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一个大学教师的职业回忆-转自豆瓣

一个大学教师的职业回忆-转自豆瓣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938277/

1 留校本科生
    
  80年代前半段,进入高校工作远没有现在困难。现在至少是硕士,好点的学校都要博士。当年本科毕业便可以留校教书。我就是从留校的本科生开始的大学教师职业生涯。
    
  我的本科母校是50年代建校的部属高校。说不准是三流还是四流,在部里还能算第二方阵的前列。我刚入学时,全校只有9位副教授,没有教授。学校的学术骨干(这是现在的说法),当时多是从同部所属的二流高校淘汰下来的,因为政治问题或生活作风问题。在我毕业前,学校毕业了第一批硕士,其中一位硕士还教过我的课。后来听说他到深圳发展,做得很不错。
    
  我读这所学校是双重错误的结果,所谓祸不单行。先是高考没有考好,比预料成绩低20分,当年仅是400出头。再是志愿没填好,报的专业体检都不合格。本省有所大学(现在也是211了)曾主动与我联系让改志愿,被我拒绝了。我已经做好复读一年再考的准备。后来,家长觉得还是马上读大学好。我父亲去趟省招生办,当时各大学的招办多撤摊了。本市这所大学收留了我。这样我成该校当年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
    
  在大学里的学业成绩并不突出,主要是专业兴趣的问题。我对数学特别感兴趣,而其它课程都是考试前对付一下,一般得良。最糟的还挂过一科。我的数学老师给我最初的鼓励,首次小测验得了满分,而且说我的答卷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这位老师对我很好,还借我些内部印的题解之类,都是配合数学专业比较通用教材的。可惜,后来他病故了,书还没还。我3个学期的数学课成绩是99、100和99,而且据说没次考试后几个任课老师一起跳我卷纸中的毛病。后来,在首次校高数竞赛中得了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等奖。
    
  当时的基础部主任与我谈过次话,考问我一些概念之类。当时感觉问题都比较基本,如实数的分割定义、群的定义等。学校办个基础课师资班,我还去旁听过“近世代数”课,讲课的是位副教授,但真不觉得有多高明。该班比我高3届。如果只差1届甚至2届,或许就让我跳级了。这位主任也是奇才。名校工科专业毕业,但对数学感兴趣。后来教书时物理课没人上,又改物理了。
    
  我还有个转回数学的机会,考研究生。不过,我当时年轻气盛,急于证明自己,这自然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我选定的目标是北京大学,与导师也通过信,指出她编写教材中的一点疏忽。当然,另个比较实际的打算是外语太差,反正考不上,不如报高些。最后的结果如我所料,英语没及格,似乎只有40多分,而且综合课也只有40分。转变的机会就被我荒废了。
    
  好在当时不像现在这样规范,学术权威的话分量很重。毕业时我留了校,而且还改了专业。

2 过渡的阵痛
    
  留校后,便开始了大学青年教师的生涯。
    
  当时还有教研室,10来号人在间房子里“办公”。当然,教研室主要不是房子,而是种基层组织机构。刚留校的教师,教研室主任是最直接也是主要的领导。已经记不清当时教研室的所有同事。反正有10来个,似乎有一位快退休的副教授,但已经不是刚入学的9位副教授之一。几个年轻人都是本校师资班的毕业生,有些已经在外面读硕士研究生,后来都回来了,但有些后来出去读博后走掉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教研室的“官”很多,主任、副主任、书记、工会小组长等。已经忘了当时的主任是谁,还记得书记,因为他后来成了主任,又升了系副主任,最后在我离开时是学校的组织部长。
    
  教研室主任给我任务就是给老教师助课。他打开教研室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些教材和铅印甚至油印的教辅,借给我,让我回去好好做题。以免被学生问住。主任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一定要过教学关,开始第一次上课没上好,一辈子就完了。其它的,他什么也没说。
    
  学校当时还有个规定,凡是留校的新教师,都要管个学生班。于是,我也干起了班主任。这真是太为难我了,从高中起就没当过任何学生干部。而且,我本人的家庭当时算是富裕,因此学生中有生活困难的也让我很难受,也很无奈。更麻烦的是,学生特别是学生干部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虽然也没有什么利。还有,专职学生工作者(管几个班的辅导员)的作派我也不能接受。好在系里主管学生的总支副书记教过我,对我很关照。我一年的学生工作还算称职,但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特别是,我深刻认识到自己不喜欢与学生交往。本质上,我只是喜欢与同类交往,“无友不如己者”。
    
  读大学时,我看过不少科学家传记,对大学教师职业有初步的概念。我内心深处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想一辈子教实际上很简单的课程,也不想总是与些我不感兴趣的学生交往。当时的一切只是种过渡。“借得山东烟水寨,换取凤城春色。”改变后的情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要写论文,要考研。考试改变命运,研究改善生活。
    
  顺便一提,我拿到第一次的工资是一个半月的,共69元。第一年的工资是每月46元。同时,不断有同事和领导“介绍对象”。不过,我当时世故地认为,与领导和同事介绍的异性交往是件危险的事情,没成岂不是得罪了领导同事。因此,一概不询问细节便回绝,理由是自己还小,暂时不考虑成家的问题。现在看来,当时的做法实在是明智之举。在婚姻市场上,自己当时的市值很低,需要适当拉高,当然不能贸然出货。

3 研究规划
    
  我信奉“自我设计”,要给自己找条出路。最明显的就是考研,主要任务是提高英语水平。同时,要进行专业研究。对研究的内容,我有非常有预见性的规划。我现在明白,自己的研究能力只是一般或略高,但经营研究的能力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当时只是看国内研究文献。概括出4个相关主要方向。其中一个最容易上手,但不是很有意思,主要是中国学者在搞,暂时选为主攻,准备用作拿副教授的敲门砖,敲开后放弃。另一个很有意思,但上手比较慢,我便慢慢看起来,准备硕士毕业后再作为主攻方向。还有个介于两者之间,但相关的导师比较多,我准备选为硕士的工作。最后一个不是很适合,就放弃了。20多年后总结当时规划之下情况,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第一个方向为我出了无数论文,包括国内排第二的专业期刊上有3篇,《科学通报》上有3个简报。使我成了特批副教授,还几乎成了特批教授。更重要的是,我确实在拿到副教授后便开始放弃,要抑制住“造”论文的冲动并不容易,但在拿到教授前硬是完全放弃了。不过,当了博导后重新捡起,外行指导内行,培养了这个方向上的几位博士生。并且牵头拿过个省部级二等奖。我自己没有发表过国际论文,但我的学生发表过多篇(我是通讯作者),在这个方向上的国内学者中排第二或第三。因此,在这个小行当里入门早、学术地位高,可能仅次于该方向在中国的开山鼻祖,他拿过省部级一等奖。他的学生拿过2个NSFC的面上项目,我的学生拿过1个。除了他本人外,这个方向上再没有其他人从NSFC拿过项目。
    
  第二个方向上手比我预期的早。虽然硕士导师属于第3个方向的,但硕士论文是自选课题。博士导师是第4个方向的,但学位论文也是自选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前期的论文产出差强人意。后面的发展潜力很大。合著的几本书我都是负责这个方向的相关内容。这个方向上最早出国际期刊论文,而且也有些国外包括美国同行的引用和好评。有些同行觉得我是这个方向上年轻一代的国内权威。在这个方向上也牵头拿过省部级二等奖,不过这方面相关工作人家有多项国家奖。而且,这个方向太热,我估计很难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单纯靠这个方向拿不到项目,因此我在几年前把主要精力转走了。
    
  第三个方向我一直关注,但没有发现好的切入机会。终于在5、6年前,机会来了。博士后研究时转入这个方向,与前个方向适度结合。通过国际合作研究,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些特色。以在最权威的期刊上发表篇长文,并有本专著被国际著名出版社接受将列入权威丛书出版。几乎在所有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国外学者的他人引用在各方向间是最多的,而且超过国内学者的他人引用。先后拿到NSFC的多个面上项目和一个标志性的项目。还有个学生在这个方向上拿到个面上项目。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方向是我余生的主攻,要拿省部级一等奖,甚至更高。
    
  第四个方向我从来没有介入,但我的博士导师是该方向的国内开山鼻祖。我的博士论文也对这个方向的某些内容略有涉及,主要还是做第二个方向。发表过国际论文,也有些他人引用,但不多。先后作为第二完成人获省部级二等奖两项。因此人们可能假设我多少知道些。其实我基本不知道。不过,外行指导内行,我培养了这个方向上的两、三个博士生,他们拿到两项NSFC面上项目。
    
  不过,就更大范围的研究规划,也不是完全成立。我曾设想自己在50岁后成为个哲学家。现在看来,毫无可能。倒不是哲学家有什么难当,而是我现在看来并不值得当。

4 报考硕士生
    
  留校是考研不成的结果,自然考研也是留校的归宿。学校有明文规定,考研只能在工作两年后报名,考研专业要与任课专业一致,考研机会只有一次,而且只能考所在部所属的学校。在部属学校中,我能考的专业最好的是省城所大学,几乎是我唯一选择。
    
  至于考试科目,数学基础应该毫无问题。两门专业课中有一门是我担任助教的,应该没有问题。另一门要准备一下,但问题也不是很大,凭别的科目的优势,我觉得能及格总分就没有问题。最关键的是英语。
    
  英语的学习是职业发展早期最严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成功解决,直到今日还在受益。考研是全面打英语基础的第一回合,随后的研究生英语教学及应考EPT, TOFEL, GRE,不断把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到新的层面。在准备考研时,反思了本科英语准备失败的教训,最主要有两条。其一,过分强调方法,总是想以最有效的方式学习英语。而学习英语与学习数学等专业课不同,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投入的时间。其二,过分关注考试,强调“短平快”的语法和惯用法,忽视单词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因此,我把学习英语和准备考试分为不同的时段,大大增加了时间的投入。特别利用自己阅读的兴趣,加大阅读量。曾将1个整月定为“英语月”,其中不读任何中文材料。同时,利用做家务时间听比较简单的英语口语材料。特别是在精读和泛读间建立种自己的特殊阅读方式,对能找到的所有教材,看单词,读课文,做练习。这段的最大收获,应该是对英语材料也有了阅读兴趣,有时爱不释手,通宵达旦地阅读。
    
  严格说,“考研”的说法不够确切,是“报考”。报名也遇到些小麻烦。按学校规定,两年后可以读研,但报名时工作还不到两年。我们几个青椒一起去找学校,学校说系里决定;又一起去找系主任,总算报上名了。
    
  我大学时的位好朋友已经在那所学校读研,不在我报的专业,因为我改了专业。他帮我打听些情况。本教研室有两位该校学成归来的硕士,还有位在读的硕士,因此,对那边专业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但当时比较幼稚,没有与导师有任何接触。而且我选的导师也是位非常老实的书斋学者,不是该专业的大牌教授。与几位同事的导师也各不相同。
    
  研究生入学考试没有什么意外。初试成绩不错,具体分数不记得了,仿佛数学基础课和门专业课都是90分左右,另一门专业课68分。全专业总分第二,第一的反而是计划外的委培生,我是计划内的定向生。大学的好友专门到我家,说成绩出来后不同导师间在调剂,有位做横向课题见长的教授可能想要我,最好去见下导师。我马上去拜访了未来的导师,表示我自己喜欢搞理论工作。他安慰我说那位教授是问他要人,但给谁是他决定。
    
  再后来就是面试,考题很简单。有道题目我初中就见过。不过,我助教的课程中有道题目我没答完全。后来导师提下我的初试成绩,大家就不问了。这样,我就考取了硕士生,在本科毕业一年半之后。
    
  我的英语成绩比上次考研几乎翻倍,不仅及格过线,而且进了英语快班。那位排在我前头的委培生英语成绩与我一样,我们两人是全系,不仅是本专业,仅有的快班学生。

5 读研
    
  研究生的生活没有我事先想象的丰富多彩。不过,还是比本科的生活有意思得多。特别是,我悟出许多研究生不知道的职业诀窍,多写快投。尽管当时写文章也不知道对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
    
  研究生的课程成绩不是很好。自己比较贪心,选了许多课,结果没有时间学好。我估计在硕士生中我的学分一定是最高的,不仅是当时,即使直到现在也如此。真正重要的知识,还都是我自己学的。我从来没喜欢过考试,读研时尤其如此。我的英语成绩在整个研究生远是名列前茅的,大概在5名左右,提前半年结束英语课程。不过,即使英语的绝对分数也不高。
    
  入学前后,我已经在开始尝试写文章投稿。第一篇文章是投家刚创办的地方专业期刊,居然被录用了;很遗憾,那家期刊还没等到刊出我的文章便无疾而终了。第二篇文章是投我任教学校的学报,审稿人是导师同课题组的另位教授。他说让我通过了,但显然编辑有不同的理解,因为没发出来。不过,文章开始写了,离刊出就不远了。
    
  早期的文章我当时就觉得不是很有意思。情况是这样,看国内发表的文章,有些觉得很一般。据我观察,许多高校青年教师都在某个阶段会有类似的想法。很幸运,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与其感觉甚至议论人家的不好,还不如我也如法炮制,或许还能更好点。于是就开始写起来。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就不容易关上。投稿一发便不可收拾,现在已经在国内外发表4百多篇,多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这一切,开始于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人家不怎么样的文章都发了,我的为什么不能。我是俗人,只能见不贤思齐。
    
  读硕士期间,发表3篇论文,都是属于前面“规划”中的第一个方向。2篇在本校(任教的学校,不是读研的学校)学报,1篇连同英文稿发在《科学通报》上。后者是我在这个方向上的重要工作。还有些投稿的论文,在毕业后陆续发出了。其中1篇文章属于“规划”中的第二个方向,发在国内顶级期刊。当时看到上面有位院士和学生的文章,我对他们的结果有一点点补充。随后10多年,我再没机会在那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虽然有些工作我自己觉得在技术上更好。现在我总给那个期刊审稿,学生还有文章投过去。我自己打头的文章已经舍不得给她了。需要说明还有,所有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署名的。
    
  我入学时的硕士导师非常好说话。他给我个题目,我说不感兴趣,他就随我去了。他的主要职责是签字让我报销,我经常住在家里,却都算出差。报销往返路费,而且似乎还有点补助。导师有时甚至在空白的报销单上签字。在我就读期间,他就退休了,我成了他半个关门弟子。新导师是教研室主任,当时还是副教授。也是非常厚道的人,但毕业前我们打交到不多。他以前与人家合带过硕士,我是他第一个独立指导的硕士,即我是他的开山弟子。他自己也承认我搞的东西他不懂。从单纯学术师承的角度,两位导师都是名义上的。对后位导师,我把硕士论文中不太重要的工作发在他们学校的学报上,带上他的名字。我觉得作为硕士生也可以交待了。
    
  事实上,我从前面提到比我入学成绩高的委培生那里学到职业中的重要一课,科研经费的使用。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使用科研经费的最佳方式是变成现金自己自由支配。不过,那时的经费都是导师的经费,我只学会了变现花钱,还没学会申请挣钱。毕业后我们还有过些研究上的合作。他后来弄到个公派出国的机会,留在了北美;把夫人接出去,两人离了婚,他又娶了洋人。1、2年前我们还联系过。他改了行在美国政府的实验室中工作,近20年从来没回过国。经过不懈努力,基本上不会说中文了,但还能听懂。
    
  当时也参加过研究生院的社团活动。不过,这些与职业没有什么关系。我甚至还自费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函授大学后教育,提交毕业论文,得个毕业证书。这一切都是说明,我不是个全心全意的研究者。研究工作主要是我改善生存状态的主要手段。
    
  顺便一提与职业无关的事情。入学不到半年,我就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相亲。再过了一年多便去登记。研究生院给我开了结婚证明,但再三强调不许生养小孩。又过了半年我们办了婚礼,随后华北、华南、东南转了一大圈去旅行结婚,名义上是参加学术会议。会议地点在华南某省会,但去时在北京换车,回来时在杭州、上海停留、换车。

6 晋升讲师
    
  硕士毕业后回原学校工作,当时没有任何的犹豫。读硕士的学校没有博士点,有位教授曾提到更好的大学中有位博导要求推荐考生。当时新婚燕尔,没有心思再离家求学。况且最后弄学位论文准备答辩等事务性工作,也很让我闹心。“鸟倦飞而知还。”
    
  回到留校的学校重新工作后,我继续写写文章,同时也继续助些课。我已经逐渐习惯了小高校的生活。特别是不用再管学生,教师工作还算得心应手轻松愉快。从职称晋升的角度看,当时形势其实还是严峻的。在同一教研室,我前面有两个先毕业的硕士,一位早我1年,另位早3、4年。我读研之前共事的最早的硕士,已经考取博士生走了。传闻她与她先生是两个书呆子,大学里约会时也是一起看书。后来双双出国,现在可能是在某外企中国分公司当经理。我当时也没想太多,与两位先回来的硕士关系也很好。
    
  那时晋级很不规范,时常莫明其妙地“冻结”。我刚毕业时就处在冻结期。比我先一年毕业的硕士,本科比我早两年,也没有职称。或许我们都应该是助教,但其实连助教都没有评过。后来我填表写简历时,写到这段,开始写“教师”;人家都说不通,让写“助教”,我也就冒充助教了,不知是否算伪造简历。还算幸运,硕士生毕业1年多点的时候,晋级恢复了。
    
  按当时的晋级的年资条件,本科毕业7年,或硕士毕业2年,我不论从那个角度算,都差一点。本科毕业6年,还算上读硕士的时间;硕士毕业1年多。其它的条件倒都够了。助课的时数够了,已经在主讲课程,还干过学生工作。教学这块肯定没有问题。讲师似乎没有论文要求。但我的论文足可当副教授甚至教授了。当时上报的论文,除《科学通报》有篇外,所谓一级学报上有7篇,高校学报5篇。当时我对文章的分量和作用还没有全面的概念。
    
  教研室的领导积极鼓励我报。现在回想,他们一定已经与系里甚至学校的人事部门沟通过。我稀里糊涂提出了申请。系上也同意。后来的结果,居然被批准了。
    
  我当时比较孩子气,还向管学生系总支副书记(因为比较熟)打听一起留校或分配来的其他同事。他给我解释,按硕士毕业两年的要求,我还差半年,但读硕士前还工作过2年,按文件精神,抵上半年有硕士学位的教龄也足够了。因此,这次给我讲师了。我估计,与我文章比较突出也有关系。领导想给,就会把晋级条件按有利的方面解释,从来都是如此。这样,我成那批新晋升讲师中年资最低的,即本科毕业比我晚的或同时毕业但念硕士比我晚的包括没念的,都没晋上。
    
  我稍加留心就应该发现,当时讲师算不低的职称。当时教授极少,副教授也不多,还有不少没有职称的教师。不像现在,几乎全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反而很稀缺了。就我们教研室而论,留校时的副教授已经退休,然后只有两位讲师升为副教授,其余都仅是讲师,包括干了一辈子快要退休的。其中一位副教授是最早赏识我的基础部主任的太太,她的晋升不是很令同事服气。再后来,我才知道,许多老教师不能晋升副教授,主要是他们没有本科学历,同时也没有必须的学术论文,哪怕只是发在本校学报上的。这是我最早的职称晋升概念,学历,论文,工作年限。

7 讲师前后
    
  晋升讲师其实对我的职业和生活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当时的职业是不自觉的顺利,而生活是比较少有的闲适。
    
  讲师前后都一样,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读书,虽然读书与职业没有太大关系。读过的书多数有点简单记录。做个小抽样,看当时每年7月正在读的非专业书。取得硕士学位当年,《吉本自传》、《荣格自传》、《弗洛伊德自传》、《思想家》、《经济体制》和《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大致翻阅《信仰的时代》、《冒险的适当》、《理性的时代》。第二年,Russell的《我的信仰 科学的观念》、《词语》《罗兰小语(上下)》(当时在忙晋级)。讲师后的第一年,《爱开玩笑的科学家》、《大学教学法》、《科学与科学家心理学》(Psychology of Science by Maslow的译本)、《论数学本质》、《物理学家的自然观》、Russell的《教育论》和《权力论》、Chuang-Tzu(冯友兰译)、《世说新语》、《谈美》、《美国梦寻》、《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二年,《魏晋风度和东方人格》、《情史》、《蒙求》、《怎样写科学论文》、《科学研究的艺术》、《发展社会学》、Knowledge from the West: Health and Medical Care、《科学的社会运行》、《传统与中国人》。
    
  晋升讲师前后,文章都继续在写。从毕业到晋升副教授的4年,每年发表6到8篇研究论文或简报。总有2篇是本校学报,另有篇是其它高校的学报,还有就是不错的专业期刊,即所谓一级学报。当然是比较广义的,全国性学会主办的学报,未必是最好的学报。当时还是有一点点压力,学校每年申报论文,同时发点奖金。国际期刊和会议以及国家一级学报是一等奖,奖金每篇30元;地方刊物和大学学报是二等奖,奖金每篇20元;会议论文和其它论文是三等奖,不论多少篇,总共奖金10元。我总是全校第一,但要保持占全部论文的比例不降也不容易。这就是我的发表压力。
    
  这个期间也开始发表教学论文,最初是在本校的《高教研究》,后来也有全国性的《教材通讯》(现在的名字很气派《中国大学教学》)。我给自己订个指标,每上门课,不论新旧,要发表篇教学文章。这个做法坚持很久,当然最后也无疾而终了。
    
  教学工作也在做。开始主讲基础课,同时做门专业课的助教。我的教学学生没有反对意见,但也谈不到很受欢迎。虽然我小心掩饰,但内心深处我缺乏对所教本科生的关心。后来对自己所指导的研究生要好得多。
    
  有件从职业角度比较有意义的事情。省科协评青年优秀论文,我通过地方学会申报,得了个二等奖。奖品是套不锈钢餐具。重要的是,我过去一直以为奖是有关部门发的,从那时起明白了奖原来是自己报的。这个观念对我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真正从职业角度比较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的到一个基金,是校内的启动基金之类。硕士毕业后1年多得到的,只有2千还是3千元。我用这笔钱报销版面费,当时正是刚开始收版面费的时候,还是有不少期刊不收版面费,或志愿交版面费。还报销书费和复印费。偶然还有短途出差的差旅费。
    
  这笔钱特别经用,因为学校财会制度上有个小小的漏洞。这笔经费名义上是我的钱,但使用时需要科研科长签字。而科长总是看也不看就签,毕竟是我的经费。但报销单到财会科后,就有在哪里下账的问题。如果我拿出经费本,就记在我的本上。如果我没不拿出来,因为是科长签字,就记到科研科的其它本子上,相当于学校替我出笔钱。这大概也是从硕士时那位委培同学哪里学的,他总能发现并利用制度上的漏洞。
    
  这段时间生活中还发生件大事,女儿出生了。我每天给她洗尿布时,根据上面大便的多少评定职称,从教授到助教不等。我现在也不清楚这样做的真实动机。是视职称如粪土呢,还是洗尿布时都不忘职称。

8 破格副教授
    
  破格晋升副教授是我职业上最早的比较重要的成功,虽然现在回头看,也没有什么。
    
  晋完讲师以后,晋级便年年有了。不仅年年有了,而且容许甚至鼓励破格,主要指没到规定年限,有时也指没有要求学历。晋完讲师后,我又在《科学通报》上发过两个简报,也在所谓的一级学报上发了几篇论文。因此,一年后,教研室的领导鼓励我申报特批副教授。当时部里订的副教授破格条件是下列5条中满足3条。5条是:1. 获国家级奖或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的奖;2. 负责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或取得国家发明专利;3. 参加编写教材、著作或译著;4. 有3篇以上论文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5. 主讲过2门以上主干课程或研究生学位课程或协助指导研究生。我当时的情况,如系里领导说,我条件不够,但他们认为如果主讲过两门主干课程便差不多了。
    
  我当时已经比较老道,判断学校一定会有破格晋升的,部里的审核要看学校的排队,学校排队的依据主要是科研(论文、项目、获奖)和教学,也考虑学位和出国。因此,我对校内的几个对手大致估计一下可能的对手有7人,其中有4人比我略差,3人与我相仿。后来似乎我认为相仿的人中有一人破格。另两人与我第二年一起答辩,至少有1人与我一起成功破格。应该说,我的判断还是有相当的道理。
    
  再过一年,又重提破格的事情。这次是随省里走。基本上仍是上述破格条件。我课程够了。论文大大超出,有15篇现在所谓的核心期刊,其中当时的一级学报有8篇, 2篇是《科学通报》上的简报,另外还有10余篇高校的学报。科研项目不够,只完成了学校资助项目。奖也不够,没有政府奖,只有省科协或全国学会的论文奖或教学奖。属于1条突出,1条满足,2条不够但有些沾边的情况。学校决定让我参加破格申报。
    
  第一关是代表性论文专家评审。既不保密也不回避,一位是本教研室的主任,另一位校外专家是我硕士导师。他们当时都只是副教授,自然都通过了。第二关是系学科组讨论,基本也是形式上的,7名专家5人到会,全票通过。
    
  真正实质性的校内关是校内大评委,每人10分钟述职,但没有提问和回答的环节。破格的候选人共11人,教授1人,副教授10人。我与另1位候选人是2年的讲师,其余8人都是4年的讲师。我事先估计,拿到半数是大有希望的。本系的评委和其他比较熟悉的评委将投赞成票,学校领导也会投赞成票,外语体育等非学术性系的代表会按领导意思投票,这些加起来已经接近半数了。其它的,就要靠述职报告争取了。
    
  我精心准备自己的述职报告,可谓三易其稿。总的设想是要实事求是,要谦虚,要有特色。尽管只是在三、四流高校,能熬到职称评委都不是傻子,自己是新手,动心眼比不过人家。在引言中,我大胆地提出自己对高校青年教师职责的概括,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前提,以提高自身学术素质为中心,以教学和科研为两个基本点。因此,先谈思想政治表现,很简单,也比较低调,在任何时候自己看都不会脸红。事实上,以后所有的填表,涉及这条都是用这个版本,真是一劳永逸。其次,谈教学。包括所主讲课程,教学的准备(钻研教材,学习教学研讨文章,跟班听课,阅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书籍),教学过程(备课,讲课,答疑,改作业),教学改革尝试,教学研究(简述教学研究论文),学生工作。也坦陈存在的问题,对调动少数没有兴趣的学生没有有效办法,某些教学内容处理上过于强调科学性对可接受性考虑不充分。第三,谈科研,先概述论文发表情况,然后分别谈两个主要方向上的工作,再谈自己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最后,谈提高自己学术素质,包括一般的文化修养(中国的先秦诸子、佛学典籍和古史要籍,科学史包括通史学科史和传记,当代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大师的非专业作品),本学科的基础知识,英语(阅读很强,写不错,听一般,说较差)和计算机(待提高),数理科学中视野的开拓。在结束语中,我概括“注重在自身提高与胜任职责之间互相促进,始终在努力把握住知识的统一性和人格的完整性。”作为科学工作者,我试图如何任何。“作为教师,我试图打破文理界限,成为心理健康、精神平衡。关节一切人类面临问题的人。今后仍要继续向这两个方向努力。‘博而返约’‘君子不器’始终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现在看来,我仍认为报告写的不错,虽然可能过于追求与众不同。不过,从程序上看,当时完全是闭门造车,事先应该给些关心我的领导和大教授看,请他们提修改意见。这个毛病在现在偶然还在犯,有时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无论任何报告,重要的不是我想说什么,而是听的人理解成什么。而人家如何理解是自己难以把握的,因此别人的意见是重要的。而且,更庸俗的想,没有人会反对采纳他意见的候选人。
    
  报告效果不错。第二天,师资科长透露,我以19票的最高票通过。大评委25人,到会20人,我只丢了1票。投职称票时,重要的是赞成票有多少。因而,反对和弃权效果完全一样。述职时,有一位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直接参照破格条文讲,显然每条都够了。但结果他成了2名校内出局者之一。师资科长说,“他什么都够,就是票不够。”他那么干也许有其原因,前一年报特批没成。
    
  又过约3个月,省学科组讨论的结果非正式的知晓。报上去的8个副教授候选人中批了4个。我的票仍是最高,学科组到会5人,有4票赞成。另3位都是3票。其中有位是以教学见长的,虽然研究也做些。副教授简单多数便可以。需要说明,在整个晋升过程中,没有任何幕后活动。尽管有些小学校比较黑暗,在我晋级的问题上,基本还是公正的。我这么说,并非仅因为我成功破格。两年后,我申报破格教授的努力就失败了,我还是这么看。
    
  在我29岁生日前两天,省报头版发条优秀青年教师破格晋升的简讯,提到在破格晋升的副教授中,最年轻的是我。后来有不止一人说我是全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我还得一一更正,两者差别大了。省里批的都是些小学校的,好的学校自己可以晋副教授,肯定有比我年轻的。
    
  顺便一提,在非正式得知拿到副教授的当天,正式得知我获了当年的市优秀青年教师。我本来是报省里的,但没成功。这是我在初中获全市100名“雷锋式三好学生”后,再次获得官方的奖励。同时,还申报了“省百名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也没有成功。


9 EPT, TOFEL, GRE
    
  特批副教授前后的2、3年,我都在忙准备英语考试。事实上,破格那年的年初考了EPT,晋级后第一年的年初考了GRE,年底考了TOFEL。各种考试本身考得都不错,但出国的事情都没成。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些考试是种有益的人生经历。其收益不仅是提高了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培养职业需要的踏实和勤勉。我当时曾得出个结论,考过英语百事可做。现在看,仍有道理。我招应届学生特别看重英语成绩,作为学风和人生态度的表征。
    
  考EPT是因为当时有公派出国的可能。我制定了详尽的计划,设定了具体的目标,130分,满分是160分。复习后的结果,估计考分会有6分的误差,即分数在124与136之间。EPT是中国考试专家出题,专门针对中国考生的薄弱环节。考后的感觉很不好。听力和综合填充达到预期目标,最强项的阅读没有期待的好,而词汇部分也不好,最糟的是语法和结构简直像没复习过一样。幸运的是,EPT是用换算分。正式公布后,成绩恰是130分。这在我们学校是空前的高分数,我想也应该能绝后的。
    
  GRE复习的极为艰苦,当时小孩不到2岁,正是闹人的时候。好在学校里刚拿到副教授,可以暂时不管。最令人绝望的是背单词。每天50个没有问题,但前面的总要忘。毕竟是快30岁的人,不比年轻时。我自己订的目标是争取2200分,语文600,数学和推理满分800。但不能低于2000分。但考试的结果差强人意,仅考了2050分,其中语言520分,推理730。考过之后,我决定认输。再也不考GRE了。这里还有个不利因素,当时一般是先考TOFEL,我先考的GRE,因此英语水平上多少有些欠缺。
    
  准备TOFEL时稍微轻松些。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争取650分,保证620分。准备TOFEL的最大问题是精神压力大,听力总要丢分。因此,语法和结构、词汇和阅读都要满分。考试的成败不在答对的多少,而在答错的少。听力我下了很大功夫。把往年真题和模拟题中听力的中间停顿由12秒都改为6秒。不过,成绩还是不很理想,考了623分,听力57,后两项都是65,估计各错了1道题目。但写作考砸了,仅得3.5。
    
  按我的年龄及没有参加任何专项培训而论,3次考试都应该算成功。我的最主要感受是准备考试一定要按考试要求成套作练习,然后一起核对答案。当然,英语水平是考试的基础。我不太欣赏单纯准备考试,因此没有参加任何考试培训班。
    
  考试只是出国的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考试虽然还可以,但出国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



10 出国不成
    
  《围城》中最精当的比喻之一就是出国如同出疹子,出过了就有了免疫力。因此,对大学中人而言,出国不是万能的,但没出过国是万万不能的。可惜,当时我对出国的认识没有现在的高,更主要的是我个人有些胸无大志贪图舒适。
    
  留校之初,至少是拿到硕士学位之后,都有人鼓动我设法出国求学。我当时没走的理由是等在国内打好基础再去。有位大教授,当面指斥,“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位教授是我入学时的9位副教授之一,他能到这所三、四流学校任教是因为在他太太怀孕期间他睡了前来帮忙的小姨子。
    
  我希望的出国机会是公派,比较安全省心。有个很好的机会,由于我的幼稚失之交臂。
    
  当时,学校每年都有公派名额。我在年轻一代中是比较突出的,很快会排到我。事实是,在我晋教师的第二年,本教研室比我早两年上教师的硕士便轮上了,报部里4个候选人,走2人,用教育部的名额。其中一个是本教研室比我早两年晋级的讲师。师资科长明确对我说,本教研室与我同年的讲师排在我后面,虽然他留校比我早2年硕士比我早1年。不过,算我运气好,突然又有两个部里的名额,是报两人走两人。但拿到这个名额还是费些周折。
    
  学校派我的意向非常明显,但当时的系主任跳出来抵制。这实在出乎我的预料。这位主任教过我,对我很欣赏;我当学生班主任时他是管教学的副主任,也算打过交道。他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而且本质上,我把他认作同类,城府不深,业务能力不弱。我们自认为是聪明人,不耐烦与愚蠢的家伙(通常以善良相标榜)打交道。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反对,从公从私都没有理由。后来知道已经报上去的本室讲师在帮他做课题,推测他想如果不成后用这个名额再给报他,这只是我的小人之心。后来在学校的压力和总支书记的斡旋下,主任不反对了,我总算被学校报到部里。
    
  顺便一提,这位主任由于公开蔑视比较愚蠢的人如写不出论文的教师,而招致很大的反对意见,后来被迫下台了。下台前,系总支专门召集部分教师座谈,我也出席。当有老师抱怨说也白说时,书记脸上露出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说,“这次说了,肯定不白说。”我当时的感觉不是很舒服,座谈会上什么也没说。有位老师很气愤地说,发表文章有什么用,要看是否有人引用。我当时有些调皮地暗想,他一篇文章都没有,肯定没人引用。
  
  随后总支书记当了主任。他原来的下属专业教研室的支部书记当了总支书记,实权还在老书记手里。我留校的第一个系主任是位大教授,名校毕业,入学时的9个副教授之一,带出本校第一批硕士生。第二任就是下台这位主任。新书记也教过我,觉得他特别老实。我感觉,老书记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动声色地摆平。我个人并不欣赏这种人。不过,老书记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支持我,包括但不限于晋级和调离。后来,老书记退休后携夫人到这里,我还用经费为他们在学校外招(两星级)的房间卖单。
    
  学校报出后,有亲戚提醒我,有必要活动一下。无论是学校所在的部还是教育部,多少都有些关系。我天真地以为,等额报的不会有意外,没有进行任何活动。更主要的是,我当时年轻,觉得凭自己的努力和业绩就足够了。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确实批下来两人,但没有我,另有个学校没报的人。师资科长也很无奈,说学校也不知道原因,无法给我解释。顶替我的是一起留校的本科生,而且没读硕士。不过,他娶了本校领导的女儿。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我为自己对社会认识的幼稚而付出代价。当然,这不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社会太复杂,甚至黑暗。我不想等公派的机会了。况且,后来的公派许多是到欧洲甚至东欧。事实上,学校又报了我一次到部里,这次是报4人,但只批1人,还是去日本。我动了自费到北美留学的念头。
    
  申请奖学金并不容易。尤其是我本科的学校很差,硕士的学校一般,更糟的是我读书时的考试成绩也不算好,拿全奖太不容易了。我在拿到副教授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连续申请,总共有10多个学校,都没有全奖。有两个本专业非常好的州立大学给我录取。亲属帮忙担保,I-20表都拿到了。我临阵脱逃,没敢去。没拿到全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没有自费去闯闯,后来时常觉得挺后悔的。
  
  事实上,是否自费出国,当时我给自己订了个判别准则:在学术上,看能否拿到自然科学基金;在职业上,看能否拿到正教授;在学校地位上,看能否拿到学校每年有两个的高额奖教金(当时是5千元,我的工资5百元都不到,真是笔巨款)。如果有一项,我就不去冒险了。后来证明,这些一项都没有,不过我还是没敢到国外,而是在国内读个博士。
    
  我的出国梦破灭了。公派没成,是因为我幼稚无知。自费没成,是因为我胆怯因循。



11 没当上破格教授
    
  在任何职业中,都要先作职业角色要求做的事情,然后才能做自己想做的。有些人天资聪颖或家财万贯,不用在职业中求生存或图发展,自然不在此列。即使在职业人中,有些人一生都没有争取到做自己想做事情的机会,更有些人甚至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是很可惜的事情。这里所说的职业,包括所有的职业,既有非法的如毒品贩子,也有合法的如大学教师。大学教师的职业,能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算比较早的。在欧美一般拿到tenure就可以了,在中国则是因校制宜、因人而异。不管怎样,大家对年轻教师的期待就是及时的晋升。刚当副教授的我,目标自然也很清楚,要当正教授。正常应该是副教授5年后,不到5年就是破格。
    
  晋升副教授的第二年,又有申报破格教授的机会,还是跟省里走。我对照特批条件,发现很勉强。8条中要够5条。要省部级奖励,当然是指政府奖,但我仅有民间学会或协会的奖。要有科研项目,我请个外校教授(那位委培硕士同学的师兄兼同事,海归,带回来几百册复印的书,我们去过他家借书)帮忙,让他们科研处给我开出参加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证明,但申报时没有我的名字。要有编写的教材,但我仅参编过一本,打杂而没有专门编写的章节。最糟糕的是我的论文虽然满足条件,但也不是很突出。原因是副教授才两年,而这两年里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有调整,文章产出处于低潮。更主要的是发表论文的竞争激烈了,课题性的论文占优势,而自由研究的论文不容易在好刊物上发表,更何况已经收版面费了。尽管如此,院长通过老书记给我传话,说学校全力支持,让我申报。我想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报了,虽然知道自己没戏。
    
  论文评审没有问题,我请位院士和硕士时的导师分别写了评语。当时的评语都是手写的,而不是现在打印好签个字。院士的评语有6百多字,导师则上千字。系里学科组也没有问题,一致通过。老书记特别关照我,自然一切都会安排很好。
    
  学校大评委那年没有述职程序。后来听说,在大评委讨论时便很艰难,第一次投票居然没过。校领导作些工作,重新投票,特批的过了两个。拿到省里,发现我的票数仅是过半数,没有到2/3多数,又退回去再投票一致通过。结果,学科组没有通过。我的硕士导师可能是评委,后来告诉我,你们自己学校意见也不统一,学科组认为不应该通过。我也没什么可抱怨,条件确实不够。而且,我们学科组那年报的教授不论是否破格都没有通过的。
    
  顺便一提,我们学校的另一位破格教授通过了,他是公派东欧回来的博士,后来当了副校长,又当了副市长。也不知现在高升到哪级了。
    
  报破格教授,是我职业中少有的几次“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努力之一。


12 低谷挣扎
    
  破格晋升副教授是我早期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高峰,但随后很快跌入低谷。在随后2、3年中,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没成功,不论是出国还是晋级。我的体会,人在低谷时,不要急于上来,只要别再下去,或至少不要下去的太快。“哪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走出那个低谷后,职业发展上虽然也有波折,但总的是比较顺利了。
    
  当时大环境也是空前的差。学校经费困难,便出台类似承包的方案。学校只负责基本工资,奖金由各系负责,系里又分摊到教研室。好在我们属于基础课教研室,学校负担奖金的80%。本教研室在我前面毕业的两个硕士都下海了。一个几年后又回来。没回来的那个曾跟我说,他目睹当年的基础部主任费劲地用自行车推着从学校廉价买的筐大葱回家,他算是学校最有名的教授(我入学时的9位副教授之一),这工作还有什么意思。他们的离开很受欢迎,因为工资给我们没走的吃空额,奖金可以发全了。我当时就认为,有朝一日高校教师待遇改善,首先就要感谢当时毅然离去的教师。当时学校穷的难以相信,有时候工资都要从月初拖到月底发,但从来没有拖过月底。一般教师去报销,财会科也通常声称没有钱;领导或许另当别论。
    
  我个人在专业上也遇到很大困难。具有标志意义的失败算首次申请NSFC的青年基金失败。我拉上个刚毕业的博士一起申请。这本是我在困境中的一丝希望,在次参加外校办的“高级研讨班”时在“规划”第二个方向内开始个新的研究课题。我本来期待能出些东西。事实上,也确实出了多篇国际中档期刊的论文,但要在几年之后。从拿到副教授起,我就狠心把第一个方向的工作停下来。可惜,第二个方向的工作顶不上去,这样我的研究产出就大成问题。最严重时,想到我的研究方向,曾潸然泪下。其实,论文的数量还是可以,但质量下降严重。副教授后的两年,分别发表8篇和10篇论文,其中一级学报分别是3篇和2篇,其余都是高校学报或地方刊物,而且第一个方向分别是3篇和5篇。第3年,仅发表论文4篇,第一个方向有1篇。所谓一级学报,期刊也不如过去的好。我早期发表文章最好的是在晋升讲师前后各1年的3年里。
    
  随在科研的挫折,我在教研上投入时间可能相对多些。在当讲师时就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教学主要是教材研讨论文。破格副教授当年发表2篇,后一年1篇,后两年5篇,后三年1篇。此外,我还为我讲的门高年级本科课编写本近40页(16开本)的补充讲义,学校铅印。我个人感觉,教研文章未必比科研文章容易,但分量却差得多。因此,如果不是出于兴趣,仅从投入产出比看,写教研文章是件很不划算的事情,特别是在晋升教授之前。就我的个案看,写教学文章也不算很吃亏。我前后拿过学校的教学成果3等奖和1等奖。特别是,在晋升教授前一年,拿了部里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我第一个政府奖,上面有带国徽的图章。在此之前还拿过个省科协的教学成果二等奖,自然这是民间组织的奖,不算什么。
    
  更麻烦的是我被安排当个小官,在破格教授失败后几个月。因为我们教研室主任退休,让我当教研室主任。我坚决不同意。事实上,我在读研究生时就给自己立下终身遵守的3条“戒律”,其中两条是“不入党”和“不当官”。除当时破戒外,一直遵守到今。老书记跟我谈话,说我的教研室主任只是对外的,对内开展活动等把3个相关教研室要合成一个教研室,我只是这个大教研室的副主任,而教研室主任副主任要开的一切会议我都不用参加。我的职责是只管业务,如审阅考题、教学计划、分配教学任务等,不管行政,如例会、扫除等。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能同意了。只干了半年,我便逃出去读博士了。
    
  我在学校的实际地位也在下降。学校为我报次部里的“跨世纪人才十、百、千计划”,但不清楚是哪个层次的,没有成功。学校有笔大额奖教金,系里推荐我了,但学校没给。当时得奖的一位是威望很高的英语教授,我承认他远比我强;另位是教政治的老教师,我很不服气。说实话,我首次有受委屈的感觉,但我没对任何人说。不过,我当时在系里的地位稳步提高,成了学科评议组的成员,被增列为硕士生导师,还要安排我给硕士生上课。
  
  顺便一提,10年后,我在现在供职的学校拿大额教学奖,也是在前一年系推荐没成(不知是在学院还是学校层次上出局的)之后。不过,那时我没必要委曲求全了,而且学校连续两年给我不同名目的大额教学奖。虽然奖金额提供1倍,但实际含金量已经大为减少,不到当时每月固定收入的2倍。
    
  实事求是,学校没有亏待我。中国学者的职业成功还包括房子。我们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虽然不能没有小摩擦,但也没有搬出去的念头。当了特批副教授之后,学校要给我分房子。虽然我也不是很积极,学校还是比较公正的。我能挑选的房子是片东西向楼的北山墙,1到7层,两室一厅。我的要求是不要底和顶,学校给我6层。校长想亲自发我钥匙,要我过去一下。很不巧,他定的时间我正好有课,因此还是从后勤处拿的钥匙。
    
  与职业无关,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些文字。破格副教授后一年1篇,第二年4篇,第三年2篇。篇幅都很小,谈读书,谈女儿,谈职业感受,谈历史,谈现实问题等。还有个小插曲,投第一篇文字时太激动,忘了写名字(在信封落款处写了姓),编辑也懒得问,顺手给我编个名字。后来就都实名了。我一度想做个自由撰稿人,这段实践告诉我,仅凭给报刊写稿不能养活自己。
    
  职业发展的困境除专业产品更新换代的原因外,在职业上投入的时间也大为减少。准备英语考试以及联系申请学校都是很耗时的事情,更何况孩子一直是我们夫妇自己带的,还有打家具和搬家。我特别喜欢与孩子在一起玩,不仅用心而且用脑。职业如果不能让我生活更快乐、家庭更幸福,那职业上的成功也没有意义。 不过,我当时从来没有放弃职业努力,回归家庭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在职业上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虽然暂时处于低谷


13 歧途风景
    
  一直到特批教授不成之时,我给自己的定位都是:自由读书人,投稿爱好者,职业教书匠,业余科学家。但到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5-15年中,可能要成为个职业科学家,兼职教书匠。我觉得老子的“三生万物”很有道理,因此,往往同时要有3件事情作,过去是规划中的前两个方向和教学鼎足为三,停掉第一个方向后,用教学研究支撑,勉强维持而已。这时,我与本校一位海归大教授过从甚密,事实上走上职业发展的歧途。不过,在歧途上也学到很多东西。
    
  与这位教授的认识出于偶然。早先应基础部主任的邀请参加过该教授的讨论班,但当时对他的东西不感兴趣。后来,拜访另位大教授时得知他刚从北美回来,便去他办公室拜访。他热情邀请我参加他的课题,一类工程过程的数学建模。我处于职业的低谷,屡战屡败,也愿意加盟。
    
  我感觉他是学校研究水准最高的教授,其工作真正与国际接轨,而且他在北美的老板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在北美工作多年,所发表论文被国外同行引用;回国后在“科学”出本专著;而且拿到了NSFC的面上项目,那个学校有NSFC项目到现在可能还是个位数。他还与位院士合作在《中国科学》上有篇论文。另一方面,他的研究领域我觉得意思不大,搞数学的看太简单,而搞工程的人看太理论;出文章、出书都可以,报项目和报奖就会困难些。从学术趣味方面讲,我觉得他的工作太“匠气”,缺乏“自然哲学”的底蕴。他自己也明白,当时准备往更工程的方向转。可这并非他擅长,更非我擅长。
    
  我与他交往的原则是和而不并。希望能一起发表些国际文章,合著本书,并共同申请基金和奖项。或许还可以跟他读个博士学位,而不用抛家别舍。同时我不放弃完全自己的研究方向。
    
  初次交谈后,我们过从甚密。我经常到他家里讨论。我们两家都是学校的房子,在同一栋楼。他最好位置的三室一厅,校长在他他们家楼下。他那一条还有我们后来下台的系主任,及拿大额奖金的英语教授。他夫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另所高校任教,仅是讲师。对我招待也颇殷勤。后来,我从“高级研讨班”回来与他在北京碰头。我的身份大概算是他的业务助手。如他要拜访院士,我事先打电话定时间。我陪他拜访了两位院士,NSFC的3个不同科学处的处长,部教育司的副司长,科学出版社的室主任,还有些其他同行教授。我开始观察并体验作为职业的学术研究背后的活动与策划。这些是科协史或科学家传记中不大提到的方面。也不是全然没有,自传《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中就提到传主为获Nobel奖的成功运作。同时,也体会到与同行交流讲什么,不讲什么,既要给同行深刻印象,又要不透露关键性的know-how。
    
  那位教授当时还不需要我做具体的研究工作。他自己讲,与我合作的目的,其一,提高他研究工作的理论层次;其二,精神方面的交流(他属于能工巧匠之类,尽管个人修养不错,但文化底子还是薄,他又很聪明,知道我的哲学、历史、文学对他的益处);其三,科研、公关方面的咨询。在我们密切交往的前1、2天,就他就说过,“你不是干活的人,将来我们都是老板。我是大老板,你是二老板。”不过,我有更现实的目标。我一个年轻人,总不能没事便陪个老头聊天,同时出出主意,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也在暗自琢磨他对我的看法。按他公开的说法,认为我的业务能力在他接触的国内外青年人中是数一数二的,在国内名校甚至北美大学都可以做个大教授。另一方面,他对我自己的方向不以为然,有次他指着篇英文论文对我说,“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全是胡扯,跟你写的差不多。”他在与学校领导交往中,却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我在领导心目中人望极好。不过,他分析,我在学校的地位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我做的研究人家不懂,唬住一批人;其二,我待人谦虚,而且不争名利,特别是不争位置。
    
  事实上,我不仅是不要学校里的位置(校长曾暗示给我研究生部的副主任,或学报的主编),而且也不要社会职务。我们一起破格的教授、副教授都在各级人大或政协弄个委员,也给过我张“政协委员推荐表”,我没交回去。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种品牌经营,是种营销策略。当然,我现在更清楚,没有主打产品的品牌经营是虚妄的。当时没有这么自觉的认识,只是从中国古籍特别是《老子》上受到启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同时,与各级官员接触中,也发现他们也有很无奈之处,并非如别人从远处看到那样的风光。当然,最本质讲,这是个个人偏好的问题。最简单的判据,如果以在饭店吃饭为乐,便可以争取当官;如果以在外面吃饭为负担,还是不要当官了。
    
  那位教授在学校支持下建立了研究中心,与家企业共建了实验室,还与科学院的一个所联合培养博士。他希望我把行政编制转到他的中心,也建议我与学校领导表明放弃自费出国的努力换取学校更大强度的支持。他要创建个新的硕士点,让我在他的点里带学生。然后可以跟他读个中科院的博士。他向我保证,3年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3篇长文。
    
  我个人宁愿把几件事情分开。编制还在原来的系,我觉得不能为他得罪过去的领导;也不想把合作关系变成行政关系。放弃出国是可以考虑的,但必须积极争取,能出国才有放弃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要拿到留学签证再说。带学生和读博士都是我愿意的。
    
  在感受他控制加强时,我也发现共事中存在的矛盾。首先,他的课题对我要求的时间太多;其次,用经费方面,他不够大方;最后,他对我的某些想法毫无兴趣。特别是,我觉得他待人不够厚道。他夫人仅是中级职称他也不帮忙,他两个孩子都没考取好学校。设想,他对家人都不能全力帮忙,回对下属会关照有加吗?后来,我确实观察到,好丈夫、好妻子一般更容易成为好老板,因为比较善解人意。当然,好老板未必是好妻子好丈夫。
    
  交往3个多月后,我们的关系迅速冷却,但没有冲突。主要是客观条件使然。学校经费支持力度没有达到他预期,而联合的企业自己都发不出员工的工资。因此,他告诉我能否读博士已是未定之数
在他看来,如果理论文章是1,有数值仿真就是3,而有实验就是5。没有实验条件,4年内能否完成学位工作都难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表示要到国内其它高校去读博士。
    
  后来,我与他谈是否到所国内名校读博士。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出国还可以,国内最次应该是北大,我要去的学校没有意思。读书第一学期回来时我还去看过他,给他看我导师新出的专著,他很不屑地说,敲门砖而已!我还作为第一参加人加盟他的NSFC面上项目申请,但没有成功。这是我最后次与他合作。事实上,他的其他合作者,后来都有被利用的感觉。
我与该教授的交往特别是要跟他读博士让周围的人很意外。参加我NSFC青年基金申请的刚毕业的博士就问我,为什么是他指导你,而不是你指导他。该博士是很狂妄,拿到博士学位,给学校开价回来的条件:科研处副处长,4万启动基金,答应公派出国。学校全部答应,但他还是到国外做博士后去了。现在在所海外无名的小大学里当教授。不久前还与我联系,托我找人接待他的洋人朋友。因为专业不同我没接待。最初介绍我认识他的那位大教授比较客观公允地讲,对一般不容易考取博士的青年教师,跟他读博士确实是个难得机会,但对我这种足以被国外名校录取的,就不是有很大意思了。我爱人则一直很怀疑,我是否真是认真地考虑要读他的博士,而且也提醒过我他是合作者但不是朋友。
    
  虽然与该教授3个多月的交往没有任何有形成果,但我确实学到很多东西,从书本上不容易学到的东西。我多少知道了在中国该怎样做个职业科学家,更学到怎样当助手。这些对我后面的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益处。
    
  那位教授也是我的面镜子。我知道自己在专业研究的主要弱点是没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是专家。同时,没有计算机能力。但我的长处也突出,1 英语阅读能力,2 概括文献能力,3 中文表达能力,4 综合基础知识,5 类比、移植和模仿能力,我的数学训练让我能比较容易的发现不同问题在结构上或解决方法上的类似之处。前3种我是对外承认的,4是人所共知的,唯有5是独门暗器,不足为外人道耳!



14 选博士生导师
    
  当时的情形,博士在高校特别是三、四流高校中还很罕见。我估计,即使不读博士,也会很快拿到正教授。但从国际惯例看,博士是高校教师的上岗证。从小就被教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当时又流行“与国际接轨”,因此我觉得博士非读不可。更何况爱人也强烈支持我去读博士。既然不敢到国外闯荡,就读个国内的吧!
    
  其实读博士的念头早已有之。读硕士时,就有位老师说可以推荐到另所较好的学校。现在是985高校,而提议的导师现在是院士,他的博士生中有4位杰青。我当时急于回家过安稳日子没考。
    
  回校后,再读博士就不容易。先要工作3年,而且只能报考一次。我现在想,如果一次没考取再考也应该没问题,顶多费些周折。但当时很当真,一定要一次考中。
    
  硕士毕业第一年,又以在西南开会为名,夫妻走一大圈。从北京走西北,到西南,顺江而下到华中,再到东南。在西北某名校,感觉气候不错,饮食尚好,书店尤其是外文影印书店书挺全,想在那里读博士。联系的导师是位很老的前辈,早已不做学问,但已经桃李满天下,包括海外。特别是次年参加个高级研讨班,他的一个弟子,也是名教授,通过学生鼓动我报考。我便提出申请,但学校以3年没到没有马上批准。后来觉得老先生太老了,而且学校比较偏,也就算了。现在看来,没读也未必是坏事。老先生已经仙逝,鼓动我的名教授也退休。他们的重点学科已经摘牌,现在的学术带头人江湖地位未必如我。尤其是当时一起在研讨班的一位博士生,在本地比我们学校还差些的学校当副教授。
    
  真正很上心的是跟位国内顶尖名校的教授,我估计他会上院士。我当时以为很难考,不敢轻易报名。与教授写信联系,他礼貌性地表示欢迎;我出差想去登门拜访,他不接见。这样我就很没底了。与他的博士生联系,人家不理我,倒是有个硕士生,还多少帮些忙。考试的课程用本英文名著,我还恰好有,但读起来很难。我认真准备一段,觉得没有把握。当年,教授告诉我他有两个硕士直升,但如果我成绩好他还是会要我。我从招生简章上看每个导师平均不到一个博士生,觉得有点玄,没敢考。第二年再联系,准备搏一下的,但学校要求定向,教授不愿意招定向,嫌麻烦。我到底没考。随后教授荣升院士,我更不敢考了。再过两年,在次会议上见到那位教授。我再三表示惋惜当时没有机会入他门下,他还安慰我说在工作中边干边学也很好。我们只有那一次见面机会,他就有两件事非常让我感动。其一是他在午休时间爬6层楼到我房间讨论个问题,我吃惊地“衣冠不整下堂来”。其二,讨论中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再三解释,并问“我是否说清楚了?”从那以后,我从没问过任何人包括学生和孩子,“你听懂没有?”可惜,后来不久他也仙逝了。帮过我忙的硕士生,似乎在所比较偏远的高校教书,再没打过交道。不肯理我的博士生,在所与我们学校相仿的中部学校当教授。今年还审过他的基金申请,我实事求是地做出了评价。他的关门弟子是我的同事,属于公务繁忙的基层领导,专业自然也不是很突出。
    
  与上述教授联系的同时,硕士母校的教授重提略差些名校的教授,说入学很容易。我也有考的意思。我曾参加过该博导主持的高级研讨班。硕士时的委培同学也去了。他说看那位导师的样子人应该不错。此前还去到他家拜访他。第二天又约我到办公室,送我本他们博士生用的讲义。但终究还是没有报考。后来从他学生处听说,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因此他上了院士,学生出多位杰青。有意思的是,那位院士现在又亲自动员我调到他门下做课题组负责人,开出的价码是1套3室房子,启动经费1百万,津贴超过教育部特聘。我还是想居家过安稳日子而谢绝了。
  
  顺便插几句,我拜访这些教授,从来都时空手的。后来读博士、做博士后期间,也没给导师送过任何东西。毕业、出站答辩通过后,给两位导师各送支派克金笔。当然,再以后逢年过节或海外归来,一般还是送些小礼品。
    
  由于破格晋升了副教授,后来又忙着争取出国,没考虑国内读博。直到与计划合作的教授分道扬镳,才马上着手联系。出国的挫折让我意识到名校名师的重要性。因此,第一批联系的是两所国内顶尖名校和另所略逊色名校,导师都是名教授。比较而言,我硕士导师是在我晋升副教授的那年晋升的教授。虽然他对我的职业发展鼎力相助,但毕竟力道还是不足。
  
  教授们回信很快。一所名校的教授表示欢迎,说学科发展需要我这样的有志青年,但说报名事宜要与招办联系。与招办联系,被告知当年的报名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等一年,只能作罢。另所名校的教授也表示欢迎,但说快退休了,只能招委培博士。虽然学校未必不肯出钱,但我觉得凭自己的实力还让学校拿钱不合算。也只能作罢。幸好还有所名校的教授很积极,不但回信表示欢迎,而且具体介绍所搞的课题,以及让我作的题目。虽然没有任何明确承诺,但我明显感觉到欢迎的诚意。我就决定报考。
    
  在这批联系的3位导师中,我报考的导师是相对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名的。他读名校,跟名师,早年留学苏联,后来多次在西欧北美短期工作。我暗称他是ABA (All But Academician)。他历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NSFC的评委,教育部课指委成员,全国性学会的副理事长。我曾估计他能上院士,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开始攻博,自己的职业发展进入高速轨道。因此,我的选择是明智的。但实事求是地讲,我没有充分证据肯定是最优的。特别是,导师的选择还有相当大的盲目性。选得合适,只是我运气比较好。
    
  我现在明白,选导师不能仅看学术地位和成就,更不能相信媒体的宣传。最好与该导师毕业的学生聊聊,也可以跟在读的学生谈谈。如果这些学生不具体说导师的为人好,估计多少有些问题。还有些关键因素包括导师的经费情况和课题组的结构。如同寻找配偶一样,最理想的是“识英雄于草莽”,买入潜力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选的博士导师和博士后老板都不算特别成功,他们最终都没有入选院士。


15 考博
    
  就本质而言,博士不是考的。至少,“考”不仅是考试,更是考核、考察。学校招博士生的指标是有限的,好多学校都要求导师招生要上交学校课题经费。导师多少要付给学生一定报酬。最主要的,导师的时间更是有限。还有,课题组的研究风气。因此,收个不合适的博士生是导师的一大灾难;同样,跟了不合适的导师是研究生更大的灾难。
    
  明白上述背景,就知道博士入学考试只是学校对学生基本条件的把关。录取与否,权力主要在导师。不论从学生还是导师的角度看,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
    
  我考博时,导师有非常明显的接受意向。入学考试只是形式。学校招生简章中有免试的条文,我想先争取免试。“不战而屈人兵”有多好!
    
  不过免试的申请并不顺利。英语免试的前提是硕士研究生成绩过85分。虽然我在硕士期间成绩名次很靠前,但分数还是没有到85分。至于我考过的EPT, TOFEL, GRE,人家都不看。因此,英语不能免试了。简章规定,英语不能免试,则两门专业课最多免1门。我的硕士学历可以免考“自然辩证法”。这样,我要考英语和1门专业课。我跟导师说免掉我把握不大的1门课,考的课是我给本科生上的,估计问题不大。
    
  考试的具体日程已经记不清楚了。英语的题目蛮怪。完全是凭感觉答,对错全无把握。专业课是个上午考的,下午便是复试面试。专业笔试中我做错道题目。有些懊恼,出来后又考虑了一下。
    
  下午复试有多位教授、副教授参加,包括导师和他的一位留校已经当博导的硕士生(那所学校的第一个硕士),还有导师第一个博士生,留了校当时还是副教授。专业课笔试卷的命题人也在,他是那所大学的第一批博士,但不是导师的学生,后来到北美工作多年,先是postdoctoral fellow,后是research associate professor,但当时也仅是副教授。似乎还有其他老师,但记不住了。考生只有两位,另个是他们本校的本科生,在外面工作过两年,考硕博连读,导师是另位博导。
    
  复试开始,先介绍自己的简历和科研教学工作。然后问上午的笔试怎么样,我说错了道题目。让我在黑板上当场重新做那道题目,我给出正确的结果。笔试结束时,导师送我出门,对我说如果外语及格,录取没有问题。
    
  考博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后来知道了结果,被录取了,但不知道具体成绩。报到后,英语又被分在快班。看来英语考得也不错。

16 攻博期间生活工作学习
    
  读博是我职业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环节。重要的不仅是博士学位,而是通过两年多一点的历练,真正成为一名职业科学家。带艺投师的旁门左道人士,出来后摇身一变成了名门正派弟子。专业发展从边缘走向主流。同时,从学术界非常弱势的位置,开始走入比较强势(有一定话语权和决策权甚至有一定既得利益)的集团。不过,直到现在,也不是该集团中最核心的成员,仅是那些核心成员的好同行、或许还算好朋友。
    
  我明白自己外出对家庭、特别是对女儿的影响,因此特别抓紧时间努力工作。同时,只要课程(自己学的或担任助教的)一结束,就马上回家。当时在学校的作息基本是每天6点起床,工作到7点吃饭。饭后继续工作,到11点吃午饭。饭后在校园里散步半小时,继续工作,有时写信,到4点半吃晚饭。晚饭后继续工作到10点。跑步后洗漱上床,看闲书到12点睡觉。如果需要,有时直接开夜车到12点,甚至更晚。
    
  主要消遣就是给爱人、女儿和朋友写信。每周到学校附近的小书店看看。每天在睡觉前看看闲书,主要是古代诗词和散文(《西湖梦寻》、《陶庵梦忆》、《闲情偶寄》、《袁中朗随笔》、《阅微草堂笔记》、《浮生六记 青灯琐记》、《明清清言小品》等),还有当代的大都市的小女子散文(如上海素素、南妮,天津莫小米,广州黄茵、香港王璞、台湾林燕妮等),这些书看起来比较省心,也愉快。同时也开始读些外国经济学的大师写的通俗读物。后来快毕业时,又把金庸的所有小说通读一遍。偶尔也与室友打打羽毛球。
    
  我的研究课题是前述规划的第二个方向中的子方向,同时也与导师在第四个方向上的工作有一点交叉。在去读书之前从部里申请到个项目,1万元。导师后来对我很放心,从来部过问我的具体研究工作。导师要我做的具体事情主要是填表和打字,而我最爱听导师讲的是他那代人的往事和恩怨。
    
  课程的成绩还是不太好,好在博士生的成绩也无所谓。英语几乎不花课外时间,成绩不错,但不算很突出;导师的课成绩很好,那是导师照顾;政治成绩居然很好,原因是我表现出对老师很尊重,而且文科的素养比较好。成绩不好的各有原因。有些是我很努力而实在学不好,二外我尽力了,但只是勉强及格;有些是我大意了,如学位课中有门基础数学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少去上课,结果考试也是勉强及格;有些是专业老师打分的问题,有位老师给我成绩偏低,有位老师给成绩普遍低;也有我不重视没好好学的。
    
  第二年快结束时,我开始给同行写信申请博士后的位置。当时与现在不同,博士后位置比较难申请。现在正相反,招不到博士后。由于导师也算学术界的权威,我自己的私下的联系主要是其它学科的。我曾写信给长三角中两个省会城市里的两位院士,都被拒绝了,一个是院士亲自回信,还有个是助手回信。我也给我们学科比较年轻的名教授(估计他5年内能上院士),他很欢迎,但当年没有名额了要我等一年。导师偶然知道本地另所高校本学科但不同二级学科有位老教授可能有博士后位置,便推荐了我。该单位招收博士后条件要有国际文章若干,或获奖,或国内外著名学者推荐等之一,而我满足两条,因此也被顺利录用了。
    
  鉴于博士后机会难得,我的研究工作也达到通常的毕业水平,导师同意我提前毕业。导师在学校素有治学严谨的清誉,他同意毕业自然会一路绿灯,安排了答辩。函评的专家中有3位院士。他们都对我的工作高度评价,但有位院士指出我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太多,希望集中精力拿出力作。答辩委员会主任是我博士后的老板。按国际惯例或许欠妥,但中国这是很常见的。答辩两个月后,获得了学位。再晚一点,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载再拿学位了。
    
  说到我那时论文的数量,这也是旁门左道与名门正派的转换有关。前者发文章很容易反而不想多发,后者发文章不容易不能多发。我正好在转型期,发文章已经比较容易了,但主观上还是尽量多发。后来我便严格限制国内文章的数量。博士生原则上只能在SCI不收录的国内期刊上发表1篇文章。多发也可以,不要挂我的名字,不要用我的经费付版面费。同时,我观察,在中国,真正名门正派的弟子,专业基础好,但职业进取心弱,职业生存技巧也差。因此,在职业竞争中,起步慢,跑得快,但耐力差。都是好的研究者,但未必是好的课题组领导。我们学科的6位杰青,半数以上本科是三、四流高校,但博士绝大多数是名校,不是985的只有一位。
    
  读书期间也做些教学工作。开始是改作业,后来是讲课。这主要是为了挣钱,不过后来晋级时也起了作用。我是带工资学习的,原单位的总收入有每月8百元左右,在学校算是比较高的。做教学工作的收入每月有2、3百。当时每天的伙食费大概是10元多。住宿费等学校可以报销。收入最大的是奖学金。评奖学金主要看发表或接受的论文。我第一年就拿个5千元的奖学金;第二年应该本来还可以再拿的,但很不幸我提前回家错过了。后来学科又给我报了官方的奖学金,钱少1千,但因为我的“定向生”身份,上面没批。导师从经费里开给我2千表示安慰。
    
  博士期间的产出还算令人满意。毕业之前发表的论文有3篇被SCI收录,基于博士论文后来发表的论文还有2篇被SCI收录。当时还没强调SCI,导师的惯例是国内顶级专业期刊上有篇文章就可以毕业,我被接受1篇,还没来得及印出来。两次参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第一次入围全国前500名后出局,第二次进了全国前200名没进最后一轮的前100名。全国优秀论文是前100名,101至200名可以拿到提名奖。这已经是该校我们所在一级学科的最好成绩。由于学位及其后续工作,我后来又作为主要完成人并且有次是课题负责人获多项省部级奖。作为博士工作的副产品,我参加编著本专业课教材,后来也多次获奖并被广为采用和引用。
    
  或许,博士经历的最大收益是让我更加相信世道公平,人心公正。才能得到赞许,卓见被人肯定,努力收到回报,业绩受到尊重。这并非小人得志的自命不凡,在我不惑之年比较失意的时候,也没改变这种信念。相信职业生涯具有总体上的公平和公正是学者工作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信念,那就应该改行。

17 攻博期间与导师的交往
  
  攻博的重要收获包括在今后的职业和专业发展中得到导师的提携,以及导师同辈学者的关照,还有同门师兄弟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导师的态度,而与导师的关系不是如父母那种先天性的关系,是类似于夫妻或朋友关系需要不断改善加强。
  
  我的博士导师是那种很有君子风范的长者。一般的同行包括晚辈会觉得他平易近人甚至和蔼可亲,但周围的人如学生,会感到导师周围有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力场,让人很难建立非常密切关系。这与我在原学校跟的那位大教授是完全不同的,与我的硕士导师也不一样。我自己有做人家助手的经历,马上感觉到这一点。我当时的目标也很现实,要与导师建立种有效的工作关系。当然也不排除发展私人关系,但我觉得那是毕业以后的事情。
  
  导师开始对我似乎是有一点点成见。主要是对我们硕士母校教学质量的怀疑。我们有个校友与他联系,他当着我的面说道,某某大学的我再也不敢招了。我听后多少有些沮丧。
  
  与导师关系的困难还有学术风格上的差异。导师是典型的名门正派出身,虽然职业上不能说没有波折,但总体上比较顺利。因此,他做事不仅要结果,而且考虑形象。如同大牌球星,不仅要破门得分,还要有非常优雅的姿态,顺便再向观众挥手致意。我在职业上是那种穷孩子苦出身,觉得结果好,一切都好,不介意过程中披头散发狼狈不堪。
  
  与导师首先的不和谐之处是投稿。开始我觉得完成个工作应该给导师看看,没有功劳有苦劳。但文稿交上去后,导师往往迟迟不处理,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现在看,或许是我性急些,毕竟导师同时有4个博士和1个硕士。当时,我觉得难以忍耐。我理解导师不缺我这种不好不坏的文章,但我自己需要。我开始时的对策是不挂导师名字而且以原单位的名义自己投出去,收到修改通知再与导师谈,他同意就改单位添作者,当然他付版面费;否则我自己付版面费。这样的文章有1、2篇,期刊按原单位的标准算是好的了。后来,我觉得比较吃亏,沾不上导师的光。我便改变策略,完成个工作便告诉导师要投那里那里,但不把文章给他。中了告诉他,不中再改投。这样投稿的节奏完全由我控制。同时,导师知道的都是录用的消息。慢慢地,导师完全不介意我怎么用他的名字。当然,我自己对使用导师名字非常慎重。我可不想在导师报院士时因为我的文章带来麻烦。从入学第二年,到毕业7年后,我们总共合作了几十篇期刊论文(SCI收录十几篇),有绝大多数我是第一作者,导师是第二作者。后来我的学生一些文章还有同时有我们两人名字的。
  
  导师需要我帮忙的是填各种表格。当时,导师还不大用计算机打字,都是手写稿。虽然我在几个师兄弟中是最晚入门的,但我对填表这种事情比较感兴趣,而且我有当助手的经验。另外,我练过打字指法,单纯敲键盘也比其他师兄弟快些。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尽可能修改导师的原稿,导师如果认为不妥我还会解释。这不是一般打字员能干的活。我读书期间包揽了打字的活,等我毕业后导师再也找不到这么出色的打字员只能自己用电脑输入了。我记得帮导师填的表格有院士申报书(没成功),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申报表(正赶上换届,导师连任了),国家重点教材申请书,教委重点教材申请书,地方研究生教材资助申请书等。填表的顶峰是NSFC面上项目的申请表,我不仅是打字,而且是起草。导师的项目完全是我的创意,他只是文字方面的稍加润色。当然,这两个项目他都分给我经费了,前一个是30%,后一个高达50%。
  
  填表的技术含量高些,但打字的工作量不大。打字工作量大的是导师的一本教材,40多万字,不过我后来成为合作者了。这段往事别处说过就不在这重复了。我们一共合作出版了4本书(除第1本是第三作者外,其它都是第二作者),其中1本是英文的,而2本将要修订再版(修订后作者都往前提一位)。
  
  在合作交往中,我们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不仅是有效的工作关系,也是愉快的私人关系。我对导师一直有种深切的感谢之情,我走上职业的快车道从在他这里读博士起步。同时,我对导师有种信任感,相信我的努力会得到他的赏识,并以恰当的方式回报。
  
  本质上,导师与我有效工作方式的建立在于我们的“职业化”。他是职业化的导师,我是职业化的学生,当然能很好合作。其实,从人性上讲,我们也是同种人,耐心、本分、勤勉、谦逊,有优秀小职员具有的所有品质;同时,个人修养比较全面,兴趣比较广泛,权力欲望不强。而且我们还有一定的互补性,他是学问精深的专家,我相对而言涉猎更广。我们合作写书,有时是分章,有时是按内容分。导师写比较技术性的内容,我先全书引言,各章导读段,文献注记。历史注记等。我在攻博期间特别是初期的努力,只是让他更快了解我,从而信任我。

18 晋升教授
  
  原单位总体上对我还是很好的,特别是临博士毕业时给我晋升了教授。这样使我后来职业发展更便利些。
  
  破格教授没成一年后,学校领导认为去年刚没批,不要马上再报了。两年后,学校领导又说,只差1年了明年按正常晋级走吧!或许当时的风气有变化,特批不鼓励了。到博士快毕业时,副教授5年可以正常晋级了。
  
  当时的条件在原单位按破格条件大概都够了。文章从来就不是问题。我负责的部级项目在进行中,而且参加导师的NSFC重点项目。获过项部里的教学成果二等奖。与导师合著的教材已经交稿,但还没有出版。教学工作量也没有问题,攻博期间我也是给学生上课的。
  
  当时最大的麻烦是我是在读博士生。按以往惯例,晋级不考虑在读博士生。没有明文规定的惯例,或许人家觉得好处不能让这些博士生全拿了。既然学校要给我报,就要对读博的事实作“技术处理”(这是老书记的用词),申请表上不填。但如果完全抹去这段工作,我的教学工作量就不够了。最后的方案是写上在某某学校进修,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为此,还需要个读博学校的证明。我到人事处去开,人家政策很清楚,指出我的身份是研究生,应该找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显然是不妥的,我只能在学院开张证明,说明我承担的教学工作和参加的科研项目。一般认为学院的公章对外是无效的,但有些事情不是非此即彼。学院的证明不如人事处的证明效力强,但也聊胜于无。如果人家愿意相信,没有证明也没关系。
  
  申报材料给导师看。他指出,按他们学校标准,当教授比较勉强,因为国外文章太少。当时发出来的只有1篇,还不是SCI源刊。
  
  虽然我安慰自己,攻博也是进修的一种形式,仍然很担心。申报表上没敢签字,用行书体打上名字了事。原则上,我并不对申报表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没有自己的签字。晋级时我也没有回学校,多少也是做贼心虚吧。所有需要我出面办的事情都是爱人代劳的。
  
  具体运作过程不清楚。似乎也没找有名的专家评审论文。事实上,我忘了谁审的论文,可能是硕士母校的两位教授。学校如何讨论的也不知道,结果是顺利过关了。曾计划合作的大教授、介绍我们认识的大教授,还有老书记,都应该是评委。但我们没有机会谈。估计很顺利,只要不追究在读博士的问题,我的条件正常晋级没有问题。更何况也没有明文规定在读博士不可以晋级。
  
  到了省里,我的硕士导师刚当教授不久,也是评委。帮我解释说博士导师让我做项目。或许是看两位导师的面子,学科组没有再追究,便批准了。
  
  后来我回去看望硕士导师时,他花了很长时间,专门教育我好好做人,特别是谦虚谨慎。还讲了他自己过去的弯路,年轻气盛,得罪了他当时的导师(后来上了院士)。满招损,谦受益,知易行难。想想他对我真是很关心。对他唯一有点不满的是过去他拉伙人编教材,没叫上我。我从来没对他有什么物质的表示,只是主动送过他几篇文章,除硕士论文有个的那篇(他应该得的不能算送的),还有他们学校学报3篇(全被MR摘录,还有ZM摘录和EI题录),国内核心期刊2篇,我们学校学报2篇。这些对他晋升或许有小补。
  
  说到送文章,我是有求必应,先后帮原单位两位同事上副教授,还帮个不认识的当时校党委副书记(现在的书记)的同学上副教授。
  
  这样,在拿博士学位之前,先在原单位当了教授。不仅如此,攻博期间,还要求学校调了房子,把东西向的两室一厅调成三阳的。这套房子原是人事处副处长的,我原来的房子交给位科长。当时也是不得已。学校盖集资楼,教师趋之若鹜。我已有去意,没有参加,但要求学校调房子。但这套房子我们没有真正住过,拿到房子时,全家已经在这里。我们回去搬家,同时也是打包准备下次彻底搬来。后来,爱人又回去一趟,联系搬家公司和铁路集装箱,把我们家和我父母的家一并搬来。

19 调离
  
  考取博士时,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劝我不必回去,包括学校的中层领导。我个人只是在第一学期,没有调出的意思。后来觉得所在学校比原学校好多了,收入高(我在原学校副教授月收入8百多,10多年前高得让人眼红;读博士时的教课和奖金收入也有平均每月4百多。而且核心期刊论文的奖金是每篇1百元,原单位才30元),机会多(公派出国大家一般都没有兴趣,钱太少)。我也喜欢所在的城市,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当然不一样,而且是我父母的故乡。导师更毫不含糊地对我讲,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你的位置不在原单位;那里没有你的学科,你就没有自己的梯队。他欢迎我留下来,但我是定向生。名校做事规矩,必须是原单位人事部门主动发函,宣布不要该生,他们才肯办理报到证。留校也如此,这涉及单位信誉。
  
  我与原单位当时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打过几次交道,或是单独谈话,或是他们请我吃饭。我的职业操守之一是从不请领导吃饭,也尽量不接受他们的邀请。他们都是名校的毕业生,人也不错。我的判断是他们会极力挽留,但如果我去意已决,他们最后会支持。特别只是做博士后,原则上,我出站之后还是可能回去的。他们可以对下属交待,而且面子上也过得去。
  
  博士后站同意接受后,我便启动与原单位脱离的过程。我手里有两张牌,其一博士后站的负责人是位名气大的大师;其二,学校不了解我的底细,其实只要他们不发函毁约我便根本不可能进站,而且该大师与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的对策是轻描淡写、速战速决。我决定用电话办成此事,而不是自己回去一趟。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电话都要到学校的专用长话厅去打,很贵而且不方便。
  
  先给系主任也就是老书记通个电话。他完全是从个人角度与我谈,表示虽然系里很希望我回去,但为我的发展也支持读博士后。同时,他也说明,我的去留要与学校谈,如果学校征求系里的意见,系里不会反对。他估计学校最终会同意。这样,我也明白,他也不能很主动地帮忙。
  
  校长外出开会,我只能与学校书记联系。书记比较通情达理,而且我觉得也比较好说话。我感谢学校对我一贯的支持,特别是破格副教授和教授,因此也期待继续得到学校的支持。同时,强调博士后的机会难得,能入某大师的法眼,对我的发展非常重要。还说明如果学校要退还工资等,我也愿意。我会永远感激学校,感激他本人。书记居然被说动了,让我爱人第二天去人事处盖章。
  
  谁知我爱人去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书记与校长通气后,校长强烈反对。我电话打到他开会的宾馆,他走了。电话又追到家里。把对书记说过的话重说一遍,校长不为所动,而且比较坚决地表示没有讨论余地。先礼后兵,我当时就问他几个问题。某大师要录取我,他们学校能否阻挡?我知道能,但他不知道,况且某大师也不认识我。我不辞而别地一走了之,用没有违约条款的合同他们学校能否追究我?如果能走,还真不能,哪怕告到法院。这件时情搞大了,不论结果如何,还会不会有优秀的年轻人到他们学校去?要利用对方的信息不充分,又不想说谎,最好的方式是提问。毕竟误导不同于欺骗。最后我表示,他执意挽留我心领,但到适可而止的程度就可以,再过就不好了。校长表示要与书记再商量一下,我知道事情成了。果然,爱人后来顺利地在表示与我脱离关系的函上盖上人事处章。
  
  我一向做事谨慎,文治必有武备。这次办调离是个例外。有点唱空城计的意味。这是我很成功的一个个案,但这不是我为人处世的风格。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的档案还在原单位。到博士后单位调户口时又有问题,没有人事关系,不能调转户口,会变成定向的博士后。我又与原单位联系。很巧,校长出国,书记管事。以工资要定级为由,我希望把档案转来。讨论一会后,书记同意了。事实上,我保留了学校同意脱离一切关系的函的原件(当时准备了2份),形势与盖章前不同。
  
  学校与我好聚好散其实是很明智的决定,真正的双赢。或许,在学校看来,我们还没散。校长后来表示,不管到哪里,我永远是他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因此,我没办离校手续,没有交房子,也没转公积金和养老金。我不知道学校是否还发我工资,反正我没去领。虽然离开10来年没有回去过,但也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学校做贡献。学校用我的材料,申请到个新的硕士点,保住个挂黄牌的硕士点,还申报个省重点学科,我是排名第二的带头人。该重点学科后来申报博士点时又想用我的材料,不过我参加所在学校另个学科的博士点申报,没同意。但另个学科没打招呼便用了我的材料申报博士点,本校评审的教授遇到我还问是否调走了。真做到了不为所有,但为所用。或许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应该是母校在学术界发展最成功的校友。在一年前,或许还仅是“最成功的校友之一”,现在这么说可能过于谦虚了。另一方面,学校也有新的对策。听说现在读在职博士,工资奖金全部停掉。如果毕业回来,全额补发;如果不回来,一笔勾销。我个人认为这也公平。
  
  顺便一提,我观察到,越有地位的教授想要调离越容易。院士不用说,可以双聘,实际就是多聘。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学校一般也不敢硬来。比较年轻有潜力的年轻教师,明智的学校领导一般也会好聚好散。因此,小庙里的大和尚是很舒服的,学校特别怕走人,而且真要走学校也留不住。


21 教授复核与上任
  
  虽然在博士答辩前已经晋升了教授,但读博士时是学生,做博士后时属于临时研究人员,因此实际上还没有机会上任。
  
  上任前还有资格复核的问题。原则上,我在原单位所在省或部晋升教授,并不必然意味可以在这里当教授。还要组织专家重新审核,但似乎不需要专家函审论文,只要会审就可以。我入站第一年便要求进行教授资格审核。本来估计没有任何问题。当时的部里的课题也结题了,请5位专家函评,都说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教材也出版了。结果还真出问题了。本学科一位教授,兼着研究生院的领导,参加会议。回来后告诉我,你的复议材料我们没有讨论,因为你出站单位没确定。虽然人家没讨论,但评审费是不退的。第二年决定留下后,又提出复核,自然是顺利通过了。终于拿到这里的任职资格证书。事实上,我拿的是最后一批任职资格证书。再往后,搞聘用制,只有聘书,没有任职资格证书。不过,任职资格证书也仅是个人的纪念,因为以后都以聘用证书为准了。
  
  在新单位从教授直接起步,起点算不低。但原来是学校比较突出的“人才”,这里只是普通的教授。多少也有些失落。尤其是有一次,我往家里走,那位研究生院的领导骑辆摩托追上来,打个招呼,扬长而去。我感觉到一种隐喻。我是步行,人家是摩托。多少有些危机感。顺便一提,研究生院长现已调到另外一所学校当副校长,不过,在学术地位上,或许现在是我略高一点。学术界后来居上也常见。有位晋升教授时材料送我评审的同行,没过几年拿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如果都是“排排队,吃果果”,学术职业生涯就少许多趣味了。
  
  刚当教授时,我在研究方面的目标很明确,先拿项NSFC的面上项目再说。不过,第一年参加导师的新项目申报,而旧项目没结,由于限项不能报。导师的项目申请书仍是我起草的。拿到个地方教育口的项目,实际是博士的启动项目。钱很少,3万,也是我主持过的最大项目了。当然,经费本身不是很缺,导师合作的课题还有经费拨进来。
  
  教学方面,做博士后时我便主讲门高年级的专业课。就是我参与导师教材的课,而且用我们自己的教材。出站后继续上这门课。另外,有缺人的课,我就去上。上过其它两门课,包括门低年级的基础课。这是迄今我在这所学校唯一次上这门课,我在原单位上过多轮。后来还领衔写本这门课教材,现在正准备与位北美名校的白人教授合作写本该课程的英文教材。当时的感觉,就是有什么课就上什么课。现在好多了,虽然不能想上什么课就有什么课,但可以不想上什么课就不上。
  
  其实我在非博导的教授任上只干了1年多点。这一年里,与导师合著的专著出版了,是我在博士后期间写的。本来导师说我来写,他只当第二作者。后来,导师解释这是他们学校立项的,我不是他们学校的人,因此他要当第一作者。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但还是很沮丧。这本书得到1.5万的资助,是我用的;稿酬5千元我拿了;还得到笔9千元的奖金,导师与我对半分,导师解释他拿了这笔奖金就没有其它奖金了。导师大概一直为当第一作者内疚,不过现在有个解脱的机会。该书正在修订,列为教育部研究生推荐用书出版,作者的次序将要改过来。这1年博士后的工作都发表了,有SCI收录的论文4篇,还有其它国内核心期刊论文2篇。这个期间还跟在导师后面得个省部级二等奖。所有的报奖材料都是我写的,后来我认识到写得并不是很好。这时也开始招硕士生。
系里政治是任何教授都不能回避的,中外皆如此。差别是卷入程度不同。我属于卷入最少的。出站时正好是本系刚成立不久,我本来可以在另个更强的系工作。但我在那里做的博士后,想换换。当时系里的情况比较糟,许多教书匠认为单纯教学是天经地义而毫无不称职之感。老板受本学科大师的委托出任系主任以改变这种状态,搭档的书记是大师的博士老板的硕士,当时仅是副教授。全系算我只有3个教授,另个教授是老人也是系副主任,并不买老板的账。老板竭力提倡所有教师都要搞研究,阻力很大。老板多次要我做些行政工作,都被我拒绝。后来,我导师也跟他说,我做不来行政工作,他就不再提了。其实我是他的私人顾问,没有他人在场时,给他出现主意。毕竟他由名校调入,对于教书匠的想法没有我了解。而且,我也看出老板的搞法能完成系的转型,但要得罪人。果然,等那位教授退休之后,老板用了3个博士做副主任,其中1个是他的硕士生,另1个是他硕士加博士,引进西洋和东洋海归,留校自己的博士和博士后,完全掌控系里的一切。老的教书匠等退休自然淘汰,年轻的读在职博士。不读的,有个硕士被放到校人才中心,有个本科生则被改变教师编制。这样成功转型,多数教师搞研究,50岁以下的教师都有博士学位。建系若干年庆典时多位校长参加并讲话表示祝贺,老板极其风光。当然,风光也有其代价。如果说没上院士没什么可抱怨的,没当上全国的教学名师还是挺亏的。

22 博导
  
  按国际惯例,教授后面应该没有晋级的问题了,但中国国情不然,还有博导。不论博导是种职称还是种工作职位,都是需要申报批准的。国内有些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也可以带博士,我觉得挺好,与国外高校接轨。事实上,在多数国内研究性大学里,博导与正教授的条件很接近。升教授不容易,但当教授基本上也可以当博导。只是在没有博士点的学校,博导的身价很高,俨然类似研究性大学中的院士。
  
  当教授一年多以后,赶上申报博导。严格按条件,我也挺勉强。论文我远远超出,要求三大检索两篇,我SCI就有10来篇。专著我有本与导师合著的,我是第二作者。获奖,我有政府的省部级二等奖,也是排第二。我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有两项排名第二的项目,也是跟我博士时导师的。都有经费进入我们学校的账户,特别是第二个项目,50%的经费到我们学校。我想我还是应该报。我老板说我可能性不大,他是国家批的博导。他的理由是我还没有指导出的硕士生。但我想这只是惯例而不是条文。另外,我导师授权我可以声称协助他指导博士生,就是那位出色的师弟。因此,我便自作主张报了,当然也有没批的思想准备。常言道,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不怕失败的人最终总有机会胜利。
  
  结果我的博导居然批了。我们学校博导没有证书,仅有批文,我没保存。我带的博士生都有当了博导的,不会有人怀疑我博导的真实性,证明文件也就没必要了。应该承认,我当时的条件现在报博导很可能不够,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我上博导的下一年便有主持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在的所有条件也都满足了。博导真是到顶了,再没有晋级的问题了。总体上我在职称、获奖和发表论文方面运气比较好,而在出国和申请项目方面运气差些。所有的职位,我都问心无愧,至少高于国内同类学校的平均水平。
  
  当博导的首要任务是招生。可惜,国内高校和导师一般还不习惯主动招生,都是等学生投考。我是新博导,没有什么名气和职务,学科比较冷门,学校也不算太好,没有资本端架子。因此,我主动出击。整理自己的简介,给同行特别是没有博士点的同行发信,请他们推荐学生。参加学术会议时,总做招生宣传。不过,我从来不主动与特定考生直接联系。努力会有回报,我的生源相对比较多,不论是与同校本学科导师比,还是与校外同小学科的同行比。
  
  总体上,我是来者不拒,但也有例外。我挑选的标准,工作时间较长的看文章,应届生看外语。条件不理想的考生如果特别坚持,我也可能冒次险。迄今多是按时毕业,暂时还没有砸在手里的情况。而且我是内行看门道,主要招些能出活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巧不能符合入学条件,我运用自己在校内的影响力,替他们运作扫清入学障碍。我想招的学生还没有招不进来的,不论他们学历如何低,英语如何差(考试差不见得不能写英文文章)。最极端的例子,我可以在学生报名前从研究生院拿到录取通知。不论学校名义上的制度如何,我在招生方面的做法实际上是与国际一致的,导师有完全的决定权。
在带学生的过程中,我比较强调扬长,而不费力去补短。尽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然后给个合适的方向或具体题目。我不重视课程,强调尽早开始研究。比较理想是入学便开始,当然有些是入学前已经有一定基础就更好了。因此,我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出文章早、出文章多。而且一般都有国际期刊的文章。至于研究质量,因人而异。我的原则,先求数量,再求质量;先扫外围,后攻难点。而且在学校规定允许的范围内,让学生尽快毕业。事实上,我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在3年内毕业,最快的2年就毕业。这是个高度竞争的社会,而且博士学位也在贬值,能早点让学生工作对他们的职业很有利。当然,如果是继续博士期间的工作,比较好的论文应该带上我的名字。这不是要求,只是种期待。
  
  虽然学生也叫我老板,但我自己觉得其实是给他们打工的。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服务,为学生提供专业咨询和职业指导。还有些成熟的研究者,已经是副教授甚至教授,我送上顶博士帽。如同要建立品牌信誉的企业,我的服务是全程的,不是到毕业为止。毕业的学生,不论是晋教授还是上博导,能帮忙尽量帮忙。特别是学生申请项目,更是尽量请同行关照。
  
  自己当博导没有几年,但毕业的学生数量已经与导师一样多了。当然质量不可同日而语。我的学生不少都仅是在小师范学院里教书。毕业的博士中,有7个教授,4个副教授,其中3位博导,4位硕导。有1人在北美做过博士后。学生先后作为负责人拿过5项NSFC的面上或青年项目。有8人次获省部级二等奖。我得承认,自己没有带出专业上很出色的学生(例如比我自己强),但所有学生都比入学前都有显著提高。我当导师的目标是带出篇国家优秀博士论文,这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走,现在连提名奖都没有。

23 第一项国家基金
  
  从在原单位与那位曾想合作的大教授交往后,我就认识到申请基金的重要。尤其是NSFC的项目,当时在我看来,是进入国家队的标志。而且,我当时判断,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态度也会是限量保障。进入国家队会有最低保障,而其他的研究者则是自生自灭。现在看也许过于悲观了些,但要知道,当时教育很不景气,大学发工资都困难。
  
  认识到申请经费的重要性,与申请到项目是两回事。在我刚当博导后,NSFC项目申请史就是部伤心史。读博士前申请一次,在博士后站申请2次,没成功。在攻博期间还参加了原单位那位教授的项目申请,也没有成功。不过,我给导师写的两个本子,博士毕业前和博士后出站后,都成功了,而且评价很好。说实话,我觉得帮导师写的申请没有给自己写得好,但我没有丝毫不公平的感觉,反而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项目申请是综合实力的比拼,不仅是工作做的如何,以及本子写的如何,还有在圈子中的名气、信誉、口碑、人缘等诸多其它因素。本质上,成功的申请是优势积累的结果。这不仅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外国学术界的现实。特别好的项目必定中,特别差的项目必定不中。但项目总体上符合正态分布,多数的项目处于两可之间,给谁都说得过去。当然,学术界里有些人影响力大些,形成个很有势力的但无形的小圈子,这可能让圈外的人不舒服。但在多数学科,至少是能与国际接轨的学科,这种圈子是开放的,凭着研究实力是可能挤进去的。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种状态,学者们和谐相处,但并不平等。有些年轻人,包括我的学生,受到挫折就抱怨不公平,这不是一种健康和有建设性的心态。不过,我也理解,“贫而无怨难”嘛。
  
  在拿到基金前1、2年,在博士和博士后工作的基础上,我终于找到个比较合适的方向。本质上属于“规划”的第3个方向。先在大量调研和少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发表了该方向上的一个综述。写综述一直是我的强项,这篇写得格外地好,至少我自己这么看。后来,这篇综述由开题性综述变成总结性综述应邀在在本学科国际最权威刊物上发表,现在正进一步扩展成本专著将由国际著名出版社列入很有影响的丛书,这是后话。而且有位北美名校的教授,有合作研究的意向。这个方向及其后来的发展,奠定我在国内学术界比较领先的地位,以及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所谓“一定影响”,是指在这个方向上的外国同行多少知道我的工作,至少知道我在这个方向上工作,但未必认为我的工作有多么好,当然也不是说我的工作差。这种影响表现为受特邀参加专题讨论会,为多种期刊审稿等。我个人期待,这个方向以后报奖,能让我的获奖上个新的层次。
当博导后的第一年,我又申请。这次有了新的方向,感觉还是不错的。我比较吃亏的是没在导师的方向上工作,与在那个方向上的师兄弟比受益不是很大。这次申请的函评不很理想,总算能上会讨论了。主审恰是当年我联系博士后而没有名额的名教授,在他的支持下,我终于实现了突破。当年没跟他做博士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博士论文也没请他评审。好在他大人大量,后来一直很支持我。后来拿到项很关键项目也与他大力支持有关。大人大量有好报,他已经是院士了。万事开头难。以后面上项目就没断过,运气好时还有重叠。
  
  话又说回来,或许只有我这种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小教授才这么在乎NSFC。其它行当的成名学者还有更好的机会,如973和863。中国基金制度似乎是鼓励经费集中。有些大教授的论文标注许多基金,这样一个工作可以向不同的基金交差。
  
  简言之,NSFC的面上项目,终于在第四次申请时成功了。无独有偶,我申请那个关键项目,也是第四次才成功。看来,事不过三对于自己申请基金是不适用的。我的遭遇对学生也是很好的安慰。我的博士生有2个项目是1次成功的,那是特殊的幸运。还有3个项目是3次成功的,还有个项目是3次还没成功,或许今年能成功吧!

24 亲履西土
  
  远方的异乡总有种莫名的吸引力,连孔子都要“桴浮于海”,而唐僧取经要到“西天”。自己大龄青年时有过出国留学的梦,但被现实碰破灭了。开班招博,也有了基金,自然又要再圆昔日梦想。
  
  正好海外有合作意向的教授到大陆访问,我请她到我们学科做个报告,一起讨论些问题。后来说好我过去工作半年。
  
  在那里时除我自己感兴趣工作外,也帮合作者做个企业的项目。还一起参加两个国际会议。事实上,由于她当时因私事比较劳神,企业项目的工作基本是我自己搞的,特别在立项阶段。她和企业方谈好合作要点后,具体细节包括项目标书都是我起草的。表面上是多干活了,其实是自己出题自己解,更有回旋余地。
  
  西方到底不同,表现出色马上就有加薪。当然收入也不算高,就是国内公派学者的4、5倍。我要离开时,项目还没有结束。合作者表示我可以延期,但我想这是首次出国,延期对我在学校的信誉不利,还是按时回来了。除项目外,我们合作在国际中档以上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位合作者在我职业生涯中的作用可能仅次于导师,对她我始终怀有感谢之心;况且,年龄接近,更容易沟通,因此不仅是职业上的合作者,也是生活中的朋友。
  
  所有与海外同行合作文章我都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国内单位为第一单位。出访同时也在履行校内导师的职责。因此,回来后学校要停发我工资、奖金和津贴时,我觉得很不公平。据理力争的结果,学校补发了大部分钱。人事部门领导找我谈话,说现在的处理方式已经由主观副校长签字了,如果我仍有意见,学校会重新考虑,但确实让学校为难了。他希望我体谅扣的少部分钱,并保证下不为例。既然学校承认让我吃亏了,我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第二次出访前,我还专门问处长,是否会扣钱,处长说不扣。果然,以后再出访,学校都是1分钱也不扣。
  
  在海外还有些做企业项目的经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研究理论问题,对应用没有兴趣。不过,理论与应用也是相对的。例如,纯数学的应用问题,在应用数学中就可能是理论问题;应用数学中的应用问题,到运筹和控制中可能就是理论问题;运筹和控制中的应用问题,到系统科学中可能就是理论问题;而系统科学中的应用问题,到系统工程或管理科学中又成了理论问题。我个人的体会,还是往下做比较容易出东西,但不容易有大影响。
  
  出访也像其它学术机会一样,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相对容易。回来不到1年,又到另所北美名校访问半年。再后来,又多次到境外高校工作几个月。工作职位也由开始的研究助手变为研究员或访问教授。至于出境参加国际会议,几乎每年都有。
  
  有时觉得自己还不老,可以从头再来。打算在北美重拿个 Ph D,找工作,从 Assistant Professor 开始,把职业之路再走一遍。于是,又要考英语,申请入学。导师自然就是我的合作者,当RA拿全奖。GRE不用考了,TOFEL 和 TWE 是必考的。准备英语考试才知道,“廉颇老矣!”反应跟不上,精力也难集中。而且事情也比较多。好在英语基础还是不错。准备2个多月,TOFEL 接近600,应该是正常发挥,不高,但够了;TWE 有些失常,4.0,也够了。我想在国内博导中能考到这个分数的人不多。拿到全额资助的 offer,也顺利地拿到了 visa。但在最后一刻,我自己动摇了。抛家别舍,何苦呢?本质上,我还是胆怯保守,没有鸿鹄高翔之志,而向往曳尾涂中之乐。
当然,我还是很愿意在国外的。在国外工作,或者刚回来时,我的体重身材都很好,气色也佳。我现在的出国梦要等到女儿大学毕业出国后。自己云游四海合作研究,每年北美两个月,欧洲两个月,澳洲两个月,港台两个月。真正体验“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其余时间为学校尽义务,讲门半学期的本科生课,处理博士的入学和答辩等。不过,在此之前可能需要换本外国护照以免签证麻烦,而换护照要蹲移民监。梦想只是梦想…

25 不惑之思
  
  常言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不惑之年就过去了。得失成败,虽只是过眼云烟,也应该了然于心。
  
  总得来说,我对自己在职业上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如果用百分制打分,我想可以给自己85分,介于“良+”和“优-”之间。从内地小城三、四流大学的留校本科生起步,经过20来年持续但均衡的奋斗,成为沿海重镇的一、二流大学(我们的一级学科属于国内的top 10%)中的博导,一个二级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所谓持续,自然是指没有大的间断;所谓均衡,是指并没有把职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职业或许有时挤占了我消遣性阅读的时间,但不曾影响生活的其它方面;毫无疑问,我是好配偶、好家长,不论从投入还是产出看都是如此。我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均衡,没有犯现代人的通病,拼命发展一种机能而损害了其它甚至一切机能。职业收入增加了200多倍,估计比同期GDP的增加高30倍以上。这一切,主要是通过阅读、思考、写作换来的。这是个多么美妙的职业!这正是我要的生活!
  
  我在而立之年想到的职业目标,10年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包括:取得博士学位,晋升教授,到南方工作,出国,出版本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10篇文章,拿到NSFC项目。还有些当时没有想到的也变成现实,如当博导,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奖,还有那个在离开原单位尚未得到的奖教金,开始陆续担任多种丛书或期刊的编委。
  
  当然,现在看来,而立之年的想法还是太幼稚,too simple, sometime naïve。至少不是很professional。如果重新开始,我会更早地去读博士学位,而且不会急着毕业,要争取国家优秀博士论文。还要争取早出国,呆够1年便回来。我不会只是埋头写论文,而要尽早形成项目-论文-专著-他引-报奖的学术产业链。我也不会坚持开个小铺自己当小老板,而要从大店里的小伙计起步,再成为大伙计和管家,最后独立开店。我要把注意力放在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特别是在35岁“而立”,争取NSFC的青年项目、教育部霍英东奖和优秀青年教师计划、地方人事厅、科技厅和教育厅的人才项目等。我不能设想,当时如果想得更周全些,后来的业绩是否会更好。
  
  虽然在职业上出现强劲上升势头,但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没跑过时间,与许多机会失之交臂。过了不惑之年,我便与这些机会绝缘了。因此,在不惑之年时,我最多也只能算蓄势待发,职业上基本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业绩。
最让我惋惜的是个海外的研究奖学金,就是我博士后出站时申请的,又申请一次。上次导师的朋友已经退休了,我自己联系位教授。是家国际期刊的编辑,通过投稿打过交道。推荐人是导师和老板,还有海外的合作者。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一定希望的,但仍没成功。后来在次小型研讨会上遇到那位教授,他也挺意外没有成功。
  
  挺遗憾的是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计划。我个人觉得是有可能拿到的,但学校都没有出去。至少部分原因是本校本学科的同行非常强,又是同时申报。技不如人,真是很无奈。不过,现在回头看,我当时还在上升中,比不过处于巅峰状态的对手也属正常。
  
  更委屈的是地方厅的人才计划,我个人觉得是完全应该拿的。由于学校操作的失误,我居然没有申报的机会。虽然这次问题主要在学校,但学校敢误我,还是说明自己分量不够。这件事情一度让我萌生去意。联系所名校,经过校外专家评审和学院、学校两轮答辩,拿到了商调函。还没有送上去之前,我们校长找我谈话,说我已经到了有许多好处的时候,走了很可惜。我觉得有道理,而且那所学校的待遇和条件也不是很满意。便以走着瞧的态度看学校的表现。果然,这是学校最后一次让我觉得不如意。后来,科研处给我个教育厅的重点项目申报机会,我理解也算是补偿错过的人才项目。再后来,我拿到更重要的的省府和省委人才项目,多少也算是安慰。
  
  还有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争取过中国青年科技奖、地方的青年科技奖等,我自己都觉得不该得。最可笑的是被人家忽悠去申请次长江教授,当然也没成功。还报过次国务院的特殊贡献津贴,学校就没过;不过这没有年龄限制,早晚会拿的。
  
  按中国的国情,40岁是一关,45岁是另一关,或许是最重要的关口。西出阳关无故人,年过四五少功名。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都在那个关口截止。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暂停时的体会
  
  回首,自然是看过去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头绪太繁,细节太多,反而看不清楚发展的主要脉络。因此,我打算把自己的回忆到此暂停。或许,5年后还会再继续。
  
  回顾20来年的的职业历程,我现在想到下列体会。
  
  首先,把职业当职业。Business is Business. 这意味着给职业放在生活中的恰当位置,也意味着清楚职业的投入和产出。职业在生活中的位置因人而异,很难说那种比例恰当。我个人偏好是不把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有一点需要清楚,一旦界定了职业在生活中的位置,就会有相应的后果。职业肯定不是一切。成功的职业,或许能导致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但未必有爱、性、亲情等。在我的理解中,职业是种世俗活动,投入的是精力和时间,产出的是名望、金钱、影响力、闲暇等。如果有终极需求,要找安身立命处,还得在职业外努力。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曾把学术工作看作一种天命,一种召唤。文章写得感人,但反映的是学术工作还没有完全职业化、科层化年代的现实。“上帝的归上帝,国王的归国王。”对上帝和国王都有利。分可俱荣,合或俱损。当然,我这里说的庸常之辈,天才从来不合通例。
  
  其次,职业发展不怕慢,只怕站。职业发展的快慢往往不是自己能左右。时也,命也。孔夫子都很无奈。因此,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起步阶段,许多努力都没有显著的结果。这很正常,但放弃努力就永远不会有结果了。当然,在自己举步为艰时,看到身旁的同行或同事健步如飞,难免有些沮丧。这时要客观地看双方,或许起点不同,或许发展阶段不同,或许个人擅长不同。只要不停步,最后就没有对手。在某个阶段发展特别快的会被赶上,而在所有阶段都很快的会遥遥领先离你而去。重要的是量力而行、持之以恒。学术职业或许最需要鲁迅先生提倡的“韧性”。废寝忘食地干一年,不如正常寝食地干10年,更不如美食安寝地干30年。
  
  第三,任何人都可以合作,只要互利双赢。君子小人都可以合作,但要判明合作者是君子还是小人。对君子,不要怕吃亏,只要让对方知道;吃亏是种投资,以后会有补偿。对小人,要严防死守不能轻易吃亏,特别不能胡里胡涂地吃亏;小人贪得无厌,一开先例,以后不吃亏对方就不肯合作。当然,双赢也不意味者平分受益。况且,学术合作中,情况复杂,有创意、时间和精力等有形投入,也有名望、影响力等无形投入。有人吃肉,有人喝汤,各安天命,各得其所。心里应该明白,但有时也不必过于计较。简言之,合作成功最好是近君子,肯吃亏。
  
  第四,职业竞争中只有对手,没有敌人。学术职业难免有竞争,但大家争的是职位、奖项、基金等标的,并非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不止一次见过成熟的职业竞争者这样交流,“这次你肯定能上,我来凑凑热闹,给你当分母。以后多提携。”“哪里,哪里!我是给你当分母的。互相支持!”我也见过失败者向成功者祝贺,后者边谦虚边祝福,“只是侥幸!下次你肯定没问题。”在统计意义上,从长期看,客气的,谦虚的,善于合作的成功者分享着资源,而失败者多是自以为是、愤世嫉俗、牢骚满腹。
  
  第五,虚心地观察体会,不断琢磨学习。所谓“虚心”是指不要抱先入为主的成见,认定应该如何如何。学术职业发展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学生、伙计、管家、小老板、大老板,甚至某个行当的霸主。在各个阶段,都应该不断地观察成功者,看他们成功的必然一面。成功者总是突出他人成功的必然因素,同时不放过自己失误的主观因素;失败者总是强调他人成功的偶然因素,同时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客观条件。
  
  最后,学术职业与一切职业一样,建设总是比批评带来长久的益处。高调的批评或许让自己说得畅快,也能博得圈外人的喝彩,但圈内的人往往只是一笑置之。特别是,把批评弄到圈外,是职业性不强的表现。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我观察到,公开的批评者一般没有好结果。能有充分证据抓住硬伤的如剽窃一稿多投等,或许可以让被批评者难堪一时;否则被批评者毫发无损。风头一过,被批评者还是拿基金、拿奖项,而批评者除自己曾经的痛快不会有额外的收获。当然,也有被批评者一蹶不振的个案,但前提是批评者有更高的学术地位。重要的不是说人家如何糟,而是自己做得更好。
  
  总之,我的学术职业发展,将以“为而不争”之法,以期达“仁者无敌”之境。

TOP

“格式化”的人生,希望我们今后能从中体会到不一样的精彩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