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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驰北]踩出一条路来

[孟驰北]踩出一条路来

和讯 2014年02月28日02:37 来源:新疆经济报  

  编者按 数十年田野积累,十多年不歇梳理。今年春节前,巴里坤县群众文化研究馆馆员许学诚的“东天山汉族农耕社区文化人类学及文学人类学田野著述《镇西》”1—8卷全部出齐。这八卷被相关专家称为“规模宏大的学术笔记,卷帙浩繁的文学纪实”的著述,依次以《人文镇西》、《双城镇西》、《神化镇西》、《丝路镇西》、《风情镇西》、《故事镇西》、《俚语镇西》、《歌谣镇西》为题,每一本都厚重扎实。

  已故著名学者孟驰北先生认为,《镇西》是第一部以新疆汉族民间文化为题材的人类学长篇巨制。今日,本报特刊发孟驰北先生生前为《镇西》写的序言,希望通过序言与读者一起分享许学诚对巴里坤的深厚情感以及以镇西为标志的东天山汉族农耕社区的民间文化风貌。

  踩出一条路来

  孟驰北


  许学诚以镇西故地巴里坤历史民间文化为题材《东天山汉族农耕社区文化人类学及文学人类学田野著述〈镇西〉》终于基本完成,可以整体陆续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文人双城,神化丝路;风情故事,俚语歌谣。”这并非有意而为,却在巧合中机智地概括了这部专著的基本内容。

  《镇西》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它包括了《人文镇西》、《双城镇西》、《神化镇西》、《丝路镇西》、《风情镇西》、《故事镇西》、《俚语镇西》和《歌谣镇西》等八卷专著,近300万字。其中作为第一卷的《人文镇西》以镇西故地巴里坤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为历史背景,从农牧业生产、社区人口家族、文化传承以及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概要地勾勒镇西时代该社区人群的人格面貌。因此,《人文镇西》应该是整个作品的概论。第二卷《双城镇西》记述了镇西府城和会宁满城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结构,城市居民的生活风气和性格特征以及城市社区的手工业生产和居民的生活方式。第三卷《神化镇西》研究的是镇西时代该社区居民,在儒释道三教合一下,多种宗教并存中的宗教生活方式;尤其详细记载了被毁坏的五十多座庙宇的建筑结构和庙会风俗,为以后的文物恢复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蓝图。第四卷《丝路镇西》是丝绸之路运营风情的记述和研究。它以丝绸之路运输动力为研究对象,对于牛力运营、马力运营、驴力运营、驼力运营和人力运营,进行历史性的详细描述和研究。以往的丝绸之路研究多是以古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等方面的价值为题材,如果涉及民间文化,也多是以沿途各地的民情风俗为对象,很少将丝绸之路运营风情自身作为研究题材;而丝绸之路以牛、马、驴、驼和人力为运输动力的主体的模式,已经在几十年前就终止了,如果不加以抢救性的记述,会稍纵即逝,成为学术的噬脐莫及。因此,可以说是及时弥补了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项缺失。第五卷《风情镇西》研究记述的是镇西时代当地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第六卷《故事镇西》是对于镇西时代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抢救和保护,实际是当地独特作品的集成和研究。第七卷《俚语镇西》是当地谚语和歇后语的集成和研究。第八卷《歌谣镇西》是镇西时代当地各类歌谣作品的集成和研究。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所收集的作品基本上是排除了“大陆货色”的本地特产,而且是逐一加以注释,准确地揭示其含义,使在现实交流中已经休眠的许多作品获得了及时的苏醒。

  有趣的是,我们如果把上述八部作品名称中相同的“镇西”一词,像数学中的公因式一样提取出去,剩余部分就会形成一联不一定工整的对偶,这就是:“文人双城,神化丝路;风情故事,俚语歌谣。”这并非有意而为,却在巧合中机智地概括了这部专著的基本内容。

  新疆汉族是新疆多民族一体结构中的本土成分,而新疆汉文化是新疆一体多元文化结构中的有机组成。

  《镇西》是第一部以新疆汉族民间文化为题材的人类学长篇巨制。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课题本身就标志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因为它至少确凿地证实:新疆汉族是新疆多民族一体结构中的本土成分,而新疆汉文化是新疆一体多元文化结构中的有机组成。所以,《镇西》的出版是值得庆喜的。尤其是这几年,举国关注新疆,中央出台政策着力促进安定团结,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时刻,我们同心同德地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大力发展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应该是保证长治久安的文化良策。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体,是多元文化并存,汉文化在众多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新疆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单就作者作为田野基地巴里坤考古发现而言,汉族的定居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形成规模,而唐代的开发规模更为盛大。后来在行政管辖方面西域与中央王朝间或疏离,但是从游牧民族离不开农耕民族为其提供谷物粮食,而农民在牧区耕种获利更大这一事实来说,汉族农民在牧区定居耕作的事实是应该肯定的。人类学对于一定社区民族文化的研究,严格地遵守时代沿袭的规则。《镇西》所涉及的是我国农耕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清末到民国的这五六十年时间。从严格的田野规则来说,作者并没有在这种纯粹的农耕时代为学术的目标而“生活”过,不能享有话语权的。幸亏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弥补了这个错失。首先是镇西故地巴里坤在清初被作为统一国家,稳定边疆的军事基地而苦心经营了数十年,在本土汉族中增添了以军屯、民屯、商屯和犯屯身份加入的移民,将内地各文化圈的文化因素融入,丰富了本土汉文化。第二,镇西故地巴里坤四面环山,而山外又为大漠所困,不便利的交通,阻滞了当地的文明进程,使当地丰富多彩的汉族民间文化以纯粹的形式比发达地区多保留了数十年,给作者留了一个最后梳理的机遇。第三,作者是土生土长的本土汉族农民的后代,并且因为极左政治的迫害,二十多岁之前一直以农民的身份生活在农村,三十多岁之前没有离开故土的可能,而之后就开始迷恋故地民间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再也不情愿离开了。这数十年的机遇历史地给了作者。这个机遇抓住也就抓住了,错过也就永远地错失了。比如,要在作者已经作毕了田野工作的三十年之后,再到这个田野去打捞历史的记忆,即使再有多么智慧的人类学大家,怕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了。因为当年与许学诚深度访谈的那些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早就西去了。田野之人是田野文化的载体,人离去了,文化也就一去不复返。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最后时期,机遇也就只有一次。

  正如以上所述,新疆本土汉文化在其形成的初始就融入了内地各文化社区的因素,再加上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了草原文化的浸染,早已不同于内地的汉文化,成为与内地各社区汉文化并存的一个古老而新鲜的社区文化。说它古老是早就存在;说它新鲜是因为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无视于新疆汉文化的学术存在,总是认为新疆的汉文化等同于内地的汉文化。现在许学诚的《镇西》以学术成果摆在了读者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而对于一向持等同观念的人就更加新鲜了。

  在清代前期,经过六七十年的努力,到了乾隆中期统一国家和稳定边疆的战争终于结束,朝廷继而开始了对于天山北坡的农业社区开发。据许学诚研究,向镇西故地巴里坤以西地方移民,多是由当地的屯民带队而行的。即使现在对于奇台、吉木萨尔的七八代家族进行调查,他们中有许多是巴里坤人的后裔。因此,要说镇西汉文化是东天山农耕文化的源头和标志,也是说得过去的。那么以镇西汉文化社区作田野,寻求新疆汉文化的特质,也就符合人类学的理论原则。早在五年前,由自治区民委和《新疆经济报》召开的《爬梳镇西》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肯定过这个观点。

  对新疆汉文化作系统的挖掘和整理,用学术成果公诸于世,对把握新疆文化史的脉络,是非常有意义的。

  许学诚在汉文化集中的地方——巴里坤作了这种研究,并且获得了重要成果,这就给挖掘整理维吾尔文化、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回族文化、柯尔克孜文化、塔吉克文化、锡伯文化作出了表率,只有对这许多文化研究做出成果后,才能以科学的视角廓清新疆文化历史的脉络。

  对新疆汉文化作系统的挖掘和整理,用学术成果公诸于世,对把握新疆文化史的脉络,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新疆文化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新疆文化可以分为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研究新疆文化对文化类型不作出区别,笼而统之称为新疆文化,那是无法进入新疆文化之深邃的。许学诚对于新疆汉文化作了科学的区分,这种方法是正确的。许学诚在汉文化集中的地方——巴里坤作了这种研究,并且获得了重要成果,这就给挖掘整理维吾尔文化、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回族文化、柯尔克孜文化、塔吉克文化、锡伯文化做出了表率,只有对这许多文化研究做出成果后,才能以科学的视角廓清新疆文化历史的脉络。而传统的历史记述是重政治轻文化的,所以单从文字史中寻求文化尤其是作为人类学关注的民间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要尽快到渐渐远去的田野,抢救濒临泯灭的历史民间文化。

  新疆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这一点广为人知,而对于新疆本土的文化研究还没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许学诚是研究新疆本土文化的佼佼者,在挖掘整理新疆汉文化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廓清新疆汉文化脉络作出了切实的努力,恪尽了一位文化专业工作者的职守。

  我们知道,新疆本土文化最早是欧罗巴种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如塞种、月氏、乌孙等的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成为新疆的两大主流文化。后来,蒙古利亚种的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维吾尔、蒙古和汉藏语系的游牧民族如羌、吐蕃的草原文化相继在新疆发生过影响。十五世纪以后,新疆本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蒙古草原文化、维吾尔农耕文化、汉族农耕文化、哈萨克草原文化。

  世界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地球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文化都可归结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两大类。欧亚大陆各民族的历史都可以剥离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因素。欧亚大陆的历史就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相互撞击,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历史。草原文化是杀生文化,农耕文化是生生文化,这两者从性质上看是不相水火的,但他们又是彼此相依的。农区是游牧民族的物资供应基地,离了农区,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如盐巴、茶叶、布匹等就会断绝来源,他们或者通过暴力掠夺或商业往来向农区取得这些物资。而农耕民族仰仗游牧民族的就更多。农耕民族都固定在狭小的空间,形成一个与世界无法相接的自我封闭圈。这个封闭圈因为得不到信息的撞击,内部的熵就增大,会导致衰退,直至死亡。游牧民族正可以冲破农耕民族的封闭,农耕民族得到信息补给,吸收到新的营养。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有破坏有建设。许多的时候,从表面看是破坏,但是日长天久有的则演变成积极的建设因素。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有依赖性,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依赖就更大,许多中外学者常用鄙夷的眼光看待草原文化,就不能正视草原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自然就无法阐释清楚许多重要的历史现象。新疆是中原农耕文化和色彩最繁富的草原文化交汇之地,能弄清这两大文化系统的互动作用,对于深刻地理解欧亚大陆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从人口聚集的密度来看,新疆可划分出几个大的文化区:南疆维吾尔绿洲农业文化区;从巴里坤、哈密、奇台、吉木萨尔、阜康到昌吉、米东区、呼图壁、玛纳斯、沙湾是汉族农业文化区;在伊犁,阿勒泰、塔城有哈萨克草原文化区;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有蒙古草原文化区,还有分布在南疆的塔吉克草原文化区、柯尔克孜草原文化区和分布在北疆的回族农耕文化区以及锡伯族农耕文化区。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不够精确的划分,实际情况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区内又有别的民族混杂其中,所以没有纯粹、清一色的文化类型,是犬牙交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每个民族的眼中,本民族的文化都是最适宜生存的,都想以自己的文化影响别的民族,而每个民族都构筑起自己的文化壁垒,千方百计防止异质文化渗入。宗教是最具防御性的精神栅栏。犹太人就是靠犹太教来固守自己的文化阵地的。汉民族在内地有信奉道教的,但不普遍。到了新疆后,看到伊斯兰教、喇嘛教有保护文化传统的作用,也把道教作为精神盾牌。因为道教是汉人创建的,是在中原地区土生土长的,用道教来防卫自己,也就成了新疆汉人的共识,于是,他们也大建道教的庙观,这种庙观在汉族人聚集的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一些荒僻的路途上也常能见到几座小型的庙观。每个庙观每年都要举行庙会,这又是汉族人作为群体聚会的日子。在这种日子里,人们可以感受到群体的存在,而且可以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强化文化上的彼此认同,由此消除个体独立生活的孤独感和守护文化传统的乏力感。

  新疆异质文化的互补共存的内蕴非常丰富,写一部好的文化史,就是要写异质文化的互补共存史。

  新疆历史证实:互补共存是各类异质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尽管在旧时代,因为社会是简单社会,社会需要显得单调贫乏,异质文化的互补非常缓慢,但这种互补一直没停止过。共存,从形式上看是分离状态的共存,而实质是互补中的共存。只要仔细分析,就能剥离出异质文化中的同来。新疆的汉文化已不是内地原生态的汉文化,新疆的蒙古文化已不是当年作为“林中百姓”的蒙古文化,维吾尔文化也不是原来在蒙古高原时的维吾尔文化。因为在异质文化的共存中,相互都有吸收。异质文化的互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在新疆表现得特别显明。互补是有多种形式的。今天,中西文化所以有很大不同,就是因为互补的方式不同,西方的互补是以草原文化为主体,它从农耕文化中汲取养料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于是就能发展出新的社会角色——商人,进而创造出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商业社会。东方的互补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它从草原文化中汲取养料来充实自己,但因农耕文化是静态文化,它从草原文化中吸收到的东西都被改造成与农耕文化合拍的静态的东西,因此就只能在原地踏步。新疆有分布在天山南北的维吾尔绿洲农业文化,加上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形成新疆的主流文化。当年曾是新疆主流文化的草原文化的主体地位渐渐让位于农耕文化。新疆的异质文化互补还是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结果出现了和内地相似的情况。

  新疆异质文化的互补共存的内蕴非常丰富,写一部好的文化史,就是要写异质文化的互补共存史。尽管新疆异质文化的互补和共存的内容丰富,但草原民族不重视文字记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做完了也就烟消云散了,留不下让后人温习、研究的资料和实证。现在要廓清新疆文化史脉络,编写一部有水平的新疆文化史,首先就得拿出实证来。要从整体上把握新疆文化,就得把构成新疆文化的重要要素,如汉文化、维吾尔文化、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过去和今天的来龙去脉弄清楚。这是个非常细致的工作,因为文字资料少,就得用田间作业的方式去一点一滴的搜集、挖掘、整理,这是研究整体文化的重要一步。做这个工作,谈何容易,这要跋山涉水,这要犯寒冒暑,这是一些犯浮躁病的学者不屑一为的。而许学诚作为镇西故地巴里坤的土著后代,生于斯,长于斯,田野工作于斯,爬梳切磋于斯,硬是六十年里没挪窝,也许因此对于本土汉文化的研究就成为其宿命。他为地域性文化研究作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许学诚的《镇西》记载了巴里坤县汉文化有说服力的实证。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巴里坤是个交通重镇,也是个军事重镇,这是汉族人聚居的地区,在这里汉文化的积淀很深。以往的年月,政治喊得震天价响,而文化受到冷落,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表现汉文化的许多文物、古迹遭到了破坏。当年,巴里坤县那么多道教庙观,现在寥寥无几,幸好硕果仅存的仙姑庙和廒神庙已经得到了修复和保护。物质性的汉文化既属于稀有,那只有在民情风俗中去剥离非物质性的遗产。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得有人去做这种艰苦的搜索。从理论上讲,新疆历史上一直有汉文化的存在,但说到具体,仿佛那只是考古工作者的事,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就是研究又不作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区分,自然就得不到要领。既然汉文化是新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不下大力气研究汉文化和不下大力气研究维吾尔文化、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等的各民族文化一样,都难以把新疆整体文化弄清楚。有人把汉文化影响西域文化的时间上限定在张骞通西域的年月,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早在黄帝时期,雅利安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就曾传到中原,作为回报,中原汉文化不会不影响到西域。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就有了记载,西域的游牧民族不停地对中原农业区发动进攻。西域的游牧民族既然能到中原来,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原汉民族进入西域呢?据国外学者研究,龟兹最早生活着三种人:吐火罗人、汉族人、印度人。社会个人都是文化载体,有汉族人存在,就应该有汉文化的存在。从近年新疆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证明汉文化存在的文物,但对于近当代,就少有人问津,只有把古代和近当代连接起来,才能看出新疆汉文化的全貌。

  在新疆,长治久安工程非常浩繁。事件本身不是民族问题,但是境内外反动势力却总是利用愚昧和无知拿民族问题说事。

  在新疆,长治久安工程非常浩繁。事件本身不是民族问题,但是境内外反动势力却总是利用愚昧和无知拿民族问题说事。不管其说道有多少,核心是汉族不属于新疆,汉文化不属于新疆。这就需要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来开化愚昧无知者的心灵。我们说传统的历史记述主角是政治,不是文化,即使记载文化也是精英文化,我们现实需要的民族百姓文化没有地位,因此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只有新兴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作为新疆本土汉族百姓的生活历史,才能充分证实汉族本来就是新疆的本土民族,汉族文化本来就是新疆的本土文化。从这一点说,许学诚经过数十年的田

  野工作和十数年的研究爬梳撰写的《镇西》,历史巧合地补充了这个空缺。

  我们知道,传统的人类学成果是用文字的记述来表达的。现在虽然其成果可以借助现代化的音像设备来表达,但是主要的还是使用文字表述。这就要求作者具有准确而精到的文字功夫,才能体现其科学精神。而我们在阅读优秀的人类学专著时还发现,他们的文字功夫不但准确精到,而且富有文学意味。本来人类学就是研究人性和人性本质行为的科学,这与文学是同宗同源的。于是,近年也就从人类学的母体中派生出了一个新的学科:文学人类学。文学得到人类学的科学指引,人类学得到文学的艺术滋养,可以相得益彰的。许学诚开始是搞乡土文学创作的,他的小说语言土里土气,又幽默风趣,有自己的味道,现在写起乡土文化来,这丰富多彩的乡土语言就派上了用场,应该说是对口使用。所以,阅读《镇西》并没有啃学术专著的枯燥。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向来被高雅所排斥的所谓低俗字眼。这些字眼以往在万不得已的使用中常常用“×”来代替,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这几个字眼所标志的事物本身就存在,并且作为口头语言也在流通,而且连普通字典也收录了这几个字词,怎么一旦进入文章时就有了忌讳不能使用了呢?中国的人类学是与民俗学一脉相承的,即使现在也在学科分类中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归结为一类的。民俗学就是俗学,如果连俗都给禁忌了,还有什么学可言呢?“俗”字会意结构就是三个人加一个口,人人都说的就是俗。而人人都说的却不能用文字表达,这算什么逻辑?况且这是学术研究,要是连这几个字眼也隐晦了,还算是科学吗?所以希望编者手下留情,读者眼下容忍。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这部专著以“镇西”命名的理由。按照人类学田野规则,《镇西》所涉及的时段是从1949年往前追溯一百年多时间。而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当地的行政建置有所变更,但是无论是道,是府,是厅或是县,都是以“镇西”命名的。因此,以镇西故地人文题材的专著要以地名命名,《镇西》就是科学的选择。要作此说明的理由是,1954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成立,取消了“镇西”这个名称,据说是有歧视少数民族的意思,这就关系敏感,有了说明的必要。首先,科学是讲究实事求是的,如果连专著名称都因为忌讳而不敢面对事实,其内容还敢相信有科学价值吗?其次,对于历史的规定也应该做科学分析。从语法上看,这“镇西”可以扩充为“镇压西域”和“镇守西域”两个词组来显现其本意。前者接近本意,却不合规范;后者背离本意,却不但合乎规范,且符合历史事实。在整个清代,沙俄和其它一些周边国家一直对西域谋心不善,而十九世纪后叶沙俄和英帝国支持浩罕对西域的入侵占领就是需要“镇守”而并非“镇压”的明证。那么,为什么不把“镇西”理解为“镇守西域”而偏偏要说成是“镇压西域”呢?其实,若以敏感者的心理观照,镇西故地的老名称也即现在巴里坤的原蒙古语译名“巴尔库尔”倒最容易引起敏感。翻译为汉语就是老虎前爪的意思。这老虎的前爪是最富有攻击力的武器,与武松搏斗的“一扑一掀”这最难让敌手招架的杀手锏就正是这凶猛无比的一双前爪子。这个名称是宋末成吉思汗西征,把这里划归他二儿子察合台时取的。这只凶猛无比的老虎爪子要“扑”向何方?向东是东方民族,向西是西方民族。这不仅是名称标志想法,而成吉思汗让西方各国闻风丧胆的西征和后来大元帝国的建立就是事实兑现了名称。这要让当年极左者掌握了内情,是非改了不可的。因此,一个自信的、富有科学精神和自强意识的民族,应该有开阔的襟怀和坚强的意志,不要像童养媳妇似的总有许多不必要的敏感和虚弱,不能勇敢地在现实中开拓,却一味喜欢在片言只语上瞎捉摸,弄得自己提心吊胆,也把气氛弄得草木皆兵。

  许学诚为研究新疆的汉文化踩出了一条道路,既然在巴里坤能写出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其他汉族聚居的市县也该写出这种著作来。只有在有了这些著作的基础上,才能在高视点上作理论抽象,才能廓清新疆文化史脉络,为编写新疆文化史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对汉文化如此,对维吾尔文化、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等都应如此。只有对单个的异质文化有了充足的事实把握,才能更好地研究这些文化在历史上的互补共存。

  现在世界正走向一体化,异质文化的互补共存已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问题,如果新疆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将是对世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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