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卿

娘家与婆家

　　——读《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与后台权力》

　　作者在书中以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生活化和女性的视角考察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各亲属关系的经营活动，以时间为序叙述了不同身份状态下妇女如何在父系体制内创造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的过程。阅读过程更像一次发现之旅，透过访谈材料展现一个妇女后台权力产生、作用的轮廓，而这种权力构成了瓦解父权制度的一股潜在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也让男女权力在制度上趋于平等。

　　身份的确认与认同的转变

　　身份作个体的一种确认形式，是人们成为社会人的许可证。然而，身份确认的背后隐藏的是自我对于这种社会赋予的许可的态度。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程度关系着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整体的融合程度。在本书中，作者以时间为序对于处在不同人生阶段下的妇女——闺女、小媳妇、老娘们、老妈子等——身份的、情感的认同进行了考察。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身份状态下妇女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由于妇女长期处在父系制度的边缘，造成了父系制度体系内对于妇女身份认同的模糊不定的状态，妇女同时处在娘家和婆家的边缘状态，不算娘家父系的完全成员，同时又是婆家的“陌生人”、“外来人”，这种身份的模糊也让妇女自己身份的确认存在强烈的渴望。与此相对的是，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父系制度体系的中的男性的身份前后则是一致的。

　　作为妇女身份状态发生重大改变的结婚，作为一种通过仪式，不仅象征着新郎新娘从未成人到成人、从未婚到已婚的状态，也是由婆家的“陌生人”和 “外来人”向“自家人“的转换过程”，也是由“生”到“熟”的过程。而这过程更像一个权力(劳动能力、生育能力等)的让渡和确认过程，娘家作为权力让渡的一方则保留着不能割舍的情感权力，而这种权力也是娘家为妇女提供庇护的基础，也将伴随着妇女的一生。伴随着不断的身份的转变，而对于身份的认同却不是同步的，而是滞后的，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以结婚为节点，妇女就会认同自己为婆家的一份子，在作者的调查中就存在着“娶三年不知道是家”(p104)的现象。在这个阶段，作为儿媳妇的回娘家的频率是妇女一生最为高的时期。

　　显然，身份的转变并没有立刻改变这种心理上的对于这种身份状态(作为婆家体系的一分子的儿媳妇)的认同。同时，这种不认同也只是停留在作为儿媳妇的妇女身上，同时也在老婆婆老公公的态度上，认为儿媳妇是外来人，“是以未来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娶进来的” (p104)，儿媳妇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宗族提供子嗣，也就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怀孕生子构成了妇女成为婆家人的再次确认，如果缺少这种确认，显然作为儿媳妇的妇女很难获得宗族的认可的。再生育之后，儿媳妇作为婆家人的身份进一步确认，此时由于孩子的降生而产生的家庭责任感成了强化这种自我认同的催化剂，此时对娘家的依赖在降低，同时回娘家频率逐渐减少，开始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步融入到婆家的宗族和关系网络之中，此时自我对于身份的认同进入强化期。

　　此外，作为妇女身份的最后一次确认就是葬礼，经过葬礼仪式正式确认妇女为宗族的祖先而接受祭祀，至此妇女几乎脱离了娘家成为夫家的祖先，构成了妇女作为婆家人身份的最终确认。因而可以说，生育以及葬礼构成了对妇女身份的确认的三个阶段。然而不同的阶段，这种自我身份认同是存在显著地差异的。

　　分家、为人与生活空间的构建

　　由于妇女处在娘家人和婆家人身份认同的共同边缘状态，模糊和不定的状态迫使妇女寻求身份状态的确认，以求得情感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由是摆脱婆家的主干家庭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形成以夫妻、孩子为主的核心家庭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和渴望。因而，“分家“提上作为儿媳妇的计划日程，又作为男性的丈夫受到宗族、伦理等作用的规范，而作为外家人的媳妇成了主要的推动力量。，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分家机制主要来自于儿媳妇的利益诉求和压力。然而”分家“也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由于农业生产作为经济来源向非农业经济收入(打工、养殖、个体经营等)，同时家庭的作用也发生了由生产单位向生活单位的过渡，这种过渡加速了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化。而以分灶为象征的分家实质是经济的独立核算的分开，向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的索取决策权利的过程，同时也是母亲和妻子争取身兼儿子和丈夫双重身份的忠诚的争夺，似乎在这场存在失落的一方，在某种程度这种失落构成了婆媳矛盾的根源之一。因而也就不难发现，婆媳矛盾本质上是两代生活家庭的战争。

　　以分家为节点，以夫妻、孩子的核心家庭正式摆脱主干家庭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而这种转变的发生不仅意味着经济核算方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家庭的核心之一的儿媳妇可以对丈夫宗族亲属关系根据场景进行筛选、取舍、妥协和利用，同时又通过“往来”稳固这种关系，同时极力把丈夫卷入和娘家的互动之中，以弥补核心家庭脱离宗族之后的补充。此外，这种转变还表现在生活的社区会为新家庭冠以新的称号，不是过去的“某某家的儿媳妇“，而是“某某家”、“某某孩子的娘”等，

　　以夫妻、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会让妇女获得极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以此驱逐身份的模糊而潜在的安全感的缺失。与此同时，这种身份的确认也伴随着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过程，在摆脱婆家主干家庭的之后，要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络以实现稳定的状态。而这种稳定的状态的追求，也构成了新的核心家庭的重要目标之一，因而“为人“成为日常生活的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日常的交流、互助合作、走亲戚以及在重大仪式上的参与逐步确立在村落中的影响和稳定的关系网络，而这种”为人“在多兄弟的家庭又存在的彼此竞争的关系，也成为展现妇女能力、获取家庭声誉的重要渠道。

　　在建立核心家庭以及重建社会关系网络过程中，妇女成了重要的推动力，然而这种推动力是被隐藏在父权的背后的，是被遮蔽了后台的权力。

　　“走向前台的后台权力”

　　在父权长期占主导的社会语境下，妇女行使权力的方式显然是隐蔽的，也是被忽略的部分，而在现实生活中“枕边风“并非是”耳旁风“，也或隐或现的发挥着作用。只不过，丈夫的决策权是正式的，被文化规范所认可的，而妻子的决策权是经验性的，是在长期的家庭日常生活的的运作中形成的。在作者的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妇女的家庭权威一方面来自于妇女多年操持家务所积累起的对家庭的贡献以及经营和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经过与父权制度长期融合之后，妇女也成为父权制度代言者，也是父权的行使者。妇女虽然表面上借助父权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后台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显然这种权力是具有周期性的，一旦自己的儿媳妇闯入以及自己身体机能、经济的能力等下降，也就成了权力的转折点，逐渐退出权力舞台。

　　在妇女权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娘家是功不可没的。娘家作为出嫁的闺女的后台，是妇女在婆家推动分家、重建关系网络背后的重要支撑力量。在面对婆家争取权利之时，“回娘家“成了一种有力的武器，同时娘家也是妇女在婆家权利实现的的监护者。一旦当闺女遭到婆家不公待遇，娘家人有权力出面制止甚至报复，这种娘家的权力尤其体现在婚礼、葬礼等重大仪式上。同时，妇女在日常生活的运作中获取权力之后，作为回报也会在各方面帮助自己的娘家人。纵观妇女一生，“从’闺女’到’老妈子’，妇女的一生中依次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家庭：母亲的家、婆婆的家、自己的家和儿媳妇的家，这个过程也是女性从争取、获得家庭权力到逐渐丧失权力的过程”

　　计划生育、男女关系及其他

　　由于计划生育、观念转变以及子女养育成本的增加，城市以独生子为主，农村家庭的孩子数也在急剧减少，如此看来作为家庭基本矛盾的婆媳关系应该有所缓解，然而荧幕上的反映家庭婆媳关系的电视剧却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显然这种关系的并没有随着家庭中兄弟姐妹减少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缓解，母亲和儿子对作为儿子和丈夫双重身份的个体忠诚的争夺也依然存在。人们看到此类电视剧，也不禁发出感叹，甚至对结婚产生恐惧，无形中增加了不婚族的规模，剩男剩女成了父母的心头病、社会的新困扰。

　　此外，伴随着经济发展，妇女的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在不断增强，男子作为家庭经济支撑的地位也在逐渐丧失，经济上的平等也更加推动了男女关系的更加平等，甚至是反向超越。那么，过去不可一世的婆家的权威似乎碎了一地，女性在婚姻中处在更加主动的位置，因而女性的后台权力也不仅局限在后台，在某些时候不仅走向前台甚至成为家庭的权力的主导力量。同时，女性的身份认同也在发生改变，此时娘家的权力与过去相比显然是在强化，尤其是独生子家庭更为明显。因而也就有了“过年回谁家”的争论，不在房产证上写上女方名字就不结婚的拉锯战争等等。总而言之，女性的权力的在不断提升的同时也不应成为压抑男性权利的砝码，我想以一种平等的对话的姿态相处更有利于家庭的和谐，同时由夫妻组成的核心家庭也理应担负起对于双方父母的社会责任，我想最后的结果是和解和包容的家庭的关系模式。

　　李霞著 《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与后台权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11月

马东盈

《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与后台权力》——好！

王倩

朱卿你怎么那么多宝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