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人老龄化、伪传承严重，专家呼吁在高校开非遗研究专业
澎湃新闻记者 韩晓蓉 实习生 吴子涵
2015-08-13 14:29 来自 教育家
中国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国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名单已达1986人。
但1986位传承人中， 235人已经离世，剩下的传承人50%以上超过70周岁，老龄化严重。中国的传统文化项目同样有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2211种传统舞蹈，目前仅存留1389种，30年间，853种传统舞蹈消亡。
“繁荣”与“危机”，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两面。“非遗传承有不少问题，表面、虚假、浮夸、庸俗。”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高春明表示，希望在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现正与华东师大、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协商。
价值观变化让传统文化“不再吃香”
7月25日，由文化部发起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班”在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开班。8月10日，高春明与学员们探讨了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历程。
中国天翻地覆的价值观，让传统文化与技艺失去了发展空间。
“连和尚都在买包。”高春明展示了一张图片，一名僧人正打量一款黑色皮包。
“一些奢侈品牌的包成本有限，生产也很快，但仍供不应求。”高春明说，一款12万元的包很快就能被买走，顾客还需预约登记。
“山沟里用传统技艺编织一个手工包，可能要一两年，出来后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肯定不能。”高春明说，全球经济一体化，让国人的价值观变了。
传统戏剧也在丢失。历史上，中国戏剧品种曾达394种，截至2004年，这一数字变为260种，35%的戏剧品种消失。曾在上海繁荣传唱的锡剧和扬剧，目前也仅在无锡和扬州本地存留。
“伪传承”：这还是刘三姐吗？
“大家觉得非遗受重视了，就一窝蜂地涌上去，结果很多都在做表面功夫，不是真的传承。”高春明觉得，非遗传承的表面化问题已特别严重。
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铸造，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打击乐器，古时能指挥军队进退。
铜鼓的出土带动了广西对“铜鼓文化”的宣扬，从南宁机场到市中心，铜鼓造型的路灯和垃圾桶随处可见，市内博物馆也有铜鼓巨雕，然而至今，“中国没有一本研究铜鼓文化的学术著作，日本呢？已经出了50多本了。”高春明说。
同样在广西，高春明体验了非遗传承的“浮夸和庸俗”。
“‘印象刘三姐’演出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高春明说，夜场演出灯光炫目，强光灯用钢筋水泥固定在山体上，“有些山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需要铺人工草皮上去。”
高春明去漓江时，刚好闻到了隔夜的汽油味——每晚的点火把环节，上千支火把一起点燃、声势浩大，但直至第二天早晨，火把燃过的汽油味依然弥漫，漓江江面，余烬和滴落的油星星点点。
“这个表演的门票是每人888元，作为旅游项目，它确实像印钞机一样，但是周围的环境、空气，感觉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高春明展示的图片中，刘三姐文化中经典的“对歌”成了女演员展现身材的场景，“这就是为了迎合低级的趣味，这还是刘三姐吗？”
风筝不能飞
山东潍坊的风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非遗”的知名度带来风筝的商业化，而作为商品的风筝也随之做得日益精美庞大，2米或3米的风筝已并不少见，甚至原本竹制的风筝骨架也正在被铝合金代替。
“这样的风筝飞得起来吗？”高春明得到的答案是不能。但即便如此，“铝合金风筝”的精美外形仍然受到外国游客的追逐，店主将其以高价卖出，顾客只得到一个风筝的“躯壳”，“装饰品”成了“不能飞的风筝”的新定位。
高春明回想起曾在上海制作的一个手工风筝，几十米长，能飞起来，风筝用竹木做骨架，“龙鳞”下是带有半圆小孔的竹制圆筒，架上糊纸。放飞之后，风穿过圆筒，糊在上面的纸鳞片随之跃动，“就像是龙鳞在闪烁，”高春明感叹，“我觉得这才真是智慧。”
“无形文化”：日本的非遗保护
高春明觉得，要想体验唐文化，或许日本京都比中国西安更令人满意。
“祗园祭”是日本三大祭之一，每年7月在京都举行，高春明曾两次参加祭典，第一次距今已有30年。
去年的祭典，他拍下一张与30年前同一地点的照片，两张图片上，彩车、满街的游众和背后的建筑鲜有差异，“我所看到的他们的祭典、礼俗和礼仪，在这几十年中保存得很完整，而且民众一直很热情，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把典礼看成自己的节日。”
高春明对当地一位原文化馆馆长印象深刻，30年前，年逾70岁的馆长身着和服、赤脚陪着高春明参加祗园祭，“他对民族节日很有自豪感，当时非常投入。”
在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叫做“无形文化”，这一称谓源于1950年，这也是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开启对非遗法律性保护的年头。
《文化财保护法》划定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其中和服位列第二条。至今根据法律规定，身着和服的游客可以免费进入京都所有博物馆，京都出租车为着和服乘客提供九五折优惠。
在中国，旗袍曾于1934年被当时的法律列为“国服”——这是旗袍唯一一次获得法定“国服”地位，自此之后，“国服”字眼再未出现在法律条款中。
想在高校开非遗研究专业
中国制度性非遗保护始于2004年。
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公约》的第6个成员国。
2006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举行。同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称“名录”）发布，518项传统文化项目入选。如今，名录已命名4期，逾千个文化项目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了专门的法律依据。其间，《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条例》等针对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条例纷纷创制。
上海的非遗保护立法也正在进行。
“一开始法条做得很冗长，现在正在浓缩。”高春明表示，立法的过程并不轻松，涉及人财物的敏感问题解决起来比较痛苦，但上海市立法工作的方向已经给区县非遗保护以启发。
以奉贤区为例，尽管在“精兵简政”的背景下，把非遗“编制”写入法条并非易事，但奉贤区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已专门设立6人编制，“专门机构管理”变得现实化。
在高春明看来，针对继承人群，还应该有专门的非遗教育，除了专业技艺，还要教授系统的理论。
“非遗研究”则是更高一层的教育，“我们希望在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现在正在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协商。”
在河南工艺美院任教的郑莉娟也看到了非遗教育的迫切。作为非遗培训班的学员，她觉得，应将更多非遗知识写进教材，“中小学教材中还有一些相关知识，但大中专院校、尤其是在专门的工艺美术学校，非遗教育真的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