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感愤之心……闭门读书著书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11-29 3:20:14
在台北逛书店，常令我爱不释手的是日治时期出版的各种台湾研究文献。虽然完全没有做过台湾研究，但是日治时代出版的各种原住民人类学调查、社会风俗调查、博物馆会刊、公共管理机构报告、现代建筑图集，乃至当时的公学校“国语”读本等等，纷然构成了一幅幅台湾地区步入现代生活的历史图卷，对于门外如我者亦可引发无穷的历史与现实之遐思。可以说，我来台后的一点点日治台湾史感性认识就是在台北的小书店、旧书店里获得的。
在台湾大学图书馆也收藏有不少这时期的文献资料，但与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公共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相比还是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的馆藏中，源自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堪称巨量，是台湾史研究的宝贵资源。2007年3月，该馆成立“台湾学研究中心”，中心目标是整合岛内台湾历史文献资源、支持学术单位和个人的台湾学研究。2008年该馆首度推出“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以分主题的形式将馆藏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所藏旧籍分门别类地展出。展品包括书籍、报刊杂志、调查报告、手稿等等，并根据展览主题邀请专家作专题讲座。该年度展览的各个主题内容、展示的珍贵图文资料，都收进了这本《二○○八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专辑》（“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编印、出版，2008年12月）。该书按主题展览分为七章，分别是教育、建筑技术、原住民、博物、美术设计、医疗卫生、写真帖。每一章内又有十几个小专题，如在“博物”章，就有西方探险家与台湾博物学的展开、动植物调查、矿物调查、日治时期博物学家、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台湾博物学会会报》、《科学の台湾》、日治时期博物教育、日治时期动物类书籍概说、日治时期植物类书籍概说、植物园、动物园等十三个专题，在这部分已经可以使人感慨良多。1858年台湾正式开埠，西方传教士、探险家纷纷来台，台湾博物学研究即启端绪。日治之初，东京帝国大学师生竞相来台作动植物、矿物调查研究，这固然出于殖民统治的目的，但亦可见日本学人找资料、做调查、写报告的学术水准之高。另外，在1908年就成立了台湾第一间自然史博物馆，1910年成立台湾博物学会、继而出版《会报》；在日治初期的公学校“国语”读本中就有博物教材，在二十年代起中学就设有博物科。可以说，日治时期台湾社会的诸多面向已通过该书数百种旧籍的书影、书页尤其是珍贵的历史图片、插图而系统地汇聚。
文化总是容易让人沉迷、上瘾。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有那么些时代、国度和民族别具风情，特别具有让人反复咂摸的味道，日本的江户时代即为其一。在幕府、中央集权、重农抑商等这些严肃的历史学术语之下，遮蔽不了其丰富的社会情状和婀娜艳丽的浮世绘。用“图文并茂”一词来形容杉浦日向子的《一日江户子》（刘玮译，漫游者文化出版，2009年11月），确是实情。全书以四章分为“入门篇”、“初级篇”、“中级篇”、“高级篇”来描绘江户子的日常生活，从卖艺人、侠盗、将军、美女各色人等，到美酒、美食、相扑、出版等活动，文字图画鲜活相得。地球人都知道相扑这一日本的“国技”，外国人却很难领会相扑手的“姿态够帅”；知道看相扑时的“蒸红薯”吗？江户时的相扑在晴天的野外举行，图画上的大力士壮得像小山，而观众小得似豆粒，人挤人的酷热自然难挡，于是有人从上面洒水，下面的人叫着“这里来一点”，但一阵水过，热气不散，大汗蒸腾，个个就像蒸红薯。江户时代虽然没有印刷机，但靠着木刻手印，出版业亦十分发达。幕府末期作家柳亭种彦全三十八卷的《伪紫田舍源氏》，居然有四十多万册的销量；如以当时的人口是现今的十分之一计，当相当于今天的四百万册。然而作者告诉我们，江户人读书的风尚乃从租书店租书读，一本书的读者甚众，如此一来，四十万之数就相当于四千万，真正是“活字中毒”。读者需求量大，造成出版竞争，相应的画作“出版界物语”就是以生孩子来喻作品的难产；以作家打开肚子给出版商看喻作家被催逼的无奈……还有新闻也是以“徇情”、“报仇”、“天灾” 这三种才能热卖，销路不好就得设法捏造……真是古今中外皆然。作者不光文字准确生动，图画更是幽默传神，比如画有钱少爷和一般少年的区别，不只是装束上的不同，前者的斜目视人和后者的笑脸相迎就表达了更重要的气质相异。还有从美女的仪态、美食的做法到浴衣上的“判物”（画谜），还有林林总总的日常用具，无不展现了一个精致讲究的世界。剥除了中国的影响以外，日本文化最美丽绚烂的就是江户的精神文明。作者以江户风俗研究专家和漫画家的身份营造出来的这本书，不光令读者对江户的精微有了切身的体验，还更增添了对江户的“幻想乃至妄想”。
徐复观研究在两岸三地学术界中一直持续发展，新著迭出。近日得读黄俊杰著《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多有开拓视野、获识新知之感。在二十世纪新儒家学者中，徐复观的学术进路和精神怀抱独具特色；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学人面对的“意义的危机”的思想困局中，徐氏以一颗“感愤之心”为时代人心、为“中国文化往何处去”而把脉、诊疗。该书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上突出地采取了比较思想史的路径，把徐氏的思想、著述放置于二十世纪中国儒学思想史与东亚思想史相互激荡的广阔视野中。作者近以徐氏与同道唐君毅、牟宗三互映，兼与论敌胡适、傅斯年对勘，远取东洋福泽谕吉、涩泽荣一作思想之比较，在在都是围绕着徐复观独特的学术与精神世界而挖掘、析论，由是而可见徐复观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史上的“东亚视域”的重要意义与可能性。
近日由于应“徐复观学术思想中的传统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邀而撰写论文，论及徐氏通过阅读日文著作而研究西方现代艺术，深感徐复观终其一生与日本文化、学术思想的关联确实是在新儒学家中别树一帜。他早年留学日本，晚年重游，曾赋诗感叹：“蓬岛重来老学生，空虚何事苦追寻。” （1960.4.2）以“学生”自视，以“追寻”为怀，那么其所学、所寻者何？这正是该书进行了深入研讨之处。在书后附有《徐复观著作所见的日本人名及其评论表》和《日本友人致徐复观书信资料表》，对研究者帮助甚大。
读徐复观文章、诗词，常对其“感愤之心”怀有特殊的感念。徐复观在晚年自述1949年以后的心境：“我以感愤之心写政论性的文章，以感愤之心写文化评论性的文章，依然是以感愤之心，迫使我作闭门读书著书的工作。”黄俊杰教授在书中说，徐氏在1977年访美时写下的诗句“满局棋输气未降”，最能烘托出这颗“感愤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