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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志:黄现璠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介评

本主题由 Mason 于 2021-1-16 15:52 提升

张广志:黄现璠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介评

黄现璠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介评

作者:张广志 (曾任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任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



           日前接已故黄现璠(原名甘锦英)先生哲嗣甘文杰先生电话,谓黄老《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一书将付梓,想让我作篇序。本来,按学养和过往,我都是不够资格为黄老的这部遗著作序的,但一来是考虑到文杰先生盛情约请,却之不恭;二来也是念及在粉碎“四人帮”后我是最早站出来呼应、声援黄老的“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并曾在通信中交流过观点,相互鼓励,可谓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同一战壕中的两个忘年战友,所以也就爽快地应承了下来。

       吾生也晚,且与黄老一个远在南疆,一个僻处西陲,天各一方,始终未能晤面,但共同的信念、追求,还是把我们拉到一起来了,这或许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缘分吧。
   
       早在读大学阶段,我就对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成说发生怀疑。1962年,我将自己的这个观点写成一篇长文寄呈曾在我的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任过教的杨向奎先生和仍在山大历史系任教的童书业先生,征询意见。但鉴于当时的形势,杨向奎师谓题目太大,宜仅从古史分期入手去写;童书业师则通过师母给我回信,说是近来身体不好,无力审阅,皆将稿子退还于我。之后,学术环境愈加险恶,我也只好将之束之高阁(不是一般的“束之高阁”,而是将它从青海转藏于我苏北乡下老家的妹妹家中),断了刊行问世的念头。
      
       1979年,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从著名史学家徐中舒师进修先秦史时,看到了黄现璠先生发表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欣喜、鼓舞之余,速即通过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时在广西师院历史系任教的许凌云君的介绍,同黄老取得了联系,并寄去我1979年9月提交给青海师院首届科学讨论会的《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历史地位》一文的铅印稿(这是一篇从世界史的角度泛论希腊、罗马外的世界广大地区皆未经历过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长达五万言的长文),蒙黄老不弃,很快给我寄来相关材料,并在通过徐中舒师转我的信中夸赞我“南天一柱,敢为天下唱”,还让许凌云君转告我“要坚持必胜信念”。不久,我的那篇长文发表在当时尚为内部发行的《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上,又蒙徐中舒师推荐,《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3期很快予以转载,一时间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黄、徐两位前辈对我的鼓励、奖掖,作为晚辈,我至今难以忘怀。
     
        陈吉生教授曾在一篇题为《试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的长篇论文中说:
     
        一般认为:“无奴学派”五名家为黄现璠、张广志、胡鈡达、 沈长云、晁福林。“无奴学派”的开拓支派“黄派”和推进支派“张派”……所谓“黄派”,即指以“无奴学派”导师黄现璠为代表而形成的一个“无奴学派”开拓性支派,成员有黄现璠和“黄门五将”黄伟城、黄增庆、张一民、韦文宣、玉时阶等教授或研究员(皆为黄现璠的学生和私淑弟子)。“张派”是指以“无奴学派”元老张广志为代表而形成的一个“无奴学派”支派,成员包括张广志和“张门双雄”莫金山、李学功教授(皆为张广志的研究生)以及青海、甘肃地区的“无奴论”名士纵瑞华、祝中熹(纵瑞华、祝中熹为张广志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引者)等人。
      
       陈先生对我的定位显然过誉了,实愧不敢当,而对新时期黄老在这个领域的首倡之功和导师地位的肯定则是准确的。十多年前,我在拙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中,即曾针对有学者将我的《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的发表视为新时期“重新争鸣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历史阶段的开始”的提法说过:“这样提,似不太准确。事实上,从时间的先后讲,带头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题为《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刊登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随后进入这个领域的才是张广志。”(见该书第239—24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不是谦虚与否的问题,而是事情本来如此。它关乎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当今,一些所谓读书人,争名于朝,逐利于市,经常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实在是很要不得的。
      
       黄老是一位认真求实、勤于思考、敢于担当的学者。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也大都不怎么走时,而一些长于阿上跟风的所谓学者,却每能邀功希宠,大行其道。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如果没有那段“左”的漫长岁月,如果能给黄老更多人身的和思考的自由,这位勤奋、执着的老先生也许会给我们留下更多史学遗产。可世上没有什么“假如”、“如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所幸上天垂怜,毕竟还给黄老留下了一段虽不怎么长却弥足珍贵的可以比较自由公表论著的迟暮之年。于是,这才有了已发表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等文和这部即将面世的遗著。
        
       摆在我面前这部题为《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的遗著,是沉甸甸的。说它沉甸甸,不仅指皇皇六十万言,部头大,亦指它姗姗来迟,其生也艰,更指它材料丰富,立意高远,有较高学术含量。
      
       综观黄老这部遗著,给我留下印象较深者略有如下诸端:
      
       一是材料丰富。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的是理论套话连篇,不惟不坚持论从史出的治史准则,甚至为维护某种理论不惜无视、歪曲史料,让史料屈从理论,为理论注脚、服务。长期霸占、笼罩史坛的中国奴隶社会说等,就是这么被生搬硬套炮制出来的。黄老此书则与那些空言误人的所谓学者不同,而是坚持论从史出,靠史料说话。书中,黄老出入古今中外,中国的,外国的,文献的,考古的,民族、民俗学等的材料,多所搜求,读后给人以踏实、厚重的感觉。
        
       二是立意高远。长期以来,主流史学家们从条条框框出发,从欧洲中心论出发,把一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弄得面目全非。黄老此书意在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可谓胸襟广阔,立意高远。按黄老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是:尧舜时代的“族国”——夏禹时代的“氏国”——殷商时代的“城国”——周代的“王国”——秦代的“帝国”。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为“奉公制”——“上贡制”——“贡役制”——“贡赋制”——“赋税制”。虽然黄老的这一说法并非不刊之论,黄老也从来没有以一个裁决者身份来骤断历史是非,但这种探讨无疑是有益的,是能给人以启迪的,是重建古代中国信史的一个新尝试。这种尝试,亦同任何新东西一样,刚出现时虽不成熟,完美,但总比人云亦云、老生常谈好得多。
      
       三是方法得当。研究历史,从条条框框出发不行,重回乾嘉学派的老路上去恐怕也走不远,故研究历史也还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黄老不是克罗齐、柯林武德、汤因比,不是刘知几、章学诚,他不可能、我们也不应希冀他为我们提供成体系史学理论、方法,但他在书中尝试着广泛使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历史语义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驾驭材料,解读史事,提取观点,还是甚见功力的。读者仔细品读,定会从中获取教益。
        
        黄老的书尚未细读,说不准的地方尚祈黄老在天之灵和读者诸君宽宥。


                                                               2014年3月21日撰于南京




(原文载黄现璠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代序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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