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顾颉刚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鲁迅致孙伏园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和国学大师，顾颉刚一生与同时代许多名人学者过从甚密，有的关系非同一般，其中与鲁迅的关系最富戏剧性，也最值得玩味。这里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自也是十分复杂，难以一言蔽之。
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厦大共事期间，在此之前，两人虽同在北京，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如果说两人之间有什么联系，顾颉刚至多是因为鲁迅与胡适、陈源的论战，间接受到一些波及。两人真正接触，是在一九二六年应聘厦门大学，成为同事之后。二人成为厦大同事之后，各种因素凑合到一起，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最后竟发展到分道扬镳甚至势同水火的地步，这不仅是顾颉刚没有想到的，大约也是鲁迅始料未及的。顾颉刚后来在自传中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虽是一家之言，却足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兴建的，一九二一年正式开办，到一九二六年秋，学校已拥有师生四百多人。当时，担任校长的是英籍新加坡华人医学博士林文庆。考虑到林语堂是福建人，兄弟又多在厦门，林氏便聘请林语堂回厦门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和国学研究院总秘书，筹备厦大国学研究院。林氏聘请林语堂到厦大，目的是想借助林语堂的影响网罗一批名教授，扩大厦大的影响。林语堂到厦大后，果然不负众望，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替厦大从北京聘请了沈兼士、鲁迅、孙伏园、顾颉刚等一批知名教授。
当时北京正处于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北大又经常欠薪，头一年的薪水第二年还发不下来，许多教授生活十分困顿。此时，厦大根据陈嘉庚的意思，对名教授薪水从优，条件也远比北京丰厚，因此对一些教授还是有一定诱惑力的。这也是一些人愿意南下的一个原因。当时厦大给鲁迅的薪水大约是每月四百元，主要讲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鲁迅接受聘请后于九月四日到厦门。
鲁迅到厦大，除了不满北京的政治气氛外，主要是因为林语堂的关系。林语堂是语丝社成员，虽比鲁迅小十四岁，两人却一向关系不错，鲁迅可以说是出于朋友间的帮忙才来的。这一点从鲁迅的朋友川岛(章廷谦)文章中也得到证实：“我们怎么忽然会从北京路远迢迢地赶到厦门大学去的呢？主要是因为林语堂的关系；他要回到厦门大学去做文科主任，并且厦门大学要创办国学研究所，就把我们拉去了。”(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
顾颉刚接受厦大的邀请，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由于学校欠薪加各种借贷，此时顾颉刚已经欠下了各种债务近三千元，正为生计发愁，忽然接到厦大聘书，且薪水从优，便答应了。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受了衣食的逼迫，浮海到厦门”。一九二二年，顾颉刚第一次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鸣惊人，成为史学界新星，各大学争相聘请。厦大聘请顾颉刚主要也是看中了顾当时在史学界的名声。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开始林语堂发给顾颉刚的是普通教授聘书，八月下旬顾到学校时，因其主编《古史辨》出版，声名大噪，林语堂临时又改聘他为研究教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国文系教授。研究教授比教授还要高一级，这样年仅三十四岁的顾颉刚在厦大就等于与鲁迅平起平坐，享受同等待遇了。这对于一个从未喝过洋墨水，毕业才六年，年仅三十四岁的人来说，这种晋升确实是够快的了，所以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刚到厦大时，顾颉刚与鲁迅还是相处不错的，因为都是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所以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同在一处吃饭。同年九月顾颉刚还送了鲁迅一本宋濂的《诸子辨》，鲁迅也请日本友人为顾颉刚查找《封神榜》有关资料(顾颉刚并不是自己要而是帮胡适忙)。但这种表面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太久。
矛盾的直接导火索是顾颉刚推荐了几个熟人。顾一向缺少心机，乐于助人，同学朋友求他推荐工作基本上来者不拒。到厦大后，碍于同乡和同学关系，顾先后推荐了潘家洵、陈乃乾、容肇祖等人。这种荐人方式在那个年代其实很通行，问题是顾颉刚忽视了此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芥蒂。而且，这些人不是顾颉刚北大同学就是朋友同乡，因有北京时的嫌隙，自然引起了鲁迅的误会。这一点在鲁迅致许广平等人信中多有反映。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九月二十五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又说：“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似皆他所荐引……”随着矛盾的加深，鲁迅怀疑日深，在九月三十日致许的信中指责顾颉刚说：“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从这封信看，鲁迅当时情绪已经到了愤怒的边缘。十一月一日致许的信中说：“……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十二月十五日致许的信中又说：“惟顾颉刚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在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至少有六七次提到顾颉刚在厦大荐人的事，他对这一点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顾颉刚有意在厦大扩大现代评论派的势力。事实上，鲁迅信中提到的有些人并非是顾所荐，也看不出顾主观上要在厦大扩大现代评论派势力的意思，但由于当时厦大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顾也没有很好地与鲁迅沟通，所以很难消除鲁迅的疑虑。
表面看来，两人之间的矛盾是因顾荐人引起的，但从鲁迅信中的几个关键词胡适、陈源及现代评论派来看，仍然透露出一些深层的信息。在鲁迅看来，顾是现代评论派的，或者说是胡适、陈源的人，意思都是一样的。顾在北大时曾师从胡适，毕业后一度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搜集过资料，胡适对顾也很关照，胡顾师生关系密切，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鲁迅自然不会没有一点看法。更为不满的还因为陈源的关系。一九二四年年底，北京女师大发生学生运动，校长杨荫榆无理开除三名学生引发一场风潮。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马裕藻、李泰芬等七名教员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学生，陈源在现代评论上以“闲话”名义，发表《粉刷毛厕》等文章，为校长杨荫榆开脱，指责鲁迅暗中挑动风潮，由此引发一场激烈论战。随着论战深入，论战变成了人身攻击。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公开指责鲁迅：“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又在《剽窃与抄袭》一文中指责“思想界的权威”鲁迅“整大本的剽窃”。这种人身攻击自然引起鲁迅激烈反击。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不是信》，针锋相对地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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