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是美国历史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成名之作。作为社会史学家的魏斐德，通过对1839-1861年间的广州地区社会动乱的描述，揭示了晚清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社会组织模式以及其在外来压力下统治秩序解体的过程。尽管这样一本充满了头绪与暗示的著作，几乎涉及到了晚清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的元素实际上都在服务于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政府是如何在一场军事危机当中失去权威。
长于叙事的魏斐德首先以三元里作为一个不乏激情与趣味的开端。不管三元里究竟是如正统教科书所言的一场大胜还是如魏斐德不乏揶揄地描绘的一件小事。在三元里事件以及后来的洋人入城问题上都可以看出，陌生人的进入与逼迫，始终是中国社会民族情绪的催化剂。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包含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豪感等元素，但总的来说，仍然是温和的、克制的与防御性的。在三元里事件中，即便英军已经进行了骚扰、破坏、偷窃与抢劫，中国农民仍然保持了克制。直到盗墓与强奸这样严重的侮辱罪行的发生，中国农民才愤而开始反抗。事实上，即便是这样的反抗也是高度节制的、自卫性质的，它虽然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但是以魏斐德的说法，三元里事件在事实上只对英军造成了不到1死10余伤的轻微损失，以至于英方将其认为是一场不值一提的小冲突。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多是对于洋人步步紧逼的自然反抗。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温和与节制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如果离开了权威体制的支持，中国的民间社会将难以形成持续性的、高强度的、规模较大的民族主义动员。虽然士大夫、乡绅等文化精英，对洋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敌意，但是一般大众的反抗情绪，通常是靠街头巷议、流言蜚语以及物质诱惑来激发，从华南地区团练的发展情况来看，义务性质的团勇始终只存在于较小的宗族势力范围，大多数的团勇都要靠金钱收买。一旦官方态度消极，民间的爱国热潮就会短时期内迅速瓦解，而一旦外国势力的进入成为常态，陌生人不再陌生，民间对于境外势力的抵抗烈度就会大幅下降，甚至会在得到一定实惠的情况下，对境外势力的统治采取合作的态度。
正如魏斐德所观察到的，在宗族势力、地方势力强大的华南地区，人民有太多效忠的对象，这使得主战派官员对于“民心可用”的乐观估计在实际中大打折扣。围绕民心与它的现实体现-团勇以及官方对于民心的态度，魏斐德以老辣的文笔进行了全方面的描述。乡勇虽然在名称上带有民间自发的意义，但在正常状态下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他们通常是由官方直接控制或是与官方联系密切，只有最低级别的团练才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方。他们是在官方力量不足，危机持续之时，才被作为补充性力量，并且通常只有在具有个人魅力或权威的人来领导他们时，才会上阵。这实际上意味着，尽管在政治语言当中，“民心”始终是个极具分量的词汇，但是在现实政治当中，官僚集团的大多数人通常对于民心保持着冷漠、怀疑与戒备的态度。他们不仅认为“义民”有成匪患的危险，而且认为即便忠诚没有问题，独立于官方的民间力量也将会对官方的政策构成压力与困扰。从团练后期的发展来看，这些爱国激情不足的技术性官僚的担心绝非多余。在许多时候，团练的确成为了诸如钱江那样野心勃勃的边缘精英追逐权力的平台。
更为重要的是，团练与外地征募而来的“勇”不同，它是出于地方利益的动机，在地方乡绅的赞助之下，由地方上的名人组织并领导的。当团练成为被体制内官僚所寄以期待，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时，官方的权威通常已经受到了匪患、洋患的严重削弱。通常意义上的官方对团练的严密控制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委托机制所取代，即官方通过给予某些还乡的前官员相应的“政策”，而由他们自筹自建团练。这样的团练显然不同于体制内的“勇”，他们更加紧密地服从于地方精英的指挥。甚至可以在官方与洋人媾和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战斗。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性的团练之所以表现出更强的战斗性，除了守土保家的现实利益诉外，也由于彼此之间的竞争。在多个团练组织存在，彼此互不隶属的情况下，团练首领的权威基本上取决于其与外来势力的对抗力度。也正因为此，在广州地区1839-1861年的动荡之中，洋人反而经常处于守势，而团练通常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中。出于对局势失控的担心，官方必须对民间力量进行弹压，但这种弹压却激发了民间普遍的“被出卖”的感觉，造成了官方统治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在洋人进城引发的骚乱中，下层民众对于官方大员公开的阻拦与挑衅，虽然为官方所镇压，但是却让官方的统治名誉扫地。从结果上来看，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民间社会对官方尊重与畏惧的逐步丧失，不仅造就了华南地区诸如红巾军等秘密会社的叛乱，而且最终激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在这场逐步走向失范的群众运动中，官方也曾经做过卓有成效的努力，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群众与洋人的冲突中，努力避免冲突的扩大化，以技术性的灵活手段寻求火山上的平衡。另一方面，为了解释对外战争的悲惨失败，官方塑造了“汉奸”这一群体来承受人民的怒火。这个被滥用的词语，迅速成为笼罩在广州这一商业城市中几乎所有市民头上的阴影。所有与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都成为比英国人更坏的汉奸，他们必须对战争的失败负责，并成为官僚推卸责任的对象。出于愤怒和贪婪的欲望，乡勇和八旗军队最终以清除汉奸的名义展开了一场屠杀和抢劫。魏斐德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官府需要替罪羊的结果，而且也是文化优越感的体现，即与陌生人交往的人在道德上总是可疑的。令人悲哀的是，紧急状态下的集体行动，通常无法长期维持，当官方无力提供资源而群众又不堪重负的时候，曾经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迅速陷入了自我解体。广州这座曾经万众一心的狂热之城，突然间就冷漠地陷落了。
坦率而言，阅读是件高度个性化的私人事务，同样的著作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看来，往往具有迥然不同的含义。许多人在魏斐德的著作中看到的是政府与乡绅的博弈，地方势力的兴起，但笔者更愿意关注本书所揭示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官方利用与陌生人的冲突来动员群众，并试图以此来加强统治，但是却同样必须面对群众运动失控，甚至反过来裹挟政府的危险。在亢奋的情绪和激扬的檄文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抽象的公共的利益，而总是具体的、地方性的私人利益与人际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面临的困境，那就是离开了强力政府的统治，公民的自治行为总是难以为公用秩序提供稳定而持久的支撑。我们的群众运动几乎始终都是这样一个逻辑，那就是以被煽动的狂躁为开始，以失去控制的自我消解为结束。魏斐德笔下的广州已经是成为历史，但是扪心自问，我们的社会真的确定走出了这段历史吗？
事实上，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新读读魏斐德所描述的这段过去的故事，有时候会有种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我们似乎仍然停留在这段历史当中没有过去。
注：本文作者储殷，《读药》周刊特约书评人，政治学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行政法制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公共政策研究。
大门口的陌生人：过去的故事与过不去的历史 | 读药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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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链接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 学科知识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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