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侠者梁羽生:构筑“成人童话”第一人

侠者梁羽生:构筑“成人童话”第一人

侠者梁羽生:构筑“成人童话”第一人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09:32  中国新闻周刊





侠者梁羽生:构筑“成人童话”第一人

中国新闻周刊2009004期封面



  侠者 梁羽生

  上世纪50年代,一篇应景而为的无心之作,创造出半个世纪“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华语世界从此有了“成人的童话”。

  新武侠小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梁之后30年,出现了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大家,他们一并创下这个年龄跨界最宽、读者数量最广的特有的华语小说类型的阅读神话。

  扛领大旗的梁羽生和金庸,他们对“武”与“侠”的各异解读,一方面为羸弱文人筑出千古豪情侠客的春梦,也引发世界华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武侠情结,和对“武”与“侠”的文化追寻。

  逝者已去,侠气犹存,在武侠小说之后,什么会成为“侠”的下一个精神载体?

TOP

梁羽生:侠士无传奇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09:32  中国新闻周刊

  梁羽生自云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而左派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的 “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文/徐庆全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国远矣!

  意念中,梁羽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冷飘渺的“天山”:皑皑的冰川、冰河,渺无人迹,却有白发魔女、冰川天女相伴;随身的七把神奇的宝剑,寒光剑气封天,一路萍踪侠影。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梁羽生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样无传奇。

  构筑“成人的童话”第一人

  青春萌动,须男出阁,欣欣然混迹于学子(那时称为“天之骄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着边际,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矫情得踟蹰于自我,恨不得把栏杆拍遍。这“之际”的“之际”,遭遇《白发魔女传》, “说时迟,那时快”地心花怒放:谁说“无人会,登临意”?有这个梁羽生在,何叹“天下谁人不识君”?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白发魔女传》第一回的开篇词,这样的“峥嵘”,这样的“妩媚”,又是那样地寒意重生。而那故事凄婉哀怨得让人不忍卒读:练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无十恶不赦之罪,却因身世凄惨,个性桀骜,且武功盖世,劫富济贫,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视之,而与卓一航反目,美丽女子一夜白发,卓一航则独守昙花。

  孰正孰邪?梁羽生何其残忍?

  然而,残忍的梁羽生,继在香港、东南亚风靡之后,又为他的内地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武侠小说论者,至今还在为这种通俗小说何以风行而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作品的流行,与个人心绪的激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就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争何如拳脚之争来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武擂台的戒律,双方只好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门派利益被逼上擂台。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 》来。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作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继,若没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何为“侠”,梁羽生并没有完整的解释,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等同于“政治观念”的概念。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犹如内地国门初开时的80年代,虽然社会思潮缤纷,但既往政治概念训导下的左派理念依然影响很深。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新晚报》是该报的子报),则是与内地政治基调基本一致的左派报纸。左派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侠胜武”的“ 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入侵;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责任感和使命感联系起来。

  而此时,在内地,作品中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无论情爱”。而在香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痴男怨女、两情相悦或相离的人的情感。左派理念下的时代责任与人的七情六欲相结合,便构筑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八九十年代,内地的社会环境犹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产生的土壤。

  因此,武侠小说的长久风靡并无传奇,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TOP

梁羽生侠影之外有雅兴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09:32  中国新闻周刊

  以“名士”自况

  在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一代武侠新风之后,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云:“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 ‘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佟硕之者,梁羽生也。此文是他应罗孚的要求而写的。此时,金庸已另立门户执掌《明报》,而梁羽生依然是《新晚报》的编辑。

  梁羽生以“名士”自况。在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名士”以其独有的学养,承担着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的责任,但两者常常产生冲突,则需要“名士”在时代与心灵的两极中寻求平衡,否则何能成为“名士”?

  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及熟读古文、擅长于对联。及至弱冠,在广西桂林中学读高中,喜欢填词弄赋。后因日军侵扰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为师;而后来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当年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两人亦师亦友。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国学底子笃实。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公报》谋得差事,编辑旗下《新晚报》文学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业烹文煮字,闲来棋书自乐。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为侠客,则既开风气又为先。晚年随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书自乐,直到归隐道山

  这样无传奇的一生,“名士”的派头在哪里?

  其实,在时代的流变里,一直以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为己任“名士”,途径无非两条:一条是与时代契合,激扬文字;一条是能隐则隐,甚或“大隐隐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岛也同样陷入狂热,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关注时局,改写时评,指点大局,一时挥斥方遒。时代的激情,激烈地冲撞着他的左派理念,使他成为“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而主持《明报》的金庸,与他供职的《大公报》政见相左,两报你来我往,笔战连番,而两人扮演的角色如何?那段岁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间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一直为人所揣测。但梁羽生以“名士”自居的政治与教化的派头则是十足的。

  荒唐岁月过后,梁羽生则“大隐隐于市”了。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他,他却仍然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一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羽生才如梦方醒,托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和西装。“竹林七贤”的披发跣足是古时的隐,现代的隐,当无出乎梁羽生了。 ★

  侠影之外有雅兴

  梁羽生自称,他一生所爱有三,一是武侠小说,二是古典诗词,三是棋。

  “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盛名,将梁羽生笼罩在夺目的侠影之下,因而侠影之外,便处处黯淡,以至于即使他的“粉丝”,也很少知道在其他方面,梁羽生也可以卓然成家。

  关于梁羽生“古典诗词”的雅兴,读其作品莫约可以领略到。他的作品中,开篇词都写得情感丰富,而书中有名士气派的人物填词弄赋的也不少。

  在他新近出版的随笔集《笔花六照》中,梁自谦说,作品中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却得到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的赞赏,可见其古典诗词功底之深。

  梁是学经济出身,但有年少时打下的笃实的国学功底,加之又与一代大家饶宗颐、金应熙等亦师亦友,他不但制诗填词得心应手,谈起诗话来也是大内行。他的谈诗说词,既不限体,也不限于国内,举凡古体诗、现代诗、打油诗、外国诗,从章士钊、张恨水、杨振宁、奥本海默、黄苗子、聂绀弩、野村篁园、柳北岸、尤今等,皆可谈,而且均有见解。在《笔花六照》中,专有“诗话书话”一辑,读之令人大开眼界。

  在《笔花六照》中,梁羽生另辟一“花”,专谈棋人棋事。这也是他最痴迷的雅兴——象棋、围棋皆好,且有国手之誉。1957年,他与娇妻新婚燕尔之际,一同到北京旅游。想到北京之大,国手如云,便一时技痒,舍下娇妻,独自到北京棋院寻找棋手对弈。结果棋逢敌手,忘了回去会妻,害新婚妻子彻夜独守旅店中。

  对棋如此痴迷,谈棋也成为他的爱好。在报纸上,他专门写过评棋专栏。在《笔花六照》,他谈围棋, 既钩沉中国的围棋传统,又点评棋坛诸豪杰——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常昊、曹薰铉、李昌镐等。谈象棋,更是行家里手。追述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棋坛健将、对弈往事,点评比赛的战术,文笔诙谐老道,大家风范卓然。喜欢棋类的人读来,不禁拍案叫绝。

  梁羽生享年85岁,也算高寿。35部武侠小说名世,散文随笔数本,棋艺为乐而攀及国手,且出经典棋评,功成名就,不枉此生。

TOP

既生梁,何生金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09:32  中国新闻周刊

  既生梁,何生金?

  “瑜亮相争”,不是梁、金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的

  文/徐庆全

  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提到梁羽生一样,说梁羽生,也必然离不开金庸。原因无他,盖因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派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用梁羽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化名“佟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两人写了10年后,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均名声大振。武侠世界历来讲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究个江湖一统。现在,江湖上居然出现了两个“高手”,有论者便将二人比作周瑜和诸葛亮。三国是大“江湖”,有瑜亮相争之说;武侠世界虽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争之论鹊起。

  梁、金二人有无“瑜亮相争”?肯定有!但何时相争?因何而争?

  论者多认为,相争的缘起,是1966年的“佟硕之”公案。但以笔者愚见,所谓“佟硕之”公案,为附会臆测,两人相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裹挟。

  “佟硕之”:纵论梁、金小说特色

  1966年,当年作为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推手的罗孚,又办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既然“新派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纵论梁、金小说特色的文章,自然会有先声夺人的效果。罗孚本人写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来,让他自己写。梁却不过老友的面子,应承下来,但条件是,自己只是为罗捉刀,罗应当保守秘密——从罗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苏”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读书》第2期),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即梁羽生本人来看,梁、罗之间似应有这样的约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连载刊出。

  该文开篇便说:“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在肯定自己开风气之先后,也不忘夸赞金庸:“若按‘ 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看起来是插科打诨,但实则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顾金庸的情绪,可谓用心良苦。

  比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优劣,梁也持平公允。在情节安排上,梁认为自己输金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史实的把握上,均胜金庸一筹码。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既然是“佟硕之”——“同说之”,长袖善舞的罗孚,随后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仿佛对此兴趣不大,在罗孚的催促下,才写成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这就是刊发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金庸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而对梁的小说,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瑜亮相争”缘起倪匡?

  梁、金为“武林同道”,“同说之”的文章自然切中各自软肋,但文章平和,还不失公允,从中看不出一点所谓“瑜亮相争”的痕迹。可是,为何“江湖”上却因此演绎成一段“瑜亮相争”的公案呢?

  想来原因有二:一是作家倪匡的文章,坐实了这一说法。倪匡是小说《卫斯理》的作者,既是金庸的好友,又是他的绝对“粉丝”,在香港一直致力于“ 金学”的研究。据报道说,1995年,倪匡在《明报》上发文章,提到了一本刚出版的《金庸传》,批评作者总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并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他断言:“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对倪匡这个断语,尽管梁、金二人谁都没有表态,但倪匡作为金庸的好友这样说,就不免要引起“江湖风声”了。

  二是,梁羽生的式微和金庸的蜂起,使“江湖”上“各路英豪”更倾向于相信有“瑜亮相争”之说。

  梁、金二人以武侠小说暴得大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1959年,金庸则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

  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香港,虽然论者都认为,梁、金二人虽分道,但武侠小说难分伯仲,可若细细地论数起来,梁的风头显然高于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梁的多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金则稍次之。而且,就作品进入大陆的时间来说,也是梁先金后。金的作品自8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火起来,到了90年代至21世纪后,由于电视剧的介入,金的风头更盛,而梁则逐渐被边缘化了。

  这种情势,在梁迷看来,多有不公;而在有些研究者看来,虽然也有人从两人作品的特质进行过分析,但要追溯二人的关系,大致都要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以佐证“瑜亮相争”之说。及至梁谢世后,这种说法更愈演愈烈。

  “瑜亮相争”的真实背景

  笔者虽同意“瑜亮相争”的说法,但认为,这种相争与“佟硕之”的公案关系不大,而是当年的形势使然。换句话说,“瑜亮相争”,不是梁、金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主动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

  1959年,金庸单立门户后创办的《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则愈来愈成为左翼的报纸——该报本来就是中共领导下。而此时,受内地影响,香港左翼和右翼相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及至“文革”风起,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

  这样,梁、金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甚至“佟硕之”的文章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梁还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虽然梁、金在谈起往事时,均未谈及两人之间是否打过笔仗,但有论者认为,当年的“三剑客”,的确针锋相对过。

  所谓“三剑客”,是指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即陈凡)。在金庸“独步江湖”之前的1956年,三人在《大公报》上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三人亲密无间,交替写作,文章并结集出版了单行本,留下一段文坛佳话。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版后,陈凡还曾在上面题词:“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到了“文革”时,竟是似成“词谶”。

  “文革”之风卷进港岛后,《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陈凡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是毛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针对《明报》的时评,写出大量文章予以回击。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告结束。

  而处于左派阵营的梁羽生,在这种时局中却有着金庸所没有的优势。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梁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超过金,梁的地位和影响比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香港的数家影视公司均为左派所掌握,而梁的小说又是那样地充满了“高大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他的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相比之下,金庸的作品则问津者少。于是乎,本来是不分门派的武侠小说拥趸者,也因为左、右翼阵营而分化;梁、金也被推到了相争的地步。

  及至80年代初,虽然左、右翼阵营在逐步解构,在香港,金庸地位逐渐上升,但在内地,分野还是很明显。梁因为一直在左翼的《大公报》工作,因而他的小说最早被引进了内地,梁并被吸收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北京出席四次作代会。而金庸没有被重视。到80年代中期,左、右翼阵营逐步消隐,金庸的小说才进入内地。

  90年代至今,由于梁早已迁居澳洲,且为人低调,更由于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和教化感,而逐渐失去读者,完全“退隐江湖”。而金庸呢,却风头渐健。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更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口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庸虽然早已“金盆洗手”封笔,但作为报人,他深深懂得“炒作”的重要性,频频制造新闻效应——忽而当院长,忽而读博士,忽而西湖论剑、华山论剑,再忽而以一元版税鼓励中央电视台拍自己的作品。这些新闻,使其名声大振,其作品也风靡内地不衰。而新武侠的开山者梁羽生,则几乎被新生代所忘却了。

  梁羽生虽然远在澳洲,但信息并不封闭,对金庸主动顺应这个时代,梁的看法很特别。2006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与金庸的关系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又说:“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梁羽生的话虽然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其中大有玄机:他称金为“国士”,又说“经常变动的”金庸,在三个年代表现各不相同——类似是“变色龙”的意蕴,呼之欲出了。而他说金“奔走海峡两岸”,则更似一枚“暗器”。“海峡两岸”者,大陆和台湾也。人们可以理解为,金庸为自己的作品,到大陆、台湾去作宣传,但也可以理解为,金在“文革”期间,因抨击中共时政而被邀访台湾,而80年代后则因及时转向,受到中共几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金庸是经常变动的 ”之佐证也。

  很显然,自喻“隐士”的梁羽生十分明白一个事实:在时代变幻到现在,梁彼时因左而衰,金此时则因左而盛。

  梁羽生以“名士”自喻,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名士做派的体现了。

  “新派武侠小说”的推手罗孚,在接受采访中也道出了“瑜亮相争”的事实: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而金庸是“明星”,是“国士”,“国士”做事自然与“名士”不同。在梁谢世后,他托人送去了挽联。联云: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

TOP

傅国涌:侠文化的历史索骥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09:32  中国新闻周刊


  武侠文化与武侠小说,分别在清朝末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50至80年代的香港形成过三个高峰。但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对当下社会政治形态和大众心理的反射

  口述:傅国涌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杨时


  清末:“侠”“官”相互依存

  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的文化是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的皇权文化。人们没有公民意识,中国文化自身并没有生长出皇权以外的制度想象,面对社会问题时只能在皇权制度的框架下去面对。文化服务的对象是皇帝,而大众在皇权文化之下同样需要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于是逐渐派生出清官文化与武侠文化两个支流。

  人们盼望着有一个清官为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清官难以解决就盼望出现一个匡扶正义的侠客。所以,那时的清官文化和侠客文化是帝王文化的补充,而这两者又是一体两面,难以分割。

  在这段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等等。大致可以归纳为“公案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盼望的主角通常是能够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侠客,比如《三侠五义》中的展昭、五鼠等等。但是,这些侠客并非真正的主角,而在他们背后的清官,才是最重要的人物。展昭为保护包拯,五鼠中最顽皮的锦毛鼠最终也投靠朝廷为朝廷卖命。

  这类小说的模式,是武功高强的侠客终要投靠一个清官,受到招安。这些从《水浒传》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这样的模式,是中国侠文化的起源——武侠与清官互相依存。

  这个时期的武侠小说,有着浓重的模式化倾向。好坏人在出场时就被立即分辨清楚,叙述语言大都属于说书性质的话本语言。

  20~30年代:脱离现实的想象江湖

  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与清朝以前的王朝制度不同了。这个时期,共和意识产生,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始发育,人们对于清官的渴望渐渐淡化。武侠文化与清官文化也逐渐脱钩。武侠小说从而变为更具有市民消费性质的大众文化。于是,写作者开始转而写像《十二金钱镖》这样反映江湖恩怨、门派纠纷、武术较量的作品。于是出现了宫白羽与还珠楼主这样的作者。

  武林和江湖,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种以身处的民间社会为背景的想象世界。武侠小说成为更为纯粹的消遣。

  但是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时段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抗日战争的激烈与动荡,很快将这类消遣文化压制下去。在此之后,大陆的武侠小说告一段落。

  直到50年代才又在香港重新被赋予生命,其代表就是金庸与梁羽生,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新派武侠”,并逐渐被整个华人世界所接纳,达到了武侠文化的新高峰。

  50~80年代:香港独有土壤下的家国梦

  从50~80年代,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所在的鸳鸯蝴蝶派在大陆销声匿迹。在当时的台湾,也属于威权统治时期,所以只有在香港那样一个英国殖民地之下,新武侠小说才有了生长的基础。

  首先,接受过旧学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感情的文人并没有绝迹,金庸与梁羽生就属于此列。

  第二,这些人又受过新式教育。梁羽生是岭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金庸曾经就读于两所高校学习外语和国际法。他们读过英文,有着开放的视野。

  第三,这些人赶上了大时代的背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创伤,感受过亡国的痛楚,也经历了内战的纷扰。金庸与梁羽生的父亲同在1951年作为地主被枪毙,因为政治的巨大变革,他们亡命香港,与家人隔绝,在英国殖民地享有了自由却失去了文化的根。由于这样的背景,他们对于故国文化的怀恋比常人深刻而强烈得多。当他们有机会介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把自己的知识积累、文化传承、悲痛身世以及对家国的感慨都化入自己的武侠作品当中,一下子把武侠的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又因为地处香港,能有机会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虽然用传统的方式去写作,但是自然有了一个世界的参考系。即使是旧形式、旧瓶也有新酒。至于表述方式,金庸与梁羽生的小说语言也与前人不同,采用的都是雅致的文人语言。梁羽生的词作可以直追宋人。

  但是,由于新派武侠小说从开始就只为娱乐而作,即使有着比先前通俗小说更为深刻的内涵,但也是由无意识而生发出来,并非有意为之。梁羽生在 1979年于新加坡华文报纸开设专栏“笔·剑·书”,在开栏语中曾说,“本人本应搞文史专业,但偶然写作武侠小说,一写三十年,这三十年全部被浪费了。” 金庸也曾多次表达过,自己的作品更多的只是娱乐与消遣,可见,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中肯的认识。

  从此意义上说,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作品不可被高估,但在文化史上意义重大。新武侠小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被华人所认可,对于传承中国固有的旧文化有着正面价值。

  武侠文化与时代精神

  如果说晚清的侠义小说与清朝清官文化不可分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与市民消费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当下的中国对于武侠小说和武侠精神的诉求也与当下社会有着联系。

  中国大陆目前属于经济上的现代社会,但法制制度并不完善,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遭遇不公平和不正义。如果遭遇这些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合法追诉渠道得到解决,那么侠文化可能很快就会退堂,从而会出现公民文化的消费模式。

  由于制度上的不足,武侠还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对应。心中仍然存在对于侠文化的需要,渴望一个救世主帮助人们解决问题。

  而武侠文化在当代社会如果不演变成为公民文化是没有出路的。梁羽生曾经在一首新体诗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在年轻人的身上也能看到过去侠士的影子,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学会了独立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的侠客形象应该是那些能够独立思考、敢作敢当、去追求自己公民权利和理想的人。

  侠客的形象和精神在每一个时代是被人们赋予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形象。每一个时代,必须为侠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上世纪战争时期,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日战士是彼时期的侠客。而现在,现在的侠士一定不再是劫富济贫的勇猛之士,真正的侠客是公民。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是这个时代的侠士精神。

  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起和武侠精神的流传与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与大众心理基础密不可分。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对于武侠精神的需求,时代背景和基础的不同,对于形式和内涵的理解也有变化。但这一切,都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无法分割。

  (傅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武侠迷)

[ 本帖最后由 karin 于 2009-2-13 16:15 编辑 ]

TOP

武侠影响下的三代人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09:32  中国新闻周刊

  武侠文化在中国影响之大,在世界也算特有。我们选取了不同年代的三个代表,意欲探究武侠文化在不同年代的承载形式,及武侠精神对不同年代中国人有何样的影响?

  50年代生人张纪中:

  用影视修复侠义精神

  导演张纪中,1951年生,执导金庸剧声名大振。

  “这些(侠的)精神,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其修复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用来修复的工具,就是武侠剧。”

  本刊记者/韩永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有很深武侠情结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情结?是否与小时候对于武侠的记忆有关?

  张纪中:从小就有。那时候一块钱两本的连环画,武侠的,我基本上都看过。最喜欢的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等。就是没有看过金庸的,那时候进不来。

  那时候就是觉得(武侠)好玩。来无影、去无踪,就希望自己会个轻功,一出门就上房走了。我小时候喜欢蹿上蹿下,上房、上树,看着个电线杆子,旁边有个支架,跑着跑着“蹭”一下跳到上面,显示自己的功夫好。

  还练飞檐走壁。踩着邻居的瓦房跑,把瓦都踩坏了,老太太就出来骂。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房上跑,“啪”一下摔了下来,锁骨摔断了,后来再没有爬过房。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在年轻时有过沉溺于武侠小说中的经历,你是否有过?

  张纪中:我没有。“文革”时很多武侠小说都转入地下。

  中国新闻周刊:在拍金庸武侠剧之前,你对于武侠怎么认识?后来是否有一些新的理解?

  张纪中:拍第一部金庸武侠剧《笑傲江湖》时,我还没有人文的想法。当时只是感觉到武林中各派的争权夺利,其实与“文革”的情形非常相似。后来拍《射雕英雄传》时,开始认识到武侠之为国为民;到了《天龙八部》,出现了乔峰这样一个集“侠”之大成者:敢作敢当、对爱情忠贞、民族责任感、兄弟情谊以及对父母的眷恋。今年封镜的《倚天屠龙记》,张无忌的身上则着重突出了人文精神。对武侠深入理解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塑造人物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武侠剧让人活在一种对英雄的空想中。你想通过武侠剧传递一些什么信息?

  张纪中:自梁羽生开新武侠小说之先河起,武侠小说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其主人公不再是武侠小说中的高高在上的“鹰犬”式的人物,而是我们普通人。像郭靖、杨过,都没有显赫的出身,他们的功绩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对人的激励作用很明显。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神,是我想通过武侠剧展现给观众的。

  比如《射雕英雄传》,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古典型的道德之书,其爱国立场、民族大义、集体精神,都通过郭靖这个人物来体现;《神雕侠侣》则是一部现代气息浓郁的自由之书,其个性突出、情感至上、自我实现,都通过杨过这个人物来表现;《倚天屠龙记》则是更进一步的现代人文之书;张无忌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种人文精神的代言人。

  这些精神,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其修复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用来修复的工具,就是武侠剧。

  中国新闻周刊:武侠剧中人物的性格与你本人的喜好有没有关系?你最欣赏剧中的哪个人物?

  张纪中:有关系。艺术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港版的乔峰和我们的乔峰就有很大的差别。原著中乔峰的民族大义不是很突出,我们重点强调了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乔峰就应该是这样的人,或者说,我希望乔峰是这么一个人。

  在所有我所拍摄的武侠剧人物中,乔峰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我觉得有一点他跟我很像,就是心里都非常坚硬。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剧中人物对你个人的行为有没有影响?

  张纪中:有。我自认为自己敢作敢当,对家庭有责任感,同时对兄弟情谊看得很重。有一部电视剧在拍摄过程中,遇上资金紧张,如果我拿了属于我的那一块收入,拍摄就没法进行下去,剧组就得解散,这些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而这些人都是奔我来的,最后,我放弃了自己的这笔收入。这不是一万两万,而是几十万、上百万。

  中国新闻周刊:在武侠剧上,是否还有未了的心愿?

  张纪中:我非常想在一个城市选取几位市民,通过他们在各个历史节点中的表现,来展现一个城市的历史变迁。但此题不宜采用直抒胸臆的表达,武侠片或许是一个现实下的明智之选。★

  70年代生人宁财神:

  武侠是所有男孩的英雄梦

  宁财神,1975年生。网络写手起家,一部《武林外传》奠定了他金牌编剧的江湖地位。“事实上这部电视剧跟武侠没什么关系,只是看起来像武侠而已。”他说,“属于武侠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

  本刊记者/杨龙

  没有电脑、没有丰富的动画片,电视永远那么几个频道;小孩子们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看小说成为娱乐的首选项,“女琼瑶、男金庸”蔚然成风。这是宁财神的男孩时代。

  中学时宁财神就痴迷武侠了,最早就是从金庸的小说开始看起,但他从来不会带金庸、古龙的小说去学校——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学习。

  老师们视武侠小说为大敌。但它总是野草一般,在男孩们的课桌里永远也清理不净。老师们想了一招,上学要搜书包。冷不丁地,老师还会在校门口抽查。搜到了就没收。所以,宁财神的好书都不往学校里带,怕被搜走,在学校也就看看《金剑雕翎》之类,看了一遍就扔掉,要是不幸被搜走了也没那么心疼。

  在武侠片开始当道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少林寺》的上演,令很多男孩都从家里跑到河南少林寺,要学武功;电视里播《霍元甲》,街头的小流氓们,也都在练武、劈砖、甩飞刀。宁财神也想学武功,一直找不到师傅,那个时候的上海,没有武术班。

  “每个小孩都想练武功,可惜那时候学校没有教武术、跆拳道什么的,要不然,我肯定打破头都想去。”他喜欢武侠小说里打斗的场面,打得精彩、解气,“武侠书能满足小孩子对暴力的幻想,对小人物完成晋级、成就大事业的幻想。”

  宁财神喜欢张无忌,希望自己能有那么高强的武功,称霸武林。他总结那个武侠小说盛行的时代: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性——给男孩看的一个普通人的历险,看一个普通人怎样成为英雄——这种英雄梦想影响了很多孩子的人生观。

  梁羽生的书宁财神“看不下去”,书里面的主角很悲苦,武功也不高,不能很痛快地击败敌人,好不容易练成了天下无敌,很快又会死掉。“他的作品不宣扬暴力,所以男孩们看了会觉得不过瘾。”

  宁财神坦陈,他读武侠,曾经是冲着暴力场面去的,整本书看完,里面所包含的思想:要做正义的人,遵守社会规则,甚至写作表达上的语句通顺等等,有时不会在意。

  他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个文件夹,里面专门放着各种武打片断的剪辑,“人对暴力和性的追逐是本能的,看到飚车、打斗,会有愉悦感。”有一段时间,他对打斗场面近乎痴迷,无事就点开来看,看到头皮发麻。

  在电影院看完《叶问》,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作为一个忠实无比的功夫片影迷,我认为,“功夫”的最高境界有可能是和平,但,“功夫片”的最高境界可不能是止戈,也不该是和平,而是在最短时间内批量制造仇人,然后握紧拳头,对准不可饶恕的无耻反派,照死里捶,捶,捶,捶死为止!

  事隔多年,他依然在延续男孩们的暴力英雄梦想。

  在宁财神看来,奠定他江湖地位的《武林外传》,只是披了武侠的外衣。“事实上这部电视剧跟武侠没什么关系,只是看起来像武侠而已。” 《武林外传》,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平淡生活。他的作品里,没有血雨腥风的江湖,没有战无不胜的大侠。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靠暴力和武功解决。

  宁财神的书架上,有近两百本金庸、古龙的书,现在也就是偶尔翻翻。或者从中找找写作的灵感。即使以后再写江湖,他也不会写前辈们的江湖。“金庸和古龙所处的那个时代,是比较不稳定的。这种飘零的感觉,很容易融入到他的作品中去,他们能体会到人在江湖是怎么回事。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时代。”

  他说“身不在乱世,也写不了乱世”,在他所处的“江湖”里,也有坏人,有人心险恶,但更多的是平淡的环境,“冗长、琐碎”的生活。“这是个拿钱来闯荡江湖的时代,大家闭着眼睛过自己的小日子,不再有当年那种仗剑江湖的冲动。我希望我像令狐冲,但事实上我更像张无忌——犹豫、知足、性格内敛。”

  在他看来,《武林外传》本来是写给70年代的人看的。80年代、90年代的孩子们,已经很少看电视了,他们有更丰富的读物,海量的动画片、漫画书、玩不尽的网络游戏,孩子们的梦想,不再靠武侠小说来延续。

  现在,宁财神喜欢看日本漫画《火影忍者》《死神》,这些漫画更多地替代了武侠小说在他日常阅读中的地位。“小孩子对文字其实是不敏感的,漫画书、《魔兽》《传奇》更能让他们接受。”

  梁羽生逝世后,宁财神在网上看到的悼念文章很少,“纯武侠的小说已经很难生存下去,当初的风云人物流传到现在,能够被大家记住的也就那么两三个人。武侠时代已经彻底结束,没有人能再像过去一样,大规模地影响到一代人了。”

TOP

步非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侠客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09:32  中国新闻周刊

  80后作家步非烟: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侠客

  步非烟,1981年生。她自言突破了侠之为民为国的界限:一个传统的侠客,可以拯救一个人甚至一城人。一个平庸的人,无限努力,突破自身,克服人性的负面情绪,对抗命运的桎梏,这种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精神,会鼓舞更多的人。

  本刊记者/罗雪挥

  “这些少年们的光芒实在太过辉煌了。”步非烟在其作品《华音流韶系列》之《紫诏天音》里赞叹。主角早已是那些背负天命,武功智计卓绝的少年,比如华音阁的霸主卓王孙,一出场,便是在青山白瀑中临帖,他青衣落落,负手静止,昂首看着瀑布从天际飞落,一片浑成的静穆中,一道青霓突然透水光而出,卓王孙身形从容而起,“衣袂御风,腕底龙蛇游走,墨落水帘之上”。

  步非烟描摹的是一场化境,带着少年的骄傲几许。

  她的传奇时代是在少年的意气风发中开启的。少年江湖里,能够容忍的是礼数,不能够容忍的则是衰老与不完美。而《紫诏天音》对于步非烟的意义,正如她后来在博客中的回忆:“记录了我对这个武林最初的梦想,也记录了我正在逝去的青春。”

  “武学”启蒙

  1981年,步非烟出生于四川成都。历史上的步非烟是个纤弱的唐朝美人,由父母做主,嫁给了剽悍的武将武公业,令她郁郁寡欢。后来在院中赏花时,隔壁舞剑腾跃而起的赵象对其一见钟情,二人由此定了情分,但不幸被觉察。步非烟留下句“生既相爱,死亦何恨”,做了武公业马鞭下的鬼。

  现实生活中的步非烟,这个本名叫辛晓娟的女孩儿,依然以清柔的文字,表达烈性的爱恨。她注定了要在武侠世界里承上启下。步非烟童年的娱乐相对匮乏,除了日本动画片《圣斗士》,第一批80后的精神沃土还是武侠,步非烟赶上了其黄金年代的尾巴。1983年港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成都再次热播时,几乎万人空巷。

  步非烟正在上小学,她说,那个时候班里的男孩子都在舞棍弄棒,研习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而女孩子则在头上蒙块纱巾,充当侠女。嫌电视剧集太慢,急于知道后面的故事,步非烟迷上了武侠小说。街上的租书店里,步非烟完成了自己的“武学”启蒙。虽然那个时候,看武打书的孩子被视为坏孩子,步非烟把小说包在课本用的书皮里,以“红皮白心”的方式,逃避大人的审查。

  步非烟第一个倾慕的武侠作家是还珠楼主,她喜欢那样的诡奇。虽然还是旧式小说,但是还珠楼主最早创造了东方奇幻,比如放飞剑。步非烟看完了金庸、古龙的全集。她最喜欢的人物乃是梁羽生《白发魔女传》里的卓一航,那是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她不忍卒读梁羽生的全部作品,原因是梁羽生喜欢一部续着一部,步非烟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是,这部书里20岁的翩翩少年,到下一部时变为40岁的大叔,再下一部时成为60岁的老叟。

  步非烟终于自己提笔决定人物的命运。出手便不凡。她的武侠处女作背景是一段奇突的历史,女主人公是西晋斗富奢靡的石崇的宠妾绿珠。这个不幸的女子,不仅在石崇的悲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成为了步非烟步入武林之伊始。一个堪称刁钻的落点,步非烟的天分在想象中信马由缰。

  起初写给自己看,后来写给好朋友看,步非烟的小说以手抄本的方式在班上流传,且在写作时故意空着背面,好腾出空来让人评论,那是纸板BBS的雏形,步非烟的手抄“毒草”终于被老师收缴,理由是不务学业,害人害己。但是初中毕业时,步非烟赢得的不仅是谅解。老师将手抄本还给了步非烟,老师不仅阅读并认可了她的作品,而且鼓励她发展自己的梦想。

  侠即逍遥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像郭靖那样,一个人守护一个城市。”2009年的春天,步非烟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访问,谈论侠义之道。其博客上最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感谢你给我们不朽的梦想——悼梁羽生先生》。步非烟感叹,“那个属于武侠的辉煌时代,终究亦将越行渐远,而我们作为后辈,枕着先辈们长长的书卷继续卧游。我们在浮生的渊薮里挣扎着空想的光芒,希望剑与书能够开辟出一片希望的世界,留给跟我们一样怀着梦想的孩子。”

  2008年,步非烟开始在北大中文系念博士,继续钻研魏晋文学。自孩提时吸纳的那股逍遥之气始终未泯。步非烟依然爱卓一航,“爱他的深情,爱他的风华,爱他的背负。”但是侠与侠毕竟不同了。“一代有一代之侠义”,步非烟的主角是卓王孙。“他空有冠绝天下的力量,却守护不了所爱的人。他空有一切,却无法找到自己的心。他能左右一切,却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此时的步非烟,已然成为新新武侠的一朵奇葩。2000年,她在网上发布了第一部武侠推理小说《海之妖》。2004年起,她在《今古传奇》《新武侠》等刊物上发表《武林客栈》《华音流韶》等系列武侠小说,并迅速成为出版界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

  步非烟依然在侠客岛上行走,但在思考中,步非烟重新审视了侠客的定义,认为其核心是弱小对抗强大。而在她的作品中,侠客需要对抗的更多来自内心,是人类自身的弱点去面对强大的命运。

  步非烟突破了侠之为民为国的界限,因为一个传统的侠客,可以拯救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甚至一城人。但是,一个平庸的人,无限努力,突破自身,克服人性中贪婪,嫉妒、懦弱等负面情绪,最后突破人类极限,对抗命运的桎梏,达到庄子笔下的逍遥境界。这种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精神,会鼓舞更多的人。

  诗酒风流

  “或许有一天,技巧,故事,阴谋,伤害都最终随时间而湮灭,只有这一份少年梦境,才能天长地久,无尽流传。”步非烟要为自己,为“烟丝”们营造的,是少年方有的纯净,是少年眼中的善良与邪恶。“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同伴,满大街都是人,但是没有人理解你。”

  步非烟告诉记者,常有人说,80后、90后太幸福了,但是这一代人面临的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孤独感。为此她试图在作品中呈现一种魏晋风度,盛唐气象,要将这些灿烂的光芒,“分沾到你的身上”。目的是告诉这些寂寞的人,我们的世界是可以很美好的。

  这位现实生活中叫辛晓娟的女孩,“白天穿得像北极熊,踏着冰雪去上英语补习班;晚上却车马轻裘,在镁光灯下,去参加各种出版活动。到了深夜,累得想哭。”不是为名所累,当步非烟轻松地去博士报道处签到时,突然被人拍照包围,毫无准备的步非烟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应对场面的能力,她形容自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而有一回她选了一门现当代文学的课,主讲老师最后开始批判80后作家,并且点了她的名,虽然缩在教室后面,步非烟仍然尴尬不已。

  不再是孩子的步非烟力图寻找中正平和。她的梦想只有一个。“在我的不惑之年,我也会成为一个“教授”,站在讲台上,讲述我对诗的梦想。我也会尽我的全力,留给我的学生们,一段脱离了世俗,诗酒风流的梦想。” 或者这正应了步非烟的期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侠客——哪怕你没有武功。” ★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