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村”制度的确立作者：刘再聪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依据文献记载，“村”概念出现于东汉中后期，直至隋朝“村”一直作为一种自然聚落的名称。唐朝开始推行“村”制度，将所有野外聚落统一名为“村”，并依据村内家户数的多少设置村正，“村”正式成为一级基层组织。“村”制度开始于武德年间，至开元年间逐渐完善。“村”制度是唐朝革弊“求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唐朝；村制度；村正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2－0020－07
唐世文治武功负盛名于史册，辉耀于今古。求其原由，或为“积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来长期纷扰混乱之局，一旦而南北复归于一统，于纷扰混乱中涵育滋长起来的求治的生气，一发而不可遏，于是蓬勃发展，扶摇直上”之必然趋势。“求治”乃历朝立国君主之共同追求，然终能获得如唐朝“蓬勃发展”之势者则实属不多，因而唐朝“求治”举措向为治史者所乐道。基于此，本文以“求治”为切入点，选取唐朝新创而学界较少关注的“村”制度之概况以申论之。
一、唐以前“村”的地域性特征及问题的提出
官制一门，在制度中最为错杂。而“中国官治，至县而止”，故县以下基层体制潜行改易，尤为隐晦。汉唐之世，乡制与里制数经学人梳理，眉目渐清，惟“村”制仍难明了。
依据文献记载，“村”概念出现比较迟，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没有收录“村”字，此前的文献中也不见，看来当时还没有这种说法和组织。但《说文解字》中有“村”字的原形“邨”字：“邨：地名，从邑，屯声。”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鼎器妙用章第33记：“得长生，居仙村。”据该书前言，魏伯阳为汉桓帝时人。可知，到东汉中后期，“村”的概念已经正式出现。南北朝时期，“村”字被收入字典中。《玉篇》卷12木部“村：千昆切，聚坊也。”卷2邑部：“邮，且孙切，地名。亦作村，音豚。”这一时期，“村”概念在传世文献中也大量使用，“村”的名称出现泛化趋势。
至于“村”的意义，依据字书的解释及文献的记载显示，至南北朝时期，“村”仅仅为众多的庶民百姓生活居住场所之一种，具有“聚落”的性质。《善见律》记：“聚落界者，有市，故名聚落界；村界者，无市，名为村。”学界对此也有较多关注，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认为南朝的“村”是对人口新聚居地的称呼，主要分布在比较偏远的地区。侯旭东《北魏村落考》依据出土材料补充宫川文所缺之北朝部分，认为在都邑、交通干线附近也有村的分布，无围墙的村落不少，而且村落之间往往“连成网络”。那波利贞《坞主考》认为，百姓的居住地临时者为坞，恒久者为村。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中国村制的成立》从聚落形体的演变出发，对那波利贞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上述诸文，虽然看法各异，侧重点不同，但各家的立足点均基于“村”的地域性特征。
及唐朝，“村”已经具备制度性质(详论见下文)，但学界对“村”问题的研究基点仍然侧重于其地域性特征。武伯纶《唐长安郊区的研究》、爱宕元《唐代两京乡里村考》、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以及《隋唐·唐幽州城郊乡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等著述利用出土碑石对唐代长安、洛阳及幽州等中心城市的乡、村组成问题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五篇(部)论著均对所见村、乡的分布位置予以初步复原性定位。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一文，则有益于我们对“村”的起源问题作出新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等论著已经注意到了“村”的制度特性，并从制度性出发，重点分析了魏晋隋唐乡村基层社会的变迁状况。
通观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从东汉中叶至隋，“村”为众多聚落名称之一种，地域性特征突出。下逮及唐，“村”开始具备制度性。学界对唐朝“村”问题的研究也有了相当可喜的成就，但研究的角度或者定位于“村”的自然聚落性质，或者关注乡村社会的变迁，对唐朝新出的制度特性重视不够。
二、唐朝“村”制度的制定及完善
唐朝实行“村”制度，有关规定何时完成制度上的确立呢?翻阅史籍，检得下列诸条，最早可以追溯至武德年间。
材料一、《近事会元》记：
唐高祖武德七年令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
材料二、《旧唐书·食货志》记：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
村坊邻里，递相督察。
材料三、《资治通鉴》记：
武德……七年……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
规定实施“村”制度之令，三书均明记在武德七年，但日人仁井田陞在参考上述材料后，仅仅确定在武德年问，并未做出明确取舍，态度之谨慎当为可取。下面对此问题略做申述。唐初定律令之举，据《唐会要》卷39《定格令》记载，除武德七年外，武德元年也曾“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遂制为五十三条”，并于其年十一月颁布。起初，律令格式的界定尚不甚分明，《通典》将“五十三条”定为格而非令。《唐六典》记：“皇朝之令，武德中，裴寂等与律同时撰”。知同在武德年间，律令已经有别。裴寂等人撰定的新律令，颁布时间各书均记为武德七年。看来，有关“村”制的唐令由裴寂等人修订，颁发时间可以确定在武德七年。附带说明一下，《唐会要》记述新律颁发情况时云：“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人于新律，他无所改正。”颇为难解，参以各书，当为“大略以开皇为准，凡律五百条。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
武德七年是李渊父子彻底打败各地武装力量，全面确立在全国统治地位之年。新政府甫立，颁布政令巩固新得政权为当务之急。《旧唐书·高祖纪》记武德七年“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颁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诏遭父母丧者听终制。”《新唐书·高祖纪》也云七年“四月庚子，大赦，班新律令。”新律令中包括有关“村”制的内容，当在情理之中。而该令颁布的时间显示，此项政策应该是针对全国发布的。开元朝，重申有关“村”制的令文，目前可以确知者有开元七年令及开元二十五年令，并且在具体细节上进一步明确化。
材料四、《唐六典》记：
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里正兼课植农桑、催驱赋役)。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该令颁布于开元七年)
材料五、《通典》引开元二十五年令：
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隶入大村，不得别置村正。……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
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痰等充。
武德七年，“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而至开元，天下承平已久，四海晏然。比较武德、开元两朝的令文规定，可以看出，与武德令相比，开元令在两个方面更为明确：一是关于村坊分布区域的规定。前者笼统规定：“在邑居者为坊”或“在城邑者为坊”。而开元令明确为“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即表明城、邑仅仅指定为两京及州县治所所在的城郭。至于其他性质有居民的“城”，不设坊。根据下面讨论，可知以设里为主。坊分布区域的明确同时也就意味着村分布区域的明确。二是有关村正、坊正、里正的人选及职能、选取范围及村正长的设置标准给予限定性说明(各种规定的实践析证容另文论述。邻保制度及文献记载中有关词句的异同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使政策更具有操作性，说明唐代关于“村”制的政策日臻完善。
“村”从东汉中期开始成为一种聚落的名称以来，一直未见进入国家律典，这种局面延续到唐初才有所变化。按唐例，国家刑书有四：律、令、格、式。律乃惩治违法乱纪者之条款，而“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令为国家之“制度”，为邦国政治之所依。若就地位而言，明显高于其余三者。“村”制初始于武德，定型于开元，“村”制人令，使“村”正式取得了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并成为一级基层地方组织。这应该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创举，是唐朝开创新局面之又一表现，意义非同小可。
三、律令中相关规定的制度性析证
综合武德、开元两朝令文关于“村”的若干规定，对郭、里、户、家等概念的界定以及村与乡、里的关系等问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释性说明。
郭、邑、户、家、里等概念具有特定的意义。从令文可以看出，坊、村是明确对立的两种组织，“郊外为村”、“田野者为村”表明村分布的郊外、田野与坊分布的郭、邑相对，两者的界限规定应该十分明确。郊外、田野和郭、邑本身意义的明确决定了村与坊分布界限的明确。需要强调的是，如前论，此处的郭、邑有具体所指即两京及州县治所之郭，带有其他性质的城郭不在此列，即使有民户居住者也不例外。如西州，有乡城：高宁城、武城城、安乐城、南平城等。《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蒲昌县定户等案卷》云：“但蒲昌小县，百姓不多，明府对乡城父老等定户，并无屈滞；人无怨词，皆得均平。”乡城内设有里；也有里城：湾林城、横截城等，湾林、横截为高昌国时期的县治之所，唐代则降级为里名。乡城、里城则不属于“州县之郭”城，而属于“郊外”或“野外”之堡城，所以城内的居住单位不是坊。
户与家的使用范围也不尽相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首先应该认识到，唐朝的“户”与“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家是社会生产、生活单位，而户则是行政单位，与政府征收赋役与维持社会治安有关。因而户与家并非同一概念。通常情况下，户或即家。但在特殊情况下，就不必如此。”原则上，唐代禁止在任何一位直系长辈健在的情况下子孙们别析户籍，并对立户与合户有明确规定。《唐律·户婚律》“相冒合户”条疏议日：“应别，谓父母终亡，服纪已阕，兄弟欲别者。应合户：谓流离失乡，父子异贯，依令合户。”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户”的稳定性。所以，应强调指出，组成里的单位是户而非家，衡量村的单位则是“家”而非户。一般说来，就某丁而言，其家必然小于其户。
至于里，在隋以前的文献中有两种情况，即记载有一定户数的里和表示居住单位的里。里所统辖户数的多少历代不一，文献虽然有多处记载，但无法得出各朝代里辖户的定数。以具体的百户数来规定里的制度滥觞于晋而定制于隋。《晋书·职官志》记：“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已具“百户一里”之雏形。隋开皇九年二月“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则以“家”为设置单位，定数为百。开皇九年即平陈之年，发布之目的是要将此令推行全国，这也是首次以统一的家户数为设置乡、里的标准。唐代的制度沿袭隋代定制，仅作略微改制，如“武德七年，始定律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隋代以乡定里，里依家而设，唐代则以里成乡，并强调以“户”为设置基础。
村与乡、里的关系。“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及“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等规定清楚地表明，村、坊是以地域而区别，乡、里则按户数分高下，村、坊与乡、里采取截然不同的划分标准。汉代以来，县以下基层政权实行乡里制，由于乡里的设置基础以户数为主，所以，掌握人口是官府控制百姓的唯一手段。唐代，随着城市的发达，实行坊制度。同时在田野实行“村”制度，村、坊依照地域进行区别。这样，唐朝在掌握人口之外，又有了通过管理地域而达到控制百姓的方法。乡里制度下的民户生活在自然的村落或者固定的坊中，而里及村、坊同时又有正长的设置，因而，村、坊与乡、里在管理方面有某种程度上的重叠。
从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及在田野者为村的令文规定中，看不出村与乡、里的隶属关系。但在诏令、墓志、碑文等文献中，村与乡、里在排列上有一定先后次序，各种用例很多，兹不赘举。在基层体制出现乡村制之前，决定这种排列次序的前提是它们各自拥有户数的多少。由于五百户以上的村极少，所以，我们不能发现大于乡的村，因而在所见到的文献中，乡一村的排列顺序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多于或者少于百户的村却大有存在，因此，乡－村－里或者乡－里－村的排列顺序时有发生。乡一村排列方式逐渐占主导地位之时，标志着由乡里制向乡村制演化趋势的出现，也意味着由“治人”而“治地”的转变。
四、汉隋之间“村官”名号之繁杂及唐令对村正之规范
汉隋之间，县以下之乡里制，相承不替。魏晋以降，中土板荡，乡里制虽本身也流于形式，然毕竟为先朝遗制，曾通行于全国，故难以废移，余威犹存。“村”新出于东汉中后期，为众多乡间聚落名称之一种，属民间俗称。应该说，有了“村”的概念，就应该诞生了管理村的“村官”。村内之官，或推举于部众，或受命于朝廷。故在乡里之制通行之时，汉隋历代官府仍旧针对村聚落本身因时、因事、因地设置了不少村官。但毕竟属于新创，又为政权割据性质所困，新制影响有限，故汉隋之间村官名目繁杂，现检索罗列如下：
汉朝置伯格长，主治贼盗：《史记》记：“而温舒复为中尉。……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集解》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索隐》：“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以牧司奸盗贼。”知伯长主道路，格长主村落。两者以管治盗贼恶少为任，为官府所设，然籍贯不明。“格长”乃村长之雏形。晋朝在蜀地曾置村参军：《晋书·李特载记》记：“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李特派“壮勇督领村堡”。知李特派武人专领村事。《华阳国志·大同志》记：“永嘉元年，春，……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嶲、牛羊柯。(罗)尚施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诸村参军。”任乃强注曰：“以村为营伍单位，各假参军一人或迳派参军一人领导之。”当为最早在村内派设武官之记载，因属派设，故非村籍。晋朝任用本村人为武职：《晋书·麴允传》记愍帝时(313－317)，麴允对“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知村坞内原来有主帅。村坞主帅有军号始见于此，籍限本域。南朝齐首设村长之职：《南齐书·海陵王本纪》记延兴元年(494)冬十月癸巳，诏曰：“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劳扰为烦，抑亦苞苴是育。今并可长停，别量所出。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是为村长之始，由村民出任，与路都均属于力役。村长、路都当与前引伯格长同。村长设置时间当在延兴年间之前，由村人担当。北周置村正：关中一带出土的《荔非明达等四面造像题名》碑有“典坐村正荔非仲祥”的记载，造像无纪年，马长寿根据题名中“越公府行参军”一秩定为北周武成年间(559－561)，并以柱国参军、记室、大都督司铠等官吏名称为佐证。若是，则北周有村正之名。南朝梁始有村司三老之称：《梁书·武帝本纪》记天监十七年(519)下安抚天下流民诏日：“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表明村司有三老之职。
由于村组织初成，汉隋之世的村官设置或出于治盗、或出于督战、或出于招抚、或出于役使，目的不同，执掌相异，名号也大相径庭。再加上各地原有的“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等杂号，汉隋之间村官名目之繁杂混乱更不待言。若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这些名号都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特征。至唐代，“村”完成了由民间性质向官方组织的演变进程，“村”的概念使用及分布范围之限定已经法律化。在村坊制度下，户令明确规定“村”为野外聚落之统称，并依据村的大小对村正的设置进行统一规范，制度性质明确。
依唐令，仅有数家人户者也可为村。“在田野者为村”，表明村的大小没有家户数的限制，大小村之间也没有质的区别，只要有人家居住的田野聚落概可称为村。唐代村落规模的实际大小和大致范围难以说清。大者不必说，从时人的慨叹中可知数户小村不少。穆宗时，针对张平叔直接专卖制度，韩愈上《论变盐法事宜状》：“臣以为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多将则粜货不尽，少将则得钱无多。”韩愈举证虽无确指，但三五户的小村肯定存在。《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记：“见道，从楚州至登州，道路尽是山坂旷野，草木高深，蚊虻如雨。终日逾山行野，村栅迢远，希见人家。人心忿恶，行七八十里，方有一二家，令人恐畏。”由于家户实在太少，在一些诗人眼里简直就算不上“村”。许棠《洞庭湖》云：“情多莫举伤春目，愁极兼无买酒钱。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吴融《山居即事》云：“无邻无里不成村，水曲云重掩石门。何用深求避秦客，吾家便是武陵源。”杜甫《水槛遣心》云：“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战争期间的小村更显凄凉，钱起《江行》云：“柳拂斜开路，篱边数户村。可能还有意，不掩向江门。”“兵火有馀烬，贫村才数家。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不仅不满十户不成村，甚至一些开发不足的聚落在诗人们看来也称不上村。常建《空灵山应田叟》云：“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土俗不尚农，岂暇论肥硗。莫徭射禽兽，浮客烹鱼鲛。”正因为令文不限制家户数的多少而一视“在田野者为村”，才诱发诗人的感叹。
唐制，村正的员额取决于村的大小。由于村大小不一，故村正的设置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其村居如[不]满十家，隶人大村，不得别置村正”。不满十家的小聚落虽然名为村，但不另设村正长，在村长官的设立上要归人其他村。上引诗文中之所以有“不成村”、“应无村”的说法，大都基于未满十户而不单设村长之故。第二、满十家而不满百家置村正一人。数十户的村在唐代应占多数，《新唐书·五行志》记：“永昌中，华州赤水南岸大山，昼日忽风昏，有声隐隐如雷，顷之渐移东数百步，拥赤水，压张村民三十余家，山高二百余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前引《金石续编》记修武县周村有一十八家。《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莱州掖县“中李村，有廿余家”。青州北海县有一废城内“有百姓家三十户住”。《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最大的新罗人村庄赤山村人口不到300人，户当不满100。据《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所记，幽州地区造石经，一般都登记村人名姓或人数，其中人数最多者的广阳邑，也只有115人。白居易《九日登西原宴望》云：“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指此各相勉，良辰且欢悦。”第三、“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超过百户的村已经属于大村，故设置两名村正甚至更多。隋朝有“大村或数百户”之说，至唐代，拥有数百户的聚落同样为大村。看来，村的大小没有家户数的要求，但村正的设置却有家户数的限制。衡量该村可否设置或者设置几位村正，依据的标准是该村拥有“家”的多少而非“户”的多少。村正的数目反过来会有助于我们判断村的规模。
总体看来，至唐朝，“村”已经从纯粹的自然聚落名称演变为一种基层组织，在地域性之外，开始具备制度性特征。唐朝从两个方面完成了“村”的制度性确立，一是称谓，包括以“村”名聚落和以“村正”名村官；二是对村正设置标准的规范，即是否设置以及设置多少根据村内家户数的多少而定。从百家以上增置村正一人的规定看，村正的设置办法脱胎于里正的设置制度。
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南北分裂，政局动荡，地方机构滥置，“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隋朝一统，励精图治，并州郡，裁冗员，竟也致富。然地方政治积弊已深，而隋运短祚，革弊成未竟之业。唐朝初年承袭革弊之势，并加强整顿力度，在继续省并的同时，进而对州县名称的紊乱及重叠现象予以规范，至贞观十三年而告终。“村”制度之推行即为唐朝整顿地方行政、革弊“求治”之一环。我们知道，制度变革与社会经济的变迁存在着互为因果之关系，“村”制度始于武德而完善于开元，李唐王朝也经贞观至开元而达鼎盛，可知制度创新与社会经济进步惟有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而唐朝终获“蓬勃发展”之缘由也因此可见一斑。
原始地址：
http://www.eywedu.com/Shixuejikan/sxjk2008/sxjk2008020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