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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9日 21: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26期 作者：赵旭东

　　【核心提示】业缘、友缘等将来自各民族的以“流动性”为特征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不断接触，他们在人人平等的共同目标下重塑了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把更大范围的血缘和地缘群体聚集在一个名称下面，形成一个超地域空间和血缘纽带的想像共同体。

　　当今，社会流动加剧，其中既有空间上的流动，也有阶层的流动，流动打破了原有相对固定化的民族地域构成。在相对固定的生活世界与乡土社会中，民族认同和地方性认同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清晰地界定田野地点和族群。今天世界性的大范围流动，使得原来人类学所能清晰界定的边界和认同变得日益模糊。试想，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生活，而乡村的空余土地又被外来者占据并居留，那么乡村还能称得上是原来的传统乡村吗？

　　流动致传统习俗作用减弱

　　我们最初建构民族观念时，未曾意识到社会流动带来的巨大变化。如今，在处理族群关系问题上，有一个最需明确的问题，即从原有的封闭地域的视角去理解民族的存在，转变到跨越地域空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的视角去思考该问题。

　　城市就像一个有强吸附力的磁石，不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来者，这些外来者的城市身份界定成为新问题。如果没有一套社会管理机制去满足其在新居处的自我认同诉求，这些人就可能为满足其诉求而形成群体抗争，而其抗争的理由可能不只是为争取某一个人的权利。因为这关涉到国家给予他们的自我认同及其相应特殊权利的丧失，没有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对现代政治自身的矛盾性有深度认识。

　　地域流动可说是今天人们逃避控制和束缚的一种相对便利的途径。长久生活于一固定空间的族群，因为封闭性被打破，基于乡土社会的习俗规范对成员的控制力减弱，个人亦受到这种“打破”的启蒙，而不再仅依附于狭小的村落社区空间。原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作用的民族区域自治下的习俗和法律，尽管可能还发挥着作用，但远不如在大规模社会流动发生之前那样强势。规则是为一群固定生活在一起的人而设立的，离开了有共同意识并持久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就可能变成人们无法理解的奇怪内容，尤其对那些外来的陌生人而言。这也提醒我们，对基于乡土社会而存在的习俗规范，在面对一种日渐凸显的流动性世界时，很多规则都需要重新构建。这其中最先可能触及的理论及问题就是对人的界定，即从原来的固定化的经营乡土生活之人，转变为居于一地或多地，以“流动性”为特征的人。

　　族群的流动及融合重塑新家乡意识

　　业缘、友缘等将来自各民族的以“流动性”为特征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不断接触，他们在人人平等的共同目标下重塑了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把更大范围的血缘和地缘群体聚集在一个名称下面，形成一个超地域空间和血缘纽带的想像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一旦形成，便有一种自我强化效应，不易被打破。因此，现代世界流动性的加强，不但不会使民族性减弱，相反，通过新家乡意识的重塑，进而在一个异域他者存在的空间中重新构造出一种适应当下生活世界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可以将这种民族主义称为“流动的民族主义”，它在不断唤醒个人有别于他者的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生活世界中的所有构成要素，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抑或是社会与文化的内容，都会成为民族意识构建的强有力支持工具。因为每个参与到这种建构中来的个人都会意识到，或者在思维方式上已经得到某种规训，即这种建构实际上与每一个人的生存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不是抽象存在的集体主义，而是极为具体地与个体的现实场景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每个人都乐于参与其中的大众意义上的共同体建构。尽管这种共同体本身一定是抽象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地对人的生活产生着具体影响。

　　关注族群的文化转向

　　今天需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族群问题的文化转向，意指越来越多的人会注意到族群关系非政治的但却无疑是文化的维度。这个文化的维度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首先，自己本土的文化成为人们不断反思和重新加以界定的对象，本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其次，谋求经济地位的改变成为当下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加的最具合法性的理由，这可能是人们毫无拒斥和怀疑地接纳了市场经济的制度选择的后果，在实践中为实现共赢的利益而发生了一种共同性的塑造。换言之，自由市场理念的发展为经济诉求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其他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依据，都不可能被单独挑选出来担当此重任。如果把自由市场的观念看成一种现代世界的启蒙，则可说是它使得每个人都极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及其个体所具有的经济人价值。当今世界，人们之所以愿意流动，并能够流动，显然与得到共同认可的制度安排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而接下来必然发生的是，一种具有族群相对性的文化观念不断被借用，人们巧妙地使之成为维护新获得的经济地位的强有力武器；而族群的历史以及由此衍生的物化存在及其象征体系，便成为了凝聚和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一种新文化建构，且逐渐转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得以发生的基础。

　　在此意义上，族群的文化转向逐渐体现出一种文化能动性，即面对一个变化了的生活场景，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能力。由此，文化不再被理解成为由外而内的对人的形塑能力，而是由人内心所生发出来的创造新文化的能力。这是今天关注族群的人类学研究不能不注意的社会存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