景象,充满生活气息和乡土味道,形成了“天街九巷、三桥六井(塘)”的格局,“九巷”即大丰巷、担水巷、添丁巷、厅屋巷、团箕巷、五桂巷、犁尖巷、月光巷和方竹巷;“三桥”是步蟾桥、通福桥和安泰桥;“六井塘”指五色鱼塘、方塘和廉井、尚源井、忠延井、霞披井,五百米天街横贯南北,徽式商铺分立两旁,婺源三雕、绿茶制作技艺、歙砚雕刻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以在清新纯净的时空中传承延续。在民居修复中,融入了科技、时尚元素,使传统与现代巧妙融为一体,游客可以感受“外部五百年,内部五星级”的重大变化,享受精品度假酒店的住宿体验。2013年,公司通过竞拍,获得篁岭古村3.3万平方米建设土地使用权,从而不断推出了天街古巷、垒心栈桥、梯田花海等景点。公司在篁岭景区打造中,最大的成就是“晒秋节”的重构,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俗事象被提炼为一个民俗文化符号和丰收节庆符号,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一年四季延绵有序,“晒秋节”内涵外延不断拓展,从而被成功地打造成“最美中国符号”,成为美丽乡村的标志性符号和篁岭古村的金字名片,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诗意栖居之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倡导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内涵主旨相契合,故而“晒秋节”迅速走红,篁岭古村也成为国内热点旅游景区。当然,篁岭景区的巨大成功和成就,其最为关键的还是创造了“先搬迁,后返迁”产权模式、“老建筑寄养”的保护模式,不断挖掘古村文化底蕴,激活其生活属性,“在保留和维护传统空间肌理与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彻底对古村进行内涵挖掘、文化灌注,实现了乡村遗产空间的功能再造,盘活了乡村的“不动产”,同时也赋予了传统村落的精致内涵” 。
再次,村民理事小组在推动篁岭古村村民搬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9年篁岭古村村民搬迁时,由于对故土依恋情节、生产资料转移、房屋位置优劣等诸多因素,出现了部分村民对搬迁安置方案的抵触,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村两委动员下,临时成立了村民理事小组,以处理搬迁过程中的纠纷。村民理事小组由篁岭村民组成,吸纳了村干部、村党员,村民理事小组和村委会、景区代表等一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针对具体事件进行协调,以拔钉子的精神攻克难关,全力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坚持做到村民满意而归,不把矛盾向上扩散,通过这个平台解决了无数的各类矛盾纠纷。在困难较大或事态紧急时,干部们往往白加黑、晴加雨、五加二地住在景区,与村民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以村民为中心,以稳定为重心。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村民逐步认识到搬迁工作的重要性,对干部们也有了更多理解、交流,确保了篁岭景区整体搬迁工作安全稳定推行,整个搬迁过程没有发生一例上访事件。
最后,作为集体或个体的村民在篁岭“晒秋节”重构及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都有效参与,推动了篁岭村的“蝶变”。“乡村治理模式的探讨归根究底是服务于农民,因此,民众的需求与创意是优化乡村治理模式的标杆。”[10]在搬迁工作中,政府始终将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村民理事小组、村两委、景区代表等对村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中,得到了大多数村民都积极支持,少数有些抵触情绪的村民在干部们的耐心细致工作下,也对搬迁工作有更多理解、支持,推动了搬迁工作的顺利完成。在景区建设、景区运营过程中,政府、公司等也从精准扶贫或经济“反哺”的角度出发,通过“先搬迁、再返迁”的景区产权置换方式,支持村民返迁,积极参与景区的建设及古建筑的维修,一些有技术、有思想、有管理经验的村民被“返聘”回天街经营商铺或参与景区管理。目前,古村常住人口82人,属于返迁的62人,婺源本地的77人,男女比例为1﹕2.2。 年轻村民,特别是女性获得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成了“上班族”,绘出了“就地城镇化”的新样本。他们作为古村的建设主体和服务主体,是古村最具活力的元素,他们重返古村,实际上也参与了“晒秋节”的重构,见证了古村民俗文化的“变脸”,促进了古村的新陈代谢和面貌更新,或者说他们是篁岭村“蝶变”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当然,他们也是篁岭“晒秋节”重构或社会治理的直接受益者,据统计,2015年,公司支付给村民的资源使用费45万元,农地流转费用近10万元,工资性收入330余万元,村民旅游创业收入370余万元。篁岭村人均收入从旅游开发前的3500元,提升为2.6万元;户年均收入从1.5万元,提升为10.66万元。 村民的积极参与,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改善了家庭生活,而且在篁岭旅游发展中,解放了思想,增强了脱贫创业能力。
四、小结
篁岭“地无三尺平”,地理环境和人文资源在古徽州地区并不突出,由于交通不便、地质灾害等因素,村民生活维艰,村落不断走向衰败。幸运的是,其独特的“晒秋”习俗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和青睐,政府则基于精准扶贫考虑,积极引入社会资金,以此来推动篁岭村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婺源县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积极深挖篁岭民俗文化,推动“晒秋节”重构,使“晒秋”的民俗事象上升为“晒秋节”,成为一个独特的民俗节庆和丰收符号,其“晒秋”的色彩图画和蕴含丰收寓意的素朴理念迅速走红,成为“最美中国符号”和篁岭的金字名片。在“晒秋节”重构过程中,基层政府(村两委)、村民理事小组、婺源县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村民等都积极参与,相互协商合作,促进了篁岭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进,也进一步推动了篁岭的“蝶变”。当然,“晒秋节”的重构和篁岭村的治理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晒秋节”的重构,使得“晒秋”这一符号更为鲜明,凸显了篁岭的发展前景,获得了社会更为广泛的支持,有效支持了篁岭村的治理,反过来,篁岭“新村换古村、新房换古宅”、“老建筑寄养”、“村民返迁”等产权模式、保护模式及用人模式,巧妙解决了要素、资源、产权等问题,减少了搬迁阻力,增强了古村保护能力,形成了社会合力,有效推动了“晒秋节”的重构,也使“篁岭模式”成为乡村旅游的一个经典案例。
参考文献: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
[2][宋]楼钥.攻媿集•论风俗纪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360.
[3][清]黄中坚.蓄斋集•卷五[A].四库未收书辑刊捌辑•贰拾柒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51.
[4]饶旭鹏.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社会治理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130.
[5][法]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社会学与人类学五讲[M].林宗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8.
[6]陈潭,于勇.乡风礼俗、信任关联与社会治理[J].江苏社会科学,2016(1):143.
[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中[M].谢延杰辑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554.
[8]程必定,汪建设主编.徽州五千村•婺源县卷[M].合肥:黄山书社,2004:142.
[9][清]蒋灿等纂修.婺源县志[Z].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10]祁勇,赵德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62.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