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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红色故事的传播圈与故事权

[施爱东]红色故事的传播圈与故事权

红色故事的传播圈与故事权
  
施爱东  



     
    2007年夏天,我们在“四渡赤水”的始发地贵州土城镇进行了一次调查。土城老街并不长,上街下街加起来不足两千米。但是,老街的红色故事却可以分出若干个传播圈,每一个传播圈都会有一二个具有代表性的权威讲述者。
     起初,调查是随机的,不论男女老少,我们逮着就问,关键是看谁闲着。可是我们很快发现,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正在兴建的“新四渡赤水纪念馆”边上,有个桌球室坐着许多民工,我凑上前去,问些关于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几个民工你指我我指你,推来推去,最后把故事权交给了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年人。那人挠挠头,正准备讲点什么,边上一个本地老太太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知道的,他们是外地人,我们本地人才知道。”她这么一说,那些民工就更不好开口了,个个都尴尬地推说不知道。我只好转头请老太太讲,结果她说:“我也说不清楚。”她向下街方向指指:“那边有几个老人知道很多。”
     我们只好往前走。在一个干净的檐阶上坐着一排老太太,看样子个个都有七八十岁。我开口一问,几个老太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指着边上一户人家说:“找那个曾志禄,他知道很多。”
     曾志禄74岁(2007年计,下同)。史书记载第一批红军队伍于1935年1月24日开进土城,距离我们的调查时间是72年。按理,曾志禄当时应该是2岁,可老人坚称他刚满月时,红军就到了土城。老人用很肯定的语气讲了许多红军的琐事,当然,他承认这些都是红军走后,听父亲讲述的。
     我们的访谈刚刚开始,边上就围上了许多旁听者,个个屏声息气坐在边上。边上一位叫罗应乾(55岁)的老人有时会趁着曾志禄讲话的间歇插进话来,但每次插话时,都以“听我爷爷讲”起头。在曾志禄面前,罗应乾的讲述显得很不自信。曾志禄会随时打断罗应乾,对他的讲述做些补充或纠正,而每当曾志禄一开口,罗应乾就会主动沉默,迅速交出故事权。曾志禄无疑是下街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
     但是,曾志禄的权威仅仅局限于下街,上街有上街的权威,上街的老人们对曾志禄的故事颇不以为然。
     我们在上街一家门前见到一位叫陈仕荣的老人(87岁),老人很乐意向我们讲述红军的故事。慢慢地边上聚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其中另一位穿戴整洁的老者不断地插话打断陈仕荣的叙述。陈仕荣本来有问必答,自从被这位老者打断几次之后,就变得吞吞吐吐。我只好转头请那位插话的老者聊一聊。插话的老者叫罗明先(82),他很得意从陈仕荣那里夺过了故事权,为了强调自己的故事权威,特别告诉我们“红军来的时候,他(陈仕荣)不在土城”。
     罗明先把我们带到了土城老年协会的楼下,他女儿开的一间茶馆中。老人对青杠坡战斗的叙述非常生动清晰,如同亲临其境,而这些纯粹的军事行动,恰恰是土城百姓未能亲历的事件。罗明先甚至还承认,战斗结束后,曾有许多大胆的年轻人到青杠坡挖子弹壳,他那时还小,不敢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罗明先一边说话,一边不断地扭头朝边上看,到后来干脆主动把故事权交给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这位老人叫郑少成(88岁),是个老船工,曾给红军搭过浮桥,当年16岁。
     我们在土城已经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旦有一位更权威的发言人站在边上,正在发言的人就会变得谨慎而且不自信。郑少成往边上一站,罗明先的故事就不再流畅而生动了,有时还会加上“我听说”作为前缀。我们只好请郑少成坐下聊,郑少成不愿当众讲述红军故事,坚持要另约时间单独谈。
     土城老年协会设在罗明先女儿茶馆的楼上,这里固定地有三五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我三天前来这里时,他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话头,不断地互相补充和插话,常常让我不知道该把倾听的目光转向哪位老人,他们互相抢着话头,恰恰说明他们之间的故事权力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这天郑少成来了,均衡被打破了,办公室几个老人全都插不上话,一个个退出了办公室。很显然,郑少成是土城老年协会这一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
     郑少成是个文盲,曾给一渡赤水的红军搭过浮桥。他带来一份盖着三个基层组织大红公章的《1935年父子援红军》复印材料,其中提到:“1935年1月28日,红军命令我们18只(我家两只)木船船工和红军一起搭土城街后第降滩浮桥(参加搭浮桥的有我三个兄弟在内)。从当日早上5点钟紧张开始,扛门板、扛原木、拿绳索,忙个不休,于当日晚12点钟完全搭好浮桥。”红军过桥以后,“又命我家父导路”。郑少成家庭生活困难,这份材料旨在求得政府给予一定的生活照顾。
     后来我曾为郑少成的补助问题联系过土城镇领导,他们都很惊讶,说从未看到过郑少成的这份材料,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活着的当事人,他们只知道一个叫钟华青的老船工曾经参与搭建浮桥,所以推荐我访问钟华青。
     钟华青(93岁)比郑少成幸运多了。因为受到政府挖掘和重视,据说常常受邀为大会小会的嘉宾,专门讲述红军过土城的故事。钟华青显然比郑少成更懂得争取官方认可,叙事中不断强调自己曾经见过毛主席。
     几乎所有老人都说当时兵荒马乱,根本不知道谁是谁,直到解放后北京派人来回访时,才知道毛主席来过土城。只有钟华青声称自己和毛主席吃过饭,毛主席还握着他的手说:“叫我同志,不要叫毛主席。”我马上问道:“毛主席当时多大岁数的样子?”钟华青想了想,说:“毛主席是一个大汉,穿一件蓝大衣。”我料他一时算不出毛主席的年龄,于是再问,他又说:“毛主席扎一根腰带,这里(他摸摸自己胸口处)别着一支枪,手枪。”我第三次问:“你记得毛主席多大岁数的样子?”这次他干脆不理我,顾左右而言他。
     离开钟家,习水县红色旅游办公室的陈云坤很疑惑地说,他第一次见钟华青时,钟华青明确说自己没见过毛主席,近一两年又说自己见过一个大汉,可能是毛主席,今天怎么就和毛主席吃过饭了?
     很显然,钟华青的故事一直在试图向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官方叙述靠拢,因而与其他老人的故事差距比较大。也许,不断地接受和习得新的官方话语,不自觉地增添或更改一些细节,主动地按照他所理解的主流话语来重新建构一些新的、更有“意义”的细节,是为了稳固自己在官方话语中的地位吧。
     在土城,至少有三个明显的故事传播圈:以曾志禄为代表的下街传播圈,以郑少成为代表的老年协会传播圈,以陈云坤、钟华青为代表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传播圈。每个传播圈内的故事都曾在传播过程中经历过多次的交流、协商与碰撞,这种交流和碰撞就像一个故事擂台,大家经过较量,大致地明确了一两个故事权威,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但在这一传播圈与那一传播圈之间,却没有充分的交流,因而可重合的知识也就相对少得多。
     每一种权威叙述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当它越出这一范围的时候,其权威性也就不复存在。郑少成与钟华青都是老船工,但因为两者不从属于同一传播圈,因而其故事差异比较大,而在郑少成与罗明先之间,尽管两人身世殊异,但都是从属于老年协会传播圈,因而其故事差异比较小。陈云坤尽管只有37岁,可他是个读书人,知道的事都是“书上写的”,自然也就成了纪念馆传播圈的故事权威,不仅纪念馆的解说员们信他,连钟华青的故事也在试图向他靠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9-11 13: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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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听别人讲故事都不注意这个传播圈的问题,我的思路不够开放,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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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还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讲故事过程中也渗透着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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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当然也或多会少具有话语权。民间故事(特别是幻想故事和口述史)不是随意讲述,更不是“瞎编乱造”,它的创作、讲述、转述、听讲、再造、变异等,都有一套民间逻辑和民间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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