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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在“卡夫卡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在“卡夫卡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在“卡夫卡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和我尊敬的评委:

  从某个角度说,作家是为人和人类的记忆与感受而活着。因此,记忆与感受,使我们成了热爱写作的人。

  也因此,当我站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间,出现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就在那次举世震惊的“人祸”后的一个黄昏,夕阳、秋风和我家那个在中国中部、偏穷而又寂寥的村庄,还有,因为战争而围着村庄夯打起来的如城墙样的寨墙。那时候,我只有几岁,随着母亲去寨墙下面倒垃圾,母亲拉着我的手,指着寨墙上呈着瓣状的观音土和散粒状的黄土说:“孩子,你要记住,这种观音土和榆树皮,在人饥饿煎熬到快要死的时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种黄土和别的树皮,人一吃就会更快的死掉。”

  说完,母亲回家烧饭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随风而去的一片枯叶。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着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来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从此,我成了一个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从此,我过早的记住了一个词汇: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难的折磨。

  那时候,每每因为饥饿,我拉着母亲的手讨要吃的时候,只要母亲说出这两个字来:熬煎。我就会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时候,中国的春节,是所有儿童的盛日,而我的父亲和许多父亲一样,每每看到我们兄弟姐妹,因为春节将至,而愈发欢笑的脸庞时,也会低语出这两个字来:熬煎。而这时,我就会悄悄地离开父亲,躲到无人的荒冷和内心模糊的黑暗里,不再为春节将至而高兴。

  那时候,生存与活着,不是中国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国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亲、母亲都举着红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会从革命中扭回头来,无奈自语地念出这两个字:熬煎。而我,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眼前必就会有一道黑幕的降临,如同白日里黑夜的到来。

  于是,我也过早地懂得了黑暗,不仅是一种颜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国人无可逃避的命运和承受命运的方法。之后,我当兵走了,离开了那一隅偏穷的村落,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无论生活中发生怎样的事情,我的眼前都会有一道黑幕的降临。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后边,用承受黑暗,来对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难的力量,来对抗人的苦难。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它变得富裕,并咄咄有力,因为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与零用,便像一道突来的强光,闪耀在了世界的东方。可在这道强光之下,如同光线愈强,阴影愈浓;阴影愈浓,黑暗也随之产生并深厚一样,有人在这光芒里感受温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为天然的忧郁、焦虑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阴影、寒凉和雾缠丝绕的灰暗。

  而我,是那个命定感受黑暗的人。于是,我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它蓬勃而又扭曲,发展而又变异,腐败、荒谬,混乱、无序,每天、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人类的常情与常理。人类用数千年建立起来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严的尺度,正在那阔大、古老的土地上,解体、崩溃和消散,一如法律的准绳,正沦为孩童游戏中的跳绳和皮筋。今天,以一个作家的目光,去讨论一个国家的现实,都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然对于那个作家言,因为这些本无好转,却又不断恶化、加剧的无数无数——人们最具体的饮、食、住、行和医、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里芸芸众生者的人心、情感、灵魂,在那个作家眼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和不安,恐惧而兴奋。他们等待着什么,又惧怕着什么,如同一个垂危的病人,对一剂虚幻良药的期待,既渴望良药的尽快到来,又担心在它到来之后,虚幻期待的最后破灭,而随之是死亡的降临。这样期待的不安和恐惧,构成了一个民族前所未有的焦虑心。这颗民族的焦虑心,在那个作家那儿,成了最为光明处的阴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没有人告诉那个作家,国家那列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会把人们带到哪儿去。

  也没人告诉那个作家,直至今天,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的各种各样的革命和运动,在每个人的头顶,酝酿的是乌云、惊雷、还是一片可能撕开乌云的闪电。

  更是没人能够告诉那个作家,当金钱与权力取代了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想之后,人心、人性、人的尊严,应该用怎样的价格去兑换。

  我记起了十余年前,我反复去过的那个艾滋病村。那个村庄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却有二百余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当年,他们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劳动力。他们之所以大批的感染艾滋病,是因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组织的去集体卖血所致。在那个村庄,死亡像日落一样,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阳从天空永远消失了一样,长久而永恒。而我在那儿的经历,每当回忆起来,每当我在现实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会成为巨大的让我无法逃离的阴影和黑暗,把我笼罩其中,无处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作家。

  但我也坚信,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写作,或多或少,将会有它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那儿——生活、命运和上天,选定了我是那个生来只会、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个看见了皇帝没有穿衣的孩子,在阳光之下,我总是会发现大树的影子;在欢乐颂的戏剧中,我总是站在幕布的另一边。人们都说温暖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人们都说光明的时候,我看到了黑暗;人们在为幸福载歌载舞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在他们脚下系绳,正要把人们集体绊倒并捆束。我看到了人的灵魂中有不可思议的丑恶;看到了知识分子为了挺直脊梁和独立思考的屈辱与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钱和歌声中被权力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们村庄那个活了70岁的盲人,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都会面对东山,望着朝日,默默自语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日光原来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为奇异的事情是,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几个不同的手电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里拿着打开的手电筒,天色愈黑,他手里的手电筒愈长,灯光也愈发明亮。于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着,人们很远就看见了他,就不会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们与他擦肩而过时,他还会用手电筒照着你前边的道路,让你顺利地走出很远、很远。为了感念这位盲人和他手里的灯光,在他死去之后,他的家人和我们村人,去为他致哀送礼时,都给他送了装满电池的各种手电筒。在他入殓下葬的棺材里,几乎全部都是人们送的可以发光的手电筒。

  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闪开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学中,作为亚洲文学主要一片生态的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遇过如此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的现实和世界;从来没有相遇过,在如此丰富、荒谬、怪异的现实中,有如此之多的传奇和故事——超现实的最日常;最真实的最灰暗。没有一个历史阶段,东方的中国,能像当下这样,在无限的光明中,同时又有着无处不在的遮蔽、阴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国,似乎是整个世界的太阳和光明,可也有着让世界巨大的忧虑和暗影。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每天,每时,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无由来的胆怯和无来由的莽撞。

  对历史回眸的恐惧和遗忘,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忧,对现实——每天每时都惊心动魄、违背常理、不合逻辑而又存在着一般人们看不到的内真实、内逻辑、神实主义的荒诞、复杂、无序的真实和发生,构成了今日中国最为阳光下的阴影,最为明亮处的黑暗。而作家、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伟大的光明,那是一种真实;听到悠扬的歌声,也是一种真实;虚无、唯美,也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中国的真实,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阳光、茂绿、花草、鸟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几十上百的优秀作家,都在这森林中感受着丰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复杂、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国,演义着自己真实的写作。而我,则因为是那个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实,和别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处的雾障,感受到了雾障内部的混乱、毒素和惊惧。或者说,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惧。

  我知道,黑暗不仅是时间、地点和事件,而且还是水、空气、人、人心和人们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仅仅把黑暗当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狭隘,而真正幽深、无边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却都说明亮而温暖。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怕的黑暗,是人们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学在这儿就有了它的伟大。因为只有文学,在黑暗中才能发现最微弱的光、美、温暖和诚实的爱。所以,我竭尽全力,都试图从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种伟大的温暖与悲悯;感受心灵饥饿的冷热与饱暖。

  因为这样,穿过“时间、地点和事件”,我看见了今天现实中最为日常的黑暗——在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今天的人们,大都可以做到一个又一个老人倒在街上时,大家担心讹诈而都不去搀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来也是红的和热点。

  因为这样,一个产妇在医院死在手术台上,而所有的医务人员怕承担责任都逃之夭夭后,留下的只有人性和灵魂在现实中最微弱的喘息与尖叫。

  因为这样,在我自己家里遭遇强拆之后,我感受到了更为日常、普遍,也更为激烈的黑暗。而我,当面对这些时,那些关于人、活着、现实和世界驱赶不散的黑暗,就会大雾一般弥漫在我的内心、生活和我写作的笔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个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个人的方式,感知和书写那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推开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没有能力从混乱、荒谬的现实和历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总是被混乱的黑暗所包围,也只能从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与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来。

  甚至说,我就是一个黑暗的人。一个独立而黑暗的写作者和被光明讨厌并四处驱赶的写作的幽灵。

  到这儿,我想到了《旧约》中的约伯,他在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之后,对诅咒他的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最简单的一句答问,说明了约伯深知他的苦难,是神对他试炼的一种选定;说明了光明与黑暗同在的一种必然。而我,不是如约伯一样,是神选定的惟一试炼苦难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边缘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里,感受世界,握笔写作,并从这灰暗、黑暗里寻找亮光、月色和温暖,寻找爱、善和永远跳动的心灵;并试图透过写作,走出黑暗,获求光明。

  我——那个把文学作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的活着,还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存在,都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谢我的血脉祖国,感谢它允许一个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写作;允许一个人,总是站在大幕的背面来感知现实、历史和人与灵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谢卡夫卡文学奖的评委们,今年把这个素洁、纯粹的文学奖授予了我。你们授予我的这个奖项,不是约伯在历尽黑暗和苦难之后获得的光明和财富,而是送给了那个感受了苦难而惟一逃出来报信的仆人——那个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灯光。因为这束灯光的存在,那个生来就是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为这片儿明亮,人们就能看见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开黑暗与苦难。而那位仆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报信的夜路上,人们与他擦肩而过时,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暂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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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我的血脉祖国,感谢它允许一个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写作;允许一个人,总是站在大幕的背面来感知现实、历史和人与灵魂的存在。
是草民,非草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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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我读得很少,但读了这篇演讲稿,我猜想他的作品一定差不了。中国当代作家中真正对社会有所担当的人大概本来就不多,但学者们敢说就比作家们强吗?民俗学者们能否看到黑暗和光明,我们自己是为社会增添黑暗还是为自己带来光明?
“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闪开和躲避。”因为“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边缘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里,感受世界,握笔写作,并从这灰暗、黑暗里寻找亮光、月色和温暖,寻找爱、善和永远跳动的心灵;并试图透过写作,走出黑暗,获求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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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阎连科先生致敬!也向感同身受的户晓辉先生致敬!只有能够理性感受黑暗,并理性书写出来,这样的人才会有历史的担当,其作为也才能够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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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 :《 说田野 》

说田野


    阎连科



       说起田野,委实人为地有了过多的诗意。但它诗性的本质,却是极少有人去发现、去展示、去述说。我们看到的田野的文字,如同山梁上叠起的阳光,一杆杆、一束束,把黄褐色的土地照得很是溢光流彩了,十二分地金银化了,可那些真正从土地深处溢入生活营养了人生的东西,却被写诗的笔忽略去了。也读到过田野上生发的苦难的字说,泪咸得很呢,血也红得甚枫,然那土地对泪和血的吸收却是不见了的,至于血泪在和土地融合之后,新的温馨的丰沃,也是很少有人看到。
       我想,田之所以称为田野,并不是因为收割前它四处漫流着黄灿灿的麦香,不是秋天那个很少的天数里,山上山下,漫无边际地到处都是红彤彤的色泽。这些都未免太为诗情,太为次要。我是这样想的,你既然是了田野你不生长庄稼你干什么?作家和诗人都是田野的外姓人家,只有农民们不是。那些人喜欢面对田野惊惊乍乍。老成的农民们,面对田野是什么也不说的,他们月深年久的沉默,和田野深处那没有形声的诗性,其实有着无尽的沟通和暗合。如果你们觉得我还像个农民,记得我的祖先辈辈都还埋在田野里的话,或多或少,就请信我这么一句:真正的田野是没有的。诗是诗人们的诗,文是文人们的文,田野上并没有那些优美的景物,没有那些诗文。真正理解田野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农民。农民不把田野称田野,农民称田野只说一个字:地。田野这词语本身,就是被诗化了的。几分的诗意,就隐含了几分美美妙妙的假。地,才是还原了田野的本身哩。
       地也并不是说有土就是了地,必须有劳作,有风不调、雨不顺,必须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知从哪一辈开始,祖先们就都埋在那里,连骨头都化成了雾浓浓的土,不小心才会偶见一块布满细小蜂窝的骨核,这才算勉勉强强有了地样。还应该说的,地上不一定要有战马的蹄痕,牛蹄比战马的蹄痕更为接近地心。马蹄太历史化了。田野已经被历史压得潮汗浸浸,那些真正在田野或地里生存的人,却大多被历史挤到了马路边上,且似乎也是该着的,他们也那么地不以为然。
       我以为,地也好,田野也好,诗也好,文也好,真正的田野,不是土的丰厚和贫薄,不是丰收或者歉收,不是马蹄还是牛蹄,该是庄稼和荒草之间,秋天和冬天之间,活着和死去之间,孤孤寂寂地站了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但他(她)是必必然然的农民,脸上布满了爷爷的皱纹,搭了一缕奶奶枯干在额上的灰白的头发,远远地瞧去,宛若一柱被雷击劈了的桩木,近了,你才看见,他或她的怀里,拖了一个死了的孩娃。孩娃的肚子鼓着,嘴角挂了浅红灿灿的笑。他是吃了新的将熟的毛豆胀死了的,所以他死了还笑。或是吃了一肚新麦,胀着笑着死了。那人是去找埋藏孩娃的地方,走了千里万里,昼行夜宿,黄昏前赶到了田野的一沃田头,说这里好哩,旱能浇,涝能排,你就在这儿活吧孩娃,你爷你奶还在家等着生老病死,我回去给他们准备棺材去了。也就把孩子埋在那儿走了。一路上没有回头望那小小的新坟,却叮叮当当留下一路的歌声:一路的庄稼一路的土,一路的活人一路的丘,今天我从庄稼地里过,明天我往庄稼地里留。这歌声是土地真正深刻的诗哩。
       这个时候,土地才真正有了历史,有了诗性,成了田野。我一直认为,历史并不是时间的持续,人生也不是时间的记忆,只有埋了孩子还一路唱着从土地上直走过的脚印才是时间、历史和记忆。那留下了这种脚印的土地,是真正的人生命运和田野的诗性。我固执地这样认为。可我的固执和不可变改的褐土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无论别人如何对它也都是依然。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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