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
“知识考古”这个概念来源于法国哲学家福柯，意思是怎样去看待过去留给我们的东西，这些是否都可以拿来复原或重构历史？当我们发现不同的历史材料的时候，这些材料之间的张力是怎样的？它背后又是怎样一种知识谱系？我试着运用历史人类学中田野的方法，从一些以前我们所不太关注的资料和文献出发，来重新审视和看待我们的历史与文化。
史料或文本：书斋与田野
我讲几个“碑刻、档案与契约的故事”，在内蒙古一个叫土默特左旗的地方，在其档案馆中留存了大概十万件左右的清代档案。我在该档案馆中却发现了很多将要销毁的档案，我随手发现了一个登记薄，上面记载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北京的一部分知青。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现在熟悉的人，其中还包括前北京市副市长蒋效愚，还有我现在的同事。
第二个例子是在贵州东南部清水江流域偏远的锦屏县，那里的苗族村寨保留着大概有十万件左右关于山林的契约。这些契约基本上是从清代的乾隆一直到民国有关山林买卖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过去不太了解的方面。虽然我们都知道，从明代到清代，在西南地区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把由当地土司去管理逐渐变成由中央委派的流官去管理。从偏僻山区的木材贸易可以窥见，这样的体制变化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以及整个帝国之间的关系起了怎样的变化，当地的“熟苗”、“生苗”与外地的商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系，而木材在明清之际怎样由徭役转变成可以市场买卖的商品，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思索和探究的问题。这样的材料非常丰富，所以，它对于我们理解过去的制度、过去的一些重大主题，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个例子是所谓坟头上的“大历史”，在靠近重庆的一个土家族叫永顺的自治县，在那里的山区里发现了明代的墓碑。碑文上写着“生於明天啟癸亥年十月十四日甲，殁於周丁巳年三月二十四日辛”。明清之时并没有“周”这样的朝代年号，这个“周”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原来这是清代“三藩之乱”时叛臣吴三桂的国号。这个立碑的人显然受过吴三桂的敕封，从中可以想象当时的一番历史景象，即使到了清代这样一个时期，中国还是呈现一个非常多元、复杂的面貌。
文本与文类：文献与口述
对于我们历史研究来说，如果理解和解读留存下来的文字文本，不管是档案、契约或是碑刻，文献学的方法是显得特别重要， 套用文学理论或者文学的概念，就叫“文类”，这样的东西，除了文字材料以外，还有很多诸如口述的传说，如果要把其当作史料来用，我们如何去考察其真实性，如何去界定其大体所处的历史时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关于孟姜女的传说的研究中，就提出了方法论方面的建树。这很困难，但却是需要我们不段去努力的地方。
我在河南西北部一个村子的祠堂，这个祠堂记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它的始祖何时如何从山西的洪洞迁到河南的济源这个地方。它的族谱也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在祠堂里有块碑却说他们的祖先世居于此，两者互相冲突，我怀疑这块碑是经过改造的，但是，为何当时会这样诉说值得我们去探寻其背后的原因。
另外一种文类，在云南的楚雄的一个彝族自治州，在当地的文庙里面有一副石刻，上面记述了当地“土主显灵”的故事。土主是地方性的神祗，对于这样一幅图像，我们应该怎样去进一步解读？这样的图像怎样变成我们借以理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实，石刻中讲了几个故事，一个是雍正年间朝廷派李卫到云南管理当地的盐政；另一个是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带军队打到这地方，后来与永历政权合作。这些故事揭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土主庙是当地最神圣的地方，能把这样一些故事用石刻的方式放在当地的土主庙供奉着，这说明当地人接受了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历史经历，这也说明改土归流后，边远地区也逐渐接受了来自中原的主流文化，而从内地过去的一批人，即使是明朝的残余力量，也对当地的社会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这样一些很不同的文类，其实都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域表达着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当我们看同一段历史时，如果仅用单一的材料，你可能获得一部分真实，如果你用多种不同的材料，我们可能能够更多的看到历史的真实，从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更为丰富。
语境的变化：问题意识
在广东有很多漂亮的祠堂，福建则有很多庙宇，现在都相当常见。其背后有什么原因呢？其实有很多故事，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当地不同的族群，在当时都是所谓的“化外之民”，也就是今天的“无籍之族”，就是不在正统国家管理之下。那时候，他们是想方设法要进入国家的编户齐民的那套系统里。这与我们过去的历史解释模式是不同的，过去我们长期习惯于阶级的观点，认为百姓害怕国家统一管理，说国家税收和徭役重，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离，不在户籍册，所以在王朝的末期户口的数字都急剧减少。其实，这恰恰忘记了在王朝之初，很多人是希望进入国家的户籍管理系统的。为了想证明自己是这个地方的合法居民，他们就编出一个祖先来源的故事，这在南方的祠堂和庙宇里随处可见。这些现象的背后跟户籍制度、里甲制度、军事制度和宗族制度，跟当时这些地方发生的历史过程都有直接的关系。港台、东南亚及欧美的学者已经对华南作了长时间的、富有成效的研究，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相较于华南研究的规模和成效，我们对华北的研究却要少得多。而华北一直是中原文化的根基所在，历史延续性很重，需要我们长时段的审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变化，一个在距今大概八百年的宋元之际，一个在距今大概两百年左右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时刻。
宋代左右，北京第一次成为都城。北京从秦汉到唐代一直是一个边陲，北方的苦寒之地。从契丹的“南京”到金的“中都”，再到元明清的都城。可以这样说，北京之所以能成为都城，是拜这些从北方而来的草原民族之所赐。因为这些草原民族的世界图式，他们对帝国的视野是和中原王朝不一样的。首先北京一旦成了都城，整个中国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南北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次，南方看不到很早的东西，故事也不能追溯到很早。南方能够有韩愈、苏轼就已是了不得，可是在北方看到的象征完全不仅与此，而更是今天看起来是所谓“人文初祖”的女娲、炎黄、尧舜，两者的确不可相提并论。
在第二个重要的关头，我们常常忽略和遗忘一个重要的变化：两千年以来北方民族南下牧马的趋势到18—19世纪时戛然而止，开始另外一种“反向运动”。这种反向运动其实从明中叶就开始了，当时这种方式叫“雁行”，主要是山西和陕西北部的老百姓，春天的时候跑到边外去开垦土地，收了粮食赚了钱又返回老家。这种从南到北的浪潮一直持续到清代，西北的广袤区域也成为迁徙的方向。而从当地的档案中可以看出，这种“雁行”的方式逐渐变成一种定居的模式。随着定居，他们把内地中原的文化传统以至很多社会组织形式带到草原，这样经过长时间的融合，才从组织上保证了帝国的版图。过去我们对这不够重视，我认为这非常了不起，足以与前面那次变化，包括19世纪中叶西方人进入中国这样的变局相媲美。
今天我讲了很多的材料，我这里作个简单的归纳。过去我们关于地方历史的研究，无论是地方志和地方史，不是真的从地方的角度去写这个地方，而是从地方来看国家，看整个帝国和通史，地方史往往只是一种叫国家历史的地方版本而已。我们要对这样一种宏大叙事下的地方历史作出反思。
如果地方历史是所谓“小历史”，国家的历史是“大历史”。我们怎样去理解“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的互动呢？其实，我们关注地方，搜集很多地方的资料，民间的文献，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这个地方，而是为了反过来有助于理解国家是怎样运作的。而研究国家的运作，国家的机制非常重要，而国家的机制怎样在运作，必须从实践当中才能发现。田野的方法是重要的发现历史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多种声音来看待历史，对于很多正史或者传世文献，由于时过境迁，我们今日理解起来可能会很困难，这需要我们从其他的一些文献，特别是民间文献，或者传说故事中去寻求帮助和解释。这也正是我今天演讲题目的所谓微言大义。
我们面对的是客观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去复原它。而历史是动态的，是多元的，区域性的资料和文献、地方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建构过程中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过去我们总是习惯单线地、一元地、一成不变地来看待和解释整个历史，而忽略了从“从田野中来发现历史”，如果忽视历史的多元性，我们对于整个历史的理解，肯定是片面的。现在到了我们去做出某些改变的时候了，怎样去突出历史的动态性，在问题意识、方法路径上，怎样的理解才与过去的理解会有所不同，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这需要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包括在座的同学来共同努力。其实，所有这样一些尝试和努力，都是为了日后能够重写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