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例假
东方早报 2009-5-30 22:13:30
沈宏非
“云雨连朝润气含，黄梅十日雨毵毵。绿林烟腻枝梢重，积潦空庭三尺三。” （上海竹枝词《沪城岁时衢歌》，清末，张春华）
天天下雨、日日上火、东西发霉、皮肤发痒，等等等等的不爽，本来是年年梅雨季都要碰到的倒霉事，但更让人不爽的是，到底哪天入梅？究竟何日出梅？干梅还是湿梅？凡此种种，已形成上海市民和媒体的集体性焦虑。尤其是等出梅，焦虑程度，就像是在等老天爷从天上扔下来的另一只鞋子。
黄梅天，是上海一年来一次的例假，本来就是个大概，然而在这个“经期”里，等出梅也会让人等出毛病来。医生说，这种病叫做“梅躁”，和肾亏一样，应属中国专有的文化性疾病，在长三角一带，大概相当于油菜花开时发作的神经病。医生还讲，一到黄梅天，会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出现情感障碍，约百分之十的人会出现情绪和行为异常；当湿度增高时，许多人会缺乏自控力，烦躁不安，随着气压的降低，人体的血压、血沉、尿量都会随之产生细微的变化。
“梅躁”的传染性比梅毒还强，一旦集体性发起来，很多人都会把怨恨转移到语焉不详的气象台那里，骂人家糨糊。严重者还会频频致电气象局，追问出梅的准确日期，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自己错当成是看天吃饭、心急如焚的农民伯伯。“梅躁”前面，倒真是要加上“梅羞”了。
气象台也冤，测这测那，唯独黄梅天不好测（更难测的是地震）。它的始终、长短及雨量之多寡，皆取决于冷暖空气的强度和进退，也受台风等外围因素影响。冷暖两大气团近身互殴，打得不可开交。夜观这样的天象，就像看贵花田和泰森在开拳击，只要那两个大肉团还没打足十二个回合，谁能提前看出胜负来？
中央气象台长远以来就有意避免在天气预报里提到“梅雨”了。据说1997年6月底，国家气象局组织专家开会讨论该年何时人梅，会后却发现，该年度的“梅”在会前就已经“入”了。这种尴尬，就像父母关上门正商量儿子最近喉结变大究竟是发育还是发扁桃腺，却听到门外有人高声叫骂，一开门，是隔璧王家姆妈——原来那小赤佬已经把她家小姑娘的肚皮搞大了。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过了半夜却“有约不来”者，应该是个人，但为什么不能是“出梅日”呢？古人的黄梅天态度以及境界，急起来只会用棋子去敲自家脑袋的吾辈虽望尘莫及，但今年的黄梅天，劝大家不要再去为难为气象台，至少不要再为难自己了。所谓“ 黄梅天”、所谓“梅雨”或“霉雨”，其文学意义一开始就大于气象学意义。而所谓的“气象学意义”，乃建立在严密的数学基础之上，“黄梅天”很难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又有什么可辩论的呢？“五月黄梅天”是拿来和“三星白兰地 ”对对子玩的，不可当真，正如“摽梅之年”人人会讲，但究竟是几岁，也只是个大约摸。千万别搞错，人家是中央气象台，不是中央电视台。
因为语法和逻辑性相对不强，汉语历来被公认为是一种缺乏“数学思维”的语言。其实这话要看怎么说了。准确地说，汉语缺乏或故意缺乏的其实只是“ 小数”思维，相反，在“大数”思维上，至今仍然独步天下。除“一寸光阴一寸金”略显斤斤计较之外，像“飞流直下三千尺”以及“白发三千丈”还不够好玩，一定要玩到“万岁”、“万万岁” 、“亩产万斤”甚至“一百多万到一千多万不等”这等五位数（或以上）金句才算过瘾，才算有气势、有意境、有诚意。“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三言两语之间，从个位数直接跳到四位数，最后坚挺地挺立在“万”字之上，意犹未尽。凡小学一年级文化程度以上者，皆无人蠢到会去究竟这些数字的准确与否，否则，就真个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要把自己和别人都搞到“缘愁似个长”了。如果一定要为这个“愁”字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想会是，一万年。
中国文化，或曰传统的中国人生观，从来就带有强烈的反数学倾向。袁中郎在《瓶史》的小引里说过：“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林语堂先生在论及《瓶史》时指出：“中国作家对算术数目之类显然是很淡漠的。我把找得到的袁氏著作的最佳版本拿来比较，还是找不出那所谓‘二十三条’。数目对否事实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有琐碎的人才会斤斤于数学上的准确问题。据我看来，书法艺术表现出气韵与结构的最纯粹的原则，其与绘画之关系，亦如数学与工程学天文学之关系。”出于对算术的淡漠，袁中郎著作里的所谓“二十三条”（花快意凡十四条，花折辱凡二十三条），应该是后之数学爱好者的统计成果。与袁中郎的“二十三条”相比，袁世凯的“二十一条” 倒是证据确凿,不容抵赖，而且完全可以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的。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黄梅天，就是一个在天空飘来飘去的“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女文青，其行迹和腔调，都不太靠谱。至于戴望舒的《雨巷》，上海人说是在松江施蛰存家里写的，杭州人说是在杭州大塔儿巷11号写的，两方聚讼不休。但诗的天气背景肯定黄梅天，这个从来都没争议——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再盯牢气象台不放，把人家逼急了，今年黄梅天我们收听到的天气预报，很可能就是孙甘露老师在湿漉漉的空气中幽幽地朗诵《雨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