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

　　定宜庄

　　在中国学术界，对于何炳棣先生在史学研究诸方面的贡献，有着颇多评价和赞誉。就清朝史的研究来说，他的治学给予我有两点启示:一是他在选题上对研究第一等题目的强调。他援引数学大师林家翘的话说:“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04 页) 一是他对清朝历史具有的既宏大又精深的眼光。这些既体现在他1965 年发表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对清朝历史地位所作的高屋建瓴的评价，以及此前一年(1964 年) 有关八旗制度的精辟论断，也反映在1998 年他为回应罗友枝( Evelyn Rawski) 教授而写的《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Qing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98 ， Vol. 57 ， No. 1 ， pp. 123 155) 长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何先生对历代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后必争“正统”的做法，有着系统而雄辩的论述。

　　何先生这篇雄文是针对罗友枝教授1996 年在全美亚洲年会的讲演: 《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Reenvisioning the Qing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96 ，Vol. 55 ， No. 4 ， pp. 829 850) 而作的。这两篇文章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这场论辩，激起清史学家对清朝统治中究竟是否存在满洲因素，以及满洲因素的存在有何意义等一系列议题的兴趣，其直接结果，是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所谓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并成为近年来美国中国学最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这倒真应了何先生强调要研究第一等题目的宗旨。

　　一场争辩，最终的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此引起的思考和对学术的推动。这场争辩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开拓出如此广阔的一片学术天地，亦可见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了。十年前这场争辩开始时我正在美国加州访学，从那时起，我对从这场争辩引起的讨论和研究的进展便一直在密切地关注。这里我想谈的是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因关注而产生的一些感想。须说明的是，我的感想既不代表争辩双方的任何观点，我的论述也无关争辩双方的任何是非。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巩固，这早为学界公认，事实上当然也毫无疑义。但问题在于，仅仅停留在阐述和反复强调这个事实存在的层面上，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我国的清史学界多年来却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是美国学界通过何先生与罗友枝的这场辩论及其以后的不断探索，才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较前深入了相当大的一步。

　　实现了“大一统”的清王朝，疆域已不仅限于传统概念上的中原，既然纳入清朝版图的，还有原属于喀尔喀、厄鲁特、青海等蒙古诸部以及高原和回部等各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地区，这就意味着，以往那种以汉族统治区域为圆心、其他地区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边远”(或谓“边缘”) 的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我们通常所称的中原，以及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居民，此时已经不过是清朝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承认这个大前提，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清朝统治者是否仍然遵循以往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是站在“中原”这个中心向外，亦即向着那些“边远地区”行使权力的呢? 抑或是中原汉地本身，也不过是他们行使统治权力的领地之一? 这二者当然具有本质的不同。如果是前者，中原与边疆这样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就可以看作是主从关系，如果是后者，那就无所谓哪个是边缘，哪个是中心，也就是变成并列关系了。这还可以再进一步说，那就是如果站在蒙古诸部或者高原和回部(以今天的维吾尔族为主) 的角度，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将自己视为中心，而将中原汉地视为“边远”呢? (为了不引起歧义，我还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谓的“中心”是与“边缘”相对而言的学术概念，而不是指一个政权的统治中心，因为在这诸多“中心”之上还有一个确实的统治中心，那就是清朝中央政权) 他们既然与汉族一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他们居住的特定地区，他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中心呢? 而位于这众多并列的民族之上的清朝统治者，又是以什么方式对它们实行统治和管理的呢?

　　这就是“新清史”探讨清朝统治问题的出发点。他们认为清朝能够成功地将如此众多的民族、文化统一在一个政权之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满族统治者的“非汉因素”，是他们与东北、西北诸族在血缘、文化上的联系，以及这些民族对满洲而非汉族存在的那种认同。因此，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便成为形成“新清史”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一。而多年来已经习惯将汉族视为中国历史中心的学者，对此则提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满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长达近300 年，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汉族的统治方式。何炳棣先生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他准确地以“儒化”来代替通常使用的“汉化”一词，认为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要争“正统”，亦即争夺统治的合法性，满族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也正因为他们具有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在汉地立足，并为进一步的开疆拓土打下基础。

　　再没有人能把争“正统”这一问题，阐述得比何炳棣先生更清晰、更透彻也更雄辩的了，但上面提到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着，那就是无论清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被“儒化”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以“儒化”的方式统治中原达到了如何的成功，但是，他们是否把这种“儒化”带到了西北、东北以至于高原等广大非汉地区呢?他们在那些地区是否就是以一个汉族中央王朝君主的形象出现的? 他们是否是以儒家的那一套政治理念、统治方式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所谓的“大一统”，或者他们对那些地区采取的确实是另一种统治方式? 我相信没有哪个学者，敢于轻易地对此作出否定或肯定的论断。说到底，汉地有汉地的“正统”，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统”，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在汉地存在，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所以，清王朝在征服诸少数民族地区时并不以“儒化”的形象出现，反而更便于赢得汉地之外的统治合法性，而这才是清朝能够统治中国达近300 年之久的关键。

　　这里便涉及清朝统治的一个根本性的、也是所有治清史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让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得以统治如此长久的原因。问题还不止于此，正如Waley2Cohen 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将满洲以及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予以比以往更多更严肃的关注。应该将此作为新清史研究的中心目标。因为它的意义不仅作用到中国和其他横跨中亚和中亚以外各帝国的形成，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皇权、帝国语境，以及向现代转化等更普遍的诸多难题的理解。(转引自Mark.Elliott : Manchu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ast ， Present ， and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rontie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 Gakushuin University ， To Kyo ， 未刊稿)

　　如此重大的、具根本性的问题，凭借一朝一夕之功，靠一两个学者的努力，当然是无法得到完满答案的。而“新清史”学者尤其痛切感受到的是，对于这些清朝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这些被“大一统”统进中国的新臣民，他们如何记录、如何看待清朝的统治，仅仅凭借由汉人记载的汉文史实是远远不够的，非要从他们用自己的文献中才能得到较为真实和客观的答案，而他们的文献大多数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字。何况清朝统治者与他们来往的官方档案文书，直到清朝中叶甚至以后，也多用满文书写，所以“新清史”的学者特别强调对于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这构成“新清史”的第二个主要特征。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热衷于谈论“大一统”的很多学者，迄今仍未自觉到这一点，更遑论使用这些文献并使研究有所突破了。有关“大一统”的讨论流于表面，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界提出的“新清史”，从开始形成迄今已近十年，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可谓不深刻、不宏大，更不可谓无意义。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个在美国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本应更切身、更受重视的中国清史学界，虽然也有过几篇报道问世，却几乎未引起任何认真的探讨与回应。其突出表现，就是清史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阐述数量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硬、调子越来越高，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却难以深入、难有突破。

　　如果说对美国学界的这些说法持不同意见，却未见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样严肃认真的、高水平的反驳，如果对美国学界的讨论不屑一顾，那么，对于如此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尚且不屑一顾，还有什么是更值得关注的呢?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1

代启福

　　

新清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一种清史研究的学派。该学派与以往清史研究相比，反对“汉族中心论”，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研究观点上突破了以往中日清史研究的成规。

　　清朝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风格、政治模式和政治统治。满洲人从未失去过自己的族群认同，以致满汉分殊一直到清末甚至以后都始终存在，而满汉分殊存在可以解释为何反满言论在十九与二十世纪都还能如此有力。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于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这两篇文章，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路康乐 (Edward Rhoads)、欧立德( Mark C. Elliott)、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

　　新清史四书

　　柯娇燕的《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s way :the eigt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路康乐的《满与汉：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国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利》(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被认为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各自的著作亦是新清史的代表作，并被称为研究满族的“四书”

　　综述

　　1.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 Pamela K.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 ;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Ideolog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欧立德：《满族之道：清朝的八旗与民族认同》，(Mark C. Elliott ,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3.菲立浦·弗瑞：《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Phillippe Foret, Mapping Chengde: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年。

　　4.乔迅：《石涛：清初的绘画和现代性》，(Jonathan S. Hay，Shitao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Susan Mann , 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译注:汉文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7.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一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 James P.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一186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罗友枝：《末朝皇帝：清朝帝制的社会史研究》，(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司徒安：《身与笔：中国近代早期作为文本和表演的大祀》，(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Grand Sacrifice as TextJ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 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3。不过， 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满族)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也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2005)一书中，有关满洲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1]

　　综合来看，新清史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为了利于考察连续统一体和共时性(simultaneity)进程—既在那些清起着直接或精妙作用的，也在那些超出它们的直接统治的那些地区—我们不应该用二元对立，而是应不断地去除明显的界别。为了寻求事情的本真，就要求模糊区别。而且，清的这些特色方面常常并不新鲜，但仅仅是代表着对于现有模式的一系列精妙的运用。而这自身也构成了一个清与众不同的特点，作为新清史的一个成果，业已引起了我们的关注。[2]

　　尽管“新清史”的诸多研究概念令人眼花缭乱，但最核心的论点还是可以集中概括为两大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主体的转换。“新清史”由摒弃满族汉化，即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以满族自身为研究主体，强调清朝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他们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主张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进行研究，强调没有被汉化的“满洲”认同，以及清朝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施不同的统治政策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这里，他们引入了种族和族群特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新清史”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研究中的种族转变”等观点。

　　二是研究空间的移置，主张将清朝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并重新定位在一个亚洲内陆的研究空间。他们认为“可汗体制”对清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故“满洲政权要包含在草原帝国的范畴之中”，八旗中的辽东汉人，与八旗“满洲”、蒙古以及东北亚的部族一样，都认同他们与清政权之间为可汗制关系，认为正是皇权的这种复合与共主性使帝国权力得以多方面的扩张。而清朝对蒙古、西藏、东北和新疆等广大地区的征服，其意义在于清朝由此构建了其帝国形成的历史。

　　如果说“新清史”仅仅在上述研究视角与路径上偏离了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那么它带给学人的应该是新鲜异样感觉之后的某些理论思索，因为先前遭到激烈反对的对“满族汉化”的质疑，已经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反思。诸如郭成康的《也谈满族汉化》，即是从清朝如何抵制汉化过程中接受汉文明，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的过程，讨论了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并最终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互动过程。定宜庄在其《由美国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一文中也认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都没能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清史”的研究理念以及它所带来的学术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