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宝

  事实上陈源的攻击完全是误听人言的无中生有，用胡适后来的话说，陈源“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胡适致苏雪林信稿》)顾颉刚虽没有参与陈源与鲁迅的论战，可是顾当时也认为鲁迅有抄袭之嫌，并在一次与陈源的谈话中流露出来，后来这纯属私下谈话的内容被陈源在报上公开发表出来(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这自然开罪了鲁迅，以鲁迅的性格这种人身攻击自是不能原谅的，鲁迅把顾颉刚划到陈源一派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就为二人以后在厦大的矛盾埋下了伏笔。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胡适在致苏雪林信中谈及此事时，比较公允地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这封信算是为这起公案做了一个定论。

　　鲁、顾矛盾，除了历史原因，也有因顾不谙世事造成的。川岛(章廷谦)来厦大，便是一例。川岛是语丝派的同人，与鲁迅交好，鲁迅开始并不赞成他来厦大。顾最初也反对他来厦大，曾劝林语堂不要聘他，“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顾颉刚致胡适信1927.4.28,转引自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后来听说林语堂有意聘川岛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又写信通知了他；在川岛到厦大当天，“又有顾先生派人给我们送来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川岛语)。如此一来，便给鲁迅留下了口实，觉得顾是一个口是心非的阴谋家。同时，由于顾颉刚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给人留下了一些话柄，进一步扩大了他与鲁迅之间的裂痕。但两个人在厦大时并没有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

　　与顾颉刚等人的矛盾是鲁迅决定离开厦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鲁迅离开厦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林文庆任用化学博士刘树杞担任教务长、校长秘书，兼任国学院顾问，刘不懂国学，却掌握财权，权欲很重，经常干涉国学院工作。一九二六年，陈嘉庚在南洋经营受损，厦大经费也受到影响，学校开支减少，国学研究院出版计划也受到波及。刘在经费分配上又欠公平，引起了林语堂、鲁迅等人的不满。用鲁迅的话来说“校长有些掣肘”，林语堂的工作处处受到影响，鲁迅对林语堂也开始感到失望。不久，学校当局又开始克扣教师薪金，引起更多的人不满。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向林语堂提出辞职。开始学校和林语堂竭力挽留，但鲁迅执意要走，学校和林语堂最后也只能同意。林语堂后来在《悼鲁迅》一文中谈及此事时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其无奈也是可以想见的，鲁迅辞职后，林语堂不久也辞职了。

　　鲁迅的去职在厦大引起很大振动，学生发起留鲁运动，几成学潮，为了转嫁矛盾，林文庆故意向媒体放风说鲁迅离开是因为胡适派排挤，这一点在川岛文章中也得到证实：“学校当局则推得一干二净，说鲁迅先生的要走，是因为从北京来的一伙人当中，有胡适派和鲁迅派，他们自己内部闹开了，学校留不住，与学校无干。”(川岛《与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而胡适派的人则认为鲁迅“他是因为‘月亮’在广东，厦大的生活太苦，所以要去的”。(同上)这个月亮即指许广平。鼓浪屿上的《民钟日报》也刊登了同样的消息。见鲁迅去意已决，“于是校方就宣布说，鲁迅之来厦门，原是来捣乱的，不是为了来教书。”(同上)在鲁迅看来，校方与现代评论派的人(主要指顾颉刚)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现代评论’派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结合。”因此更不值得留恋，一月十六日，鲁迅离开厦门从水路前往广州。跟随他走的还有十几个厦大学生。

一月十五日，顾颉刚还到鲁迅住处为他送别，甚至鲁迅临行前，顾还到船上与鲁迅话别。这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此时两人矛盾并未公开化；一是顾颉刚出于对鲁迅的尊敬，还是想极力缓和二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晚辈，他也无意得罪鲁迅。现在看来后一种可能更大一些。

　　虽然看起来，两人还维持了一种表面上的礼貌，但事实上，鲁迅对顾内心的反感和嫌恶是很深的，这在他当时致川岛和许广平的信中多有反映。多年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对此仍念念不忘：“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甚至不忘刻薄一下，“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从这些当时并未公开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在厦大时对顾颉刚的成见已经很深，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只是顾颉刚自己并没有完全察觉。或者说就是察觉了一点也没有认识到两人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这也可以看出顾颉刚书生的一面。

　　迅离开后，顾颉刚与林文庆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觉得厦大虽钱多，但并非做学问之地，于是也产生了离开厦大的念头。恰好此时接到燕大和武昌中山大学的聘书。正在犹豫不决，又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此时广州中山大学改建，戴季陶为校长，朱家骅为副校长。为扩大实力，学校聘请了鲁迅、傅斯年、罗常培、杨振声等一批名教授。这次聘请顾颉刚的是他的朋友傅斯年。

　　傅斯年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自德国返国，应聘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后改文学院长)兼国文史学两系主任。鲁迅任文科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傅主持文科学长后，力主网罗一批知名学者充实师资，作为朋友和史学界新星，顾颉刚便是他力主聘请的名教授之一。从一些资料看，傅斯年未到中大前，学校已经聘请过顾，而且是与鲁迅一起聘请的。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顾颉刚回忆，当时广州中大并不知道厦大风潮中，顾、鲁二人之间的矛盾，中山大学委员会决定聘请他与鲁迅，当时孙伏园到广东参观，学校把两份聘书交孙转交，孙却没有将聘书交顾颉刚，“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顾颉刚自传》)从资料看，后来中大来信催他，显然是傅斯年的邀请。

　　鲁迅对顾颉刚的不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顾显然是知道的。且鲁迅已先行一步到中大，以鲁迅之性格，顾若接受聘请前去中大二人必然再起冲突，以常理，顾颉刚避之惟恐不及，为什么偏偏还要去中大呢？且以顾当时的地位名声，并不愁没有地方去。分析起来，顾之所以坚持去广州中大，一方面是因为老友傅斯年的力邀，另一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我不离开厦大，鲁迅更要宣传我是林文庆的走狗，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我也更没有法子洗刷。我现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说这句话了，看他用什么方法对我。”(《顾颉刚自传》)在致傅斯年信中也说：“兄如不来，分明是站在林文庆一边了，将何以答对千秋万世人的谴责？”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去了中大，至少鲁迅不会认为他是林的死党了。

　　然而事实证明顾颉刚到底还是书生。他认为自己到了中大，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根本没有想到此时鲁迅与他的矛盾已经不能调和。听说顾颉刚要来中大，鲁迅便对人说，顾颉刚一到他就走。态度十分坚决。从顾颉刚对来中大这件事的处理，也可以看出顾颉刚性格的复杂性：一方面性格倔强，明知鲁迅未必乐意与他共事，他还是执意来中大；另一方面也反映顾阅人不深，不谙世事，更不了解鲁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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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宝

四月十八日(一说十七日)，顾到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顾颉刚来了，便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便不上课了。当时中大学生是把鲁迅当作“思想界的权威者”来欢迎的，鲁迅初到时还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可见鲁迅在学生中受欢迎程度。学校和傅斯年做鲁迅工作希望他留下来，但他表示与顾势不两立，坚决要走。“他以不愿和顾颉刚同校授课的理由，突然辞职带着那时尚是助教的许广平去上海了。”(钟贡勋《文科重要与教授形形色色》)

　　这件事还可以从鲁迅的好友许寿裳那里得到印证。傅斯年说顾颉刚将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许寿裳)

　　顾颉刚十七日到广州，鲁迅真的不上课，二十日就辞职。当时鲁迅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学生为此罢课三天。为了缓解矛盾，学校决定派顾到外地给学校购书，但鲁迅还是辞职了。不久在孙伏园编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登出一封鲁迅致孙的信，信中说：“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信中还把顾、傅说成“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九号刊登孙伏园《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的文章，上面有鲁迅学生谢玉生给孙伏园的信，其中说：“迅师此次辞职的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原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

　　鲁迅致孙伏园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致章廷谦(川岛)信中说：“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这里的鼻及红鼻都是指顾颉刚，信中不仅看出他对顾颉刚的不满，甚至已经有了人身攻击的嫌疑。此后信中“鼻”这个字眼频频出现。不仅如此，还不忘顺便刻薄一下顾颉刚：“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预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六月二十三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用口吃的人。”这已明显有人身攻击之嫌了。

　　当时顾颉刚正在杭州购书，看到报纸大怒，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通过法律解决彼此争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顾颉刚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鲁迅回信说：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信八月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下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当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

　　著安！

　　鲁迅

　　鲁迅这封回信十分调侃，充满了讽刺意味。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又谈到此事：“鼻盖在杭闻我八月中当离粤，昨得一函，二十四写，二十六发，云：九月中当到粤给我打官司，令我勿走，‘听候开审’。……实则他知我必不恭候，于是可指我畏罪而逃耳。因复一函，言我九月已在沪，可就近在杭州起诉云……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实为之’哉。”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鲁迅致章廷谦信中再次提到此事：“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又在信中讽刺道：“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又说：“好在近来鼻之起诉计划，当亦有所更改或修正，我亦无须急急如律令矣。”

　　十月，顾颉刚返校时，鲁迅已经离开，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但两人恩怨并没有至此结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鲁迅创作小说《理水》时(后收入《故事新编》)，仍不忘对顾颉刚进行暗讽。鲁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大学，“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小说中的鸟头先生、口吃、鼻红等与鲁迅此前的信联系起来看，显然便是影射顾颉刚。后来鲁迅大约也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曾对人承认自己《故事新编》中的一些小说不免失之油滑。

　　其实，这并不是鲁迅第一次在作品中影射顾颉刚，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发表的《阿Q正传》。在小说第一章序里就阿Q的名字，到底是阿桂还是阿贵，鲁迅借题发挥，稍带讽刺了胡适及顾颉刚，“……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当时胡适在写《红楼梦考证》，刚刚大学毕业的顾颉刚正为胡适搜集曹雪芹身世的有关资料。鲁迅当时为什么要在小说中稍带一笔呢？据顾颉刚看：“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至此，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恩恩怨怨从此也便画上了一个句号。

马知遥

文人间的争斗也是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