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学不易
作者 高峰枫 发表于 东方早报 2011-09-18 02:19
《北大偷学记：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
于仲达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285页，22.00元
作者正是在这“一塔湖图”间向诸多名师请益“偷学”
读过这本《北大偷学记》，我很佩服作者的毅力和恒心，他比很多在校生都更像北大学生。作者对北大情有独钟，但并未盲目崇拜，没有出现独立思考的瘫痪，敢于以“民间”的姿态进行议论和批评。
高峰枫
坦率说，买《北大偷学记》这本书，是冲着标题去的。国人对于北大，本有一种狂热。学术上不谈，单说媒体和商家，大家都心照不宣，凡沾上北大的，大多能制成轰动新闻或者热卖商品。这本书的标题和副标题共十六个字，单看这“十六字令”，“北大”的字样就闪现了两次，已足足吸引了不少眼球。“北大”之后还有“偷学”，这一偷一学，更是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蒙面大盗潜入学术的深宅大院，盗走镇宅之宝，这种惊悚又刺激的画面，不知要掀起几多心灵风暴。在中国第一、全球第一百（也有说第四十七）的高等学府，上演过这样一部学术侠盗片，就算你人在北大，也还是想探个究竟。
怎么“偷”？
书的腰封上用红字赫然写着“偷学十八位北大名师”，随后又用低调一些的黑字排出了这十八条好汉。认真说来，十八位名师并不都是北大的教员。细数一下，中文系教师七人（李零、陈平原等），哲学系（包括宗教系）教师七人（楼宇烈、王博等）。其余四位，有三人是来北大做讲座的外校学者（比如陈鼓应）。而最后一位，也是引领作者皈依佛门的精神导师，乃是在北大学习的圣玄法师。
作者三年间，穿梭于北大各教室，旁听了大量文、史、哲课程。他不图名，不图利，只为继续自己的精神求索，不做俗人。如今他从旁听过的老师当中挑出十八人，把他上课的感悟、学到的本领，以及对老师的评论都和盘托出，引领燕园内外的读者长驱直入北大课堂，这应当是件很有功德的事情。
可是什么叫作“偷学”呢？我最先想到的是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偷拳》。长大之后才知道，这是民国著名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的名作《太极杨舍命偷拳》。故事讲的是，杨露蝉从“剑眉秀目的富家公子”变成“秃眉垢面的哑丐”（第十七章），在太极名家陈清平家里做端茶送水的仆佣，潜伏了三年，为的是偷习秘不示人的太极拳法。后来，这个哑仆无意中暴露了身份，被师父擒获。但杨露蝉道出实情，师父被他的至诚所感，将其收为正式弟子，而杨氏也最终将这门偷学来的武功发扬光大。若以这部小说为范本，我以为真正的“偷拳”或“偷学”至少应具备两要素：一、所要偷的必定是独门秘笈、绝世武功，是师父们藏着掖着，生怕外人学去的真本事，否则犯不着去偷，正大光明去学就是了。二、偷学者必须经历一番屈辱和折磨，虽然不一定要像古时刺客那样“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为卧底动了真格，但也至少得像杨露蝉那样装聋作哑，屈身为奴，吃点苦头才行。
如果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那么作者在北大的“偷学”经历实在太舒服了。且不说北大是否还有任何不传之秘，也不说作者是否取了真经，单说偷学环境之宽松、师父们的大度、偷学者的自由，就连对北大有腹诽的人，在这事上都会竖起大拇指。根据书中的记述，作者和各位老师在课后频频互动，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学术讨论延伸到了回家路上，作者和老先生“边走边聊”、“总是缠着问这问那”（第28页）；下课晚了，边走边向“温和儒雅”的中年先生请教问题（第146页）；课后和七○后的老师亲切交谈（第202页）；和法师一起“用餐、散步、交流”（第127页）。总之，作者分明进的是雅典学园，哪里见得到一丝偷拳的屈辱和艰辛？
北大自有为人所称道的“旁听文化”，据说源远流长。谁要胆敢阻止没有学籍者旁听，那就是背离了民主自由的精神，真好比犯了天条一样。像作者这样一心向学的旁听者，一脚跨进的是旁听的自由王国，而且往往要比在校生更好学，向老师请益也更勇猛。所以，作者如果直说“旁听”，则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偏要说“偷学”，即便是一种修辞，也是言过其实。
学什么？
唬人的标题先放过，来看书本身。我先横着读一遍，又竖着读一遍。横着读，就是把作者旁听过的北大老师，按中文系和哲学系分作两组，每组七篇文章一气读完。竖着读，就是按照作者书中的顺序从头到尾读（我颇疑作者在篇章顺序的安排上没有花什么心思）。这样一读，便发现在“偷学”的主题之下，还埋着一条暗线，那就是中文系对哲学系的PK战。
我最初误以为这书是为北大作的软广告，或者是旁听生给先生们的感谢信。因为书里对名师的讲课，经常有些不假思索的赞美，比如这一段：“先生讲课心无旁骛，气定神闲，专心致志，丝丝相扣，记忆力惊人，口若悬河，思维敏捷，见解独特，低回婉转，余音绕梁，台风很好，一气呵成……”（第59页）读起来像是相声中的“贯口”，又像是粉丝为偶像订制的教学评估。但后来发现，作者对北大老师虽然推崇，但绝不迷信，自有一种局外人的清醒，非常难得。
作者从前最崇拜鲁迅，所以对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最重视。课听得一多，对中文系的问题看得就有几分清楚了，出语也无所顾忌。我们见识了自恋加自信、在课堂上高谈自己小说的老师（第242页），也听到了“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阶段”（第87页）这样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论断。但作者最不满的，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对一些教授热衷于摆弄西方理论的小配饰，作者颇有微词：“那些看似让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理论不过是雨过地皮湿，不起什么效果。”（第146页）不耍理论的学者，偏又滑向审美的极端，标榜“细腻”、“美感”、“雅致”和“情趣”。作者对这两派均不认可，对中文系培养方向也产生疑问：“依我听课的感觉，现在北大中文系也只能培养蹩脚的学院式的文学批评家，培养不出优秀的批评家来。”（第238页）
在中文系听课时间越长，作者失望、烦躁的情绪就越强。言语之间，不仅能听到对老师的批评，也有对学科的整体印象。比如评论某位老师“知识结构比较简单，尤其缺乏哲学和宗教素养”（第179页）。评价另一位，则曰：“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更没有对人本身足够宽广丰厚的认识。”（第247页）在中文系听课久了，让作者产生了一种轻飘飘的失重感觉。而就在此危机时刻，哲学和宗教忽然成为作者治疗文学软骨病的良药，也造成他学术兴趣的根本转向：“我干脆将旁听精力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上，在那里我有人文的浸润和灵魂的沉淀。”（第85页）在新学科里，作者发现了一块新大陆：“相比中文系的老师，哲学系老师的精神负载似乎要丰富得多，人格和精神内涵也厚重一些。”（第212页）在哲学系旁听的课程，主要是庄子、佛教、基督教一类的通选课，不算很艰深的专业课。但即使在这些思想的浅滩上，作者也证悟了不少人生道理。
作者“转系”之后的收获，若简要概括，就是告别鲁迅，转拜佛陀。作者初步接触佛学，便对自己往昔的精神偶像有所批评。他不再认同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而彻底改换门庭，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并非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张扬，而是每个中国人需要养成尊重秩序和规则、对自己的欲望和本能做一定的克制的习惯”（第32页）。从这句来看，我觉得作者所偷学的恐非正眼法藏。这样老气横秋的议论，实在不需要跑到北大、靠辛辛苦苦地偷学才能获得。作者在前言中曾自道身世：“大约二十六岁那年，我开始认真读鲁迅，稍后读周作人、庄子和慧能，近年读佛经和《圣经》。这样的阅读，的确是在老老实实地进行文化补课，于我十分有裨益，让我减少了一些浮躁凌厉之气。”（第6页）可是，一旦“浮躁”变为平和，“凌厉”变为老成，剩下的便只有“先把自己管好，然后再帮助别人”（第46页）这样无力的口号。
作者的转变，究其原因，或许和他旁听的课程不无关系。作者听的大多是面向本科生的全校通选课，动辄两三百人（部分课名可见第3，145，185，201，217等页），结果收获的多是一些浮泛、大而化之的“思想”，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似乎没有太多心得。我所说的浮泛的“思想”，尤其指书中对宗教和哲学根本问题大量失真的概括、或者宽泛到无以复加的总结。比如这一句对比基督教和佛教，就很有代表性：“基督教倾向于从外部环境来认识苦难，比如自然与社会意义的恶，佛教则更多地把重点放在个体生命的经验纬度，从内在体证的路径来认识苦难问题。”（第123页）这样简单的内与外的对立，对耶稣和释迦都有些不公。这是因为作者的理解有些许偏差，还是老师们授课讲得太过简略，个中原委就不甚清楚了。
无所偷
看完这本书，等于循着作者的心路历程，在北大各课堂里走了一趟。作者是七○后生人，算起来应该不到四十岁，但书中处处透露出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感。作者先崇拜鲁迅，通读《鲁迅全集》。在北大旁听后，在2009年“先初步信仰基督”（第123页），而后旁涉道家和佛教，最后“有幸结缘台湾来大陆读哲学博士的圣玄法师并皈依成为她的弟子”（第8页）。按照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从当时狂热的追捧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现在倾心庄子、慧能、佛陀和基督，我的生命也经历着冰火两重天的变化。”（第271页）在短短三四年里，就能出入耶、释、道三教，自由穿越；在湖光塔影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师父圣玄法师四十多年的修炼（“据悉她在皈依佛门之前曾分别研习道教、基督教各二十余年”，第124-125页），这样的速度，让人不禁担忧作者的信念是否可靠，能否持久。
读过这本《北大偷学记》，我很佩服作者的毅力和恒心，他比很多在校生都更像北大学生。作者对北大情有独钟，但并未盲目崇拜，没有出现独立思考的瘫痪，敢于以“民间”的姿态进行议论和批评。他对中文系的评骘虽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公允，但也不都是狂悖之言。也正是这些激昂、或许偏颇的议论，让我觉得作者现在虽号称佛门弟子，内心仍然是鲁迅的学生。
前面说过，这书的一条暗线是中文系对哲学系的PK战。中文系其实并不算完败，写李零的一篇就为中文系扳回一分。作者记录了李零在课上很多的议论（110-118页），读上去，胡萝卜就酒，嘎嘣脆。若今后有人编辑《李零语录》，这本《偷学记》或许就可资取材。只可惜，作者只顾抄语录，于其中的含义未能多加体会。比如这段话，我觉得其实就很对作者的症状：“人们在阅读经典时第一要尊重古书，了解古书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再来谈用不用的问题，不要把古书当做一个药方。”（第115页）作者读《庄子》也罢，读圣经也罢，读《坛经》也罢，背后隐隐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古书可以不经转化、不经变通，直接拿过来，便能对来自江南S城的一个现代青年有直接的心灵滋补。作者对释、道、耶三家元典非常崇拜，总希望于不从研究入手，不看注释、不读训解，便直悟三教的根本道理，我觉得这就是错认古书为药方所致。倘若作者对李零清醒、妙趣横生的议论多加体会，精神求索定能更进一步。遗憾的是，碰上一个真正值得偷学的人，却失之交臂，由此可见造化弄人，偷学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