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进入民俗的内部 刘锡诚 2004年9月6日于北京
象征：进入民俗的内部
——《中国象征文化》学术讨论会（昆明）发言稿
各位朋友：
首先让我遥祝《中国象征文化》的出版和讨论会的举行。
收到瞿明安先生寄来他本人和居阅时先生共同主编、许多熟悉的老朋友参与撰著的《中国象征文化》一书，真有点儿喜不自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慧眼，把对关于“象征”的研究，看作是他们设计中的“创新”的“学术”。
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接触和关注象征问题的，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其间，虽然也偶而读到一两种有关民俗象征和文学象征的图书，但总是感觉被一种无法言说的学术寂寞所笼罩。尊著的出版，正在把这种学术上的寂寞感一扫而空。
我国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受传统的羁绊太深太重，沉溺于所谓“国学”的研究之中，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轻视下层文化。虽有“五四”时期若干文化革命的先行者对下层文化的大力提倡，然这种被忽略和被轻视的状况，在近十多年来，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亟待辩证，中国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亟待整合。这个问题很大，一时难说清楚，我在为学苑出版社主编的《三足乌文丛》总序里已经做了简要的表达（略作删节，以《整合：岁首纪感》为题，发表在2001年2月28日的《中华读书报·家园》上），这里不占用大家的时间。而“象征”乃是中国下层文化的一种独特而常见的思维方式，虽然有时也被上层文化所吸收或融合。
十多年前我在着手把象征作为研究课题时，曾拟定了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编一部象征词典，把属于象征的事物、事象，尽其可能地收入其中，以引起国人的注意和普及。经过几年努力后，《中国象征词典》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但我对这部词典并不满意。因为那时我们对象征的整体认识水平和研究水平才刚刚起步，而在整体学术水平还比较低下的情况下编写的这部词典，其学术水平当然也无法苛求。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是谁也无法超越的。事过十年后，去年，有一家著名出版社约我修订再版，但我没有答应。这不是我傲慢不逊，而是觉得象征研究还没有达到整体研究的时机，现在需要的，仍然是分体的研究，只有分体研究水平提高了，成熟了，整体研究才有可能进行。
第二个项目是，组织人员撰写一部《象征论》。这件事曾委托一位年轻的学者主持，但由于种种原因，拟议中《象征论》一直无法实现。现在看到你们撰著的《中国象征文化》一书，就像是看到了我想象中、计划中的那部《象征论》。因此，当我看到这部书时，也就比别人有更多的感情，也有更多的感想和感慨。我在心里祝福它的出世。《中国象征文化》的体系是否周密、是否得当，还可议论。在我看来，那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它是一部建立在象征问题的分类研究基础上的合集。如果苛求它，也许每一个执笔者在其所论的范围内，特别是在关于象征问题的积累上，还多少有些差异，行文也参差不齐，但应该肯定的是，这毕竟是中国学者在本土象征文化研究上走出的第一步，坚实的一步，因而也是令人欣喜的一步。
最近，我也追随在朋友们的后面，写了一部题为《象征——民间文化思维模式》的专著，列入该社出版的《三足乌文丛》，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撰写和出版，也是企图在象征问题上一个一个地去作分体的研究，一共论述了十个问题，不成体系，充其量只能表明我在象征研究上，没有因学术上的寂寞而轻易放弃而已。由于学识的浅薄，特别是古典文献修养的薄弱，开掘不深，对许多常见的象征事物和表象，不能自如地作由此及彼的探求，更没有达到触类旁通的学术境界。
关于象征，没有多少可供我们接受和使用的现成的定义。我国学界对象征的研究，正如你们书中所说的，起步较迟，前人的零星论述、点评文字，没有人加以系统整理，而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则甚为薄弱。近十年，有些青年学者（主要是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在象征的分体研究上，个案研究上，作出了一些成绩，出版了几本专著，令学界耳目一新。在我看来，象征的分体研究，仍然是最迫切的。
象征研究，对于一些相关的学科来说，是从表层研究到深层研究的跨越。如民俗学，传统的民俗学，多是在田野调查上，或作民俗志的描述，或作专题性的描述，而没有深入到民俗事象内部去寻找和探求其规律性的东西。这显然是阻碍着民俗学提高甚至使民俗学的学科更趋完善的一个障碍。而象征研究，目的在揭开隐蔽在民俗事象背后的那些含义（这些含义往往因为时代或地区的转换而变得神秘莫解），并从多学科的角度对这些含义作出自己的阐释。比其传统的民俗学方法来，象征研究则显然更接近了民俗的内部和深层。又如思维学。过去我曾对象征有过一些解释，但现在我更倾向于把象征理解为一种思维模式。象征的构成，常常扑朔迷离，它之所以能在一定的人群中交流和沟通，就是因为这些人群中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否则象征就变得无可索解，人们也就无法沟通。
因为前几天才收到你们的大著，未及细读，因而还谈不出切中肯綮的意见，只能说一些感想，借以来祝贺大著的出版。谢谢！
刘锡诚 2004年9月6日于北京
