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转艺术的由来之谜
——序杨朴《二人转的文化阐释》
叶舒宪
杨朴先生的《二人转的文化阐释》就要面世，嘱我为序。屡辞不获准，只好略抒己见，谈一点感想。
杨朴先生在吉林师范大学任文学教授职务，对学院派教科书中的那一套人云亦云的文学理论有所警觉，反倒对自己家乡民间百姓最为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二人转保持着浓厚兴趣，并且多年如一日地从事调查和研究。这部厚重的著作就是他二十年研究二人转的成果结晶，非常值得向专业的文学、美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推介。
杨朴先生的二人转研究不是面面俱到的概述性论说，而是专注于二人转的古老文化渊源：从东北民俗和信仰的历史脉络中去把握二人转作为近现代民俗艺术形式的发生根源，特别是借助于当代考古学新发现来追溯二人转深远的仪式原型，试图从文化整体上给予打通型的全方位立体阐释。就此而言，《二人转的文化阐释》一书确实是开拓性的，在人文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方面，树立起一个范例，一个标尺。尤其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本土文化自觉和重新认识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之中，这部书截然不同于学院派架空的文学理论高头讲章，而是从我国本土文化的实际出发，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发微索隐，从二人对唱的现实表象背后追溯出二神对舞的神圣性爱仪式，透辟地阐明了二人转表演模式中“女爱男”主题的所以然，这就更显得意味深长。
如果立足于国际学术的创新观点来看，我国东北民俗艺术二人转的现代阐释也是具有远古文化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意义的一种标本。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曾经提出一种文化遗留物学说，认为时至今日百姓仍然熟知的某些民间文化现象，其实是史前时代古老的风俗礼仪的遗留形式，因而具有知识考古的认识价值。比泰勒稍早的母权论学者巴霍芬，根据希腊神话中提供的性别斗争的线索，提出在普遍的父权制文明建立以前，人类各民族都曾经经历一个只崇拜女性神灵的所谓母权社会阶段。进入20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家在世界范围的广泛调查表明，巴霍芬所提出的母权社会说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现实中恐怕并不存在。但是20世纪的史前考古学却可以较为确凿地证明，欧亚大陆的广阔版图在父权制文明建立以前，曾经有过漫长的崇拜女神的时期，大约从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一直延续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结束。在那个女神唱主角的史前宗教传承中，西起西班牙，东到西伯利亚和日本列岛，有成千上万的石制和陶制女神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被发掘出来，她们在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的陈列橱窗里排成了壮观的队伍，见证着那个早已被父权制文明几乎彻底遗忘的辉煌的女神信仰时代。
女神信仰时代的再发现给20世纪后期的人文研究带来巨大的刺激。例如，曾经流行于五大洲的“妇女放荡节日”和“放荡进犯”习俗，过去只是从所谓“乱婚“习俗角度加以解释，现在则被看成是逝去的女性黄金时代在男权社会中的一种文化记忆：由组织的妇女们参加庆祝性的歌舞狂欢活动，并且表演出平时根本见不到的猥亵和淫荡场面；同时还会对冒然进入妇女节庆活动的男子发起残酷的攻击。面对这些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民间习俗，现代学者明白，那是女性们通过节日习俗来暂时性的打破男权社会的礼法道德，恢复在史前女神信仰时代的女性自主生活权力的一种表现。同样道理，中国西北甘肃青海一带一年一度的“花儿会”，西南少数民族中流行的“三月三”歌舞会一类民俗，也都可以看作是充分再现女性个性自由的暂时性另类表现空间。在男性中心的儒家伦理占据社会意识核心地位的中原汉族地区，像《诗经国风》中所留下的女性主动的爱情歌诗，一直被扣上一顶“郑声淫”的黑帽子，历来遭到正人君子们的道德谴责，更不用说登大雅之堂了。“女爱男”的文学艺术主题，只有到蒲松龄讲述的超自然狐鬼故事一类作品中，才能够找到一席绝对边缘化的另类存在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二人转的文化阐释》将东北民间表演的二人转女爱男模式，同野人舞、东北大秧歌、娘娘庙祭祀以及萨满跳神舞等一大批民俗事项相联系，并且一直上溯其渊源到辽西发现的5500年的牛河梁女神庙神圣礼仪。这就无异于给中原以外的礼教统治薄弱地区的重要民间艺术形式找到了发生之谜底。同时也为国际学界提供出一份关于女神信仰时代文化遗留形态的完整的中国本土报告，将作为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人转艺术的历史底蕴，提升为史前女性自主爱情生活在华夏文明边缘地区存活的生动见证。
从上述学术意义着眼，杨朴先生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启迪不仅限于文学、艺术和民俗研究方面，也会给史学、心理学和方兴未艾的性别学研究带来积极的影响。
是为序。
2007年1月1日
写于北京太阳宫
来源：叶舒宪的博客(2007-08-17 09:1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