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董晓萍:《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模式》

董晓萍:《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模式》

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模式[1]
董晓萍



  上周巴莫来电话要我发言,我说遵命。钟老离开我们12年了,我讲什么呢?我想讲一个问题:在钟老离开我们12年之后,我们经过反思所能认识到的,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究竟是什么?当然,钟老本人原创的大批学术文化思想著述是最重要的,真挚的师生情感也是重要的,但除了这些,什么是他留给广大后学集体的财富?什么是我们应该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理性建设的遗产?12年了,到了我们应该总结的时候了。我想谈谈我国的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去年以来,我连续写了一些文章,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了这个问题[2]。我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简要地谈谈个人观点。

  一、团队文化建设

  这12年,钟老留给广大后学集体的财富是团队文化。团队文化的核心是钟老的大师精神,我也称“大学者精神”。它是高校民俗学专业的传统与高度的标志所在。它也是只有一个人,或者有十个人,或者有千百人,都能为之甘心奋斗的精神凝聚力。什么是钟老的大师精神?我写了三条,与大家共勉。

  第一,他是高尚奉献的教师。在他的门下,学无高低贵贱、人无亲疏长幼,只要肯学,他都能教。他对自己的学生和各地来求学的人,给资料、给题目、给思路,甚至给经济资助。与现在过分强调个人价值观和利益得失观的人相比,他很传统、但他对所有求教者的慷慨施与,极富人格魅力,文化底蕴深厚,更容易被受教育者所接受和忆念。他使应该被尊重的教师价值得到尊重,使应该被尊重的学术传承得到尊重。

  第二,他是学习型的智者。现代教育呼吁把人培养成学习型的人,其实钟老这种大师本身就有这个习惯。他活到老、学到老,终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坚持学习,使他博学而谦逊、精深而多元、宽容而无争,使所有接近他的人感到心理年轻,世界精彩。

  第三,他是正确处理挫折感的伟人。钟老的人生事业曾经历种种挫折,或者说,他的人生充满了挫折感。但我们知道,这种挫折感,来自历史的严峻;也来自人类追求完美的共性。在人类文明的沃土上,它是追求真理的驱动力,是科学表达欲望的开始,是人类将自己的文明价值观和知识生产模式不断更新的新起点。无论在传统教育还是在现代教育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成就了无数大学者的人生伟业。

  当然,正确地处理和转化这种挫折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但钟老这种大师就能做到。在现代社会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许中青年学者就往往做不到,他们只有学位、职称而没有修身养性就做不到。这里涉及到理想情操、文化修为、价值观念、心理健康和人生目标等一系列问题。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钟老那一批大学者为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献身精神,学习他们吸收所有人类先进文化的非凡眼界,学习他们沧桑厚重的风格和磅礴大气,学习学习他们宁静致远的淡泊之美。至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团队文化的生命可以传承、创新、开花和结果。

  钟老临走前,没有再给我们留下他个人的煌煌巨著,却留下了字字千钧的八个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12年来,民俗学在全球化下呈现民族主体文化的特征十分突出,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凸现,北师大成为中国民俗学派的发源地。

  在北师大,我们的教师团队,与其他学科相比,并不是人数最多的;但其中有多人在教育部学科建设、国家非遗保护和北京城市建设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个比例又是较高的,我们通过勤奋诚实的工作,去探索和接近钟老留下的学术目标。

  钟老临走前,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俗学在“中国语言文学”和“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下怎样都去发展,但我们的教师团队经过探索实践,已经建成了一个以民间文艺学为中心、以理论民俗学、现代民俗学、历史民俗学、技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民族民俗学和民俗社会学等为相关研究分支群的学科整体框架,而一个拥有长期的学术传统和现代多学科分支内生能力的学科建设模式是符合当今国际一流高校的发展趋势的。据有关权威数据统计,在钟先生辞世后,2002年至2014年,北师大民俗学学科连续12年在全国排名第一,全国高校民俗学学科的增长率,截至2011 年,增长2.9倍;截至2012 年,增长4.6倍;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近年民俗学学科建设模式的辐射效益。

  钟老临走前,没有告诉我们,在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后,民俗学怎样参与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却交给我们一份符合中国国情而今天看来极为意义深长的嘱托,就是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民俗学是多民族的,但它的国情边界是祖国。钟老生前身后培养的一批少数民族研究高级人才,12年来,在国内院校多民族民俗学教学科研中,在民族地区的社会维稳中,都发挥了突出作用。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新疆和广西等省区高校,都有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培养的重要骨干人才。他们在北师大时是钟老的一代弟子,走上工作岗位后,个人全身心地投入,或者是全家人,或者几代人,为多民族民俗民间文学研究和保护而努力工作,都有各自的贡献。例如,朝戈金与他的父亲布林贝赫教授对蒙古族史诗和蒙古族作家与民间文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尹虎彬对朝鲜族和汉族的比较民俗研究做出的贡献,巴莫曲布嫫和姐姐巴莫阿依对彝族史诗、民俗研究与少数民族课本教育做出的贡献,古丽巴哈尔家庭中的父女、丈夫和姐姐在搜集《玛纳斯》与研究相关民间信仰上的共同付出,等等。北师大教师团队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门看家课上双线上课,部分课程内容会涉及到多民族民间文学与民俗,还培养了一些少数民族博、硕研究生。据统计,民间文艺学,截至2011 年,增长2.71倍;截至2012 年(含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增长5.25倍,这也是可以告慰钟老的成绩。


  二、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历程与理据

  团队文化的背后是我国民俗学在我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建设中发展的理据,这是深层问题。我说的理性继承与发展,是说要回顾和思考钟老在这方面留给团队集体的财富,它能促使我们深入认识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途径与内驱力。我讲三个模式。

  ㈠ 五四文化模式:从文学三层观到文化三层观

  钟老从五四文化运动中走来,他留给了我们的这一阶段的学术活动模式,我们要首先去理性地思考。民俗学的最初成立与两个概念相关,一是民间文学,一是民间信仰。承载这两个概念的载体是体裁(genre)。民俗学于19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时,是与西方学者对国家社会革命与民间文学体裁的共同关注有关的。

  20世纪初,我国民俗学崛起,但走了不同的道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民俗学很早就把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关注转向文化运动,使文化建设成为我国民俗学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使民俗学的学术活动很快转向学科建设,钟老早在1934年就提出建立民间文艺学。

  钟老将五四文化思想转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理据,是他的“文化三层观”,他的这个观点是从“文学三层观”发展而来的,而文学三层观的背景是属于五四的。五四的这种文化思潮又与明清文艺思潮有关,不都是西学的影响。明清文艺思潮的转变是从明代复古文学派重新评价民歌开始的,他们受到元代戏曲成就的影响,对民歌的接纳呈开放心态,连对民歌的分类、分层和命名,也开始靠拢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明清新兴的时调小曲开启了民间文学体裁灵活多样、有说有唱、散韵相间的传承特质。它能各自独立、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同时比较依赖地方演唱传人的民间艺术体裁,这对后来上中下三层文艺的发展都有影响。明清戏曲发达,出现了向朝廷进献内府本的风气,内中夹杂了民间戏曲、讲唱话本、通俗小说和民间宝卷。在分层上,它打破了三层文学的界限。在理论上,它将“戏”与“曲”的两个概念整合,解决了上、中、下文化中的任何体裁都能入“戏”和入“曲”的问题。明清三层文学交汇的讨论还都能指出民间文学的非正统文学价值。

  五四时期,西学的输入,给民间文学体裁分类,这成为民俗学建设的一项基本功课。一些学者当时划分了笑话、谚语和谜语等体裁。但从总体上说,五四文化观还是与明清文艺思潮在通气。

  五四文化观的另一转向是白话文运动,它也再次改变了民俗学的行进轨道。五四学者发现,将中、下层文艺作为新文化改革依赖之大宗,其语言的浅俗,部分作品题旨的模棱两可,艺术形式边界的不清晰,迫使他们在推崇其口语魅力的同时,加强对它们的文本内容、版本差异、成书过程和使用方式的考索与解说。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赵景深、容肇祖等一批学者,都要通过整理原来十分零散的民间文学见解的工作,将之提升为一个思想系统。这些工作,强化了五四学者对本土口头传统的性质的识别和主动吸收,使之被从理论上划归为文化。另一方面,钟敬文等还有新的追求,他们要从本国史乘笔记的渊源钩稽,到印欧日民间故事情节单元,进行借用、梳理和比较研究,这些艰苦探索的结果,也促使将民俗学建成文化学科。

  钟老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贡献,是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也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

  (二) 经济文化模式:社会角色与社会分层

  五四文化模式让我国民俗学有了文化科学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学位办实行新的学科分类之后,民俗学正式进入社会学一级学科系统下进行建设。

  社会学的加入,给民俗学的研究带来了几个变化。一是“社会角色”概念的引入,带动民俗学者对“民俗主体”做研究,这与以往民俗学侧重对民俗事象和民间文学作品做描述是有区别的,我们曾假设民俗主体是一个“集体性”人群,并将“集体性”作为一个终极概念,不再去细化它,但近年我国这个主体开始分化。农村在空心化,主力人口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两个主体在城乡异地活动,每年很少聚合,或者常年不再聚合,已无法组成以往传承民俗民间文艺的共同群体。二是“社会分层”理论的引入,带动民俗学者从社会职业、收入、就业观念的角度,开拓研究新空间,这与民俗学以往分类而不分层研究是有区别的。我国当代城市布局中的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和西部城市,在城市群和城乡结合部等处,由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都出现了文化分层传统秩序失衡的现象。社会职业中的国营职工、干部和教师等固化状态开始瓦解,从长期农业社会留传下来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松动,农民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私营者高调地进入新的社会分层[3],这使民俗民间文艺生态链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巨大变动中,原有民俗民间文艺生态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群,转为现代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政府公共资金和社会福利投入的对象。而政府在这些方面投入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这类主体对象的情感变化,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公信力的感性认识。三是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中,民俗文化符号变身流失。2007年以来,我们连续7年对我国大学生做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当代大学生是新媒体、网络化、影视大片和通俗文艺的消费先锋,同时已对本土民俗文化符号感到陌生,这迫使我们思考优秀民俗传承国民素质化和中产阶级化的本土之路。四是在传统社会网络现代化转型的研究方面,“文化人”的价值受到关注。

  民俗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无疑带给民俗学新视角、新成果。

  (三) 国家文化模式:全球化下的社会文化建设

  五四文化模式不解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精神文化建设。目前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国家文化模式已经凸现。所谓国家文化模式,指对我国民俗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在全球化语境下,从民间主体与知识分子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两个主体出发,转变民俗学的研究思维,提升理论研究水平,拓展研究空间,促进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国务院发动、文化部领导下,全面搜集和登记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艺资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展非遗保护,又为这批国家文化资源的维护与传承提供了社会制度上的保障。一般认为,有了这层双保险,国家文化建设底气十足。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原因是这里面有许多绕不开的文化问题,它们与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文化传统进入现代社会管理框架后发生的矛盾有关。我国在经济社会大干快上后出现的大量掣肘问题,本质上都是文化问题。事实说明,现代化运动的本质是一场社会文化运动。这类问题单凭社会学解决不了。社会学解决社会问题,民俗学解决社会文化问题。民俗学应该发挥新作用。民俗学还要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和艺术科学等加强综合研究。

  在近期出现的许多绕不开的文化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即政府非遗行政管理与非遗文化空间建设的矛盾。我们看前三批国家级非遗清单,申请单一省域管理的非遗项目占87%,申请跨省或跨县管理的非遗项目占13%。这13%之所指,共有308个项目,我们称之为“文化空间”非遗项目。再看一下申报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越是历史长、影响大的非遗项目,就越有“文化空间”保护的需求。例如,“京剧”,由北京市牵头申报,但有6省联合申报;“中医传药制剂方法”,由天津牵头申报,但有9省联合申报;木版年画由山西牵头申报,但有4省联合申报;“社火抬阁”由河北牵头申报,但有13省联合申报等[4]。一旦“文化空间”非遗项目获政府批准,又会由于行政管理上的不顺,出现地方保护落空的现象,结果造成政府当奶妈,替地方投资保护,又不能解决属地文化利益的分配。这就是我说的与文化传统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三个矛盾。

  第一,非遗名录化与不同文化空间中民间文艺种类及其传承艺人的比例不对等的矛盾。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一些地区世界级和国家级民间文艺遗产分布集中地区,如北京,政府长期对优秀传承人、艺术家及其表演团体进行制度健全的行政管理,同时实现市场机制改革,这些团体精品节目众多,国内外演出活动丰富,艺人比例高于民间文艺种类数量,民间文艺生命力极强,如北京、江苏、浙江和内蒙古;二是在我国传统民间文艺分布发达地区,河北、河南、山西,上海、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沿海省份,地方文化空间相对保存完整,传统艺人仍有内生功能,艺人与民间文艺种类比例是匹配的;三是拥有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等复合型民间文艺体裁的省份,如西藏、新疆和云南,其艺人比例低于民间文艺种类,但艺人表演民间文艺种类的综合性强,如一个大型史诗和叙事诗的演唱包含了故事、民歌、戏曲、曲艺等十套集成的多个分类,但这时只保护艺人,就与史诗体裁的综合性和丰富性不对等。

  第二,文化空间保护与兼顾保护多地区与多民族文化权利的矛盾。政府对民族地区的非遗文化空间保护要加强使用民间非遗知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我国维吾尔族群众的聚居区,维吾尔族传统节日是古尔邦节。这是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民族信仰知识的节日。2012年,文化部下达了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经费补贴的决定,规定补贴覆盖全国的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就决定在中央政府补贴的四个节日之外,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范围内,自己要增加对古尔邦节等四个民族节日的文化补贴,这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补贴了八个节日,给“节日的文艺活动给予每场补贴20万元”,每年补贴100万元[5],比中央政府补贴的节日增加了一倍。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对非遗认知的文化知识和知识的价值观有历史传统和民族倾向,这种文化空间建设必不可少。

  第三,文化空间保护要解决民间文艺角色与中产阶级角色介入的知识产权问题。此指如何妥善处理非遗资源权利人、项目传承人和知识分子改编之间的版权之争。《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江浙两省跨省申报国家级非遗中获得成功,资源权利人为两省民众。但同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遭遇了版权纠纷,越剧作家的亲属状告演出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没有编剧的名字,没有支付稿酬,侵犯了编剧的著作权。

  政府管理申遗项目,此举五四没有,经济模式也不能解决问题。梁祝等民间经典被改编进入上、中、下三层文艺代表作的例子大量存在,现在的政府管理既要尊重民俗文化资源拥有者的权利,也要尊重知识产权,学者、作家、编导和表演艺术家对民间文艺资源二度开发的知识产权。在这些文化问题上,政府不作为,下级就会困难重重。

  而文化空间建设比申遗管理的行政纠缠的问题更为深刻,在于它触及到国家文化“公共财富”的观念革命的实质性问题。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主体说,也要克服三种浪漫主义的影响。

  新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曾以“抢救”成名,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说的是新文学浪漫主义,它把民间文艺视为可以保持国家文化特有质量的主体成分,但其实它是不能包办解决国家文化建设中的民间信仰和物质民俗等问题的。

  经济浪漫主义。此指经济增长GDP可以带动民俗文化建设。它的影响有两种表现,一是把民俗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偏见,二是把民俗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政策误区。

  非遗浪漫主义。它把民俗文化建设等同于非遗工作,这也是一种新浪漫主义思想。它不能处理以上提到的政府行政管理与非遗文化空间建设之间的矛盾。

  在世界文化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在我国加强文化强国的战略中,民俗学在研究拓展上,建立国家文化模式,这是学术目标,也是社会责任。目前很多西方国家、乃至非洲国家,都很重视民俗学者参与这种国家文化建设,以抵制全球化霸权大国以科技进步统一世界多元文化的吞食策略,抵御金元强国以经济增长控制别国文化建设权利的渗透手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俗、中国民俗研究机构和中国民俗学的问题,及其在与国家文化建设的互动中所持有的积极学术作为,就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期待。


  注释:

  [1]此文为作者在巴莫曲布嫫研究员和杨利慧教授等组织的“敬文民俗学沙龙”第21期上的讲稿,个别文字和图表有所删节。在座谈会上,杨利慧教授对沙龙的主旨和本讲的理论背景做了全面介绍,朝戈金研究员对本稿所涉及的核心观点和关键问题做了深入的学术评议;还有其他学者做了精彩的多角度回应,包括户晓辉、高丙中、尹虎彬、万建中、萧放、康丽和史玲玲等。上述学者所提出了一些值得再探讨的问题对作者也有启发,在此一一致谢!会后应巴莫曲布嫫研究员之邀发表此讲稿,以期进一步获得广大同行的指教。

  [2]在在讨论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方面,本人近期发表并在本文中使用的论文有:董晓萍《研究生导师的文化自觉和学问责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李有增、谢新水主编《研究生培养的国际视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9—42页。董晓萍《当代民俗文化的“新精神性”建设》,《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23-130页。董晓萍《从民俗研究社会史:民国时期一个家族企业的个案》,包智明主编《社会学名家讲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9—225页。董晓萍《政府非遗与民间非遗》,《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3] 在民俗文化生态链观点上,作者借鉴了李强的观点,并根据个人近年所做民俗调研资料做了引申讨论。详见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23—28页。

  [4]关于我国国家级非遗项目清单的资料来源与初步分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参见康保成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康保成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康保成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53页。

    转自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12477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